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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程敏政佛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以《对佛问》为中心

2014-04-05孙玲

湖北社会科学 2014年3期
关键词:李贤佛学唯物主义

孙玲

(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合肥 230001)

论程敏政佛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以《对佛问》为中心

孙玲

(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合肥 230001)

基于明初的社会现状和佛教生存状态,明代著名学者程敏政在《对佛问》中集中展现了其对佛教的基本看法和总体认识,深入剖析了佛教的基本教义、佛教的功用以及佛儒关系,厘清了时人对佛教的模糊认识。程敏政以旁观者的角度,实事求是地阐发了其对佛教的看法,行文之中处处散发着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光辉。

程敏政;《对佛问》;佛学思想;唯物主义自然观

程敏政(1446-1499)是明代初期著名的文学家、理学家、文献学家、史学家,其佛学思想散见于《篁墩文集》中,但历来无人关注,前辈时贤在论述明代佛教史以及明代诸位佛学研究者时,对敏政只字不提,笔者以《对佛问》[1](p865-869)为切入点,剖析敏政对佛学的基本态度和总体认识,并由此发掘敏政在佛学思想中显示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一、佛之缘起

敏政主张唯物主义无神论,反对唯心主义有神论。他对佛的存在进行了客观的评价,给出了上述对佛的认知。敏政还对“佛”之得名进行了一番考证。他列举了“佛”的几种读音,认为“佛”既与“弼”、“拂”音同,则佛之功用正在于“矫时违俗”,[2](p224-225)因而得名。关于“佛”的读音,季羡林先生曾做过精密考证,[3](p99-102)他认为“佛”并不是“佛陀”的省略,而是源于吐火罗文,与梵文无关,并由此推断,既然“佛”与“浮屠”来源不同,则“佛”并不是直接来自印度,而是间接由西域传来。此观点恰与敏政文中所说“予尝考佛之国在极西之境,其所居谓之天堂”吻合。成化丁酉年,敏政在其《重建观音寺记》中又云:“予尝至天竺,见所谓沉香大士像者”,[4](p263-264)若敏政所言不虚,则敏政确曾将亲身实践与史料考证相结合来分析佛之缘起,便与唯物主义自然观所倡导的实践第一的原则不谋而合。

二、佛之功用

唯物主义自然观强调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也始终在矛盾之中,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就连倒退也是一种发展。敏政在论述佛之功用时也自觉地遵循了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这个宗旨。

佛也是有两面性的,敏政首先谈到佛之积极作用:“大抵佛之为教,亦欲使一世之人,皆归于为善而已。”敏政认为佛之志在于“恶天下之贪,则以一切世故为虚幻;恶天下之淫,则并妻子而去之;恶天下之酗,则断荤饮,而以茹菜饮水为贤;恶天下之僣,则己虽有南面王之乐,而不能一朝居也;恶天下之争,则人有患难捐躯以救而不恤。”成化丁酉春二月八日敏政作《勑赐广恵寺记》云:“予闻佛之为教非一端,其大要则觊以普济为事。盖凡可以救燔溺而拯疾苦,虽捐其生弗恤,故后世罹灾负屈者,澜倒归之,其教至数千年不替,益盛于虖博施济众之说,尧舜之所病也,而况为瞿昙氏之学者哉?”[4](p263-264)《新屯寺钟楼并续置土田记》中也记有:“予闻佛之为说,自以为坚忍而不变,净洁而不污,虽天下之珍恠丽好,莫可与动其心者。固无藉于耳目之警,弃南面王之乐,而自逃于困馁不给之乡,至或捐躯以济人之危急,而莫之恤也。”[4]以上《文集》中的片段大体可以得出敏政对于佛的一般认识,敏政所认为的佛对于“贤知”者和“狂狷”者应是平等看待的。

佛的消极作用何在?佛是否为“惑世诬民”之说?敏政并不是直接谈论自己的看法,而是先以梁武帝好佛而亡国为例,指出国人皆以为“佛之罪厚矣”。敏政认为圣人清和,如伯夷、柳下惠二人,后世仰慕而向他们学习之人也难免有过错,难道能怪罪圣人?梁武帝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佛恶乱而梁武篡国,佛好生而梁武杀生,佛喜善人而梁武乃用恶人,佛之精髓梁武帝尽数违背,亡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跟佛教无关。春秋之世未有佛,篡弑也很多,后世虽有佛,篡弑不见少。敏政主张佛教应独立于社会政治而存在,其积极作用并不像宣扬佛教之士所说的那样神乎其神,只可看做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这或可看成是唯物主义者所坚持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准则;而其消极作用也不似摒弃佛教之士所言的那般祸国殃民,充其量也只是佛心向善,百姓以学佛作为日常生活的寄托罢了。佛教之于治国应只起辅助作用,国家灭亡与否、政治清廉与否、人心善恶与否,不能全归咎于佛。敏政尤其抨击了自署为“儒”者,认为他们“恶垢而并薙其发,恶莠而并揠其苖”,其实并不符合儒家和佛家所崇尚的“仁”。

敏政所论应是有感而发,这让我们联想起明初佛教的生存状况。[5](p1-33)明代的僧官制度体系完备,政治色彩浓厚,比以往历代都甚,中央集权制在明初得到空前强化。这种强化政策看似隆盛,却也有很多禁忌,佛教在当时其实已沦为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工具,敏政此处实乃为佛教正名,意图使佛教回归最初的本真,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极其进步的思想。

三、儒佛关系

早在公元前11世纪,我国就有了早期的辩证法思想。对立的两个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关联并产生了发展变化。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敏政在《对佛问》中采取的一问一答的行文模式,显示了思辨的特征。在对待佛儒关系这个问题上,敏政的思想具有唯物辩证法的特点。

众所周知,儒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时期的思想流派,陆九渊在其《陆九渊集》中论述佛教的地位时曾云:“今世类指佛老为异端。孔子时佛教未入中国,虽有老子,其说未着,却指哪个为异端?”[6](p402)他认为“佛老”和儒家学说并不冲突,这一点敏政也颇为赞同。敏政引用《孟子》和《论语》中的名言,指出孔孟之道应是中庸之学,佛应出于周之末世,并驳斥道:“或曰佛之道出于孔子之后,故学孔子者必斥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名儒者。如使佛出孔子之世,则孔子之所以处佛者何如哉?将怒而斥之乎?抑矜而进之乎?”相反,敏政认为“礼失而求诸野”,佛便应运而生了。敏政自小受儒学浸染,他曾经为太子讲学,《篁墩文集》中共有《大学》、《中庸》等注解八卷,然而他并不因为儒学而排斥佛教,对佛教与儒学的态度是各自为政互不干扰,这是难能可贵的。

敏政对于佛教与儒学的此番态度倒是与其岳父、翰林院大学士李贤不谋而合。敏政的岳父李贤乃明初硕儒。敏政的思想或多或少会受到李贤的影响。李贤曾云:“予在学读圣贤书,知佛老为异端,同类有挂其象者,即斥其非,以为名公巨儒决不如此。后居验封造冢宰宅,见正寝东严整一室,疑必家庙,问之则曰:‘佛堂也’,不觉骇叹。”[7](p790-791)此段话中,李贤描述了“名公巨儒”虽饱读诗书,斥佛学为“异端”,但在日常生活中又设立佛堂、悬挂佛像,与唐代韩愈在《原道》中提出要把僧侣还俗为民,把佛经尽数烧毁,把寺庙变为民房,以试图彻底消灭佛教的理想相差甚远。李贤并未在此详述个中缘由,仅用“失笑”来阐述自己的立场,其立场其实反映了明初的佛教现状。佛教虽在明初受到打压,但并未消亡,甚至被统治者拿来利用为麻痹民众的精神鸦片。[8](p279-284)李贤注意到当时佛教的尴尬现状,明初大才子敏政也关注到儒学独尊的表面之下佛教的暗流涌动。

事物的发展是具有客观性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同样具有客观性,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敏政注意到了孔孟之学、老庄之道、佛教禅学都经历过自己的兴衰起落,他并没有否定佛、道二家的客观存在和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主张无谓的异端之辨。

敏政认为儒家万事以孝为先,这种思想其实与佛家的意图“使一世之人皆归于善”是不矛盾的。敏政剖析了儒者与佛者的区别,并以朱熹为例详加阐述。作为明初学者,敏政对于宋代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的言论当然了熟于胸。朱熹在其《朱子语类》中论述:“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9](p3015)他认为儒、佛是不该共存的,其一生的学术也的确是在贯彻着捍卫儒学、排斥佛学的原则。敏政在论及朱子对佛教的看法时刻意引用了朱子的一番话:“‘予少年见学佛者,必攻之,每以胜之为喜,不胜为愤。近岁以来,则见彼之陷溺为可悯,而吾道之不振为可忧。’呜呼!斯言盖尽之矣。”敏政发觉朱熹实际上在论述儒家思想时也并不排斥佛家观点,佛教对宋代理学有很大的影响。敏政亦认为学儒者与学佛者不应“较胜负”,而应互相参透其意,共同发展。这与唯物主义辩证法中的事物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观点是完全吻合的。朱熹虽常将佛学与儒学对立起来,但其晚年之叹似表明其真实立场:儒佛并非宿敌,无论是佛之“衰”还是儒之“不振”都有其自身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二者在长期的融合之中实有相通之处,很多儒学大家同时也是佛学爱好者,儒学若是被佛学“迷惑”,跟儒学自身的缺陷也不无关系,因而完全将二者严格对立起来并不符合实际。敏政认为佛儒可并存于世,儒佛不相害,佛儒关系论展现了敏政佛学思想中的思辨高度。

四、佛学实践

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敏政对于佛学的认识并不是只停留在书本上,而是用身体力行的实践活动去思考佛学理论。正因为如此,作为学问渊博的儒学大家,敏政虽与佛教中人结交,交往程度也仅限于诗文切磋、日常应酬,俨然“有发僧”,却并非佛教中人,始终能以旁观者的角度审视佛教,对佛教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和审慎的态度。

敏政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以“方外友”的身份与诸多佛教人士结交。明初盛世太平,文教颇盛。明初诸儒谨遵朱子遗训,[10](p7-33)鲜有思想创新之士,敏政《篁墩文集》中《对佛问》一文集中展示了程敏政对佛教的总体认识。作为名臣之子,拥有礼部右侍郎之官阶且才华横溢的敏政,并不因为自身的儒家学者身份而忽视对佛学的关注,其作品中呈现的佛学思想表现了其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远见卓识,从这点上来说,敏政做到了入世和出世的完美结合。敏政之学术可研究处甚多,以佛学思想为观测点,探讨其折射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敏政富于思辨精神的哲学思想可见一斑,故撰此文,祈望方家指正。

[1]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五十九[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十六[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季羡林.佛教十五题[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十八[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5]任宜敏.中国佛教史·明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李贤.古穰集·卷三十[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8]黄忏华.中国佛教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9]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容肇祖.明代思想史[M].济南:齐鲁书社,1992.

责任编辑 高思新

B24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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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4)03-0094-03

孙玲(1977—),女,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安徽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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