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飞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安徽合肥 230022）

我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实行扩招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带来的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一场“革命”，不仅在大学组合、人事变动、性质类别、培养模式等方面均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而且出现了一些新型大学，或者说产生了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新趋向，巨型大学（mega－university）正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新的大学样式，也是信息化时代发展的新型产物。当前，“移动学习”、“微课程”、“网上公开课”等种种形式的教育新技术的应用正在逐渐改变着高等教育领域里的教与学、系科设置、组织管理等，更需要人们对“巨型大学”的理念发展和内涵延伸进行重新审视和认真解读。

一、“巨型大学”一词产生的历史背景之比较

“巨型大学”一词最早于1963年由美国最富盛名的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1911－2003）在哈佛大学戈德金（Godkin）演讲中首次提出并系统表述。当然，克尔所使用的词是“multiuniversity”，译为中文可为“多元化巨型大学”、“多元巨型大学”。而国际远程教育界卓有声望的知名学者约翰·丹尼尔（John Daniel，1942－）则于1996年在其名著《巨型大学与知识媒体：高等教育的技术战略》中提出“巨型大学”的理念，其并非自创，正是源于克尔的思想。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大学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虽然维系着往昔，却正在摆向另一个方向。”［1］大学成为很多人获取知识和社会地位的地方，“大学正在前所未有地被要求生产知识来满足公民和地区的目的，满足国家的目的，甚至根本不为什么目的，就是相信大部分知识最终都可以为人类服务。而且，大学还被要求把知识传递给空前广泛的人民大众。”［1］（P1）克尔在加州大学校长任内于1963年4月23至25日在哈佛大学戈德金讲座上向师生发表了关于“大学的功用”的学术演讲，主要描述和评价了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些意义重大的新发展。这次演讲不仅震撼了整个哈佛校园，也震撼了美国高等教育界，后将此次演讲内容整理成为《大学的功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一书，并于同年出版。书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即多元化巨型大学观、联邦拨款大学的现状和智力城的未来。第一次提出了“巨型大学”的概念，将现代大学称为“多元化巨型大学”，并围绕“多元化巨型大学”构建了一个内涵丰富而深邃的大学理念体系，顺应了多元化社会对大学的要求。此书从1963到2001年先后有五个版本，目前已经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传播。克尔的“多元化巨型大学”观自提出后对传统大学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在国际远程教育界，约翰·丹尼尔首次提出并详加论述“巨型大学”概念则是在三十年后的1996年。其实，据远程教育学者丁兴富研究指出，丹尼尔几乎与德斯蒙德·基更（Desmond Keegan）［2］同时深入研究了“大型远程教学大学”这一机构，并率先构造了“巨型大学”的术语来表达这一新概念。丹尼尔自1972年因学业要求而进入英国开放大学实习以来，一直投身于远程教育。1990－2001年任英国开放大学副校长，其间，他还帮助成立了美国开放大学并兼任校长，至今依然服务于国际远程教育界，可以说丹尼尔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远程高等教育领域，而该领域是与传统高等教育并不完全相同的，有很多自己独特的地方。基于数十年在远程教育界的工作经历和审慎思考，丹尼尔在英国开放大学任职期间提出了“巨型大学”的概念和“巨型大学与竞争优势”的理论，其代表性著作《巨型大学与知识媒体：高等教育的技术策略》在国际远程教育界享誉甚高。

从以上二人提出“巨型大学”概念的历史背景来看，二人由于职业生涯不同，所经历的高等教育变革亦不相同。克尔供职于传统大学，其巨型大学观概念深深植根于传统大学校园，侧重指巨型大学的学科门类众多，构成大学的人员和社群是多层次的，更像是一个多元的服务机构；丹尼尔则长期服务于远程教育界，其把巨型大学定义为“拥有十万以上的攻读学位课程的注册学生的远程教学大学”，突出强调巨型大学在校生的规模庞大，其主要突出利用远程教育技术学习的人数规模来界定巨型大学。由此可知，虽然都称作“巨型大学”，但其成长的轨迹和生发的土壤有着很大的区别与联系。

二、巨型大学概念内涵之比较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大学在时代激荡中步履蹒跚，高等教育该往何处走？这一问题对于具有真知灼见的高等教育学者们显然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话题。

克尔已经意识到现代美国大学已不是纽曼时代的牛津大学，也不是洪堡时代的柏林大学，更不是弗莱克斯那时代的哈佛大学；而是一个朝着全新的方向发展的新型机构——多元化巨型大学。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个新现象，一种新的大学”，它“更像一个城市，一个‘无限多样的城市’”，而且它也不是“多校园大学”，它首先指的是一种单一校园现象。而多校园大学的“发展虽然与多元化巨型大学有某些联系，但基本上是无关的”［3］。因为有些多校园大学虽然有多个校区，规模庞大，但不具有多元的职能、使命和结构体系，也就不能称为多元化巨型大学。为了对1963年的三次讲演，特别是对巨型大学理念的阐述更加深入，克尔在1972年后记中又作了“再思考”。他指出：“巨型大学是一个不一致的机构。它并不是一个群体，而是若干个群体——本科生群体与研究生群体；人文学者群体，社会科学家群体，科学家群体，各专业学院群体；所有非学术人员群体；行政管理者群体。”［1］（P10）由于这些多样的群体在巨型大学中所各自拥有不同的目标与追求，多元化巨型大学的精髓也就在于其所具有的多元性，即若干意义上的多元。因此，它的目的也是多元的，不是唯一的。故而巨型大学更“是一种‘多元的’机构——在若干意义上的多元：有若干目标而不是一个目标，有若干权力中心而不是一个权力中心，服务于若干群客户而不是一群客户”［1］（P77）。再者，克尔还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在地域上是“一个变化无穷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群体的复杂多样并没有影响到大学的发展理念，却恰恰促进了真理的思辨。正如克尔所写到的那样：“作为一个机构，它并非内在地始终如一，但它却始终如一地富有成效。它因变革而四分五裂，但有稳定的自由。虽然它没有一个属于自身的单一灵魂，但它的成员献身于真理。”［1］（P25－26）

相比之下，丹尼尔的巨型大学观没有遇到如此激烈的阻碍和批评，尽管也意见不一，但却很快得到了远程教育界的广泛认同，正如其所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巨型大学’一词如今业已演变成为通用的术语。”丹尼尔在《巨型大学与知识媒体》一书中对巨型大学下了明确的定义：“拥有十万以上攻读学位课程的注册学生的远程教学大学。”［2］（P31）该定义包含“三重要素：远程教学、高等教育和院校规模。每个要素都是一种特定的限制。首先，尽管如今许多大学同时提供远程教学和课堂教学，我们限定巨型大学为明确将远程教育作为主要活动的院校。于是，这类院校应该在应用技术开展远程教学方面做出明确的、特殊的组织安排。其次，尽管同一国家的第三级和中等层次的远程教育院校可能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学生对象的状况、学位课程学习的性质和对象的研究使命都使大学成为特殊的院校。最后，将巨型大学的规模定位在拥有十万学生是有些人为的，但这样就可以充分显示巨型大学的规模经济和高效的后勤。”［2］（P31）可以说丹尼尔的巨型大学是基于远程高等教育系统的开放式大学。巨型大学的关键技术不是什么特殊的设备，而是越来越多的有组织知识实体——远程教育，远程教育把硬技术（即比特和字节、电子和像素、卫星和搜索引擎等）和软技术（即过程、步骤、原则的设定和组织模式等）结合起来使用，在教学中使用以上技术的目的是要让学生获得更有价值的东西。

综上可知，克尔的多元化巨型大学，指构成大学城的人员和社群是多层次的，权力中心不止一个，大学职能不止一种，总的来说是指面向市场的多元的服务机构，它更像一座智力城、思想城、才智之都，具有开放性、多样性、灵活性、自由性和复杂性等多重特点。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丹尼尔的“巨型大学”则实际上更多指涉的是远程教育大学，也就是国内所说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此类大学基于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建立众多的远程教育机构，形成庞大的远程教育大学体系，除学生人数众多、教师数量巨大、机构庞杂之外，在远程教育的数量、课程提供等规模上亦为克尔当初之设想无法比拟。两者亦有相同之处如都强调学校管理和运作机制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等特点，只是二人的出发点或者说基于自身服务场所不同而所构建的土壤亦有所不同，克尔是从传统大学的角度出发而提出的新大学观，强调的是学科的多样化与社会职能多元化，丹尼尔是基于知识媒体与运用现代远程信息技术的开放性大学，强调的是学生数、课程教学提供的规模。

三、巨型大学同外界的关系之比较

（一）大学和政府的关系

自现代大学产生以来，大学和政府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历史上因两者之间关系处理不善而因此毁灭的大学也有史可寻，因而，举凡高等教育学者对此问题都十分关注，这也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克尔和丹尼尔在巨型大学观中均对此做了各自的阐述。

克尔认为，大学自治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大学也从来没有完全自治过，而且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联邦政府介入大学事务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克尔指出，美国的现代大学系统主要受到来自大学以外的两种因素的影响，而这两种因素又都是来自联邦政府部门：其一是始自1862年的赠地运动，其二是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助。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联邦政府的经费资助越来越多、领域越来越宽泛，对大学的控制也越来越紧。联邦政府的资助已经成为许多大学总体绩效的一个主要因素，也是很多大学的主要经费来源。而更重要的是大学的增长、转变重点和参与社会都需要钱，大学在哪一系科领域得到最大的数额资助将有助于该方面在此后一二十年中胜出。然而，毕竟矛盾总是无处不在的，政府的拨款资助也导致了大学的内部分裂，如：对本科生的教育质量下降；研究活动的天平倾向于政府资助的领域，而对于其他领域则关注不够；优秀教师把大学作为“客房”，一旦被其他机构挖走就把政府拨款项目也随身带走等。

与上述有所不同的是，丹尼尔的巨型大学则从一开始即显示出其与政府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首先，巨型大学从一诞生就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而且是由政府发起推动组建的，其目的最主要的就是要以较低的成本扩大高等教育，提高国民接受教育的水平和层次。另有一些政府还努力提高本国巨型大学在国家大学体系中的地位。其次，巨型大学所在国家对这些院校的命名一般都冠以国家的“头衔”，如南非大学、法国国家远程教育中心、西班牙国立远程教育大学、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等，充分显示了政府对巨型大学的期待。巨型大学的很多决策取向、系科设置等等都与政府部门息息相关，直接受到政府的影响。但是毕竟巨型大学也属于高等教育，也是大学机构，有着大学的自然属性，必然的也会遇到与政府的关系处理问题。鉴于此，丹尼尔提出未来政府与巨型大学之间的关系应遵循两条举措：一是制订规章制度；二是政府应将经费拨给能够以成本效益最好的方式实现政府期待的高等教育产出的院校，这样政府就会避免因对巨型大学的成本优势有过高的期望而迫使它们超负荷地运转，导致巨型大学很难产生出色的成就。

综上可知，对于大学与政府之关系的取舍，克尔和丹尼尔因出于各自的巨型大学理念而选取了较为相近的做法。在信息技术时代，他们的观点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无论怎样取舍，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与政府之关系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二）大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大学一直以来都是知识生产的中心，而且随着多元巨型大学作为“思想之都”的兴起，各大学具有一种联合的倾向。这种联合按照克尔的描述主要聚集于三座“学术高峰”——一是从波士顿到华盛顿，这条高峰中的大学与实验室拥有46%的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和40%的国家科学院院士；二是加利福尼亚海岸，集中了36%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20%的国家科学院院士；三是十大院校和芝加哥地区，有1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4%的国家科学院院士。这三座“学术高峰”产生了美国授予博士中的3／4。克尔认为，这些聚集的大学形成了一个“学术中心”，吸引了工业界、企业界的关注并参与到其中的科学研究中，并因此而带来了大学间的竞争。但是，大学终究会受到资源、环境、专业等的限制，因而大学间需要不断加强合作与交流，共享设备、技术、实验室，建立一种互惠、共享的关系。大学之间相互联合，可以提高高等教育的竞争力，促进图书馆、实验室、师资、学生、社团、课程和教学等方面的资源整合与相互交流，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与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对于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的生产都是一个利好行为；同时，各个大学也实现了利益互惠、资源共享。

相较之下，虽然，丹尼尔的巨型大学在建立初期都是明确地同本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传统大学相互分离的，它自成体系，不和传统大学发生太多的交织关系；但如今这些巨型大学也正在与传统大学相互整合，互相取长补短。丹尼尔认为，发展与其他传统高校的紧密关系带来了利弊两方面的问题，有利的是使得所有大学的学生增进对远程教育和巨型大学课程设置的了解，将来会驱使部分学生选修巨型大学的课程；不利的则是这种联系可能会鼓励巨型大学将注意力集中在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其他大学的远程版的课程上，这将会降低巨型大学的学术活力和院校成本。然而，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深入人心，以及更多的城市学习中心、学习型城市的建设，越来越多的巨型大学开始与传统高校之间合作筹划学分转换和“学分银行”的建立。在未来，大学之间的利益合作、资源共享等将会愈来愈频繁，巨型大学也将会在多方面与其他传统大学之间加强相互合作，以在远程教育方面取得高质量的发展。

四、结语

克尔和丹尼尔所提出的巨型大学观，尽管出发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对巨型大学的未来都充满了信心。最近十余年来，国际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随着“移动学习”在数字化学习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结合移动计算技术，带给学习者随时随地学习的全新感受，巨型大学所提供的课程和教学也有了全新的传播方式，如2012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创办的非盈利在线教育平台edX，可向全球免费提供知名高校的优质课程。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始制作成千上万门在线微课程，免费提供给用户学习。很多知名高校也开始提供海量的免费网络公开课程，这些都是巨型大学即将变革的开始，也是巨型大学利用自身资源和技术服务整个社会的终身学习者。2012年以来，“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在全球迅速兴起，给传统高等教育带来巨大震动。正如丹尼尔在1996年所预测的那样：“随着21世纪世界上拥有家庭计算机并上网的人口比例将从极少数开始大幅攀升，现在所有巨型大学——事实上是所有大学都面临着国际扩张的机会。”［2］（P44）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线教育让全球各国不同人群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成为可能，也使巨型大学之间的教育合作和资源共享愈来愈频繁，而这一切更多的是基于国际间巨型大学所提供的技术支撑、优秀师资、图书文献资料、资源共享等实现的。

［1］【美】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高，高 戈，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英】约翰·丹尼尔．巨型大学与知识媒体：高等教育的技术策略［M］．丁兴富译．上海：上海高教电子音像出版社，2008．

［3］【美】Clark Kerr．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