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青

（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84）

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想探析
——兼论所谓“王莽篡汉”

袁 青

（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84）

西汉中后期有一股浓厚的禅让思潮，它是以董仲舒的“阴阳灾异说”和“王者受命说”为理论基础的，因而与先秦“禅位于贤”的禅让思潮有所区别。通过考察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潮，我们对于相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有了新的认识：汉哀帝对于禅让的态度表明他深谙权谋之术，绝非昏君；所谓的“王莽篡汉”不过是顺应了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潮，并且当时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只是由于王莽即位后所进行的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政治改革失败，从而使得传统史家将其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西汉；禅让；董仲舒；汉哀帝；王莽篡汉

战国时期，禅让思想流行一时，多种文献均有相关的记载①。公元前 316年更是发生了燕王哙让位于其相子之的事件，随后使得燕国大乱。此事发生之后，战国中后期的诸子如孟子、荀子、韩非子、庄子等都反对禅让[1]118－127，这大概与燕王哙禅让事 件 的负面影响有关。秦朝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公开宣称：“朕为始皇帝，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后又“焚百家之书，以愚黔首”，禅让说自然难以流行。汉初，汉承秦制，汉高祖刘邦也将国家视作自己的产业（《史记·高祖本纪》），持“家天下”的观点，而在思想上黄老占据统治地位，而黄老是与刑名之术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君主对国家的专制统治，自然也没有禅让说流行的市场。但在西汉中后期却出现了一股禅让思潮，而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

一、董仲舒与禅让

从现存史料来看，西汉最早鼓吹禅让的是眭弘（字孟），据《汉书·眭弘传》载：

孝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鸟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孟康注曰：‘谁，问；差，择 也。 问 择 天 下 贤 人。’[2]3154）求 索 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

眭弘看到一些不平常的自然现象（阴阳灾异）而推《春秋》之意以为这是上天暗示汉朝当禅让，最终被大将军霍光处死。

从以上这段材料我们可以看出：

其一，眭弘主张禅让的前提条件是出现了阴阳灾异，换句话说，阴阳灾异是禅让的一个必要条件；

其二，禅让的圣人是受命的。

值得注意的是，眭弘“从嬴公受《春秋》”，是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再传弟子。据眭弘所言，他所鼓吹的禅让说来自董仲舒的理论。看来董仲舒与禅让说一定存在某种联系，弄清这种关系对于我们认清西汉中后期的禅让学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董仲舒在西汉被看作“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在西汉思想史上的地位是无人可及的。

首先，阴阳灾异之事虽然出于阴阳家，如邹衍曰：“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篇》）但西汉最早讲阴阳灾异的却是董仲舒：“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董仲舒还曾因为讲阴阳灾异而被汉武帝下狱。②董仲舒所讲的阴阳灾异影响了其后西汉学术的发展：“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传《春秋》，著于篇。”（《汉书·五行志》）董仲舒自己也说：“《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西汉所主张的禅让以阴阳灾异为前提，而董仲舒最早提倡阴阳灾异，看来西汉的禅让思潮与董仲舒是脱不了关系的。

其次，董仲舒大谈所谓“改制”，这就涉及圣人“受命”的问题。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汉书·董仲舒传》），“道”虽然是不变的，但为了表示圣人“受命”，还需要“改正朔、易服色”，此即所谓的“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所以他提出所谓“三统”、“三正”说。他认为，夏代是黑统，其色尚黑，正月始于寅月；商代是白统，其色尚白，以丑月为正月；周代是赤统，其色尚赤，以子月为正月。继周之王朝，应反过来为黑统，历史就是在黑白赤三统中循环往复。（《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董仲舒所提出的所谓圣人“受命改制”问题，也成为眭弘主张禅让的理论基础之一。

从“阴阳灾异”和“圣人受命”这两个方面来说，西汉中后期的禅让学说都与董仲舒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理论均非先秦儒家所固有，而是阴阳家所提倡的。阴阳灾异就不用说了，“圣人受命”的问题与阴阳家所提倡的“五德终始说”③有关，但阴阳家并未提倡禅让。董仲舒吸收了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进一步阐明了“木”、“火”、“土”、“金”、“水”之间“比相生”、“间相胜”之间的关系，使得五行说更为系统化（《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三统”、“三正”理论，从而主张圣人受命。“阴阳灾异”和“圣人受命”构成了西汉禅让说的理论基础，而西汉提倡此说最为得力以及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董仲舒，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董仲舒要为西汉的“禅让说”负责。

我们还可以看出，西汉的禅让学说与先秦诸子有所不同。首先，先秦诸子的禅让说并没有讲阴阳灾异；其次，先秦诸子大多也不讲圣人“受命”，如《墨子·尚贤中》记载尧禅让给舜是因为其德行与才能，而并未涉及“受命”问题，而《孟子·万章上》讲“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而要“荐之于天、暴之于民”，似乎与“受命说”相似，但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受命说”更为复杂，其实“荐之于天、暴之于民”还是强调其德行与才能，“受命说”是圣人直接受命于天，根本不需要别人“荐之于天、暴之于民”。这也就是说，先秦诸子的“禅让说”主要是强调圣人之德行与才能，可称之为“禅位于贤说”，而西汉“受命说”则主要强调圣人是否受了天命。

二、汉哀帝与禅让

眭弘虽然因提倡禅让说被处死了，但禅让之说并没消亡，到了西汉后期越发流行。汉成帝之时，齐人甘忠可假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认为“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汉书·李寻传》），这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禅让说”，但认为汉帝需要再次受命，也就是说汉帝以前所受的命已经完了，这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禅让说”，只不过是让汉帝自己禅让给自己，但汉朝所受之“命”已经改变了。这种思想遭到刘向的反对，以为“假鬼神罔上惑众”，最后甘忠可下狱病死。

成帝元延元年，出现了许多灾异，谷永向成帝谏言道：“臣闻天生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汉书·谷永传》）谷永引用了董仲舒的“三统”、“三正”理论，说明天“不私一姓”、“天下乃天下人天下”，虽未明确提出“禅让”，但禅让之意已经昭然若揭了，也可见当时禅让说的流行。

至汉哀帝时，李寻、白贺良、解光等好甘忠可之书，鼓吹汉帝应再次受命，后被哀帝召见，得以陈述其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哀帝同意其说，并下诏说：“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汉哀帝听从了李寻等人的建议，改了年号，以示汉朝再次受命，自己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从前面眭弘的论述中，我们可知汉朝的皇帝宣称自己是尧的后代，而据《史记·陈杞世家》载，陈氏为帝舜的后代，此处汉哀帝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表明他接受了尧禅让舜的传说。但是仅过了一个多月，汉哀帝就“以其言亡验，遂下贺良等吏”，下诏说：“待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几为百姓获福。卒无嘉应，久旱为灾。以问贺良等，对当复改制度，皆背经谊，违圣制，不合时宜。……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汉书·李寻传》）论者或以此来说明汉哀帝的昏庸，如钱穆先生就说：“自昭宣以下，言禅国让贤伏诛者屡有其人，而恬不知戒。汉廷亦习闻生信。至于改号陈圣刘太平皇帝，自谓可以禳灾降福，太平无祸，其事 俨如 儿 戏。”[3]316笔 者 以 为 这 个 说 法稍有不妥，在仅仅实行了一个多月之后，就处置了这些鼓吹禅让的人，表明其实他并不接受禅让之说。那他又为何开始会听从李寻等人呢？笔者以为，这其实不过是哀帝的权术。哀帝之时禅让之说盛行，李寻、白贺良、解光等在当时属于有名望的学者，而由于成帝无子，哀帝当时刚由定陶王而承继大统，采用李寻等人的建议，一方面可能是相信当时的灾异学说，但由于仅过了一个多月之后就处罚了这些人，所以更多的是哀帝借此以树立自己的威权，并且对于主张禅让的人来说也是一个警示。

事实上，哀帝也确实深谙权谋之术，班固评价哀帝说：“孝哀自为藩王及充太子之宫，文辞博敏，幼有令闻。睹孝成世禄去王室，权柄外移，是故临朝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汉书·哀帝纪赞》）汉哀帝效法武帝和宣帝，而武帝的雄才大略、高明的御臣之术为人所共知，宣帝公开地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武帝和宣帝在权术方面都十分老到，哀帝“则武、宣”，自然也是通权术的。再者，哀帝祖母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自帝在襁褓而养长教道至于成人，帝之立又有力”（《汉书·孔光传》），哀帝祖母傅太后“长于权谋”，而哀帝是傅太后教养成人的，故而哀帝“长于权谋”也就无足为奇了。

从另外一则禅让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哀帝的权谋：

上置酒麒麟殿，贤父子亲属宴饮，王闳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侧。上有酒所，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汉书·佞幸传》）

董贤是公认的佞臣，哀帝要禅位于他，固然表现出哀帝对董贤的宠幸，但联系当时禅让思潮的兴盛，这又未尝不是哀帝应对禅让思潮的一种策略。既然很多人主张禅让，哀帝就禅位给一位大家公认的佞臣，大臣自然会强烈反对，这就使得大臣不敢轻易言禅让，这不能不说一种十分高明的策略。

从以上所述两则关于哀帝与禅让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哀帝长于权谋，他使用权谋暂时压制了禅让说的流行，但在他死后，禅让说又开始兴盛，最终导致了王莽代汉。

三、王莽与禅让

关于王莽，班固评价说：“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汉书·王莽传赞》）班固对王莽的这个评价得到后世史家的认同，“王莽篡汉说”几成定论。至近代胡适先生开始为他翻案，认为“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4]吕思勉等先生也认为对王莽的评价是不 公 的。[4]202－235钱穆先生虽然坚持认为王莽篡汉，但视王莽之篡汉为西汉“禅让论 之 实 现”[3]316－317。钱先 生 此 观 点 极 具见识，不过他并未作过多的论述。我们认为所谓的“王莽篡汉”不过是顺应了西汉的禅让思潮而已，王莽代汉在当时是深得人心的。

我们先来看看王莽之为人。据《汉书·王莽传》载：“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不仅如此，“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及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可见王莽不仅个人德行是一流的，而且十分博学，受到当时名士的一致称赞，属于德才兼备之人。不过班固却说：“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汉书·王莽传赞》）班固认为王莽这些都是伪装出来的。对此，吕思勉先生说：“凡莽之所行，汉人悉以一伪字抹杀之，其实作伪者必有所图，所图既得，未有不露其本相者，王莽则始终如一，果何所为而为伪哉？《汉书》言其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此乃班氏父子曲诋新室之辞，平心论之，正觉其精神之诚挚耳。”[5]203诚哉斯言！ 由 于王 莽 后 来 做 了 皇 帝，在班固等正统儒家看来，这就是大逆不道的，所以抹杀他的一切功绩，连其美好的德行都被视作“伪”了。抛弃班固等人的偏见，平心而论，王莽的德行确实是出众的，而且他“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我们后来可以看到王莽经常引用《周礼》，而且“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一异说云”，可知王莽不仅自己是一大学问家，而且极力扶持学术。正是由于王莽的德行与学问，王莽在世时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拥护。除了以上所说的众多名士对王莽的欣赏之外，王莽被哀帝遣回封国之后，“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有许多人替他鸣冤，说明他当时得到大家的赞同。

我们再来看看王莽是如何一步步登上皇位的。哀帝死后，平帝即位，太后委政于王莽，当然王莽的外戚身份起了很大作用，但王莽之前美好的名声当然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而在元始元年，群臣谏言太后：“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安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事”；“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可见当时王莽被认为是与霍光、周公类似的人物，有定国安邦之大功，得到了当时人们的拥护。而当时博通士张竦为大司徒陈崇所写的奏文中，更是将王莽赞扬得无以复加，太保舜等也将王莽视为伊尹、周公之类的人物。泉陵侯刘庆也认为王莽应该如周公一样居摄，群臣也都没有异议，并且这还是作为刘氏子孙的刘庆首先提出的，可知当时王莽不仅得到群臣的拥护，而且还得到皇室宗族的支持。至此，王莽的名望又达到新的高峰。

我们可以看到，在官位一步步上升过程中，王莽很少招致大臣的非议，反而得到了许多大臣的拥护，这进一步验证了王莽在当时的声望。而且，在大臣的奏疏中，许多人将其称作伊尹、周公之类的人物，这不能不说跟当时的禅让思潮有关，因为周公和伊尹都曾代天子行事。

但是如前所述，汉代的禅让学说相对先秦时期来说，一个重要特点是需要有阴阳灾异来表示圣人受命，而不仅仅像先秦一样“禅位于贤”，所以后来就有符命的兴起。如据《汉书·王莽传》，平帝死之年，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群臣据此奏言王莽当居摄践祚，此时王莽才招致宗室安众侯刘崇与其相张绍的反对，不过这显然并非主流，大多数人还是拥护王莽的。在处死了刘崇与张绍之后，群臣又奏请进一步加重王莽的权力，于是王莽称“假皇帝”。此时王莽又招致大臣翟义等人的反对，不过显然翟义等人的反对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响应，所以他们很快就败亡了。在此之后，王莽利用禅让说谋即真之事，他在向太后的一封奏疏中说：

陛下至圣，遭家不造，遇汉十二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诏臣莽居摄，受孺子之托，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业业，惧于不称。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言：“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

其中，“汉十二世三七之厄”显然就是西汉中后期所主张的禅让说，据《汉书·路温舒传》载：“温舒从祖父受历数天文，以为汉厄三七之间，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时，谷永亦言如此。”所谓 “汉厄三七之间”，张晏解释说：“三七二百一十岁也。自汉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年也，至 平 帝 崩 二百十一年。”[2]2372王莽据西汉中后期的禅让说以及临淄亭长的梦（灾异、符命），开始谋划即真之事。后王莽在一系列符命的诱导下，终于成功即真。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王莽“居摄”、称“假皇帝”还是“即真”，刘歆和其他一些儒生都没有反对过，反而在王莽母亲死后，刘歆和博士诸儒 78人向王太后谏言王莽丧服当如天子。是刘歆和诸儒懦弱、贪生怕死吗？显然不是，儒家讲究“舍生取义”，历朝历代都有宁可牺牲生命也要谏言的儒生，为何在王莽“即真”时没有呢？答案也是显然的，当时禅让思潮盛行，而且禅让说与西汉“群儒首”的董仲舒有关，这正是西汉中后期的儒家所提倡的，故而我们可以说王莽所谓的“篡位”其实是得到当时儒家的拥护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王莽的“篡位”是西汉中后期禅让思潮愈演愈烈的必然结果，大概正是因为如此，钱穆先生才将其视为“禅让论之实现”吧。但可惜的是，王莽在即位后，推行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改革，吕思勉先生说：“新莽所行之政，扰民如此，自不免于乱。”又说：“新末之起兵时，多借刘氏之名，世因谓人心思汉，其实非也。……足见人民之于刘于王，无适无莫。……莽末之乱，自以法禁烦苛，吏不能治盗；莽又不能用兵；遂至星星之火，终于燎原耳。于刘氏何与哉？”[5]227－228王莽刚即位时是顺应民意的，与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潮是一致的，故而没有招致很大的阻力，然而在其即位之后由于政治措施不得力，所以很快天下群集而反之。但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天下人反对王莽，就否定即位之前的王莽，我们必须清楚王莽所谓的“篡汉”是西汉中后期禅让思潮的必然结果，王莽正是顺应了这一思潮，所以才得到当时人们尤其是儒家的拥护。

以上我们讨论了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潮，我们可以看到西汉的禅让思潮是以董仲舒的“阴阳灾异说”和“王者受命说”为理论基础的，这与先秦仅仅是“禅位于贤”的思想是有所差别的。考察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潮，还让我们对于历史人物有了新的认识，汉哀帝对于禅让思潮的态度体现出其高超的权谋之术，哀帝绝非昏君，而所谓“王莽篡汉”不过是顺应了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潮，并且也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只是由于王莽即位之后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措施才导致其民心丧尽，最后以失败告终。后世如曹丕等人的禅让活动遇到更大的阻力，大概也与王莽的失败有一定的关系。

注释：

① 如《论语》《墨子》《孟子》《荀子》、郭店竹书《唐虞之道》、上博竹书《容成氏》和《子羔》《韩非子》《古本竹书纪年》与《庄子》。

② 据《汉书·董仲舒传》载：“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③ “五德终始说”在汉代影响较大，如《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盖宽饶引用这句话来劝谏汉宣帝，被执金吾认为“宽饶指意欲求禅”。（《汉书·盖宽饶传》）不过仔细研读上下文，盖宽饶其实并未明确主张禅让，而似乎是被执金吾陷害了，因而我们并不将其算作主张“禅让说”之人。

[1]艾兰．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3]钱穆．秦汉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5．

[4]胡适．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M]／／胡适全集：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9-27．

[5]吕思勉．秦汉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责任编辑：汪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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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4．99

A

1006-6152（2014）05-0117-05

2014－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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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项目“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想研究”（留金发[2013]3009）

袁 青，男，江西吉水人，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