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红霞

（长沙师范学院徐特立研究所 湖南长沙 410100）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不仅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我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许多人，如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蔡和森、王若飞、李立三、肖三等，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骨干成员。以43岁大龄毅然赴法的徐特立，后来也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并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在赴法之前，徐特立自述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五年留法归国后，不久便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并于革命最艰难的时候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人民教育家”，由此可见五年留法经历对徐特立教育思想影响之巨大、之深远。“徐特立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因此成为徐特立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将分析和梳理文献，探析徐特立赴法勤工俭学的原因。

一、张敬尧的通缉与徐特立赴法勤工俭学无关

由长沙师范学校编写、陈志明执笔的《徐特立传》这样描述徐特立赴法勤工俭学的原因：“1919年，湖南民众掀起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徐特立一方面联合其他学校校长，带领教师向张敬尧索薪，另一方面还往返于城乡之间演讲，揭露张氏兄弟的罪行，以致被张敬尧诬以通匪罪名明令通缉。面对这种情况，早已有意出国学习新知识的徐特立，决定赴法勤工俭学。”［1］《徐特立传》成书较早，出版于1984年，再加上长沙师范学校与徐特立及其后人均联系密切，该书现已成为徐特立研究的重要文本，后来的研究者均以此为本，将徐特立遭到张敬尧的通缉作为其赴法的直接原因。如湘潭大学李逻辑在《徐特立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文中便明言“徐特立参加驱张运动而遭到通缉是其赴法的一个直接原因。”［2］

但事实上，《徐特立传》中的提法颇有模糊之处。（1）张敬尧督湘以来，将湖南省教育经费由每年80万元减半，所发教师薪水也由八折逐渐减至四折，甚至拖延不发。且张敬尧所发薪水均为纸币，以六串当银洋一元，当教师将纸币到银行兑换银洋时，需十五串甚至三十串才能兑换银洋一元。1919年2月，教师所领薪水只有实额的二折，且发薪三日后，张敬尧即下令废止纸币，教师已领薪水，等于未领。期间引发 多 次 公 立 学 校 教 师 索 薪 事 件［3］（P597－598）。但1913年以来，徐特立一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专职教员，并未担任公立学校的校长，因此说徐特立“联合其他学校校长，带领教师向张敬尧索薪”的提法不确。（2）湖南民众掀起的“驱张运动”，正式爆发于1919年12月，当时长沙各校学生激愤于日本浪人在福建殴打中国人一事，遵照湖南国货维持会议决议案，赴教育会焚烧日货。而张敬尧派其弟张敬汤率领军队，包围学生，强捕学生代表五人，并扬言枪决。又对长郡中学庶务员“立批其颊、扭其下跪”，于是激发学生第一次明确提出“驱张”的主张，此事也成为了湖南民众公开驱张的导火索和开端［3］（P599）。而徐特立赴法留学，离开长沙的时间是1919年7月初，可见其并没有参与“驱张运动”，更不会因此而遭受通缉。（3）徐特立的确遭到过张敬尧的通缉，但遭到通缉的原因，据署名为“湖南省城各学校职员代表罗教铎、杨树达、朱剑凡、罗宗翰、张怀、毛泽东等”，于1920年1月19日呈当时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湘教职员请撤惩张敬尧》一文所载：“孤儿院院长徐特立，以指斥张督清乡队之骚扰，则诬为通匪，通令缉拿，皆不得安居，飘流在外。十一月省城各学校教员，以半年未得薪俸，生活难支，全体辞职……”［3］（P599）而徐特立以孤儿院院长的身份，指斥张敬尧清乡队之骚扰，当是徐特立所写的《致张敬尧的公开信》。该信发表于1919年11月20日的北京《晨报》，信中有“特立以中西友人讲席之聘，即赴巴黎”一语，可见这封信写在徐特立赴法之前，而发表于其赴法之后。因此，徐特立遭到张敬尧通缉的时候，徐特立已在法国了。综合上述三点，徐特立遭到张敬尧的通缉，并不是徐特立赴法的原因。

二、“教育救国”理想的破灭和“劳工神圣”学说的鼓舞是徐特立赴法的主要原因

“教育救国”作为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观点是：近代中国之所以积弱积贫，根本原因是人才不足，也就是教育不发达、不普及，只有发展教育才能救亡图存。徐特立作为辛亥革命的参与者，见证了辛亥革命遭受重大挫折，于是徐特立认为：“我所希望的民主共和就成为泡影……我还是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罢！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一个教育救国论者。”［4］（P108）“以为人民大众不参加爱国运动是由于无知，救国的方法首在教育。”［4］（P604）基于教育救国理念，1912年至1919年，徐特立在教育方面颇有建树，他自己回忆“长沙县的教育，民国八年以前，差不多都是我一手办的，不独创办了五美高级小学，男女两师范，而且创办了实习批评会，教员训练班，……长沙一共有八百所小学校，所有教员是短期间由我一手培训出来的，在长沙教育界我应该是‘长沙王’。”①［5］（P108－109）但 在 1919 年，徐 特 立 发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也破灭了。一方面，“没有改革现在的恶劣政府，宣传鼓动和教育的力量十分微弱”；另一方面，“我的俸金半数以上用来办学校，一小部分用来帮助清贫学生，结果失败了，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徐特立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源于当时湖南教育界的现状：1918年张敬尧督湘以来，包括徐特立任教的长沙师范学校在内的众多学校，都被张部占领为驻兵之所，门窗课桌，悉资炊爨之材，图书仪器，尽数毁灭无存；与此同时，1919年2月，当时的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在上海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会上有撤换张敬尧的提议，张恐位置不保，强迫各学校校长签名发电“挽留”，很多校长为保持独立人格，“皆各潜往沪汉，以避其无礼之迫胁”；更重要的是，当时很多进步学生的爱国行为，遭到张敬尧督部的围捕、殴打，甚至以枪毙相威胁［3］（P599）。在这种情况下，徐特立陷入了人生的困惑时期：“那时候，国家混乱，令人悲观失望，我的精神忽然死了。到‘五四’时我才又复活过来。”

“五四”运动诞生了许多思潮，从徐特立《留法老学生之自述》一文来看，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学说是徐特立精神复活的重要原因。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之一。大战的胜利充分激发了中国上至政府、下至庶民的士气和精神。11月16日，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蔡元培在题为《劳工神圣》的著名演说中，第一次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蔡元培疾呼：“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他把千百年来受尽剥削、压迫、欺凌，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提高到社会主体的神圣地位，呼吁人们“认识劳工的价值”、把劳动者作为社会的主人，显示了全新的道德价值观。此后，劳工神圣学说轰动一时，成为当时的主流学说之一。正如1920年《民国日报·觉悟》所载文章所说的那样，蔡元培的一篇演说“居然把‘劳工神圣’底标语，深印在觉悟者的脑筋中”，“劳工神圣”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五四”激进文人、青年学生和报刊杂志的时髦用语，也是“五四”激进主义深入民间的一面鲜艳的旗帜。徐特立在《纪念“五四”》一文中回忆：“在新文化运动中曾提出过‘劳工神圣’的口号，这一口号……使其中的进步人士更无产者化，以后成为共产党员。”［4］（P339）徐特立无疑正是这样的进步人士。他在《留法老学生之自述》中说：“（青年）听得作工的劳苦，大家都不愿意作工，使国家工业不发达。”“须知世界第一等人都是作工的人。”“古时皇帝皇后都要作工。神农种田，轩辕做衣，舜帝烧窑，嫘祖养蚕，书上都说他们是好人。我们当教员的做学生的，能作工，岂不更贵重吗？”基于这一理念，徐特立决定“我要学农业，暂且进工场作工。有得闲的日子，并要学法国的家事学，好回去自谋生活。单学法文回国当法文教员，还同从前一样靠口舌赚钱，何必万里到法国呢？”［4］（P18）由上述引文可见，当时徐特立不仅对“教育救国”理想失望，甚至不想靠教书谋生，希望学习农学和家事学等“作工”的新学问。而“我不懂欧洲文字，不能研究新学问，于是我想学英文。”［4］（P603）就在徐特立学习英文的过程中，有朋友劝他去法国，于是有了法国之行。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徐特立付出诸多心血的“教育救国”实践失败的时候，受到“劳工神圣”学说的鼓舞，决意放弃教育事业，研究欧洲新学问。恰逢友人劝其赴法，于是徐特立接受了其意见。可见“教育救国”理想的破灭和“劳工神圣”学说的鼓舞是徐特立赴法的主要原因。

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徐特立赴法的直接原因

如前文所述，徐特立赴法的目的是学习欧洲文字，以研究作工的新学问。但徐特立为何选择法国为其留学之地？这就与当时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有关。1919年前后，在中法文化教育界名人和一些民间社会团体的推动下，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新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此大增。”［5］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湖南开展得尤为成功，湘籍留法学生遥遥领先，首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人数为89人，其中湘籍学生就占了43人，接近一半。其主要原因在于：（1）湖南各界人士及湘籍名流的资金支持。1919年7月，湖南省政府要求沅江县、浏阳县和湘阴县酌情办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川资；8月，长沙县决定对川资困难的赴法勤工俭学生每人补助100光洋（李富春、罗俊明是最早得到这100光洋补助费的留学生）；1920年，湖南地方督军谭延捐赠16万元光洋，专用于湖南旅法学生还账及补习法文；旅居全国各地的湘籍名流也鼎力相助，特别是熊希龄、范静生、杨昌济等人［6］。（2）湖南赴法留学有专门的组织者。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记载，湖南方面赴法勤工俭学最初发起者是蔡和森与萧子升。1918年6月23日，蔡和森离湘赴京，联络留法事宜。他广泛利用在京的社会关系，同杨昌济、熊希龄、李石曾、蔡元培等社会名流密切联系，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经过一番筹备，遂将在京联络结果函告长沙会友，鼓励湖南青年赴京预备留法。“蔡君居省城久，对于各校学友相识甚多，一纸至湘，影响颇大。”［7］（3）先期赴法留学人员的宣传介绍。如安徽省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沈宜甲在寄回该省的“第一次报告书”中详细介绍了湖南学生的情况，“如湖南则有熊秉山、杨怀中及该省教育厅帮理一切，且闻已设立华法教育分会；而学生之来法者，又多给以津贴，鼓舞其志气。”又如先期赴法的萧子升，在写给国内的信件中乐观地介绍了他在法国的相关情形。他介绍在法国“觅工极易”，且法国政府非常欢迎中国学生，“允特备廉价肥位，三月内运法五百名”。还说华法教育会的负责人李石曾很赏识湖南籍的学生，称赞“湘人有一种特性，即为坚忍”［8］。在这种情况下，湖南赴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就不难理解了。徐特立赴法之前，已是长沙的名教员，薪资待遇颇好。但他的收入，大半办了学校，小部分资助了贫苦学生，又有二女二子，都系就学之年，不但没有积蓄，反而负债七八百金。虽然立志学习欧洲文字，研究新学问，但力有未逮。此时恰逢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留学法国，不仅费用低廉，“是留学欧美费用的三分之一”；而且还可能获得资助；更重要的是，在法国可以半工半读，符合其研究“作工”新学问的理念。徐特立在《我的生活》一文中说：“有友人从北京劝我去法国，勤工俭学只要船费一百元，可学英法等欧洲文字。我想去法国又不用花钱，可以半工半读，我接受了他的意见。”［4］（P603）可以说，当时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推动徐特立赴法的契机和直接原因。

四、结语

通过分析徐特立赴法勤工俭学原因，我们可以看到：（1）徐特立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教育家之一，曾一度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产生动摇、怀疑和失望，并因此决心研究新学问，毅然以43岁大龄赴法做一个“扶拐棍”的老学生。但这无损徐特立的光辉形象，相反，能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当时以徐特立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求索精神，也让我们更容易看清徐特立革命历程中的思想轨迹，更好地向其学习。（2）徐特立在“教育救国”理想破灭以后，受到“劳工神圣”学说的鼓舞，而决心研究务农和做工的学问，并打算学成回国后以此为生。虽然这一计划并未实现，但其归国后积极参加农民运动，尤其是1927年以后，一直致力于工农革命。由此可以看出徐特立“以工农为本”的思想与“五四”时期“劳工神圣”学说有着密切的关联，该学说是形成徐特立教育思想的源头之一。（3）徐特立怀着通过半工半读研究新学问的理想赴法，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其目的，甚至“留学将近五年，新知识全无”、“成了一个半聋半哑，只能看科学书的留学生”［4］（P604）。从徐特立这一段特殊的经历，可以看出徐特立后来一直对陶行知“社会即学校”这一观点持保留意见的原因在于，“社会即学校”这一提法否定了学校的意义，想单纯用带徒弟的方法进行教育“也是一种偏见”。

注释：

①徐特立于1912年创兴五美乡初级小学堂，又创办丁家冲高等小学，后与熊瑾玎合作将两校合并为五美高级小学。同年，徐在长沙荷花池泐潭寺创办长沙师范，即文中所指男师范；1913年他将校长一职让给姜济寰担任，自己则专任湖南第一师范教师。女师范应指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徐特立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是在1924年，这里他回忆有误。“实习批评会、教员训练班”都是短期培训班，与前文“1913－1919未担任公立学校校长”一说不矛盾。

［1］陈志明.徐特立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2］李逻辑.徐特立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D］.湘潭大学，2008.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4］徐特立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5］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一）［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6］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7］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8］张允侯，殷叙彝，李峻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