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娟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猫与鼠》(1961)是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继《铁皮鼓》(1959)之后又一部扛鼎之作。在这部小说中，格拉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二战时期旦泽地区一群处于青春期的学生身上，试图通过对他们战争期间经历的书写来唤起同时代德国人的集体记忆。这部小说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在德国当代文学中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甚至一度被收入德国文学教材。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猫与鼠》就开始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从本世纪初至今，该作品一直是君特·格拉斯研究的一个热点。赵登荣从两个层面指出了猫与鼠的象征意义，认为从马尔克和同学的关系来看，马尔克是鼠，他的同学（皮伦茨作为他们的代表）扮演着猫的角色；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来看，社会是猫，个人是鼠。[1]（P48）马娅在《君特·格拉斯与〈猫与鼠〉》中，从人性的角度剖析了军国主义文化对自我的阉割，认为该作以隐喻的方式批判了纳粹文化对个体的驯化。“主人公马尔克本是个善良的青年学生，因为生活在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时代，在纳粹文化的诱骗下，丧失了自我道德、自我价值，最终走向毁灭。马尔克的命运是特定背景下青年人相同相近的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2]（P75）。在《〈猫与鼠〉的象征意义解读》中，马娅通过荒诞新奇而富有哲理意义的“猫与鼠”的动物形象，剖析了纳粹文化对个体的驯化，思考了“精神鼠性”与个体选择之间的严峻问题。[3]（P143）此外，姜亚楠以罗兰·巴特的语码理论为基础，以小说所受的争议和文本中的空白点为出发点，采用符号学方法，从侧面解释了小说在评论界引起歧义的原因，揭示了小说的多重意义。[4]（P1）这些论文或分析了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或关注主人公马尔克的命运，很好地论述了小说的主题意蕴。然而，从精神救赎和身份认同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还并不多见。本文尝试把文本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将小说主人公马尔克和叙述者“我”——皮伦茨，同时纳入研究视野，对小说进行重新阐释。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讲述了少年约阿希姆·马尔克在二战期间从成为潜水高手到获得军队十字勋章,再到最终死亡的悲剧一生。叙述者“我”是主人公马尔克中学时的同学和玩伴皮伦茨，“我”作为故事的配角始终与主人公马尔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甚至对马尔克的命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小说通过成年的“我”对马尔克悲剧一生的描绘，很好地体现了格拉斯对二战的反思和对精神救赎问题的深入思考。

一、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与精神救赎之旅

根据《杜登姓氏》辞典，“马尔克”这个由斯拉夫语派生的姓氏原意为“小”、“和平”[5]（P437）。 正如这一人物名字的符号意义一样，主人公是一个普通的、循规蹈矩的学生。马尔克是家中独子，从小丧父，在母亲和姨妈的眼里，马尔克是一个值得自豪的好学生。然而在学校，他却表现得非常普通。“他不是一个想出人头地的人，读书不算十分卖力，允许别人抄自己的作业，从不打小报告，除了在体操课上，没有显露出过度的野心，而且公开鄙视和干预高年级学生常常搞的那种恶作剧”。[6]（P26）也就是说，马尔克一开始就是一个极其单纯的学生，从而与战争期间他的冒险经历形成对照。

马尔克人生的转折点缘自小说开篇所叙写的恶作剧。在棒球比赛的间隙，有人将一只猫按在了熟睡的马尔克的喉结上，使他的喉结留下了几道并不明显的抓痕，造成了他永久的精神创伤。因为这一事件使马尔克巨大的喉结暴露于众人面前，从而也使马尔克本人与鼠联系在一起。喉结的德语“Adamsapfel”直译为“亚当的苹果”，是来自《圣经》的一个典故。诺伊豪森指出，在《圣经》故事中，亚当偷吃禁果后，苹果核卡在喉咙里成为男人的喉结。喉结是上帝铭刻在人身上的原罪的痕迹，是人的宿命，是从创世纪以来人类所遭受的厄运的隐喻。[7]（P94）马尔克的大喉结就是这样一个集中了“所有毛病”的“令人讨厌的软骨”，成了他不幸命运的象征。硕大的喉结使他成为小伙伴们取笑的对象，同时也把他推向了边缘境地。因此，自从喉结被暴露在众人面前起，马尔克的人生目标就是通过改变自己的边缘地位来获得自我身份认同。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精神创伤疗救之路。

马尔克的身份认同之旅并非一帆风顺。最初他把一些东西，例如改锥、流苏、发光纽扣等挂在脖子上来掩盖自己的这一缺陷。由于一些饰品是在旦泽海湾的一条沉船打捞的，马尔克打捞过程中练就了高超的游泳和潜水能力，这使他获得了朋友的羡慕，他也在朋友的赞扬中获得了短暂的精神满足和一定程度的自我认同。“喝彩让他感到心情舒畅，可以平缓他的喉结的跳动；喝彩又会使他难堪，给喉结的跳动以新的动力”。[6]（P27-28）但同时，马尔克也清楚地知道，这些敷衍的赞赏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认可，这些普通的日常物品无法带给他身份认同和精神救赎的成功。

可以说，在马尔克的身份认同和精神救赎中，项链和奖章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马尔克脖子上带有圣母玛利亚肖像垂饰的银项链成为他的精神寄托，他坚持做晨祷，甚至因此缺席参加集体活动而被排斥出当时大多数青少年热衷的具有政治色彩的“德意志少年团”。从马尔克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一开始寄希望于从宗教即对圣母玛利亚的信仰中获得救赎。然而，圣母虽仍然具有保护的角色，却早已失去了其原本的神秘和崇高地位，只是一件遮盖喉结的饰品。在这个意义上，冯亚琳指出，圣母已沦为“马尔克偶像崇拜的对象和情欲所指”。[8]（P57）的确，圣母崇拜只是一种精神寄托，并不能改变马尔克边缘化的悲剧命运。以康拉迪中学校长、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为代表的学校“禁止马尔克在公共场合以及上课时将那枚波兰奖章挂在脖子上”。[6]（P20）格拉斯通过对马尔克在极权社会下精神历程的描绘，揭露了军国主义强权下宗教信仰的无力以及宗教救赎的艰难。另一方面，通过对纳粹官员克洛泽禁止旦泽少年马尔克戴波兰奖章这一情节设置，又影射了二战时期自由城市旦泽被德国占领，旦泽人的思想和行为受到纳粹严格控制的历史状况。

马尔克一度的迷茫之后又出现了转机。一名获得十字勋章从前线归来的空军少尉，在康拉迪中学的礼堂向母校师生作报告。迷惘中的马尔克亲眼见证了铁十字勋章的魔力，它使原本口舌笨拙的少尉作了风趣幽默的报告，甚至连克洛泽校长也对这个毕业生十分欣赏。这些令马尔克产生了超乎寻常的兴奋，他的“耳朵先是变得苍白，继而又变得通红，腰板儿直直地靠着椅背，两只手一左一右地摸了摸脖子，又掐掐咽喉，最后将一样东西扔到了长椅下面”。[6]（P59）十字勋章代表着对战时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肯定，具体地说，就是获得纳粹政治的认同。马尔克扔掉了遮盖喉咙的流苏，在离开报告礼堂时呓语般地重复少尉所说的关于如何获得十字勋章的场景，暗示着马尔克放弃以仁慈为宗旨的宗教信仰，即将为军国主义走向杀戮之路的内心痛苦的挣扎。不难看出，通过战争参与而获得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道路带给马尔克内心的震撼，也使他的自我身份认同具有了明确的方向。不难看出，在此体现出学校教育与战争的关联。学校的校长、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自身就是纳粹官员，他在演讲中直接歌颂战争，话语中充斥着希特勒鼓吹的纳粹军国主义思想。也就是说，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学校教育，使学校这一空间失去了启蒙、教育的功能，堕落成为了军国主义政治宣传的舞台。因此，获得十字勋章并在康拉迪中学礼堂做报告，成为马尔克认定的体现自我价值的标尺。

为了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马尔克入伍成为坦克手,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一枚铁十字勋章。铁十字勋章最初是由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威廉三世设立，以授予在对抗拿破仑的战争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员。因为它代表了为保卫祖国和对抗侵略的智慧和勇敢，获得十字勋章对于一名士兵来说意味着无上的光荣，同时也会赢得同事和他人的尊敬。铁十字勋章很容易勾起人们对普鲁士武士、俾斯麦时代的伟大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勇敢战士的回忆。希特勒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使铁十字勋章成为第三帝国强有力并且实际可见的军事力量的象征。可以说，马尔克对十字勋章的追求已经背离了他的初衷，也使他成为希特勒利用勋章宣扬军国主义、迷惑青年的思想渗透政策的牺牲品。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除结尾外，文中多处提到铁十字勋章时都用到了替代词：“那玩艺儿”、“磁铁”、“洋葱的对立物”、“电镀的四叶苜蓿”、“好心的老申克尔设计的怪物”、“糖块”、“装置”、“那么一个我不好说出来的东西”。[6]（P150-151）这些带有戏谑性的表达充分流露出格拉斯对纳粹铁十字勋章的不屑和嘲讽。此外，马尔克的铁十字勋章与父亲留下的奖章呈现了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父亲舍己救人、用自己的生命赢得的那枚奖章代表着荣誉和崇高，而当时的铁十字勋章却要以参加侵略战争，夺取他人无辜生命作为前提。马尔克以父亲为荣，一直将父亲视作榜样，然而青春期的马尔克却将二者混为一谈，没有认识到它们的本质区别。在这一点上，体现了格拉斯对灭绝人性的战争的讽刺。如果说自我认同的实现是以践踏他人的生命作为代价的话，那么，自我救赎就无法实现。当马尔克带着自己的十字勋章和字斟句酌的报告期盼进入学校礼堂时，却遭到克洛泽校长的断然拒绝，最终仍然被排斥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这也宣告马尔克试图通过参与战争获得自我身份认同的失败。绝望的马尔克潜入水中再也没有露面这一悲剧结局，表现了格拉斯通过对人物的荒诞命运来进行战争反思的积极姿态。

二、战争反思和灵魂救赎：作为叙述者的“我”

从整体来看，《猫与鼠》是“我”讲述的纳粹统治时期，马尔克受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走向毁灭的故事。同时，“我”并不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和故事的局外人，在一定程度上，“我”是马尔克不幸命运的始作俑者。少年的“我”觉得马尔克凸出的喉结好似一只不停跳动的老鼠，便将一只猫按在马尔克的脖子上。“我”这一带有恶作剧式的暴力行为也暗示了小说基本的人物关系：“我”表面上是马尔克的朋友甚至忠实的追随者，实质上则是友谊的外表掩盖下不怀好意的捉弄者和出卖者。“我”不仅是小说的叙述者，更重要的是故事的参与者。在“我”身上，体现了战后知识分子那种自我反思精神。

在小说中，“我”自称是马尔克的朋友。“如果说马尔克有好朋友的话，那么只有我和他还算得上够交情。为了保持这种交情，我花了不少力气”。[6]（P103）但另一方面，“我”又是马尔克悲剧命运的直接推手，是“我”的恶作剧使马尔克的喉结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造成了他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在“我”对这一事件的回忆中，许多细节都能一一记起，唯独事件的关键——“猫是如何扑向马尔克的？”这一问题却显得含糊其辞。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反复回忆这个场景，多次辩解和修正。这种从记忆模糊到反复辩解形成叙述张力，引起读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叙述者身上来。读者能够判断出“我”抓起猫按在马尔克的脖子上这一事实真相，同时“我”对真相的故意回避恰恰表明“我”对事实十分清楚却刻意隐瞒，进而表明“我”对马尔克的恶作剧也成了“我”难以言说的精神创伤。小说题名中的“猫”，不仅指棒球场上那只场地管理员养的黑猫，更主要的是指将猫按在马尔克喉结上的加害者“我”，更是一种暴力的隐喻。猫与鼠的隐喻表明，“我”和马尔克实质上是追踪者与被追踪者、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关系。“我”对待马尔克体现出的不是朋友般的关爱，而是对“他者”的敌视。

“我”对马尔克的迫害还表现在对校长克洛泽的决定施加影响。马尔克想要在学校礼堂作报告的请求遭到克洛泽的拒绝，“我”幸灾乐祸地把马尔克的这次失败看作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不光彩的胜利。在与克洛泽谈话中，皮伦茨说“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意思。这个因素是不可动摇的，学校的秩序嘛。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是无法挽回的”。[6]（P156）“我”在此打着帮马尔克向校长求情的幌子，事实上却替校长的拒绝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进而帮助他增强了拒绝马尔克的决心。通过在校际联席会议上以此为由做出最后决议，致使马尔克精神救赎的希望彻底破灭。可以说，这是皮伦茨作为纳粹帮凶参与迫害马尔克的一个有力证明。

冯亚琳认为，“君特·格拉斯在其小说中展示，暴力产生于针对‘他者’的仇恨与偏见。这种仇恨与偏见会使人、尤其是青年人易于听信法西斯主义的诱惑，听任其摆布，充当其杀手和炮灰”。[9]（P53）《猫与鼠》正是反映二战期间人与人异化的人际关系的文本。在这种敌视和仇恨的驱使下，“我”成了迫害马尔克的帮凶。遭到失败打击的马尔克最终看似自杀的结局也可以看作与“我”的行为有关。“我”阻止了古塞夫斯基帮助救赎失败的马尔克的打算，建议他回到沉船上去。“我”在马尔克潜入水中之后， “把脚从开罐器旁边移开”。[6]（P182）马尔克潜入水中时携带的唯一食物是罐头，而开罐器则是打开罐头的必需品，是维系生命的唯一途径，藏匿开罐器就意味着 “我”自己亲手杀死了马尔克。

纳粹思想熏陶下的中学生“我”在友情的掩盖下采用暴力迫害伙伴马尔克，将他推入死亡境地。可以说，“我”和马尔克都是极权思想统治下的受害者和牺牲品。《猫与鼠》中的“猫”成为邪恶的纳粹思想的象征。成年后的“我”通过追忆往事剖析自己的灵魂，虽然不是大胆的告白，但却借助对苦涩青春的回忆来正视自我内心的丑恶，直面人生，并试图通过对战争罪恶的反思来获得灵魂救赎。

三、结语

这部小说很好地展现了在纳粹军国主义思想的渗透和煽动下，人们放弃各自理想来迎合以军事为标准的主流价值观，从而成为被引诱的牺牲品而主动或被动参与战争，最后陷入自我迷失的生存状态。可以说，《猫与鼠》在表层的马尔克故事之下潜藏着叙述者“我”的故事，向读者展现了二战时期纳粹思想毒害下的两个不同人物的悲剧命运。个人的悲剧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现状的影射，也表明格拉斯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通过个人记忆书写反思历史、直面现实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猫与鼠》与旦泽三部曲中的《铁皮鼓》的主题具有了一致性，在格拉斯的小说创作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1] 赵登荣.解读《猫与鼠》中的猫鼠游戏[J].国外文学，2001（4）.

[2] 马娅.君特·格拉斯与《猫与鼠》[J].陕西经贸学院学报，2002（3）.

[3] 马娅.《猫与鼠》的象征意义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04（6）.

[4] 姜亚楠.《猫与鼠》的符号学视角分析[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1.

[5] Rosa und Volker Kohlheim.Duden Familiennamen[M].Mannheim:Dudenverlag,2000.

[6] 君特·格拉斯.猫与鼠[M].蔡鸿君，等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7] Volker Neuhaus.Günter Grass[M].Weimar:Verlag J.B.Metzler,2010.

[8] 冯亚琳.批判、继承与能指游戏——论君特·格拉斯作品中基督教题材的表现手法及意义[J].外国文学评论,2003(2).

[9] 冯亚琳.君特·格拉斯小说中的暴力与“他者”[J].外国文学,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