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河东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不仅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和非农业活动的集聚，还表现为城市地域的拓展和城市文化、生活方式的传播与扩散。因此，城市化的过程综合表现为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生活城市化四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城市人口、资金、技术、产业等的聚集，提高了生产效率，带动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也加大了城市生态环境的压力，使得城市资源的消耗加速增长、人均占有量剧减。城市生态环境则在承受城市化压力的同时，通过自身的不断修复和完善，来满足城市化发展的需要。所以，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但二者的协调发展则受到多种机制的共同作用。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自19世纪末以来就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将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该问题的研究进行简要梳理和分析。

一、国外学者关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

在国外，19世纪末开始，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就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特别是城市化过程中引发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英国学者E.Howard（1898）针对当时城市发展面临的贫困、拥挤和环境恶化等问题，提出了建设“田园城市”的设想，试图从规划理想城市来协调城市化与生态环境间的发展问题，成为国外最早关注城市生态问题的学者之一，在规划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Park（1925）的著作《城市》的发表意味着城市化问题也引起了生态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使研究的重点由城市化外部生态问题转向城市内部社会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问题。从此，生态学研究方法成为研究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主流。美国学者R.Carson（1962）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全面而深刻地揭露了工业化进程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倡导工业发展要注重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从此带动了世界各国学者积极关注研究城市生态环境问题。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向人们发出警示：地球是有限的，如果人类社会继续追求物质生产方面的既定目标，它最后会达到地球上的某一极限，后果将可能是人类社会的崩溃和毁灭。同年，Goldsmith的《生命的蓝图》，对世界城市化过程中的生态危机做了大量的描述与预测，唤醒了人们对城市化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

20世纪90年代，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应用环境经济的规范分析方面，英国学者D.W.Pearce（1990）围绕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性环境问题，根据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分析所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城市发展阶段环境对策模型。Grossman&Krueger（1995）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以42个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揭示了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呈现倒“U”型的演变规律，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国外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但由于研究的区域及所选取的指标和模型不同，得到的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城市化引发的生物多样性消失问题研究方面，Peter Deplazes等（2004）分析了城市化对城市野生生物的多重影响。McKinney（2006）探讨了城市化对生物均质性的作用与影响，认为城市动物种群增多，而乡村动物种群减少。

在城市化对水资源、土地资源的影响研究方面，AI-Kharabsheh（2003）运用数值模拟等方法对城市化与地表水质量进行定位跟踪研究。Mary等（2003）研究了水资源约束下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城市化发展模式。Jeffrey等（2001）从生态学的角度，对俄勒冈州和华盛顿西部地区城市化引起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的生态意义进行了评价。Tonkaz T.等（2009）以土耳其的半干旱地区为例，对城市化和土地利用类型对其极端气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二、国内学者关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

国内关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起步比国外晚，从20世纪80年代起，站在生态学的角度，马世骏（1984）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开创了城市生态学的新理论。王如松（1988）提出城市生态系统的自然、社会、经济结构与生产、生活还原功能的结构体系，认为区域内城市是在生态环境正负反馈因子的交替作用下不断成长，城市成长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反馈和限制性机理。

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规律特征研究方面，黄金川（2003）认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交互胁迫关系，两者的交互耦合规律为一双指数曲线。乔标等（2005）认为整个城市化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各个层面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协调、交互胁迫的耦合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系统的演化周期将经历低级协调共生、协调发展、极限发展和螺旋式上升4个阶段。

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相互作用研究方面，车秀珍等（2001）认为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必将与土地、水及生态环境产生冲突，日益紧缺的资源条件以及发展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陈晓红等（2011）认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是在产业、规划、社会、政策等多种调控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协调发展的。

在对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协调发展的评价研究方面，刘耀彬（2006，2008）分别以江苏省、江西省为例，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综合测度及动态计量分析。宋建波等（2010）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16个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进行了计算，并测算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程度。

在对单个城市的研究中，杨士弘（1994）根据协同论的原理构建了“经济—环境”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探讨广州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孜比布拉·司马义等（2011）以新疆阿克苏市为例，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并提出了建设节约型城市的建议。

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方面，马传栋（2000）研究了在加强城市生态经济综合管理的基础上，如何协调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发展问题。许宏等（2011）在探讨云南省城市化水平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层次后，认为在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之路，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研究评述及展望

综上所述，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用不同的方法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外学者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角度多元化，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并且研究范围日益拓展，研究程度也不断加深。国内学者研究起步较晚，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及方法，但研究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内容也不断丰富。

从研究视角看，对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的问题引起了经济学、生态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众多学科的注意，不同学科的学者分别从本学科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但由于学科研究的差异性及研究的范围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并且研究的导向更多是城市化的发展引发的环境问题，反过来从生态环境出发，研究生态环境如何影响城市化发展的问题则较少。

从研究的方法看，对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的问题的研究采用了多种方法，其中定量研究方法有系统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及因子分析法等，但基本是采用单一的研究方法，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较少，导致得出的结论相差较大。

从研究内容看，国外学者更多地以城市化的发展引起的资源枯竭、生态恶化、气候变化、物种减少、水土污染等问题为重点，目的在于唤醒人们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国内学者则更多地以某个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协调发展规律特征、协调程度、相互作用等问题为研究重点，但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较少。

近年来，随着西部欠发达地区越来越注重通过城市化来带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西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更应受到关注，并且需要从多个视角、综合多种研究方法展开研究，以充实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成果，并为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实际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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