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俊

（湖北美术学院 设计系，湖北 武汉 430060）

一、“言外之意”——谐音吉祥图案的思维特点

谐音作为一种普遍存在语言文化现象，它反映出民众的文化心理结构、思维体悟方式和生活存在理想。在远古的社会意识中，汉民族的先民们认为语言本身具有某种不为人知的力量，他们相信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声音符号与它所表示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效应关系，甚至认为可以通过语言导致某种现象的发生或促成某种主观愿望的实现。谐音文化源于原始巫术，而后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发音上的一致与实际意义并无关联时，这种谐音现象依然保留下来，只是摆脱了宿命的观念而退为一种心理暗示。由于汉语音节少、同音节字多，因此谐音修辞的手法在汉语文化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在漫长的农耕文明历史中，汉民族形成了浓重的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设定各种语言禁忌的同时，语言上“讨口彩”的功能也就产生了。传统吉祥图案的终极目的是传播祈福信息，它通过对图形、文字、色彩、构图的设计来达到这一目的。传统吉祥图案不仅仅采用直接的表达方式，人们更喜好用一种含蓄、委婉、深刻、富有寓意性的图形来表达。通过语言直接表达心理愿望和间接传递心理信息在传统图案中都有所体现，但含蓄内敛的表达方式成为传统吉祥图案主要视觉呈现方法。谐音这种修辞手法正好可以运用到传统吉祥图案中，满足传统吉祥图案的内在构成需要，这种手法大胆组合祥瑞的物象符号表达民众日常生活理想。趋吉避凶的心理渗透在汉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梨”和“离”谐音，分吃梨子谐音“分离”，亲朋好友之间就不会分吃一个梨子。再如，不小心打碎了瓷器或者玻璃器皿，人们会说“岁岁平安”来进行转化和暗示以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在传统吉祥图案中，谐音吉祥图案的运用非常普遍，而且广为接受。如“葫芦”谐音“福”和“禄”，且葫芦形态枝蔓缠绕，葫芦腹内结子很多，被赋予繁衍生息的含义，因此葫芦的图案大量出现在传统吉祥图案中。这种独特视觉艺术表达形式，是汉民族留给世界文化的独特艺术遗产。

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它把一些似乎毫无关联的事物联系到一起。隐喻这种认知方法和思维方式在世界各民族中都存在，但在汉民族的谐音文化艺术中却大放异彩。“汉文化崇尚含蓄而不直露，表意明确而手段多样。谐音和象征的表达效果正是化直露为含蓄，避粗俗而成典雅的一种方式。吉祥的意味通常功利性较强，直来直去为人所不齿，而通过谐音寓意的手段将其表现于图像之中，则图尽美，意尽善，达到了审美与功利的双丰收。这种尽善尽美的美学尺度曾经一度是我国古代美学的主要标准。”[1]汉语谐音艺术的表达方式避免了审美上的直白与单调，同时在视觉元素的构成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灵活性，使得谐音吉祥图案具有合理性和整体上的和谐性，这种谐音在视觉艺术上的运用产生了含蓄蕴藉的表达效果。在传统谐音吉祥图案中，隐喻作为设计思维与认知方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谐音图案就是借用这种隐喻的手段，把若干个看起来毫无关联的视觉元素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意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常常利用这种方法来委婉表达情感和情绪，如“杨柳岸晓风残月”、“杨柳依依”、“羌笛何须怨杨柳”等用“柳”来谐音“留”，含蓄表达挽留、惜别之情。通过谐音能够将直白的表述转化为含蓄的表达，这正是内敛的汉民族追求的“言外之意”，正是谐音艺术的这种特点，谐音图案才能在传统图案中独树一帜。在传统吉祥图案的组合元素中，汉民族的先民们通过隐喻手法不仅拓展了创意思维的表现维度，给传统吉祥图案设计思维带来多种途径和方法，而且也能实现传统吉祥图案语言的创新，从而更好地实现祈福意义的传播，更有力地发挥图案信息传达作用。

二、生活图景的再现与生存理想的寄托

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期的陶器、石雕、玉器等生产、生活器物，在这些器物上出现了各种形状的动物、植物、自然形态。“对原始造型符号的创造行为而言，在视觉模式上被组织起来的各种形象结构仍处于低级状态，符号体系的形成必然有赖于创造行为中意象的生成。原始人在自然和超自然领域内，以他们特殊的心理感知方式组织起了和原型相似的和超原型的各种意象。”[2](p236)真正意义上的吉祥图案是在商代开始产生的，因为那一时期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社会分工逐渐分化，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巨大变化，伴随着各种器物制作的工艺水平的提高，丰富的思想能够通过视觉形式得以展现。至今得以保存下来的青铜器、漆器、玉器上刻画着各种鸟纹、夔龙纹、饕餮纹等纹饰，这些纹饰蕴含着当时的各种社会意识，反映着各种价值取向。秦汉时期，思想活跃，儒、释、道三家互相影响融合，各种神话和传说纷呈，这些都为吉祥图案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空间和范围。很多图案广泛运用于现实生活，建筑、绘画、雕塑、服饰等都有应用，甚至直接出现吉祥用语。如“延年益寿”、“富贵万岁”、“ 泱茫无垠”、“正行”、“福星”、“宜有千金”、“千秋万世昌”、“大益子孙”等吉祥用语开始大量出现在印玺、瓦当、织锦上。真正意义上的吉祥图案已经逐渐开始成形，如“福”、“禄”、“寿”等图案。

隋唐时期，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世俗生活成为吉祥图案的重要题材和素材来源。人们不再对上天充满敬畏，这一时期的吉祥图案不再有神秘感恐怖感，花卉、蔬果、人物、山水、器物、自然纹和几何纹都充满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谐音吉祥图案开始大量出现。在宋元时期，吉祥图案高度普及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清时期的吉祥图案走向成熟和完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谐音吉祥图案的应用十分普遍，建筑装饰、生活器皿、衣着服饰、民俗文化中处处得以体现，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三、谐音取义——汉字谐音图案产生的基础

谐音修辞法就是在使用某一个字的音的过程中，促使人们联想到与它发音相同或相近的另外一个字，进而采用这个字的意义的一种修辞方法。谐音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体现了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汉语言的字多音少的特点，在汉语谐音表现的空间非常大，甚至可以称之为谐音的艺术。谐音这种修辞方法在世界上很多语言中都存在，但在汉语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它体现着汉民族的智慧和汉文化的独特性。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促使各种方言形成。历史上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等因素多次导致民族融合、人口迁徙。因此，文化上的融合、语言上碰撞增加了汉语同音字的几率，为汉语“谐音取义”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另外，口头语言艺术的发展也促进了“谐音取义”的形成。如孔夫子搬家——尽是输（书），小葱拌豆腐——一清（青）二白等。文学艺术中也经常用到谐音手法，如刘禹锡诗“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中的“晴”谐音感情之“情”。在传统吉祥图案中，“谐音取义”成为了图案构思的重要方法，如在安徽民居中经常把门或者门上的小窗设计成花瓶的形状，取义为出入平安，在这里就是“瓶”谐音“平”。这种手法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图案艺术构成样式，“谐音取义”成为谐音图案产生的基础和前提。

四、“名”与“实”——“同声相应”的心理认同

吉祥图像选用谐音表义的方式，正是利用了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单看画面是一幅美景，思量含义又是别有洞天。如一幅猫蝶相戏于牡丹花下的图画，活泼可爱妙趣横生，其实其真正寓意在于长寿富贵。“猫蝶”谐音”耄耋”，意为长寿；牡丹象征富贵，此幅图即为富贵和长寿。”[1]“汉民族认知世界的方式往往从直觉体悟切入，以比附联想展开。直觉体悟，是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得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具有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意蕴的特点。”[1]传统吉祥图案中的视觉化需要这种思维方式的直接参与，开始可能是由偶然的、无意识的、不自觉的谐音到后来有意识地、自觉地追求运用谐音。“交感论是中国美学对审美与艺术创造中主体与客体（对象）关系的解决，很不同于古希腊美学的模仿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4](p178)汉民族的先民们寻找同类事物之间的联系，主观上进行相互间的感应。

谐音艺术在语言上的禁忌实际上反映的是“同声相应”在语言上的回避，汉民族的祖先们相信事物的“名”与“实”之间会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同声相应”的“声”所对应的就是事物的“名”，这个“声”会与所对应的事物相互作用。“谐音最大的特点就是在特定环境中本音和谐音建立了稳固的并行关系，造成一个语形中并存两种意义的结果。它们互相对应，互相映衬，互相对称，极其和谐。”[3]同声相应所体现的是汉民族在心理上对谐音现象所关联的事物相互感应相互影响的认同，这种认同就是事物“名“与”“实”相互感应、相互作用，已达到谐音运用的主观目的。

五、理想浪漫——谐音吉祥图案的精神内质

大量谐音吉祥图案是多种谐音元素的组合。如“百事如意纹”，造型元素取自百合花、柿子和灵芝。“百合”和“百事”的百字互通，“柿”谐音“事”，灵芝的形态象征如意；又如“喜庆三多纹”，造型元素由喜鹊、石榴、佛手、蟠桃组成。取喜鹊之“喜“字，“佛”谐音“福”、蟠桃寓意长寿、石榴寓意多子，三多即多福、多子、多寿。这种不拘一格的取材方法，把互不联系的事物按照谐音、象征等综合手法组合在一起，表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再如“福寿双全纹”，其中取“蝠”与“福”谐音，“桃”寓寿意，“双钱”谐音“双全”，这种组合不遵循事物的常理，大胆想象，理想浪漫，令人过目不忘。

谐音吉祥图案因物喻意，物吉图祥，将情景融为一体，因而主题鲜明突出，构思巧妙，形成了独特浓郁的民族色彩和个性。谐音吉祥图案取材灵活，构思巧妙，构成与表现不拘一格，充满浪漫主义。谐音吉祥图案极大地拓展了汉民族的视觉艺术空间，突破了各种“合理”的束缚，把分散的不可能放在一起的事物按照特定的逻辑集中在一起，以含蓄的委婉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生活图景和生存理想。绝大多数谐音吉祥图案的功能都已丧失，但其中蕴含的文化心理结构、思维表达方式和审美情趣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1]尹笑非.民众生活理想的视觉展演——中国民间传统吉祥图像的理论阐释[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张晓凌.中国原始艺术精神[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3]王雪梅.汉语谐音艺术的文化意蕴[J].汉字文化，2007，(1).

[4]刘纲纪.周易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