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涛 胡海桃

（1.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2.军事交通学院，天津 300161）

晋商，一般特指明清时期（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山西商人。晋商兴盛于明代前期，明中叶以后迅速发展，鼎盛于清中叶，清末又迅速衰落，其纵横捭阖，雄踞明清商界达五个多世纪。晋商之兴衰成败、经验教训弥足珍贵，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资源，值得现代商贾引以为鉴。

对晋商的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在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就对晋商进行了初步研究，主要关注山西票号的研究，探索晋商首创的票号制度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晋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重点关注晋商史料的收集与研究，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中断；20世纪80年代，又掀起了晋商研究热潮，这一时期的晋商研究拓宽了研究范围，基本理清了晋商发展的脉络，对晋商兴衰之道、经营之道等问题作了初步考察；20世纪90年代，晋商研究在国内再度升温，尤其在山西，形成了持续的晋商研究热，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其广度和深度都向前迈进了一步。

本文主要对近十年（2003－2013年）晋商研究热点作一简要综述，希望有助于对晋商的深入探讨。

一、综合研究晋商的著作

近十年，研究晋商的论著很多，着重介绍几本有创新和影响力的著作与文集。

张正明、孙丽萍、白雷主编的《中国晋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收录了关于山西票号性质及作用、晋商经营管理、兴衰探索、晋商生活等各个层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晋商在近500年历史中的运行轨迹。从这部论文集可见，近年来，不仅国内将晋商研究作为重要项目，海外学者也非常关注晋商研究，以世界的眼光来分析研究晋商历史，拓宽了晋商研究视野。

刘建生、刘鹏生等著的《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一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晋商的兴衰演变过程以及经营管理与制度创新，还有晋商与官府的关系、与国内外其他商帮的异同、晋商社团的历史作用及衰落等问题。

高春平的《晋商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一书对晋商的起源、票号的兴衰、山西商人与商帮、山西城镇以及晋商活跃的市场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孙丽萍、高春平主编的《晋商研究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收录了20篇涵盖金融研究、比较研究、文化研究等方面内容的文章。

孙丽萍的《人物·晋商·口述史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一书收录的论文是作者研究成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分为“清代人物”、“明清晋商”和“口述史研究及其他”三部分，内容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对于弘扬传统历史文化和廓清某些历史真相，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木萱子的《晋商之死》（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作者选择晋商做一次深入的反思，反思晋商在五百年辉煌中的不辉煌和辉煌中展现的劣根性，以及“新晋商”热中的不正常和不正常背后的东西。该书视角独特，分析深入。

孔祥毅的《晋商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共十章，对很多问题都有涉及，比如晋商崛起分析、晋商的贸易地理、山西票号的兴衰、晋商的企业管理制度、会计财务管理制度、行会制度以及晋商的伦理哲学、晋商与社会文化、晋商资本的转型与衰弱和晋商精神的传承等，该书虽涉及面广，但所涉及之处大多只是点到为止，求全而不求专。

还有李永福的《中国晋商成功之道》（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乔琰和李平主编的《寻找晋商家园》（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韩振远的《晋商之源》（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等著作和文集对明清晋商进行了综合研究，这些论著主要的不足之处是，研究中存在不少重复性。大部分著作都包含两个部分：晋商的兴衰和经营管理智慧，对这两部分的研究多是对相关二手资料的梳理，并没有太多的独创性，而且在著作中占用篇幅不小。比较有价值之处是，拓宽了晋商研究视阈，比如对晋商与地方政治、戏剧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二、晋商与其他商帮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晋商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学者们常通过将晋商与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现代商人集团、国外的商人集团等进行比较研究。

晋商和徽商是明清时期两大著名商帮，对近现代商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因此，研究晋商与徽商的论著相对较多，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刘建生、燕红忠、张喜琴等著的《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年），刘建生、燕红忠的《论传统文化在商业运营中的作用——以晋商与徽商经营管理比较为例》（中国软科学，2003年第1期）、张晓的《比较徽商与晋商的“官商结合”文化》（特区经济，2005年第10期）等论著和文章，这些文论主要集中从资本组织、企业制度、会馆制度、茶叶贸易、宗族制度、地理环境、官商关系等方面将晋商与徽商进行对比研究。总的来说，晋商与徽商相比，兴衰轨迹与商帮性质非常相似，但经营机制、价值取向等各具特色，近十年，拓展了两者比较研究的领域，挖掘了各自特色及其借鉴意义。

与其他一个或几个商帮综合比较研究的论著有：杜正贞的《浙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张实龙的《甬商、徽商、晋商文化比较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陈建林和高榕 编著的《晋商徽商温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陈梅龙、沈月红的《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粤商比较析论》（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5期），石涛、李志芳的《产权与激励机制视角下的晋陕商帮》（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何威的《明清时期河州商人与山西商人比较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余龙生的《明清江西商人与晋商的比较》（学术研究，2006年第12期）等对晋商与浙商、甬商、徽商、温商、宁波商帮、粤商、河州商人、江西商人等其他商帮进行了比较研究。

除与国内商帮、商业制度比较外，有的文章将晋商或其经营制度与国外商人集团或国外商业制度进行比较，比如：胡志帆的《近代山西票号与汇丰银行的发展比较》（黑龙江对外经贸，2006年第10期），李小娟的《晋商的人身股与西方股票期权的比较》（中国合作经济，2005年4月），张正明的《明清晋商与犹太商人比较研究》（载于《明清晋商及民风》一书），陈凌、王萌、楼静波的《家族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研究——山西票号与中世纪意大利家族企业的分析与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等文章。

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加深对明清晋商的多方面了解，近十年拓宽了比较研究的视阈，既站得高，又钻得深。

三、晋商与经济管理

晋商经营管理制度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有的笼统地研究晋商管理思想，有的以其中某一种或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经营制度为研究中心，比如身股制度、票号制度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

燕红忠的《晋商与现代经济：探寻经济良序运行的制度条件与历史文化基础》（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将晋商研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利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晋商现象进行剖析，并将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透过晋商研究反思现代经济发展过程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于认识和推进我国当前金融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信德俭的《明清晋商管理思想》（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一书重点分析了晋商经营与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的借鉴意义，以及分析晋商衰亡的前车之鉴，对晋商管理思想有一个宏观的梳理。

刘建生、燕红忠、石涛、丰若非等著的《晋商信用制度及其变迁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一书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环境特点，对明清晋商的信用制度安排以及长期变迁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作了多层次、多视角的分析研究，把明清晋商诚信与当前信用经济制度的建设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性建议。

金悦的《晋商身股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1年）一书主要分析了晋商利用身股制度激励的原因，探讨了晋商身股制度的多重激励作用及其绩效分析，并对晋商身股制度与现代激励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探索有利于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激励制度。

李永福的《山西票号研究》（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一书意在对山西票号作一全面考察，从中探讨其敢为天下先的主要原因，并通过与同时代其他金融机构的对比研究，总结其顺利经营的诸多因素。此外，还梳理了制约其发展乃至生存的一系列“瓶颈”，以期对现代中国金融改革有所借鉴。

李翠玲的博士论文《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一文从社会制度变迁的纵向角度考察了晋商票号信用制度的兴衰演变，从各类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构成的社会信用环境的横向角度分析了票号信用制度的经济绩效，提出了决定晋商票号发展兴衰的决定性因素是票号信用制度的效率。

此外还有王拥军的《晋商的精算：晋商财雄天下的商战传奇》（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成艳萍的《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明清晋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宋海林的《晋商之道与现代金融》（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周国宝的《交易须知》（北京：中华书局，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年）、郑文全和卢昌崇的《晋商的制度逻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忠强编著的《晋商与山西票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刘坚的硕士论文《晋商东家如何处理与掌柜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等一系列著作、硕博论文和期刊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在研究晋商与经济管理时引入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比如新制度经济学、历史地理学等，从新的视角对晋商的经济管理智慧作了阐释。

四、晋商与传统文化

明清时期，有关商业领域的法律制度并不健全，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商业制度的不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晋商的经营管理形成了非正式约束机制，对晋商的商业活动具有伦理与法律的双重规范作用。晋商的经营管理制度正是在传统文化约束和影响下运行的，既促成了晋商的长期兴盛，也导致了晋商的衰落。探讨晋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近年研究的热点之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

薛勇民等著的《走向晋商文化的深处——晋商伦理的当代阐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一书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视角，对儒商文化的伦理特质和晋商精神的伦理原则作了归纳总结。虽说商业伦理的特征都大同小异，但是晋商的伦理特征肯定与其地域文化紧密相关，但是该书在归纳总结晋商伦理特征时与三晋文化结合得并不紧密，其结论有点放之四海而皆准。

张钧的《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一书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视角对晋商进行研究，补充了史学、经济学研究晋商问题的不足，带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性质。

高倚云的《明清晋商文化传统、制度绩效与路径依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一书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出发，探讨了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晋商独特的文化传统，通过晋商案例的研究，从历史上检验了文化传统、制度绩效与路径依赖之间确实存在着因果联系，对未来经济发展确实会产生影响，路径依赖的不可避免提示要让文化传统演变尽量不阻碍制度变迁的步伐，最好能推动其向前发展。

葛贤慧的《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一书是在1996年初版的基础上修订再版的，再版时在原书的最后一章第六章“辉煌的衰落”文末增加了“晋商兴衰的历史启示与思考”一目，这是对作者主要观点的梳理，从文化的深层内核中揭示出晋商创造历史奇迹的精神力量，展现了晋商的生动形象，对这段历史饱含深情，见解深刻。

卫东海的博士论文《明清晋商精神的宗教伦理底蕴——兼析韦伯论新教伦理的经济意义》（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一文从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精神产生的作用角度研究明清晋商，作者认为，中国传统宗教伦理在明清晋商经济发展方向规定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清晋商祖先崇拜与宗法制度交织，儒释道合流形成庞大神祗，宗教仪式体系复杂有序地贯穿于晋商生存、创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没有宗教伦理通过个体行为范式和习俗载体将超验神律转换为个体道德自律，就很难保持商业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还有徐仲安主编的《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王洪主编的《太原晋商博物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王锦萍的《走近晋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侯海燕，薛秀艳编著的《晋商文化教育读本》（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韩鹏飞的硕士论文《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下的晋商衰亡研究：文化信仰和路径依赖分析》（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曹培红的《忠义的资本：晋商是个好榜样》（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年）、李安主编的《晋商劲旅：孝义晋商专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张小明的硕士论文《晋商的商业伦理及其现代价值研究》（东南大学，2006年）、王光明的硕士论文《旅蒙晋商家庭伦理精神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13年）等论著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虽然许多学者认为，明清晋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作为商业道德制约的基础，是晋商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也有人质疑，将传统文化中强调等级服从的观念灌输给员工这种管理模式，是否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值得商榷，而且明清晋商的金字招牌“诚信，仁义”并非晋商独有，这是古今中外商人都提倡的公序良俗。对明清晋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晋商伦理精神的独特之处的研究，我们挖掘得还不够。

五、研究晋商的其他方法

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晋商，是近些年晋商研究的热点之一。这种研究方法从多元复杂的相关要素中呈现晋商形象，突破了仅在商业领域认识晋商的研究模式，将晋商置身于某一家族、某一地域、某一商业活动等具体场景中，揭示晋商在婚姻家庭、日常生活、戏曲武术、建筑艺术、民俗活动等社会网络中的表现，勾勒出了晋商生活百态图，有助于全面了解晋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殷俊玲的《晋商与晋中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张正明的《明清晋商及民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王智庆、李存华的《晋东商业文化》（科学出版社，2009年），杨静芳的《阳泉晋商家族》（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年），范维令编著的《晋商故里祁县银谷恋探析》（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年），韩小雄的《晋商万里茶路探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王尚义的《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等。

还有其他许多新理论、新方法被应用到晋商研究中，比如制度学、建筑学、史料学、女性学、教育学等，这些新理论、新方法极大地拓展了晋商研究领域。其代表性的论著有：

刘建生、刘鹏生、燕红忠等著的《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是刘建生对自己及其领导的团队多年晋商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总结，其最大突破在于“将晋商的盛衰看作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方法，对晋商制度变迁的主体、变迁的动因以及制度的方式进行了系统分析，从理论上对晋商的发展脉络、运行机制、变迁规律进行了梳理和论证”，摆脱了就史论史、就商言商的局限。

很多论著对明清晋商的民居和商业建筑等作了研究，其中有从学术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比如朱向东、王崇恩和王金平编著的《晋商民居》（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一书以晋商聚落中较有代表性的集镇、村落以及民居为对象进行分析，介绍了在商业运营和商贾意识环境影响下晋商传统的生活住居模式。也有从旅游推广的角度作介绍，比如颜军和周国宝著的《山西晋商大院：晋商五百年兴衰史的见证者》（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一书首先对山西民居从建筑理念、建筑类型、建筑布局三个方面作专题解读，并从结构、装饰、附属建筑三个维度对山西民居作深入解读，然后精选晋中、大同、阳泉、长治、晋城、临汾、运城的15个晋商大院、民居，作全方位的介绍。

在史料整理方面，值得关注的有：《晋商史料全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全书收入文章1564篇，615万多字，资料细节描述清楚，人物特色鲜明，可读性强，此外，文献、民谚、口碑、口述、民谣等资料，均可以为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研究领域提供丰富的补养，大大充实了晚清民国山西社会的研究内容。赵荣达主编的《晋商牛耳：金太谷百处遗址·往事·名人》（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年）一书涵盖了太谷的古老文化、史载、口碑资料等内容，以太谷地方志为依据，和我国历史典籍对照，记录了太谷历史上的经典人物和历史典故。

有的从女性学的角度研究晋商，认为明清晋商家族中的女性伴随晋商兴衰之始终，她们的命运、作用和地位折射出了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婚姻家庭生活情况，晋商的成功离不开家族女性的帮助，她们为晋商家族事业的向外扩展提供了坚不可摧的后备力量。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文章有：韩晓莉的硕士论文《晋商家庭中的女性角色》（山西大学，2003年），刘莹的硕士论文《明清时期晋商女子德育的内容、方式及特征》（山西师范大学，2013年），刘晓丽的《晋商家族的女性》（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张正明和张舒的《明清晋商家族中的女性》（五台山，2007年第9期）等文章。

有的从教育学的角度研究晋商，认为晋商的成功是与其教育理念紧密相关的，晋商在“尚儒”而“鄙商”的社会大环境下，十分重视对子弟及员工的教育，开办私塾、书院、义学等教育活动，把习儒与经商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极富特色的“以儒助贾、儒贾相通”的晋商教育观。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文章有：刘赫的硕士论文《地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研究——以晋商文化为例》（山西财经大学，2010年），商雅琼的硕士论文《论明清晋商的教育观》（华南师范大学，2007年），闫彩丽的硕士论文《清代晋商教育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等文章。

还有诸多其他方法运用到晋商研究领域，不再一一列举。综上所述，过去十年，明清晋商研究成绩斐然，其中比较突出的方面有：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从区域社会史角度关注明清晋商研究；晋商个案研究范围在扩大；晋商经营管理制度研究更为深入；聚焦晋商的伦理道德研究；探究晋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发展晋商有关的旅游、建筑、戏曲艺术等产业；关注明清晋商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等方面。但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有的论著是重复性研究，有的是以二手资料为主的研究，有的是为了正面宣传某一地域或某一商团或某一家族的主观研究，等等，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创新性和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