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旺舟， 陈红军

(1. 湖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8； 2. 湖北工业大学 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8)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1942-)(Ellen Meiksins Wood)(以下简称伍德)是加拿大约克大学荣休政治学教授，现居住在英国，曾长期担任国际重要左派杂志《新左派评论》的编辑，主要著作有《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阶级的退却》、《资本的帝国》、《政治理论与资本主义的形成》、《农民——公民与奴隶》、《资本主义的原始文化》。她是英语国家杰出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伍德对马克斯·韦伯(以下简称韦伯)目的论历史观的批判有助于重新认识韦伯历史观的本质和特点，彰显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当代价值，更好地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一、批判韦伯历史观的缘由

第一，澄清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伍德指出，将韦伯与马克思进行比较是学术界的一贯做法，认为韦伯与马克思是对立的，韦伯的理论是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武器：“马克思是一个简化论者、经济决定论者，韦伯对多因论以及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学的独立性有更加成熟的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是目的论的并且是以欧洲中心的，韦伯的观点更适合于人类文化和历史模式的易变性和复杂性。”[1]145总之，韦伯正确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则将人类的历史简化了，无法解释生动的社会实践及其发展过程。但事实相反，不是马克思而是韦伯颠倒了历史的发展，韦伯的理论才是一个单线的、目的论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韦伯的历史观既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诞生前的独断论，也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的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结构决定论，而是陷入了目的论的泥潭中。“这种目的论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尽管有时或者经常受到阻碍——趋向于资本主义的冲动，在历史的运动中资本主义的目标总是预先设定的，不同社会形式之间的区别与它们是鼓励还是阻碍这个单一的历史冲动有关。”[1]145-146

第二，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将历史观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伍德指出，韦伯的历史观在西方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影响，他片面地认为资本主义是由古老的商业社会自动发展而来的，商人阶级是推动资本主义形成的天然的精神动力，现在需要解释的是这种动力的解放。“韦伯历史社会学的核心是通过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棱镜过滤掉所有历史的概念框架。”[1]153将资本主义看作是古老经济活动以及商业行为的成熟和扩张，强调宗教和政治形式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决定性意义，混淆了资本主义形成的原因和结果，从而将资本主义的历史普遍化。普遍化的后果则是将资本主义起源的结果当作了原因，并将资本主义的种种假设强加到不同历史和社会形态的社会中，构成资本主义合法统治世界的意识形态。

第三，彰显启蒙的真正价值。伍德认为韦伯的历史观遮蔽了启蒙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他对启蒙价值的摇摆不定，并充满矛盾。而马克思则正确地认识到启蒙的进步意义，“和韦伯一样，马克思既认识到了进步，尤其是资本主义进步的好处，又认识到了其弊端；但是他在抛弃目的论的同时，保留了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和解放思想。”[1]175马克思对启蒙的正确认识将历史和社会理论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了。

伍德认为批判韦伯目的论的历史观能够反击西方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特别是对马克思的污蔑，也可以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彰显启蒙对当代理性和自由发展的影响。他从以下四个方面对韦伯的历史观进行了深入地批判。

二、批判韦伯历史观的四个维度

伍德批判韦伯历史观主要从资本主义起源、资本主义的定义、城市与方法论等四个维度展开，深入地阐释了韦伯理论的特点和问题，为彰显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澄明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1.资本主义起源的维度

伍德认为韦伯主张新教伦理，将它同资本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促成了经济理性与工作伦理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也产生了资本主义，这是对马克思经济基础作用的否定。“但是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韦伯是唯心主义者而不是唯物主义者，或者是否韦伯把经济利益从属于其他动机。……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韦伯是否正确地识别了新教伦理的根源，不在于工作伦理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经济发展原因还是结果，不在于思想是原动力还是结果。”[1]153韦伯主张的新教伦理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同商业社会的理论一样，将需要解释的事情当作了前提，仅仅只是一种对交换和流通机制向生产的组织原则的商业转化的评论。“在对历史现象的因果分析中，总留有不确定性的余地，要在历史事件的进程中建立严格的决定论是不可能的。韦伯对合理资本主义兴起的因果分析便充分体现了这种历史不确定性的思想。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仅仅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心理动力，并说明宗教思想等非理性因素可以在历史上起巨大的作用。”[2]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产生除了私有财产制度、城市、市场等因素外，还有技术、交通和海外殖民掠夺等因素。资本主义的产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相对性。伍德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从属于资本的扩张、积累、竞争与利润最大化的规则，市场和交换的结合带来的不仅是生产，也是“在这一体系内经济被竞争所驱动，利润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决定——以社会所有权关系的转变为前提，它通过使直接生产者的生活和自我再生产资料的获得依赖于市场这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使它们从属于市场规则。”[1]155韦伯并没有对这个独特的历史结构进行解释，而是对其进行了假设。新教的工作伦理无法解释贸易和生产力之间特殊的资本主义关系，韦伯的工作伦理体现了一种理性习惯，这种习惯把劳动与资本主义精神混同，充当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劳动同资本主义精神等同形成了这样一种历史观——不是劳动阶级和占有阶级、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对立，而是两个不同的占有阶级和两种对立的所有权之间的对立。在这里，“经济活动”是市场交换，“劳动”是资本家的占有，生产是为了利润，构成了韦伯理解工作伦理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基础。最终，“韦伯以相对论的方法主义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资本主义的起源上表现为唯心主义。”[3]

2.资本主义定义的维度

伍德认为韦伯对所有权关系不感兴趣，倾向于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看作是非个人或超历史的技术过程的表现，或理性化过程的一个阶段，是生产组织从属于经济理性的过程。韦伯指出，“资本主义可以在不同社会存在，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既有现代的工业理性资本主义，又有在罗马帝国存在的农业奴隶资本主义。”[4]22-23不管哪种形式，市场规定着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劳动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固有特征，而是另一种技术的发展，是理性化的自发过程和劳动分工的另一种表现。实际上韦伯的经济概念没有区分物的有用效力和由人产生的有用效力，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范畴。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普遍化了。资本主义原则的普遍化被韦伯的“理性概念”及其在“经济行为”定义中所起的作用加强了。把理性选择的标准运用到构成经济行为的定义中去的结果，是工人只有在出卖其劳动力的过程中算是参与了经济活动。工作行为本身不是“经济的”。韦伯的观点是矛盾的，无法解释经济现实。韦伯用“纯经济的”的术语来定义资本主义，忽视了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财产关系，剥离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和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的联系，使现代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旧事物，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解释变成了对消灭其障碍的说明，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是各种政治因素。韦伯认为阻碍经济理性起作用的非经济的制度和价值也阻碍了商业的自然发展。在雅典、中国等古代文明国家，司法制度、政治统治形式、亲族关系等超经济因素制约了商业和贸易的自然发展，这些因素一方面加剧了亲族关系的膨胀；另一方面阻碍了城市自治和资产阶级的发展。“问题不是韦伯把历史的重要性归因于西方的城市自治或者其他地方的‘宗教主义’以及亲族关系，而是从根本上假设资本主义的原则被隐藏在城市和市民团体中，只有某种外在的障碍阻止它们发展为成熟的现代资本主义。”[1]171不管资本主义处于何种阶段，都是在资本逻辑支配下运行的，其追求资本增值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永远不会改变，其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也不会改变，而且在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激发了阶级斗争和民主革命，使得资本主义不得不调整政策，转变统治方式，从而使得资本主义越来越在祛魅与返魅的过程中演变。“资本主义就像一个由宗教动物分泌出来以供它栖居、并且在它死后还继续存在的贝壳一样。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贝壳里生活，……那么会不会有机械的僵化掩饰在某种焦虑不安的傲慢下面。”[5]19-20

3.城市的维度

伍德认为韦伯的工作伦理回避了生产的定义，将古代城市当作消费中心，将中世纪城市当作生产中心，歪曲了生产和劳动的地位。对韦伯来说，是企业家而不是劳动者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决定了生产和劳动的社会和文化地位越来越清楚，生产中心和消费中心的区别并不是主要依赖于从事生产的城市居民的数量，甚至也不是依赖于所生产的商品数量、范围或质量，不依赖于同样的生产性劳动的文化评价，而是依赖于与生产相联系的阶级的身份，尤其是依赖于生产被“真正的”资产阶级所控制的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商业利润要求的服从。韦伯认为在古希腊民主缺乏的是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生产者由生产附属于商业和贸易的程度来决定；社会冲突的双方不是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雇佣者，而是债务人和债权人。雅典城邦中人们之间的利益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是“政治人”统治着“经济人”。古希腊劳动者受压迫的原因是缺乏行业协会和保护他们的法律，但伍德认为这恰恰反映了普通民众的强大而不是软弱，反映了其较高的地位而不是较低的地位。中世纪的行业协会与古罗马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划分有共同之处，在这里，民主本身就是平民的联合体。这再次表明，“韦伯的‘工作伦理’定义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因为就像中世纪的城市是‘生产中心’并不是因为它符合劳动者的利益而是因为它鼓励了企业家一样，‘工作伦理’中对劳动的赞美与其说代表劳动者或者生产性劳动本身文化的提升，不如说代表着使工作服从于盈利性交换的需要。”[1]162资本主义工作伦理的形成不是由于对工作的赞美，而是由于将工作与生产率以及理论最大化等同起来，这实际上预先假定了劳动从属于资本以及商品生产的普遍化，直接生产者从属于市场规则，而中世纪的城市又容纳了经济理性，给工作伦理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在这里，不是韦伯而是马克思认为生产从属于资本的积累、竞争和扩张是需要解释的，这一种解释只能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中，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中。韦伯错误地认为封建主义允许资本主义在其城市空隙中发展，但“说封建主义只是通过留出城市自治和市民自由得以繁荣的空间从而使资本主义的产生成为可能，就等于是假定城市和市民生来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了。”[1]163资本主义经济当然是在封建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出现在最发达和自治程度最高的城市公社，问题不是农业向工业的转变，而是要对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是以这种方式转变的，即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使生产服从于资本主义竞争、利润最大化以及积累的强迫性冲动的规则。韦伯假定这种所有权关系而不作出解释，并幻想通过超历史的理性化过程加以解决。

4.方法论的维度

伍德认为韦伯的方法是同义反复的循环论。虽然韦伯提出了“多因关系”概念，但这种概念否定了因果关系，是折中主义，无法解释任何一种社会的经济组织。“在这个概念模式中，‘经济的’只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才存在。关于非资本主义经济，我们所能说的，多少有点同义反复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的’权力在形式和自治的意义上不占支配地位。如果‘经济的’权力不占支配地位，某种‘非经济的’权力一定会占支配地位。这与其说是复杂的因果关系，不如说是简单的循环论。”[1]173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对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分，使“超经济的”形式成为“经济基础”定义的一部分。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前提就是每一个社会形式都有其特殊的经济运动方式和自身的逻辑体系，自身的运动规律和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只是其中之一。“就马克思来说，不同形式的‘超经济的’社会力量——政治的、法律的、军事的——在‘经济的’定义中起着基本的作用，并能产生多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就韦伯来说，这些超经济形式本质上是外部因素，它们影响(促进或抑制，加速或阻碍)但从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单一的、普遍的、超历史的、真正的经济行为方式。”[1]174在韦伯这里，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没有实质关系，经济行为是独立自主地在运动。马克思在研究每种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特殊性时，不是在超历史的、普遍的动力中进行考察，也不是在消除障碍和桎梏中考察，而是深入到它们的结构内部进行考察，以便寻找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运动规律。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并不是贸易和劳动分工的成熟过程和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资本主义的原则不能被复制到所有的历史阶段中去。归根到底，马克思既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好处，又认识到其弊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生产方式概念将历史和社会理论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三、结论：成果与启示

伍德对韦伯目的论历史观的批判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表现在：

第一，坚持从多角度认识韦伯的历史观。先前的学者一般从一个或两个维度对韦伯的历史观进行分析，无法全面揭示韦伯的历史观。伍德从资本主义起源、资本的定义、城市和方法论四个维度全面分析了韦伯的历史观，既彰显韦伯历史观丰富的内容，又从丰富的内容中提炼出四个主要方面进行重点分析，很好地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做到了辩证统一。

第二，澄清了韦伯目的论历史观的本质和特点。伍德正确指出韦伯的历史观就是单线的、目的论式的历史观，是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基础上的历史观，无法彰显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总体发展趋势。韦伯认为历史是多变和偶然的，不可能抽象出普遍的规律，也无法全面准确的认识历史。认为只有多因论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又否定因果关系的确定性，滑向了突出文化或精神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单线论，没有认识到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经济基础(或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

第三，注重韦伯和马克思历史观的比较。伍德将马克思和韦伯的历史观进行深入的比较，凸显了韦伯思想的总体性和复杂性。她揭示了马克思和韦伯都不是经济决定论者，认为不应该只从经济因素的角度来解释历史，历史是复杂的，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韦伯是从个体角度来认识整个历史，马克思则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认识整个历史。韦伯认为人类社会只有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种形式，马克思则认为有多种形式。

伍德对韦伯历史观的批判是独到而深刻的，但也有如下失误：其一，伍德误解了韦伯关于历史解释中的多元决定论和具体事物中的单线决定论之间的关系。韦伯的目的并不是要用片面的唯心史观代替唯物史观，而是强调历史的动态的演变和过程，主张在对历史的研究过程中突出单一因素或多种因素的重要性，但由于韦伯过于强调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及其精神的影响，使伍德认为韦伯是一个单一的文化决定论和目的论者。其二，伍德将韦伯及其思想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理论价值。韦伯的历史观强调对历史规律的分析、对历史总体性的考察、对社会各个方面相互作用的认识等。这既同马克思的历史观有相同之处，又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有益补充。

伍德对韦伯目的论历史观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进一步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和不可替代性，强调了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和历史性。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不是从封建主义的夹缝中产生的，也不是在商人阶级的精神感召和商业社会的自然发展中产生的，而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条件下产生的，任何忽视资本主义特殊性的做法都是对资本主义真实历史的违背，是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实践上的霸权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则也不是普遍的，而是建立在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经济权力与超经济权力分离的基础上，通过分离资本主义实现了其统治权力的最大化。因此，要批判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和“宪政”，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自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二，深化理解帝国主义的霸权及其实践。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垄断的社会，这种垄断从其诞生起就产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方面。资本主义的垄断可以更好地维护其在国内和全球的统治，更好地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当代资本主义其实是金融帝国主义(资本帝国主义)，依靠其金融垄断实施霸权，这势必导致劳动与资本的日益对立，带来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金融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和垄断利益，不仅会牺牲弱小国家利益来转嫁危机，甚至会发动无限战争转移国内矛盾，实现资本的空间扩张。

第三，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工作，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资本主义强加于人的历史观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认可，西方意识形态正在逐渐侵蚀我们的思想，左右我们的行为。意识形态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具有重要的反作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渗透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并正在影响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如苏东剧变和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被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而丧失免疫力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搞好意识形态工作要从世情、党情、国情出发，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搞好意识形态工作，并为推动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建设服务；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让人民群众掌握正确的历史观和是非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总之，伍德对韦伯的批判再次证明马克思不是简化论者和经济决定论者，其历史观也不是目的论的和以欧洲为中心的；韦伯的多因论看似新颖，其实是彻底的目的论和单线论，无法适应历史的复杂性。伍德对韦伯目的论历史观的批判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艾伦·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M]．吕薇洲，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2] 傅 铿．马克斯·韦伯的历史观[J]．探索与争鸣，1988(1)．

[3] 刘先进．辩证的理性主义及其重建——卢卡奇对韦伯理性化的批判[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2)．

[4] 马克思·韦伯．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M]．黄宪起，张晓琳，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5] 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M]．杨大春，张尧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