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平

（红河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云南蒙自 661100）

缅甸的外国移民：历史、现状及其影响

邵建平

（红河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云南蒙自 661100）

1988年以前，外国人移居缅甸的历史可以根据缅甸的历史发展进程分为六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的外国移民数量和特点随着缅甸历史和政局的变动而不同。1988年后，随着缅甸新军人政权的建立，大量的中国人移居缅甸，成为缅甸的新移民。不同时期的外来移民对缅甸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同时也对缅甸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缅甸；移民；影响

国际移民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本文里面的“国际移民”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既指以定居为目标并且已在居住国连续居住了1年以上时间的移民，也包括在居住国居住时间相对比较长的移民工人。此外，本文的国际移民包括“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

一 1988年以前移居缅甸的外国人

（一）1988年以前外国人移居缅甸的历史、概况和特点

外国人移居缅甸的历史比较久远。1988年以前外国人移居缅甸的历史可以简要分为下面几个阶段：英国殖民时期以前、英国殖民时期至日本侵略之前、日本占领缅甸时期、1945年至1947年、缅甸独立至1962年、1962年至1988年。

英国殖民统治缅甸之前，移居缅甸的外国人主要是中国人。中国人移居缅甸可以追溯到唐朝，大约明末清初时，就有大量的中国人移居缅甸，至英国对缅甸殖民统治前夕，在缅甸的中国移民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

第二阶段，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进入缅甸的外国移民主要是中国人和印度人。1824年，英国开始入侵缅甸，至1886年，英国完全把缅甸纳入其殖民体系，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在殖民当局鼓励大米出口的政策以及当时国际市场上持续攀高的稻米价格的刺激下，下缅甸的水稻种植得到快速发展。随着水稻种植面积的增长，下缅甸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扩大，英国殖民当局先后颁布了《1852年外侨条列》、《1864年外侨条列》和《1876年的田赋法案》，鼓励外国人移居下缅甸。在这些政策和法律的鼓励下，大量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移居缅甸。根据殖民政府的调查，1911年全缅华人为12.2万人，1921年为14.9万人，1931年为19.4万人，1941年增长到30万人，约占缅甸总人口的1%。[1]1862年，下缅甸被并入英属印度后，印度人能够很方便的移居下缅甸。为了方便印度的穷人移居下缅甸，英国殖民政府向航运公司提供补贴以降低票价鼓励印度人移居缅甸，19世纪后半叶，移居下缅甸的印度人的数量不断增长，1872年为3.75万人(不到下缅甸总人口的2% )，1901年则超过了29.7万人(超过下缅甸总人口的7%)。[2]1921年至1931年间，在缅甸的印度移民人口从88.1万人增至110.8万人[3]，缅甸成为东南亚国家中印度移民最多的国家。[4]

1942年1月，日本大举入侵缅甸，至5月30日，日本已经完全占领了缅甸，取代了英国成为缅甸的殖民统治者。这段时期，在缅甸的外国移民主要有印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总的来说，这段时期，移居缅甸的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数量呈下降趋势，因为不堪忍受日本殖民者的残酷统治，大量的印度人和中国人撤离缅甸。据估计，这个时期印侨撤离缅甸回国的约40万人[5]，中国侨民撤离缅甸回国的大约几万人，但是途中死亡超过半数以上，实际安全撤离缅甸抵达中国西南的约2万多人[6]。同期，一定数量的日本人以政治移民的方式移居缅甸，直接为日本对缅甸的殖民统治服务。

1945年5月，日本对缅甸的殖民统治完全崩溃，英国殖民者卷土重来，恢复了对缅甸的殖民统治。至缅甸独立之前，英国又对缅甸进行了约3年的重占。英国殖民者沿袭了战前的移民法规。1945年底至1946年初，大量的中国侨民和印度侨民返回缅甸。然而，大量的中国侨民和印度侨民返回缅甸引起缅甸人民的舆论，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在1947年颁布了一项移民紧急条例，对外来移民进行一定的限制和约束，这个政策是缅甸移民政策的转折点，此后，缅甸从鼓励外来移民向限制移民进入缅甸方向发展。

1948年1月4日，缅甸获得了完全的独立，1948年至1962年在缅甸历史上被称为自由同盟时期。这个时期，缅甸的移民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继续延续了1947年以来以限制为主的移民政策。在侨民加入缅甸国籍问题上，缅甸当局改变了殖民时期以出生地为主要原则的做法，转而采取以血统主义为主、出生地主义为辅的入籍政策，并在《缅甸联邦宪法》里面对缅甸公民资格作了如下规定：“(l)凡其父母现为或原为缅甸任一土著之种族者；(2)凡出生于联邦境内任一地区，其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现为或原为缅甸任一土著种族者：(3)凡出生于联邦境内任一地区，其父母现为缅甸公民，抑或其父母假使在本宪法实施时仍然生存则应为缅甸公民者：(4)凡出生于任一地区，当其出生时，该地系属于英皇领土范围内，而在紧接本宪法实施之日或1942年正月一日以前十年间，曾居住于联邦境内任一地区8年以上，有永久定居该地区之意，且依法律规定之方式及限定时间内，表示其愿为联邦公民者，即为联邦公民。”[7]由于入籍条件相对苛刻和其他原因，这个时期的侨民加入缅甸国籍的并不多。拿华侨来说，至1961年，缅甸移民部报告，加入缅籍的华侨共有6，279人，没有入籍的18岁以上的华侨有91，156人。[8]总的说来，正如1964年缅甸《仰光报》社论指出的，缅甸“独立16年来，加入缅籍的外侨是很少的。”[9]在这个时期，尽管加入缅甸国籍的华人占移民缅甸的中国人的比例不大，但是随着中缅两国建交和关系不断深入发展，移民缅甸的中国人还是比较多，他们在缅甸的地位也比较高。

1962年至1988年，奈温军政府统治时期，进入缅甸外国移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数量上急剧减少。奈温军政府于1963年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把大量外侨所有企业收归国有，一大批华人和印度人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失去了在缅甸继续生活的经济基础，不得不离开缅甸。大批的印度人回到印度，至20世纪80年代初，缅甸大约还有40万印度人，其中4.7万人已加入缅甸国籍，4.7万人保留印度国籍，4.6万人拥有其他国籍，其余26万人无国籍[10]。华人在奈温政府时期的地位可谓一落千丈，除了经济上受到国有化运动影响外，1967年6月，缅甸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大规模缅人排华反华事件，6月26日，奈温军政府策划了反华暴乱，对仰光华侨进行了镇压，这一事件被称为“6.26”事件。“6.26”事件爆发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中国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对缅华社会造成了影响，缅华社会采取了一些模仿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做法，如佩戴毛主席像章、读背毛主席语录等[11]，给缅甸当局造成了紧张感，认为缅华社会的行为不利于进一步建立国家认同，缅甸华人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嫌疑；第二，“6.26”事件也是缅甸军政府利用极端民族主义牺牲华侨利益，转嫁统治危机，寻求合法性的牺牲品[11]。1962年，奈温军政府上台后，一直面临政权合法化的危机，民众反对军人社会主义高压政权的行动一直没有间断，1967年，缅甸面临内战的危险可能比奈温上台以来任何时候都大。食用油、大米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分配出现了全面的恐慌，”市民、学生不断游行示威。奈温政府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利用了缅华社会极左的行为，煽动了缅人对华人华侨的仇恨。正如西方学者认为的“6.26”事件的事实是“奈温将军把国内问题转变为国际问题，把国家拉向自己这边，使华人成为缅甸人愤怒的目标，给军队一个喘息的机会”。[12]此外，“6.26”事件还有其他的原因，如当时国际上的反华浪潮也对“6.26”事件具有一定的示向作用。正是由于“国有化、大排华”形成了巨大的推力，大量的华人和印度人离开了缅甸。1963至1967年间，有超过30万印度人与10万华人离开缅甸，1982年，缅甸政府通过新公民权法，歧视外籍人，使华人难以立足。于是，华人又掀起另一股离境浪潮，许多人移居台湾、香港、澳洲与美洲。[13]

总的来说，1988年以前移居缅甸的外国人主要是华人和印度人，他们在缅甸的人口数量和地位随着缅甸国家政权的变更和移民政策的变化而发生巨大的变化。

（二）1988年以前外国移民对缅甸社会发展的影响

毫无疑问，大量的外国移民进入缅甸对缅甸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从积极的方面说，大量的印度人和中国人移居缅甸为缅甸的经济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缅甸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缅甸的水稻种植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水稻种植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大量的印度人和中国人移民缅甸为开发缅甸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他们为英国殖民者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为缅甸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给缅甸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文化，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总的来说，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科技文化比缅甸人的要高得多，大量的印度人和中国人移民缅甸后，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促进了缅甸生产力的发展；第三，对缅甸商品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总的说来，在印度人和中国人来到缅甸之前，缅甸主要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而移民缅甸的大多数印度人和中国人主要是从事工商业。客观上促进了缅甸经济结构的完善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根据1962年的一份材料，当时华人所经营的工业占缅甸私营工业的75%，华人还垄断了一些新兴工业项目。[14]第四，大量的外来移民促进了缅甸城市化进程。以仰光为例，1824年，仰光还只是一个有约9000人的小镇，到1921年，仰光的人口就达到了到100万人，其中有印度人约50万，华人7万[15]。

然而，大量的外国移民也对缅甸的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第一，1988年以前移居缅甸的外国人，除了华人外，印度人和日本人分别是伴随着英国殖民和日本占领而进入缅甸的，他们大多都是直接为殖民当局服务，给缅甸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第二，大量外来移民进入缅甸与缅人竞争工作岗位，使得缅人的处境变得艰难。而且，大量的印度人和华人比缅人能够吃苦，使缅人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第三，经济上的矛盾转化为政治矛盾和民族矛盾，给缅甸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对于印度人来说，缅甸人认为他们是英国殖民统治者的附庸，而且忠实于英国，是他们的敌人。由于这种观念，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缅甸发生了两次比较大的印度人和缅人的冲突。一次是1930-1931年的缅甸人与印度人冲突。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蔓延到缅甸，加之来自印度的齐智人通过放高利贷等方式霸占了农村的大量土地，许多农村人口不得不迁移到城市找工作。缅甸本地劳工和外来印度劳工之间对工作岗位的竞争直接导致了缅人和印度人的冲突。冲突从仰光开始，之后蔓延到仰光周围的地区，在东吁、勃固和汉萨瓦底地区都发生了缅甸人与印度人的冲突。官方报告显示，在冲突中大约有100人被杀死，1，000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是印度人；而当时的观察家认为大约有300-500人被杀死。[16]另一次是1938年的反穆斯林运动。1931年 ，一个名叫瑞皮(ShweH pi)的穆斯林写了一本包含有极度贬低佛陀内容的书，这本书发行量和销售量的大增引起了缅甸佛教徒的注意，随后爆发了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1938年，冲突激化，反对穆斯林的激进运动很快蔓延到仰光市的其他地区，而且几天之内又蔓延到缅甸的大多数城市和城镇。由于在缅甸的很大一部分印度人是穆斯林，这场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很快演变为缅人与印度人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直到当时的巴莫政府被迫制定《仰光紧急安全法案》后，才得到了平息，给缅甸当时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二 1988年以来进入缅甸的新移民

1988年9月，缅甸国家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接管政权，实现民族和解，放弃了奈温政权长达26年之久的闭关锁国政策和计划经济体制，宣布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和鼓励私有化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积极利用外资，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加强同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泰国等的边贸关系。在这样的政策鼓励下，大量的外国移民进入缅甸，成为进入缅甸的新移民。

（一）1988年以来外国人移居缅甸的原因

从目前国际移民理论来看，主要的理论大多都集中于解释国际移民的动因。本文认为能够解释1988年以来外国人移居缅甸的动因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

1、推拉理论。推拉理论认为“推”和“拉”双重因素决定了国际移民的存在和发展。“推”的因素，如人口增长、生活水准低、缺乏就业机会、政治压力等等，迫使人们离开故土；而“拉”的因素，如外国的劳工需求，获得土地、良好与充足的经济机遇、政治自由等，亦能吸引人们寻求移民。1988年9月以来，缅甸政府施行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措施和政策，给外来移民提供了良好和充足的经济机遇，对外来移民形成了“拉力”；同时，由于移出地人口增长，竞争加剧，经济机会少，对移民形成一定的“推力”。

2、移民网络理论。移民网络是指移民和仍在原居地的亲人、朋友，基于亲情、友情所建立起来的种种联系。一般来说，那些与海外移民有着某种社会关系的人会极大地增加国际迁移的可能性；那些有过一次迁移经历的人，后来的迁移会依赖于其以前的迁移经历和与其他移民之间的社会联系。[17]印度人和华人移居缅甸的历史悠久，已经在缅甸建立和一定的网络和社区，这为后来移民者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和使他们能够找到归属感。同时在奈温政府时期返回迁出国的大量移民由于具有迁移经历，在1988年后也逐渐回迁缅甸。

3、移民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殖民、政治影响、贸易、投资和文化联系等原因，使得移入国与移出国之间形成了紧密而稳定的纽带；正是因为存在这个纽带，导致了后续的大规模移民。[18]进入缅甸外国移民的数量和规模总是伴随着迁出国与缅甸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1988年9月，缅甸国家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执政后，由于印度政府支持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收容逃亡的缅甸民主斗士和学生，导致缅、印两国关系一定程度上恶化，卑谬(Prome)、东枝(Taunggyi)、眉苗(Maymyo)等地先后发生反印骚乱，印度人纷纷逃到首都仰光避难。[19]也有很大一部分印度人返回了印度。而中国在处理与缅甸关系时，继续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关系一直发展良好，这给华人移民缅甸奠定了基础。

（二）目前缅甸境内外国移民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1988年以来，缅甸国内的新移民人数最多的是中国人，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1988年至今进入缅甸的华人新移民数量却难于估计。香港《亚州周刊》1988年8月26日报导，在缅甸4千万人口中，华人占2.2%。按此计算，缅甸当时的华侨人口已经超过80万。[20]21世纪初年以后，随着GMS次区域建设的推进，中国与缅北经济关系更加密切，不少中国人移居到缅甸定居和经商。据庄国土教授估计,至2007年，缅甸的华侨华人约250万，其中新移民的数量约在100-110万人之间[21]。从分布上来看，缅甸华人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中小城镇，如仰光、曼德勒、腊戍、勃生、当阳、东枝、密支那、毛淡棉等，他们主要从事商业活动。

当然，缅甸具有一定数量的非法华人移民，中国到缅甸的非法移民包括两部分，一是从中国非法出境跑到缅甸的中国籍公民；二是根据云南地方政府与缅甸少数民族武装签订的合作协议，从中国合法出境到缅甸打工的中国籍公民。由于缅甸特区政府无权批准外资企业开采矿产和伐木，缅甸中央政府将这部分到缅甸从事资源开发的中国人也视为非法移民。目前，从中国到缅甸的非法移民数量无法准确统计。总的来说，在缅甸的中国移民的数量一直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问题，非法移民的数量更是无法统计。但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仅缅甸掸邦东部第一特区（果敢地区）到2001年就有来自中国大陆的非法移民4万多人，可见在缅甸的中国非法移民数量还是不少的。

（三）外国新移民的影响

总的来说，大量的外国新移民对缅甸的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1、外国新移民对缅甸经济社会的影响

从经济上来说，外来移民对缅甸的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贡献。1988年9月，新军人政府上台后，施行了一系列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鼓励私人投资工商业，另外还颁布了两项促进经济自由化的法律，一是1990年宣布“税收特赦令”，允许个人无法说明来源的财产，只要补缴25%的税就可变成合法收入，用于投资和购买房地产；二是1994年颁布的一项“公民投资法”，允许私人投资者开办各种工商企业。缅甸政府的这些政策有力地调动了华人投资工商实业的积极性，因为华人的经济发展在法律上得到了保护。在越来越宽松的政策下，华人投资工商业的热情不断高涨，不少华人向工、商、金融、服务业多种经济行业发展。随着不断地发展，华人经济已经是是缅甸私营经济的重要动力和重要组成部分，据2000年统计，当前在缅甸私人经济中，华人已和缅甸人、印度人一道平分秋色，各占到1/3左右[22]。随着缅甸积极推进私有化、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及跨国界的华人经济资本的进入和中缅经贸关系的发展，缅甸的华人经济会朝着更高层次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将会在缅甸的经济结构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2、缅甸的中国新移民对中缅关系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移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移居缅甸，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也成为影响未来中缅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首先，数量众多的中国非法移民在缅甸从事非法活动和非法生意，不仅会给缅甸政府和人民造成恐惧，同时也会改变缅甸对中国的看法，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其次，由于缅甸的中国新移民数量中国，已经成为一些国家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证据。2005 年， 一位长驻印度孟加拉邦的独立研究者Sudha Ramachandran 提出：在过去10 年中，至少有100 万以上的中国移民进入缅甸，其数量之大已经改变了缅北地区的族群结构。[23]此后，这一关于缅甸中国新移民的数量被西方人口问题观察家反复引用。[24]他们认为数量如此之大的中国移民对缅甸来说是一种威胁。从长远看，移民问题，尤其是数量众多的中国非法移民问题将会成为影响中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1][英]布赛尔著.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1):3.

[2]陈真波: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下缅甸的外来移民与民族关系[J].世界民族,2007,(5):60.

[3]杨长源:缅甸概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7:25.

[4]萧永坚.英国重占缅甸时期的政策与华侨(1945一1947),华侨华人历史研究[J],1990,(3):13.

[5]萧永坚:英国重占缅甸时期的政策与华侨(1945一1947)[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3):13.

[6]萧永坚.英国重占缅甸时期的政策与华侨(1945一1947)[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3):13.

[7]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on of Burma (1947)[EB/OL].http:// www.blc-burma.org/html/ Constitution/1947.html# CITIZENSHIP.

[8]范宏伟:自由同盟时期华人社会地位探析.东南学术,2003,(2).

[9]范宏伟.战后缅华社会政治地位变迁研究,厦门大学,2004,4:52.

[10]林锡星.缅甸的印度人[J].世界民族2002,(2):65.

[11]范宏伟.战后缅华社会政治地位变迁研究[D],厦门大学博士论文集,2004,4:144-146.

[12]范宏伟.战后缅华社会政治地位变迁研究[D].厦门大学专门史专业博士论文,2004,4:147.

[13]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rseas/ocmd.htm

[14]罗群英.缅甸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透视[J].华侨华历史研究,1997,(3):39.

[15]林锡星.缅甸的印度人[J].世界民族,2002,(2):68.

[16]张旭东.试论殖民地时期缅甸国内的两次缅、印人冲突[J].世界民族,2004,(6):42.

[17]傅义强.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述略[J].世界民族,2007,(3):52.

[18]周聿峨、阮征宇.当代国际移民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3-3,25(2):6.

[19]林锡星.缅甸的印度人[J].世界民族,2002,(2):68.

[20]林锡星.缅甸华人及其分布[J].东南亚纵横,2000,(1):53.

[21]庄国土.经贸与移民互动：东南亚与中国关系的新发展—兼论近20年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原因[J].当代亚太,2008,(2):104.

[22]华人经济年鉴[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1.

[23]Sudha Ramachandran ,“Yangon still under Beijing’s Thumb”,Asia Times Online ,Feb .11 ,2005.

[24]Larry Jagan ,“China’s Uneasy Alliance with Myanmar”,Asia Times Online ,Feb .24 ,2006.

[责任编辑贺良林]

Bunna's Foreign Immigrant:History、Present Situation and Its Influence

SHAO Jian-ping
(Honghe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 Relations,Mengzi 661100,China)

Before 1988,the immigrants history of Myanmar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stages,the amount and traits of every stage varied with the change of Myanmar's history and regimes.As the military junta took power in 1988,a great number of Chinese have been migrating into Myanmar.The immigrants of different stages mad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yanmar.

Myanmar;immigrants;influence

D51

：A

：1008-9128（2014）05-0094-04

2013-12-09

邵建平（1983-），男，云南武定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东南亚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