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

失踪半个多世纪后，二战时被掳赴日劳工的名录在中国首现。

围绕着这份名录的争夺与态度，

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惊天秘密浮出水面

“失踪”半个多世纪后，一套神秘档案终于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现身。

它包括120袋、405份档案，分装在上百个牛皮纸袋里，数十年过后，纸张破旧泛黄，字迹逐渐褪色。

“它是通过驻日大使馆，经由特殊渠道带回国的，之所以这样，是担心日方发现并扣下。”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面露难色。“特殊渠道”只能意会，不能明说。

34282个名字写在上面。80年前，它们是活生生的人，一个个生龙活虎的中国青壮年男人。

这份编制于1964年的《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被称为中国被掳往日本的劳工“生死簿”，名单编制时，有的人已经死了，有的人还活着。而现在，名单上的人仅仅有少数还活 着。

2014年2月，部分劳工和劳工遗属向北京市一中院递交起诉状，状告曾经奴役过他们的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株式会社），要求公开谢罪赔偿。

名单，是他们控诉日本罪行的重要证据。

不只是编号，还是人

“张纯，山东省武城县方庄；

杨铁锤，河北省曲阳县北大岳；

李丑儿，河北省定县西南佐村；

楊印山，河北省定县西南佐村……”

“看，这是我！”88岁的杨印山突然孩子般咧开嘴笑了，用黢黑的指尖死死点住自己的名字，在与之并排的数个名字旁，用蓝色圆珠笔打勾或画圈。

“这个死了……这个也死了……”杨印山兀自喃喃。老人停顿了一会儿，垂下头去，继续佝偻着背，斜靠在椅子上，树皮一样皲裂的手小心翻动纸页，间或发呆。

这是一本名为《中国人强制连行·强制劳动》的日文书，里面有部分劳工的名单。

2014年4月中旬，河北定州西南佐村。村里一片死寂，一条黄狗懒洋洋地趴在院口。

“放在枕头边，每天都得翻一遍。”儿子杨福庄解释。

杨印山最开心的就是从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这意味着他不再只是一个编号。

1944年元月，杨印山18岁。沦陷的华北平原，日本兵时常出没。

“日本兵不但杀人，还抓人。”村民们口口相传。杨印山怕被抓，偷偷挖好了地道。

挖好地道的第二天一大早，村子被治安军和警备队包围了。

“我刚起床，正在家待着。他们把村民们喊到一起开会，说是要500张荞麦饼，不然就抓人。我们凑了500张饼给他们，结果他们还是开始抓人了。”杨印山眯着眼，往事像飞虫一样在他脑子里进进出出，嗡嗡作响，“有人跑了，有人躲进地道，我没来得及躲。那一天，日本人从我们村带走13个人，有5个是别的村过来避难的。”

杨印山从此成为一个编号，和被强掳的数万中国劳工一起，远赴日本，受尽劳役屈辱，成为了日本内阁1942年《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的牺牲品。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当时是商工大臣，是他在内阁会议上，具体制订了向各重工业生产部门“分发中国劳工”的相关政策。而在中国占领区的日军则立即开展了“猎兔行动”——包围村庄，专门抓青壮年男性。一份当年留存的资料记载，向日本提供劳工的契约书中规定，每输送一名劳工，付给提供劳工者275日元，也就是说军队去抓，有钱赚，抓到的人分配给企业，企业更有钱可赚。

被抓的数万劳工，被分配到遍及日本的35家企业的124个作业场，它们急需劳动力从事煤炭、矿山、铁路公路修建等工作。

编号68号的杨印山，被分配到大府飞机场拉排子车。

“火速烧掉！”

杨印山活到了日本的战败。

“我们以后是朋友了”，1945年8月15日以后，日本寮长（即“宿舍管理人员”）态度变了，他拍拍中国劳工的肩膀，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但很多同行的劳工却死在了日本。1945年，杨印山捧着两个老乡的骨灰盒，和11名活着的劳工回到了家乡。这时他才知道，自己被抓后，母亲日哭夜哭，把自己哭死了。

到底有多少中国人被抓到日本服劳役？有多少人被折磨死去？这是一个涉及多大范围、多严重的战争犯罪？对于这样的罪行，如何进行清算、审判？

中国没有正式严谨的统计，美国也没有。作为清算战争损害的必要程序，战胜国中国和美国要求日本收集强掳劳工资料——一份完整的名单。

“蒋委员长已经向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提出委托，要求对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战俘和其他被扣留人员的状况进行调查。”9月20日，日本驻中国公使再次向日本外务省发报催促。

联合国驻军司令部也下达指示：“要将（劳工）各人的户口所在地以及以前从事的职业（包括去日本之前的职业）等材料备齐，以便在他们上陆时能够立即向中国方面提出足够的必要材料。”

1945年10月开始，日本外务省责成管理局二部二科承办劳工调查工作。同时将劳工们分批送回中国。

杨印山们的日本经历，开始为他们在国内的亲人们所知。杨印山等劳工被抓后，先是被搁置在石家庄、济南等地的集中营，经过一系列酷刑后，再被转往日本。

一份来自集中营的资料详细记录了劳工们每天的日程——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十五分进行日朝礼仪，包括升太阳旗，对日本宫城遥拜等；五点开始工作；晚上七点三十分在结束工作后，还要降旗并朗读誓条。誓条同样被记录下来，如“我们要日华亲善完成大东亚战争”“我们要锻炼身心努力增加大生产”等。

杨印山记得，那段时间，平均每天死二三十人，两辆排子车每天过来拉两三次死尸。

而在日本，劳工们住着鸡笼般的宿舍——四五十个人住一栋房子，每栋中间是通道，两边是上下层的木板床，铺着一寸厚的草垫子。吃的则是令人作呕的鱼骨面——把鱼骨头烧化后磨成粉，和面混在一起，腥臭难闻。吃过之后，肛门处一个劲往外生蛆。

辗转过几个作业场的杨印山根本想不起自己究竟在为哪个企业干活。他只记得在日本的几乎每一天，都要推轱辘马，两公里的路，一天下来要推四五十次。身上的麻袋片破了，就赤裸着。

据统计，被强掳的中国劳工平均5个人中就有1人被夺去了生命。

1946年1月下旬，日本外务省让135个事业场尽快写出调查报告。一个月后，汇总的报告书记载了中国人被送来的时间、工种、姓名、年龄、籍贯、死亡原因、生活待遇和管制措施等。3月，日本“东亚研究所”16个研究员去各事业场实地调查，写成《备忘录》。外务省最终将这两份资料汇编成《外务省报告书》，共5册。

这一份报告书被标为“绝密”。

参与编写报告书的平井庄壹记得，他在做完这一工作后便辞职了，外务省下达指令：绝对不能向外讲报告书的事，他也从来没敢对外讲过。

报告书写成后，原本态度强硬的战胜国美国和国民政府将这事丢在了脑后。

“盟军最高司令部向美国政府打了报告，提出如果再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行，对日本经济复苏不利，最好尽快结束这一工作。” 当年的盟军司令部调查官威廉·辛普森数十年后回忆，美国政府同意了这一意见。此刻美苏冷战伊始，美国急切想拉拢日本大企业参与全球冷 战。

于是，日本迅速“拥抱战败”，美国轻易化敌为友，国民政府忙于内战无暇分身。4万华工名单无人提及。

1951年9月，美国召集48个战胜国与日本在旧金山签订条约，免除日本赔偿责任，大陆和台湾均未参会。但之后的日台谈判中，蒋介石迫于美方压力，最终签订合约，放弃赔偿。依然无人提及那份4万华工名单。

眼看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未被提及强掳劳工的罪行，日本政府密令外务省：火速烧掉资料！

“报告书后来被全部烧掉了”，“作为战争犯罪问题的资料被使用的话，岂不是给很多人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吗？”1960年5月3日的国会答辩中，日本方面如是解释。

作为战败国日本在战后烧毁了大量档案，这已经是世人皆知的事实，4万名劳工名单，也在这罪证大销毁中化为灰烬。

拼出的真相

随着名单销毁的，还有历史的记忆。

战争结束后半个世纪，1994年6月22日参议院外务委员会的答辩中，外务大臣柿泽弘治第一次承认强掳中国劳工的事实，他在用词上尽量为日本打折扣：“不能否定半强制的事实，许多中国人在半强制的形势下来到我国，被要求从事严酷的劳工。对加于其身的苦难，真是很遗憾。”

而这迟来的“遗憾”，是劳工们经过十多年的诉讼得来的。

1987年，在日本律师、在日华侨的资助下，花冈暴动的领导人耿淳和部分劳工，将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告上法庭，要求道歉和赔偿。

花冈事件是被掳劳工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幕：1945年6月30日深夜，鹿岛建设公司的700多名中国劳工，不堪被虐杀辱骂，决定发动暴动，他们打死监工，集体逃亡。但暴动很快失败，他們被日本军警用绳索捆绑、推搡着，押进广场。入夜，大雨倾盆，被捆绑着的中国人像被割过的苞米杆一样，挨个倒下。最终的数字记录，被强掳至花冈的979名劳工，419人命丧东瀛。

诉讼需要证据，帮助花冈诉讼的日本华侨林伯耀突然想起，有一份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名单，他在东京华侨总会见过：几个大纸皮箱子，装满了账本一样的东西。手写的字迹，泛黄的纸张。

“我当时还没有关注劳工问题，所以没有对这份名单特别关注。”

东京华侨总会成立于1946年，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长期以来致力于中日友好。林伯耀找到东京华侨总会希望用这份名单作为诉讼证据，但得到的答复是：名单已经不在了。

这份曾经被日本外务省标为“绝密”文件并已经销毁的名单为什么会出现在东京华侨总会？为什么当劳工诉讼需要的时候，这份名单会再次失踪？难道这样重要的历史档案真的已经从世间神秘消失了吗？

林伯耀不知道，在中日关系波谲云诡中，名单也被蒙上了许多风尘，其中的许多奥秘远不是他能把握的。

当历史的脚步走过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双方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时，许多历史过往被有意无意地选择性遗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中国政府之所以不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不会仅仅依靠外力（日本赔款）进行经济建设”；“因为日本人民也同我国人民一样，都是日本军阀的受害者，所以，如果提出赔偿要求，就等于是让同是受害者的日本人民支付赔款。这从我国的意识形态来说也是不行的”，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解释说。

4万华工名单从此无人提及。而“九死一生”回到祖国的部分劳工们此时正承受着又一次“革命”。

从1957年“反右”再到之后的“文革”，不少劳工被当成了特务、叛徒。有人质问，“你说你九死一生，那为什么别人死了，你还活着？说！你是不是叛国了！”

但是，不知中国国情的林伯耀还是想要那份名单。

林伯耀决定自己“拼凑”这份4万人的秘密名单。他和日本学者田中宏、律师新美隆（已故）、内田雅敏等人组成了“强掳中国人思考会”，他们派人到美国档案馆，先是找到了外务省当年参加调查的16个人的名单。

“我们希望你站出来！”林伯耀的弟弟林伯辉带着NHK的记者，逐个找到了当年的调查人员。

名单真的还存在于世，部分调查人员竟然奇迹般地保留了当年的原始资料，包括日记、名录。

而当美国公开日本被占领时期的档案后，调查人员再次赴美查找。当年为抢救和长远保留被战火毁坏的日本外务省档案文献，美国国会图书馆于1948年10月20日函请美国国务院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最终复制了2116个胶卷，全长211600英尺。

一个个名字被查了出来，历史真相被一点点拼凑出来。

有良心的日本人

“名单上的34282个劳工，远远不是被掳中国劳工的全部。”林伯耀说。

1945年下半年，内务省曾下达指令，“在调查华人劳务者的待遇问题时，要尽量多收集能证明按照合同公证、妥当对待劳务者的资料，并把它保存好（如能显示人员健康的照片等）。” 北海道警察署则对中国劳工死亡原因如何填写有过明文指令，凡是自杀，被殴打致死等特殊死亡，死因一律写成“因病”。

“《事业场报告书》把中国人的死亡原因几乎全部写成‘肠炎、‘急性肠胃炎、‘痢疾等，实际上这些病是营养不良造成的，不难治愈，所以要查明中国人死亡的普遍原因和真正原因；二是有的事业场、所在报告书中称中国人在那里居住‘环境风光明媚，根本未涉及对中国人虐待的情况。”原东亚研究所负责劳动研究的主任研究员大友福夫数十年后透露，他曾参与了三个事业所的调查。大友记得，他去大夕张矿业所调查时，那里的管理人员非常惶恐，采取多方应付的态度。在所谓“风光明媚的环境中”，大友发现，中国人实际上住在深山里，每个人的床位只有约1.2平方米，条件极其恶劣。曾经在大夕张矿业所当过医生的加藤喜一也证实，中国人住的地方离公路有七八公里远，这是为了防止他们跑掉。

为逃避责任，报告书还将被强行抓去的劳工称作“合同工”，将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木板房说成“住宅通风良好”，把工伤写为“肋膜炎”等，甚至还声称给中国劳工听音乐。

“这是一份被删改、掩饰的名单，许多劳工被抓后还没有送到日本就因逃跑等被杀，或者在路途中死亡，都没有算在其中，据我们调查，被掳劳工远远超过4万人，很多死难者并不在这个名单上。”林伯耀说。

“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强掳中国人的历史，如果华侨总会不公布，我们就要公开这些资料了！”这时，林伯耀再次找到东京华侨总会，他有了底气。权衡再三，1993年，东京华侨总会通过NHK正式公开了《外务省报告书》。

隐秘的历史偶然浮现出来——

1950年11月1日，东京浅草本愿寺，中国死难劳工第一次慰灵追悼会，东京华侨总会会长陈焜旺也在其中。

一个神秘的男子接近了他，低声告诉他有一份重要档案要交给他。陈焜旺独自开车去了两人约好了地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是几十个沉重的大纸箱子，当他一件件将它们搬上车时，发现交货人早已不见了踪影，当时天太黑，他甚至都没有看清对方的长相。

这就是《外务省报告书》——中国劳工的生死簿，手抄件，一共三套。陈焜旺说，这是一个有良心的日本人。此人应该是日本外务省经手中国劳工名单的工作人员，他在接到要求销毁的指令后，悄悄藏起了三套。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那么多的箱子，需要隐藏，需要偷偷运出来，这需要冒多大的风险，需要多大的勇气，名單能保存下来，真是一个奇迹”，林伯耀说。

陈焜旺透露，取回的三套档案，其中两套分别给了台湾和中国大陆，一套留在华侨总会，留在华侨总会的资料被分别放在10个大纸箱里，分几处保管。然而遗憾的是，送到大陆和台湾的另外两套，至今下落不明。

死了的和活着的

名单在拼凑，林伯耀将这些名单源源不断地交给国内热心于此的人，希望把这些名单上还活着的人找出来。

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主任刘宝辰是1990年第一次从林伯耀手上拿到名单的。那是986个花冈劳工名单，刘宝辰组织学生、老师共25人，分12组分头到各省找人。大家先坐长途汽车到县城，找县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一早，每人花四块钱租辆自行车下乡，“找到人之后，把问到的内容记下来写信告诉我”。

杨印山就是刘宝辰在这一过程中找到的。彼时，老人正在村里过着安静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直到刘宝辰找来时，子女们才第一次听父亲讲起这段被强掳的往事。

让刘宝辰兴奋的是，短短一个星期，就找到了100多名劳工——这是4万人的四百分之一。从1991年开始，刘宝辰的行动受到了有关部门限制。1996年以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而那些死去的人，却尸骨难以还乡。

1953年3月，日本开始了为期11年的中国劳工遗骨归还活动。

1949年夏天，在大馆市的花冈矿山，中国遇难者的遗骨陆续被发现。现年86岁的日本老人町田忠昭参与了遗骨发掘和送还的活动，“我和大家一起小心地去挖那些遗骨，捧着他们的那一刻，我能感到那种分量，中日的血脉从此就在一起了”。

1950年11月，花冈矿山416名中国殉难者的骨灰，被送到东京。人们在东京浅草地区的本愿寺举行了追悼仪式。所有死难者的骨灰，都放在东京的枣寺。

这座经历战火的寺院只有三间房。一间做客厅，一间做佛堂，另一间摆放着的几百个骨灰盒，占据了整个房间的一半。住持菅原惠庆就睡在骨灰盒边上。

从1952年开始直到今天，枣寺的三任住持都坚持每天为中国死难者祈祷。

町田忠昭记得，他们到东京站后，火车不让遗骨上车，大家就在铁轨上静坐，要求提供客车。骨灰护送团离开港口时，大小船只一起鸣笛。由于上学，林伯耀未能参加这次活动。

骨灰送到中国的天津，但这些死去的劳工的魂却没有真正回到故乡。由于中国的特殊政策，6830位劳工的骨灰，只有一位被家属认领带回了家，而其他人的亲属，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亲人的遗骨回到了中国。

为劳工奔走的数十年，林伯耀总惦记着这些骨灰，他担心它们在文革中被毁。“我委托天津的一位老师帮我找。”林伯耀隐约记得，骨灰似乎放在水上公园了，“我告诉他一定要去找，1991年，他找到水上公园附近一个很少有人去的烈士纪念馆。”

在一位园丁的帮助下，这扇紧闭了20多的门打开了。

阴暗潮湿的房间里，一股怨气扑面而来。

骨灰盒搁置在木架子上，屋顶漏雨了，雨水“滴答、滴答”地落在骨灰盒上。林伯耀很难过，“为什么他们回到故乡会这样？”回日本后，他和华侨们捐款85万元人民币，在天津烈士陵园为殉难中国劳工修建了纪念碑和名录墙。工匠们分文未取。

同样的名录出现在日本艺术家关谷兴仁的工作室中。这位80多岁的老人用四年时间，为6830位殉难的中国劳工刻好了陶艺铭牌，每块铭牌上都写着“悼”字，后面是劳工名字。

“现在想想，我做这些事，就是替死难者做的。他们没办法说话，我们活着的人就替他们说出来吧。至于还活着的，我不敢为他们做什么。”年近80的林伯耀在数年奔波后显得有些疲惫，他微闭了一会儿眼睛，再睁开，想起什么似的，随即吐出一个日语单词，问“这个词的中文怎么说”。旁人解释，“是怨气的意 思”。

“那这个‘怨字怎么写？”林伯耀问。

后记

2014年4月5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公布了34282名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并将名录发布在官网上。4月17日本刊记者到抗战纪念馆想看看这辗转60多年回到中国的劳工名单，“纸太脆了，有些送来的时候就已经成粉末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会拿出来给人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婉拒了记者。他透露，名单将会经由扫描，影印，正式出版。

● 特别感谢《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南香红老师、

中国摄影家协会张国通老师对本文的贡献；

参考文献：《花冈事件60年》/张国通著；

《日本擄役中国战俘劳工调查研究》/刘宝辰、林凤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