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靖泉

(华中师范大学 楚学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长江上游的重庆至宜昌段，自三峡水利水电枢纽工程于2003年开始蓄水发电，便成为面积广大、水势汪洋、景色奇丽的三峡库区。包括山水雄奇、地势险峻的峡江地带(今宜昌至奉节区段)和山水绮丽、地势渐平的峡西地带(今奉节至重庆区段)的库区，在旧石器时代就已成为先民重要的生息地和进化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建始人和巫山人化石的发现地，至新石器时代形成了甚为繁荣的原始文化。

人们对三峡库区原始文化的认识，虽然始于19世纪西方人到三峡地带的考察，但基本上是伴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逐渐深化的。在20 世纪50 ～80年代的三峡工程准备期中，考古工作者已在三峡库区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1992年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了《长江三峡工程决议案》后，国家文物局迅即部署了三峡库区的文物保护工作，集中全国的考古力量开展了全面的抢救发掘工作。至2009年三峡工程完工，三峡库区的文物保护工作也随之基本结束。随着三峡库区考古发掘的持续进行和考古资料的陆续公布，三峡库区历史文化的研究也不断深入，而且成为中国先秦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目前，三峡库区的重要考古资料大多公布于世，学术界也就有条件和有必要对三峡库区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的探讨和概括的论述。

在三峡库区考古发掘进行之中的20 世纪末，学者根据已知的考古资料认识到，三峡库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内涵丰富而面貌不一，峡江地带和峡西地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明显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区系。但限于资料不足，学者对其具体内涵和发展序列及相互关系等还不知其详。近年来，学者根据丰富的考古资料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着力揭示其具体内涵并阐明其发展序列。在此基础上，乃可进一步论述三峡库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的变迁。

一

峡江地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相当密集，而且其遗存基本构成了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一体化的文化发展系列，显示出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西渐历程和状况。

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峡江地带有三斗坪、朝天嘴、中堡岛、柳林溪、官庄坪、卜庄河、东门头、庙坪、雷家坪、楠木园、大溪、魏家梁子等。

三斗坪遗址位于西陵峡中长江南岸，原属三斗坪镇地域，1985－1986年连续进行了三次发掘，出土较多的史前陶器、石器和丰富的商周文化陶器。史前陶器，大多是夹砂、夹炭红褐陶，可见红底黑彩的彩陶，有釜、罐、钵、壶、豆、碗、盆、鼎、支座等，装饰多为线纹和绳纹，“文化特征显然保留了许多城背溪文化特点，其时代应属于大溪文化早期”①。

朝天嘴遗址，在西陵峡中长江南岸的一级台地及坡地上，原属秭归县茅坪镇地域。1985－1986年，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两期文化遗存。一期文化遗存，出土有陶器、石器和骨器。陶器多为夹砂、夹蚌的红褐陶和黑灰陶，少量为泥质陶;多以泥片贴筑法制成，少量采用泥条盘筑法;装饰以绳纹为主，少见刻印纹、戳印纹、按窝纹、麻点纹、彩陶等较复杂的纹饰;器形以釜、罐为大类，另有壶、碗、钵、鼎、支座、器盖等。石器有斧、凿、锛等生产工具和通体磨制的装饰品。骨器有骨锥和骨刀。二期文化遗存，有房址、墓葬及灰坑，也出土有陶器、石器和骨器。与一期文化遗存的陶器比较，二期文化遗存的陶器中，泥质陶比例上升，较多采用泥条盘筑法，绳纹比例下降，彩陶比例增多，出现有筒状器、釜形器、彩陶盆等新器形。学者分析认定，一期文化遗存与峡江东口外的宜都城背溪遗址的文化遗存性质类同，应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城背溪文化“②;二期文化遗存与峡江内的大溪遗址的文化遗存性质类同，应属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③。

中堡岛遗址位于西陵峡中段的江道南侧，距朝天嘴遗址约6 公里。1979年和1985－1986年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的遗迹有灰坑、房址和墓葬等，发现的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等，发掘者将遗址的文化遗存分为五期，亦可将一、二、三期看作前期，将四、五期看作后期。陶器的质地，除一期以夹砂陶为多外，余四期皆以泥质陶为多;陶器的颜色，前期以红色、褐色为多，后期的灰色、黑色比例大增;陶器的装饰，前期多素面而常见戳印纹，有红衣黑彩的绘饰，后期常见绳纹、篮纹、弦纹、镂空等;陶器的形制，前期常见釜、小口罐、圈足盘、曲腹杯、碗、器座、支座等，后期常见大口罐、高领罐等大型陶器及甑、盂等新器形;陶器的制法，前期基本为手制并在器表打磨，后期基本为快轮制成。发掘者认定，前期“是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大溪文化遗存”，后期“为屈家岭文化遗存”④。

柳林溪遗址位于西陵峡中段的长江北岸，属秭归县茅坪镇地域，自1958年以来进行了多次调查与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⑤。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有陶器、石器、骨器及石刻作品、石雕人像、石制饰品以及一些野生动物、家养动物、鱼类骨骼等，相对年代介于城背溪文化晚期和大溪文化早期之间，绝对年代估计距今6000 ～7000年。出土陶器以支座、釜、罐、碗、钵为主，有少量的鼎、瓮、盆、盘、杯、碟等。其质地多为夹砂、夹炭红陶，粗泥红陶、夹砂褐陶等次之;其装饰主要是绳纹，也有戳印纹、刻划纹、彩绘等。

官庄坪遗址，位于西陵峡中长江北岸，属秭归县香溪镇地域，先后进行了9 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达18825 平方米，发现了史前至明代的文化遗存。史前文化遗存分为两期，出土有陶器、石器、玉器等。一期出土陶器有罐、釜、鼎、缸、钵、盆、双腹豆、敛口碗、高足杯等，以夹砂褐陶、泥质灰陶和细泥黑陶为主，多素面。其性质大体属于晚期的屈家岭文化，但与江汉平原的典型屈家岭文化有所不同，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并含有北来和西来的文化因素，发掘者认为可称为“屈家岭文化峡江类型”:二期出土陶器有凹折沿罐、尖底缸、圈足豆等，多为夹砂褐陶，多饰篮纹和绳纹。其性质属于比较典型的石家河文化，发掘者推测其绝对年代距今约4500年⑥。

卜庄河遗址，位于西陵峡中长江南岸，属秭归县郭家坝镇地域，面积约250 万平方米，1991－2005年先后进行了15 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达36216 平方米，发现了史前至清代的文化遗存。史前的遗存，有陶器、石器和骨器以及家猪和鱼类骨骼等。出土的圜底罐、圈足盘、钵、盖、杯等陶器，多为泥质陶，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凹弦纹、戳印纹及镂空等。其性质大致属于中晚期的石家河文化，发掘者推测其绝对年代距今约4100年。

东门头遗址位于西陵峡中长江南岸，紧邻卜庄河遗址而与其属地相同，1997－2002年先后进行了6 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达9200 平方米，发现了史前至清代的历代文化遗存。史前的遗存，有陶器、石器、蚌器、骨器、石刻以及野生动物骨骼等。陶器以釜、罐、钵、支座为基本组合，多为夹砂红褐陶，一般采用泥片贴塑法制成，多饰绳纹、刻划纹、按窝纹和镂空。其性质总体上属于城背溪文化，少量遗物显示出大溪文化的特点。出土的石刻“太阳人”，反映了距今约7000 ～8000年峡江先民的太阳崇拜观念。

庙坪遗址，位于西陵峡与巫峡间的长江南岸，属秭归县归州镇地域，1995－1997年先后进行了4 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达14150 平方米，发现了史前至明代的文化遗存。史前的遗迹典型、遗物组合关系明晰，发现有陶器、石器以及大量兽类和鱼类骨骼。陶器有罐、釜、鼎、缸、盆、钵、壶、鬹、瓮、豆、碗、杯、盖、纺轮等，多为泥质灰陶和夹砂褐陶，多饰绳纹、篮纹和附加堆纹。其性质大体属于石家河文化，但又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发掘者认为可视其为石家河文化的地方类型——庙坪类型⑦。

雷家坪遗址位于西陵峡与巫峡间的长江北岸，属巴东县东瀼口镇地域，1997－2006年先后进行了9 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达19913 平方米，发现了史前至清代的多代文化遗存。史前文化遗存，主要是陶器和石器。其陶器有罐、釜、盘、壶、豆、缸、鼎、盖、纺轮等，大都是夹砂陶或泥质陶，多饰绳纹、篮纹、线纹等压印纹。发掘者认为，其“文化性质可能属于石家河文化庙坪类型”⑧。

楠木园遗址位于巫峡中长江南岸，属巴东县官渡口镇地域，2000－2003年先后进行了7 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近10000 平方米，发现了史前至清代的文化遗存。史前文化遗存可分两期，发现有陶器、石器、骨器及大量动物骨骼。早期出土陶器，多圜底器和圈足器，有釜、罐、钵、碗、壶、杯、盖、支座等，大都是夹砂红褐陶，装饰以绳纹为主，几乎全为手工制作。发掘者认为，早期的文化面貌与城背溪文化类似，但也有明显差别，其遗存中的有些器类显示出与汉中地区及陇东地区的同时期遗址的遗物有密切联系，因此其应视为一种新的文化，即“楠木园文化”，其年代大致为公元前5400－公元前4800年。发掘者将史前文化遗存的晚期定性为“大溪文化及后续文化遗存”，认为其大溪文化遗存十分典型，其后续文化有屈家岭文化因素⑨。

在楠木园遗址范围内，2001年发掘了李家塆遗址，发掘面积有1000 平方米，发现了史前至清代的历代文化遗存。发掘者认为，其史前文化遗存的性质与“楠木园文化”基本一致，但包含的是由城背溪文化晚期－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遗存，而以距今约5000年的屈家岭文化遗存为主。发掘者还说明:“李家塆遗址属于屈家岭文化的一个边缘类型，我们暂且可称之为屈家岭文化在三峡地区的李家塆类型。”⑩

魏家梁子遗址位于长江支流的大宁河下游东岸，属于巫山县巫峡镇地域，面积约1500 平方米，1994年进行了重点发掘，揭露面积150 多平方米，发现了较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⑪。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褐陶为多，有罐、盆、钵、豆、盘、杯等器形，平底器和圈足器较多，大都用泥条盘筑后经慢轮修整制成，纹饰多为绳纹和方格纹，罐口沿多有压印的花边。出土的石器较多为磨制，有斧、锛、凿、镞、球、磨盘和磨棒等。发掘者推测该遗址文化遗存的年代可能在距今4000 ～4700年之间，并且认为其特征不同于三峡地带和川东地区已经确认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应命名为“魏家梁子文化”⑫。

据考古调查，大宁河两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多处，集中在大宁河下游及出峡口的平坝上。其时代、内涵基本一致，都“能见到一些大溪文化的痕迹”⑬。

大溪遗址位于瞿塘峡西口的长江南岸，属于巫山县大溪乡地域，发现于1920年代，面积约15000 平方米，1959－2008年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发现了史前至清代的文化遗存⑭。史前文化遗存，有墓葬和灰坑，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玉石器等。陶器以夹砂红陶为大宗，有釜、罐、豆、杯、碗、盘、瓶、盆、钵、瓮、支座、纺轮等器形，圈足器多，圜底器和平底器次之，三足器很少，其中筒形瓶、曲腹杯、高圈足深腹豆是其典型器物，器表纹饰多为绳纹，常见红衣黑彩的泥质陶器，基本上采用泥条盘筑法制成，少量经过轮修。石器大量为打制，有斧、锛、锄、铲、刀等。骨器有锥、矛、镞、针等。玉石器有玉环、玉玦、玉佩、绿松石坠等。多直肢葬，也流行屈肢葬。大溪遗址的史前文化遗存由于是发现最早又具有典型性的一种以红陶为主且含彩陶的区域性原始文化，故被命名为“大溪文化”，存续时间距今约5500 ～6500年。近年的勘探发掘，进而发现其遗址的大溪文化末期地层中，“具有一些屈家岭文化的因素，显示出向屈家岭文化过渡的特征”⑮。

据《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和《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等可知，峡江地带已经发现的城背溪文化遗存，今巴东境内还见于白羊坪遗址、店子头遗址、火焰石遗址、土寨子遗址等:已经发现的大溪文化遗存，今宜昌县境内还见于伍相庙遗址、白狮湾遗址，今秭归县境还见于玉种地遗址、何家坪遗址、将军滩遗址、旧州河遗址、砂罐岭遗址、缆子杆遗址、独石子遗址、大沱湾遗址、何家坡遗址，今巴东县境还见于红庙岭遗址、前进滩遗址、万流遗址、鸭子嘴遗址，巫山培石遗址等;已经发现的屈家岭文化遗存，今秭归县境还见于沙湾遗址、仓坪遗址、台丘遗址等;已经发现的石家河文化遗存，今秭归县境还见于下尾子遗址、旧州河遗址、何家岭墓地、陶家坡遗址等。

二

峡西地带的新石器时代较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见于鱼复浦、藕塘、老关庙、哨棚嘴、中坝、玉溪、玉溪坪等。

鱼复浦遗址位于奉节县永安镇地域的长江北岸二级阶地，1998年发掘了近600 平方米，出土文物主要是380 件石制品及一块夹砂泥质红褐色陶片。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等，不太成型，显得原始而似乎为旧石器时代遗物。陶片的存在，又似乎表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一般认为，该遗址是峡江以西渝东江段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8000 多年。

藕塘遗址位于奉节县安坪乡地域的长江南岸二级台地上，面积达15 万平方米，2006年发掘了2050平方米，发现石制品200 余件、陶片近200 件。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等，多为砾石打制，有少量的磨制斧、锛、镞等。其陶器主要是夹砂陶和泥质陶，夹炭陶少，多为红色和黄褐色，采用泥片贴塑法手制，有釜、罐、盆、钵、盘、壶等，多素面，饰纹以弦纹和刻划纹为主。其年代，距今约8000年。就陶器的制作、器形和器物组合来看，与大致同时的城背溪文化有密切关系，或可划归其范畴。

老关庙遗址位于瞿塘峡西口长江北岸，属于奉节县白帝镇地域，面积约4000 平方米，1993－1995年进行了3 次发掘，发现了史前至夏商的文化遗存。其下层文化堆积为史前文化遗存，发现有大量陶器和少量石器。陶器多为夹粗砂的红褐陶，大都为手制，几乎不见轮制，有罐、缸、壶、盆、钵、碗、豆、盖等，部分器物的口唇压出花边、短线或凹槽，多平底或尖底器，少有圈足器，约95%饰以绳纹。发掘者认为，下层遗物是老关庙遗址最重要的遗存，自身特征十分鲜明，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年代最迟不晚于夏商，建议定名为“老关庙文化”或“老关庙下层文化”⑯。

哨棚嘴遗址位于忠县县城东北约3 公里处的长江北岸，面积约8000 平方米，发现于1957年，1959－2002年先后进行了多次试掘和发掘，发现了史前至民国的多代文化遗存。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等发掘单位的报告，其史前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一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红褐陶和灰褐陶居多，皆手制，主要采用泥条盘筑后经慢轮休整，有罐、瓮、钵、盆、缸等，多平底器，少圜底器，罐的口唇多压印花边，流行由交错细绳纹构成的小菱格纹，时代距今约5000 ～6000年，大致相当于大溪文化中晚期。二期的陶器，多为夹砂红陶和红褐陶，以泥条盘筑的手制为主，用慢轮休整，有罐、瓮、盆、缸等，多数为平底器，少量为圜底器和圈足器，罐的口唇多压花边，流行交错细绳纹构成的小菱格纹，时代距今约4600 ～5000年，大致与屈家岭文化时期相当。三期的陶器，多为夹砂红陶、红褐陶和灰褐陶，以泥条盘筑再经慢轮休整为主，少量为快轮制成，有罐、瓮、钵、缸、盖、盘口器等，大多是平底器，圜底器和圈足器极少，口唇多压印成复合花边，流行大菱格纹及复合大菱格纹，时代距今约4000 ～4600年，大致与石家河文化时期相当。发掘者认为这三期文化遗存在峡江以西的渝东江段都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乃将其命名为“哨棚嘴一期文化”、“哨棚嘴二期文化”和“哨棚嘴三期文化”⑰。

中坝遗址位于忠县县城正北6 公里的长江小支流甘井河两岸台地上，面积约50000 平方米，主体部分为河床左侧的中坝岛，文化堆积层厚处可达12．5 米，1997－2000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发现了自史前到清代的历代文化遗存，出土文物约20 万件，被称为是中华文明的“通史”式遗址⑱。史前文化遗存的陶器，多为夹砂红陶和红褐陶，主要采用手制轮修，有缸、罐、瓮、盆、碗、钵、壶、豆、盖、纺轮等;缸的数量极多，采用泥条盘筑，缸口多压印花边，缸底为平底和尖底:绳纹占到饰纹的90%以上，另有弦纹、戳印纹、附加堆纹、镂孔等。史前文化遗存的年代，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曾有学者提出，将其史前文化遗存命名为“中坝文化”⑲。

玉溪遗址位于丰都县高家镇地域的长江南岸，面积达80000 多平方米，1994年作了试掘，1999－2006年先后进行了6 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达6325 平方米，发现了史前至明清的文化遗存。其史前文化遗存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出土的陶器，数量较少，都是夹砂陶，大多为泥片贴塑法制成，烧造温度较低，有釜、罐、钵、碗、杯、盖七类，以圜底器为主，圈足器次之，平底器少，不见三足器，多饰绳纹，流行按压小花边:上层出土的陶器，多是泥质灰陶，一般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后用慢轮修整，烧制温度较高，有钵、罐、壶、缸等，平底器多，圈足器和尖底器很少，不见三足器，纹饰主要有绳纹、旋纹、菱格纹、箍带纹、戳印纹、瓦棱纹、太阳纹等，以旋纹、绳纹与瓦棱纹构成的复合纹饰最具特色。发掘者认为，下层文化遗存估计距今约6300 ～7600年，上层文化遗存估计距今约5300 ～6300年，因为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可以分别命名为“玉溪下层文化”和“玉溪上层文化”⑳。

玉溪坪遗址位于丰都县龙孔乡境内的长江南岸台地上，1992年文物调查时发现，1994年试掘，2001年以来进行了5 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现其史前文化遗存是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各阶段文化遗存最为丰富的。经发掘者初步整理，该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中一期大致相当于大溪文化末期至屈家岭文化早期，出土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多，泥质黑灰陶也不少，主要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后用慢轮修整，有罐、瓮、盖等，多为平底器，少量圈足器，不见圜底器，纹饰以线纹、瓦沟纹和菱格纹为主，口沿可见花边。二、三期大致相当于屈家岭时代中晚期，出土陶器以夹砂黑灰陶为多，分平底器和圈足器两类，有罐、瓮、缸、钵、壶、豆、碗。杯、盖、纺轮等，纹饰以绳纹及菱格纹和箍带纹为多，时期晚则泥质陶比例增大、器形增多、纹饰更加丰富。发掘者认为，玉溪坪遗址的史前文化遗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乃将其命名为“玉溪坪文化”，以指称峡西地带大致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㉑。

上述遗址的史前文化遗存，可以说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峡西地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风貌。据《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可知，这一地带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除了上述的鱼复浦遗址、藕塘遗址的史前文化遗存及玉溪遗址下层文化遗存之外，还有奉节横路遗址、万州渣子门遗址的文化遗存等;中期文化遗存，除了上述的哨棚嘴遗址一期、玉溪遗址上层的文化遗存之外，还有忠县杜家院子遗址史前的文化遗存等;晚期文化遗存，除了上述的老关庙遗址下层、哨棚嘴遗址三期、中坝遗址史前、玉溪坪遗址史前的文化遗存之外，还有万州涪溪口遗址下层、大地湾遗址底层、苏和坪遗址下层、关木溪遗址史前以及丰都石地坝遗址史前、沙溪嘴遗址一期的文化遗存等。

三

峡江地带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呈现的风貌是，其早中晚三期的文化遗存大体上分别属于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上述的史前文化遗存中，朝天嘴遗址一期、柳林溪遗址和东门头遗址的文化遗存，都属于城背溪文化。所谓“楠木园文化”一期的文化遗存，主要内涵与城背溪文化类同，故有考古学者认为与之同地点、同性质的李家塆遗址就包含了城背溪文化晚期遗存:三斗坪遗址、朝天嘴遗址二期、中堡岛遗址前期、楠木园遗址后期主体、大溪遗址主体及大宁河下游新石器时代遗址主体的文化遗存，都属于大溪文化:中堡岛遗址后期、官庄坪遗址、李家塆遗址主体的文化遗存，都属于屈家岭文化;卜庄河遗址、庙坪遗址和雷家坪遗址的史前文化遗存，都属于石家河文化。魏家梁子遗址的文化遗存的风貌的确有其独特性，但其文化内涵明显含有同时期的石家河文化因素，如圈足器较多、有泥质黑皮陶等。

城背溪文化主要源于澧水下游、洞庭湖西北岸的彭头山文化㉒，形成中心在今宜都、枝江一带的江汉平原西缘。大溪文化虽然因巫山大溪遗址而得名，但形成的中心也在江汉平原西缘至洞庭湖平原北部，并因分布范围较广、延续时间较长而形成了不同类型，在江汉地区以枝江关庙山遗址发展阶段最为完整、延续时间最为长久、文化内涵最为丰富、文化风貌最为典型。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形成中心，都在江汉平原。在这先后四种考古学文化形成的中心区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层叠压关系及器物形制演变和组合系列，清楚地表明了它们的前后承续的源流关系，显示出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

这前后承续的四种考古学文化，在峡江地带皆有遗存，表明峡江地带的这四种考古学文化都是由江汉地区传播而来的。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城背溪文化西渐到了峡江两岸甚至远播到了峡西地带;大溪文化覆盖了整个峡江地带乃至峡江以西㉓;屈家岭文化也播及整个峡江地带，却似乎不及大溪文化强势:石家河文化就更显弱势，西渐之力基本不出西陵峡。正由于峡江地带的这四种文化皆西渐而来，故多是其中期或晚期的文化，如大溪遗址就主要是大溪文化中晚期的遗存，官庄坪遗址的屈家岭文化遗存的年代当在屈家岭文化晚期，卜庄河遗址的史前文化遗存主要是石家河文化中晚期的遗存。又由于峡江地带自然条件制约和部族迁徙频繁等原因，这四种文化在峡江地带的发展也不像在其中心区域的发展那样显示出前后承续的清晰谱系，同一遗址虽然存在承续的两种文化，却有着时段的缺环，更多的则是同一遗址仅有一种文化遗存而存在文化时期的断层，如秭归旧州河遗址有大溪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遗存却无屈家岭文化遗存，宜昌伍相庙和秭归独石子、大沱湾等遗址都是商周时期文化层叠压在大溪时期文化层之上。还由于西渐峡江地带的这四种文化都必然要适应地域环境和受到来自西、北、南诸方文化影响而发展，故形成了不尽同于江汉地区其典型文化风貌的“峡江类型”。

对应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应该是三苗部落集团的文化遗存，这基本上已是学界的共识。作为屈家岭文化渊源的大溪文化乃至城背溪文化，在逻辑上就应该是三苗先民的文化遗存。由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西渐的状况来看，距今约5500 ～8000年间，三苗先民就在江汉地区发展壮大起来，持续溯江入峡生息繁衍，将其文化覆盖了整个峡江地带乃至峡江以西。距今约4000 ～5500年间，或许由于洪灾频发等原因，三苗部落集团先是全力与华夏部落联盟争夺中原而无心经营峡江地带，故峡江地带的屈家岭文化显得比大溪文化弱势;后来在尧、舜、禹的不断征伐下逐渐衰败而终至解体，故峡江地带的石家河文化显得比屈家岭文化更加弱势且最终退出。

至于魏家梁子遗址的考古发现，则未必是三苗部落的文化遗存了，而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徙居大宁河两岸的原始部族的文化遗存。其发展受到西渐峡江地带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影响，当是历史的必然。

峡西地带的考古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展，已经延及整个三峡库区西部，却以东端即今奉节境内为重心，故今奉节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较多;中期文化发展的重心，逐渐往西转移，故今忠县和丰都境内有了哨棚嘴、玉溪这些遗存丰富且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晚期文化发展的重心，就已转移到了西部，故今忠县和丰都境内有着中坝、玉溪坪这些遗存尤为丰富、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自1990年以来，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考古发现的公布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学界对峡江以西渝东江段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学者们乃将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视为典型或分别命名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进而力图建立其文化发展的序列，或认为其序列是“玉溪文化－哨棚嘴文化－羊子岩文化－老关庙文化”㉔，或认为其序列是“玉溪下层遗存－玉溪上层－玉溪坪文化－哨棚嘴文化”㉕，或认为其序列是“鱼复浦遗存－玉溪遗存－哨棚嘴早期文化遗存－哨棚嘴中期文化遗存－哨棚嘴晚期文化遗存”㉖，或认为其序列是“横路、鱼复浦、藕塘遗存－玉溪下层文化－ 玉溪上层、玉溪坪文化－ 中坝文化”㉗。只是难题在于，已经发掘的考古资料尚未充分公布，甚至连考古学者提出命名为“玉溪坪文化”的玉溪坪遗址的考古资料都还没见完整的报告，也就使得学界无法全面了解和深入讨论以准确把握。据已经公布的考古资料作出其发展序列的认定，还不能清楚证明其不同时期典型遗存或考古学文化的普遍的代表性和前后的承续性。如上述可知，老关庙遗址下层、哨棚嘴遗址三期、中坝遗址史前的文化遗存都是相当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文化，但其风貌颇有差异;玉溪遗址史前文化遗存上层与下层的性质明显不同，年代虽然是早晚连接，文化却不是前后承续。

看来，峡西地带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主要是在西渐的城背溪文化影响之下发展的，故藕塘遗址的文化遗存大体可划归城背溪文化的范畴。研究者又指出，“城背溪文化与玉溪下层文化有许多共同点”、“玉溪下层文化与楠木园遗存两者间的共性最多，其关系应最为接近”㉘。而所谓“楠木园遗存”或“楠木园文化”，实际上是城背溪文化的峡江类型。至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发展重心往峡西地带的西部转移，经长期发展而文化风貌也逐渐趋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西端为发展重心并相当繁荣的峡西渝东文化又顺江东渐，以致在整个峡西渝东地区形成了大体相同又有所差异的文化风貌。就其陶器特征而言，大体同在多为以夹砂红陶和褐陶，一般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后用慢轮修整制成，流行平底器，纹饰多为绳纹和菱格纹，罐、缸的口唇多压印花边;有所异则主要在于器形、纹饰的差别。

相形之下，新石器时代的峡西地带文化似乎不及峡江地带文化发达。峡江地带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遗物，除了石器、陶器和骨器外，还有多种玉器;屈家岭文化的陶器，已多用轮制，而且器形繁多，纹饰丰富，还有薄胎晕染彩陶碗、杯之类的精品。而峡西地带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物，主要就是石器和陶器两大类，几乎未见玉器，出土的陶器也始终都基本上是手制，罕见彩陶和黑陶。

峡西地带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文化风貌，总体上迥异于峡江地带同时期的文化风貌，显然其文化非三苗集团的遗存。或许，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还有三苗部落支系成员溯江西上，并在峡西地带与当地土著共同创造了“玉溪下层文化”，但毕竟因势单力薄、入乡随俗而最终消融在当地土著之中了。当地土著的原始先民，应是峡西地带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创造者。这当地的土著，来源可能十分复杂，既有自峡江地带西迁的，也有从渝西地带东下及南来北至的，因汇聚到峡西地带经长期的文化交融而发展出总体风貌大同的“哨棚嘴文化”、“玉溪坪文化”或“中坝文化”。

文化格局的变迁，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发展。由于峡西地带是处于川西平原东缘而地势渐平的丘陵河谷地区，交通条件和农耕条件都比峡江地带优越，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想必是随着氏族部落的壮大和发展多元经济的需要，包括三苗部落支系成员在内的四方原始先民就越来越多地往峡西地带迁徙了。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从四方迁至的部族发展壮大而成为当地的土著先民，并且创造出风貌大同又异彩纷呈的原始文化。由于新石器时代峡江地带原始先民主要是以江汉平原为发展中心而文化先进的三苗部落支系，而峡西地带原始先民是来源复杂而文化相对落后的土著，三峡库区在新石器时代也就形成了风貌迥异的东西两大区系的文化，出现了峡江地带文化较峡西地带文化发达的文化发展不平衡状况。

注 释:

①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5－1986年三峡坝区三斗坪遗址发掘简报》，《三峡考古之发现》(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 页。

②“城背溪文化”，以湖北宜都城背溪遗址命名，主要源于洞庭湖区的彭头山文化，大致分布在江汉平原西缘山地及长江西陵峡江岸阶地上，距今约7000 ～8000年，代表性遗址还有宜都孙家河、枝江青龙山、巴东白羊坪等。其石器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两类，以打制石器为主。其陶器多为夹砂和夹炭陶，用泥片贴塑法制作，以绳纹为主，圜底器发达，平底器和三足器极少，常见器形有釜、罐、钵和支座等。

③参见杨华《三峡远古时代考古文化》，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大溪文化”因巫山大溪遗址的发现而得名，是新石器时代中期以今鄂西南为中心，分布在东到今鄂中南、西至峡江地带、北抵荆山、南达洞庭湖北岸的区域性原始文化，距今约5500 ～7000年，典型遗址还有枝江关庙山、澧县三元宫、京山油子岭等。其石器多为打制，有斧、凿、刀等。其陶器多为手制，以夹砂或夹炭红陶为大宗，有少量红衣黑彩的彩陶，圈足器发达，常见器形为釜、罐、盆、钵、壶、豆、杯、盖、支座等，以筒形瓶、曲腹杯、高圈足深腹豆最具特色，多饰绳纹。

④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285 页。“屈家岭文化”因京山屈家岭遗址的发现而得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广泛分布在东到大别山南麓、西至峡江地带、北抵今豫西南及河洛地区，南达洞庭湖区及沅澧流域的区域性原始文化，距今约4600 ～5500年，典型遗址还有枝江关庙山、武昌放鹰台、淅川下王岗、澧县三元宫等。其石器有斧、锛、凿、锄、镰等，较多经过打磨。其陶器多为轮制，以泥质的黑陶和灰陶为大宗，有少量的朱绘陶和彩陶，圈足器发达，常见器形为鼎、甑、罐、壶、盂、盆、碗、杯、缸等，以薄胎晕染彩陶碗、杯和彩陶纺轮最具特色，多饰凸弦纹和镂孔。

⑤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柳林溪》，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三峡工作组《长江西陵峡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1年第5 期;湖北省博物馆江陵考古工作站《1981年湖北省秭归县柳林溪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 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2年秭归县柳林溪遗址发掘的新时期早期文化遗存》，《江汉考古》1994年第1 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秭归县柳林溪遗址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8 期。

⑥见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官庄坪》，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石家河文化”以天门石家河遗址群的发现而得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主要分布在今湖北及湘北、豫西南的区域性原始文化，距今约4000 ～4600年，典型遗址还有枝江关庙山、宜昌白庙、大悟土城、淅川下王岗、临澧太山庙等。其陶器多为夹砂或夹炭的灰陶、褐陶，圈足器发达，有鼎、鬹、甑、罐、缸、尊、盘、钵、碗、豆、杯、纺轮等器形，扁平足鼎、冲天流式鬹和各种陶塑小动物最具特色，多饰篮纹、弦纹。其玉器形制多样，丰富多彩，皆为小型。其遗址发现有城址、铜块和祭祀遗迹。

⑦见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湖北省三峡工程移民局编《秭归庙坪》，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⑧见吉林大学考古系《湖北巴东雷家坪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 期;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湖北巴东县雷家坪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8 期;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巴东雷家坪》，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⑨见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巴东楠木园》，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⑩见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巴东李家塆》，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考古工作队《四川巫山县魏家梁子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8 期;《三峡考古之发现》(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

⑫吴耀利，丛德新《试论魏家梁子文化》，《考古》1996年第8 期。

⑬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化馆《巫山境内长江、大宁河流域古遗址调查简报》，《四川文物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⑭四川长江流域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文物》1961年第11 期;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第4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巫山大溪遗址勘探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⑮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等《巫山大溪遗址勘探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 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⑯见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四川奉节老关庙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江汉考古》1999年第3 期;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等《奉节县老关庙遗址第三次发掘》，《三峡考古之发现》(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

⑰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三峡考古队等《忠县甘井沟遗址群哨棚嘴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 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忠县哨棚嘴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 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 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忠县中坝遗址Ⅱ区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 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忠县中坝遗址1999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 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忠县中坝遗址2000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 卷》，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⑲见孙智彬《中坝遗址新石器时代初论》，《四川文物》2003年第3期。

⑳见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丰都玉溪遗址勘探、早期遗存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 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丰都玉溪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 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邹后曦、袁东山《重庆丰都玉溪遗址群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中国三峡建设》2007年第6 期。又参见邹后曦、袁东山《重庆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重庆:2001 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白九江《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三峡地区为中心》，巴蜀书社2010年版。

㉑参见邹后曦、袁东山《重庆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重庆:2001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白九江、邹后曦《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1999》，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白九江《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三峡地区为中心》，巴蜀书社2010年版。

㉒“彭头山文化”，因澧县彭头山遗址的发现而得名，是长江中游已被确认的最早一种考古学文化，距今约8000 ～9000年，代表性遗址还有澧县八十垱，有着发达的稻作农业遗迹和遗物。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等，多为以砾石为原料的大型打制器物，也有少量小型磨制器物。其陶器全为手制，采用泥片贴塑或手捏成型，有罐、钵、盆、碟、支座等，以深腹罐最具特色，普遍装饰粗乱的绳纹。

㉓瞿塘峡以西的奉节洋安渡遗址的文化面貌，即属于大溪文化。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奉节洋安渡石器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 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㉔见孙华《渝东地区新发现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忠县哨棚嘴遗址的发掘》，徐光冀主编《永不逝落的文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㉕见邹后曦、袁东山《重庆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重庆:2001 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㉖见杨华《三峡远古时代的考古文化》，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㉗见白九江《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三峡地区为中心》，巴蜀书社2010年版。

㉘见白九江《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三峡地区为中心》，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64－6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