许燕妮

（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 四川成都 610213）

“五四”时期“慈母”文学形象评析

许燕妮

（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 四川成都 610213）

母亲形象是作家笔下一个弥久更新的文学话题。由于母亲形象自身的丰厚性，同时，各时期的作家赋予母亲形象以富于时代特色的文学描写，都不断丰富着这一文学形象。

“五四”时期；“慈母”文学形象

母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文学形象，具有其他文学形象无法比拟的丰满性和丰厚性：她不仅代表着母亲形象本身，也是祖国、大地、自然等的代称，是一个意蕴丰富的意象。凡此种种，都可以从史前人类对“原母神”的尊崇中找到源头。在荣格那里，母亲成为一种原型，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对象。与母亲多样的意蕴相比，母亲不仅是现实中的称谓，更承载着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观和道德观，形成“作为女人最坚强的原始本能与她最伟大的文化职责的高度融合”的具有神性色彩的母亲形象。

五四不是必然造就慈母的时代，但是慈母的形象却必然出现在五四。在五四这个集体“弑父”的时代，对母亲和母爱的张扬成为这个结构性缺失中的补充，也是女作家们集体书写自我的一种策略。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母亲之爱的高扬背后深藏着“五四”精神和女性作家们没有付诸言表的因素，这就是这一代作家集体书写母亲的内在原因。

一、最为独异的就是开创“问题小说”之先的冰心

《超人》(1921)和《悟》(1924)这两篇论辩性很强的小说中，冰心肩起了“爱”的旗帜，将其上升为“爱的哲学”。《超人》中冷心肠的青年何彬，相信尼采的爱和怜悯都是恶，因救助了跑街的小孩禄儿，接受了禄儿的一个花篮，最终他意识到“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悟》同样表达了这种“爱”的拯救力量，将“爱”与广阔的社会，与个人的人生联系起来：“有了母亲，世上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这样“爱的哲学”更多的表现在她的散文和诗歌中，通过对爱的抒写，表现了青年一代对社会和人生的探索道路。纵观冰心的创作，她的“爱的哲学”的内涵包括有自然、母爱和童真。这三个方面并行于冰心创作中，有学者认为自然之爱和童年之爱是母爱的补充和延伸，同时也是实现母爱的方法和手段。并行构成冰心爱的哲学的三个支柱的内在关系。在她的诗歌中就有这种融和：“造物者——/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从“我”到“母亲”，到“小舟”，到“大海”，层层递近，以母亲为中介，架起童真之爱、自然之爱，母亲是我通向遥远世界的桥梁，最后建构起一个充满母爱光辉照耀的温情世界。

同样，同时期的其他女性作家陈衡哲、苏雪林等，也在文本中不余遗力的表现着理想化的母亲。母亲形象的凸现是通过将母亲、母爱与其他感情冲突的外在关联性，架构起对母亲的人性俯视和作家自我的女性意识。陈衡哲《一只扣针的故事》(1906)是关于“爱情与义务的交战”的故事，西克太太丈夫死去，西克太太为尽到完满的母亲的义务而没有接受年轻时所爱的马昆结婚的请求。苏雪林《棘心》(1929)开篇题旨就是“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爱的母亲。”醒秋的母亲是一个受压迫的旧式女性，贤德、忍辱负重、孝顺、身受祖母的刁难而依然孝顺长辈和宽容、慈爱的对待晚辈。母亲在作者眼中如同“完人”，是中国传统妇女贤孝的典范。而这些都是通过杜醒秋面对自由爱情和包办婚姻中表现出来：“我觉得世界上最可爱的人除了母亲更无其他，而我爱情的对象除了母亲，也更无第二个了。”

同时期，相对于理想化的母亲来说，另一类型是对象化的母亲形象，她们是现实具体的母亲。凌叔华《杨妈》(1930)中杨妈是一个善良、愚忠的母亲形象，顽劣的儿子出走后，年老体弱的她带上为儿子缝制的新棉衣，一遍遍的出去寻找，最终追随到遥远的甘肃，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她以对儿子的爱和儿子的存在彰显自我的存在，社会的压抑内化为自我的压抑。作者并没有将她上升为一个崇高、伟大的母亲形象，此时其他的作家还沉湎在女儿的视角来写母亲，凌叔化却采取与母亲平等的视角。从叙述视点上来看，摆脱了将母亲神话的可能。

五四时期女性作家关注的“母亲”主题，都牵涉到对“母爱”的尊崇。爱，在文本中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情感概念或情感主题，而是“一种更具有悲悯性的、弱者的、反侵犯的文化的萌芽。它的目的旨在为包括女性在内的弱者——被统治者提供生存的文化依据。”此后，几辈作家依然以母爱为表现母亲的核心词汇，但是再也没有出现以“母爱”为武器，去对抗封建遗毒，争取获得与五四一代“逆子”拥有共同的话语空间，外化了这一时期文本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动。

二、五四女作家集体性的书写母亲或母爱，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学现象，分析原因如下：

(一)五四时期，早年有过受教育经历的女作家，由于自我的社会不自足性，她们在相对更加切近母亲的视点上，洞悉到作为同性的母亲形象在文学中有更多的表述空白。母亲在五四时期成为控诉封建道德的主要代言人。

(二)自然和社会的身份给予她们这一独特赐予外，也束缚了她们继续深入探索女性奥秘的步伐。用母亲形象的书写来庇护作家自我形象的不完满性，并借此言说对社会、人生的观点。除了与女作家成长和生活背景有关外，还与她们处理现实与传统的矛盾有关，反封建的毅然性和与传统的不敢决然性，导致女作家面对母亲题材的暧昧性：离不开母亲形象，但又不能对母亲生理、心理深入书写。

(三)反封建是五四运动的主流话语，现代理性和传统理性的斗争，不仅反映在女作家借母亲的力量控诉封建旧道德的罪孽；同样也反映在女作家从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大家庭女儿到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的过渡过程中，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是与男性作家相同的个性解放、婚恋自由问题。以上因素决定了这个时期的短暂性，随着民族、阶级矛盾上升为国家的主要矛盾，现代和传统的较量演变成为大我和小我、国家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女性以泯灭自我，从而融入社会主流话语，这个问题将在苦难之母的论述中详细剖析。

为女、为妻、为母，这些以家庭存在为基础的传统女性形象，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人类历史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取代了血缘关系的氏族社会，女性的地位由崇拜的对象而渐趋卑微。同样作为女性的母亲似乎是一个特例，从母系社会沿袭下来的母神意识为历代文人所称道，母亲因其负有生育的职责而赢得社会的普遍尊重。但是母亲并没有和为妻、为女的社会地位相分离，她们同样要遵从“三从四德”等封建专制的规则，家庭是她们的全部天地，自然分工的差异造成了社会的压迫。在人类的历史上，除了人类的始祖这一角色外，母亲的文化功能始终是父权的配合者和宣传者，在这个过程中，母亲身份的文化内涵经历了母系文化的崇高象征，到父权的附庸者，再到女性性别内部充当男权社会的代言人。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子承父业”链条第一次断裂的标志性事件。对女性的关注也裹挟在社会文化的变更中，使女性/母亲能以独立的性别身份屹立在现代文学中。也为母亲谱系的梳理奠定基础。

[1]方锡德.文学变革与文学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3.

[2]冰心.繁星·春水·寄小读者[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88.

[3]苏雪林.棘心[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4]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22.

"Mother"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May 4th movement image evaluation

Xu Yan-ni
(Armed Police Officer Colleg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Major, Chengdu Sichuan, 610213, China)

A mother's image is long update literature subject to the writers. Due to generous mother image itself, at the same time, the writer gives mother image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flavor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ry description, constantly enrich the literature image.

the period of May 4th movement; "Mother" literary image

I206.6

A

1000-9795（2014）09-000046-02

[责任编辑：周 天]

许燕妮(1982-)，女，河南固始人，现为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大学语文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