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亚文，王世明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哲学智慧发源于什么？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复杂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提出过“哲学起于惊讶”这个观点。但如何正确理解这一观点，又如何把这一观点定位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人们对此往往缺乏认真的反思。本文仅就这一问题作几点反思。

一、惊讶是哲学的开端

柏拉图曾在《泰阿泰德篇》中说过：“惊讶，这尤其是哲学家的一种情绪。除此之外，哲学没有别的开端。”他还说：“这地地道道是哲学家的情绪，即惊讶，因为除此之外哲学没有别的决定性的起点。”这里，柏拉图强调了两点：一是惊讶是哲学决定性的开端；二是除此之外哲学没有别的开端。这个意思是说，哲学也许还有其他的开端，但决定性的开端只有一个，这就是惊讶。

那么，这一观点能否成立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哲学有无其他的开端。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例如，求知欲，同样是哲学的开端。一个没有求知欲的人，就会麻木不仁，对周遭的一切不感兴趣，即便再令人惊异的事情发生在眼前，他也会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所以，求知欲，不仅是哲学产生的起点，而且是惊讶产生的起点，因而是比惊讶更原始的起点。再如怀疑的精神。一个具有怀疑精神的人，就会在“无疑处见疑”、“不疑处生疑”。还有恐惧的意识，亦是哲学产生的一个原因。荀子在《天论》中指出：“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这是由恐惧产生哲学思想的一个例子。

除此之外，哲学的产生还与强烈的问题意识、寻根究底的追问、人的思维本性以及社会历史条件等多方面的因素相关。可见，哲学产生的原因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它是众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这些众多原因之中，惊讶是不是哲学产生的决定性原因或起点呢？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都持肯定观点，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惊讶所凸显的是一种好奇心。哲学是以好奇心作为支撑的。因为人们研究哲学并不是为了实用，而是纯粹出于好奇，出于兴趣。没有好奇心作为一以贯之的推动力，哲学是坚持不下去的。

第二，惊讶所反映的是一种探究活动。有的人对新奇的事物也惊讶，但产生不了哲学思想。只有对惊讶的对象进行追问和探究，并作出一定的解答，才会形成哲学思想。起点是相对于目的而言的。没有明确探究目的的人，惊讶构不成哲学的起点，惊讶仅仅是惊讶而已。

第三，惊讶是一种哲学意识。惊讶不同于惊恐、受惊，它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探索意识、追求精神，它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受动的，而是能动的。它体现的是一种自觉地介入客观世界并探索其内在奥秘的精神状态。

二、哲学的惊讶不同于科学艺术的惊讶

在谈到哲学起源于惊讶时，亚里士多德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哲学并不是一门生产知识。这一点，即便从早期哲学家们的历史看，也是很明白的。因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过去就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他们起初是对一些眼前的问题感到困惑，然后一点一点前进，提出了比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星辰的各种现象是怎么回事，宇宙是怎么产生的。一个人感到诧异，感到困惑，是觉得自己无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爱神话的人就是爱智慧的人，因为神话也是由奇异的事情构成的。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这一点有事实为证。因为只是在生活福利所必需的东西有了保证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寻求这类知识。所以很明显，我们追求这种知识并不是为了什么别的好处。我们说一个自由的人是为自己活着，不是为伺候别人而活着；哲学也是一样，它是唯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因为它只是为了它自己而存在。”[1](P119)

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一段常常被人们所引用的名言。它除了重申其老师柏拉图关于哲学源于惊讶的观点外，还指明了哲学的惊讶何以不同于一般科学艺术的惊讶。黑格尔曾说过：“如果从主体方面来谈象征型艺术的最初出现，我们不妨重提一句旧话：艺术观照、宗教观照（无宁说是二者的统一）乃至于科学研究一般都起于惊奇感。”[2](P210)可见，惊讶不是哲学的特权，一切科学艺术都需要惊讶，也都源于惊讶。但是，哲学的惊讶却不同于科学艺术的惊讶。

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艺术的惊讶所指向的主要是个别和特殊的事物，而哲学则指向整个宇宙世界，并企求“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作出说明。这里所谓的“一些较重大的问题”，就是指一般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亦即无限性和终极性的问题。

然而，哲学对一般性或普遍性问题的探究和解答又不是脱离对个别性或具体性问题的探究和解答的，而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人们只有在关于事物的具体认识积累到一定阶段之后，才能在深度和广度上向前拓展，最终达到对于哲学智慧的把握。

正如古希腊哲人们所指出的，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愚蠢和无知。实际上，人们研究科学技术也是为了摆脱愚蠢和无知。但是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获得无限的终极的智慧，从而达到大彻大悟之境；而人们研究科学技术却是为了获得具体的客观的知识，从而获得生活实用的本领。

三、从哲学的惊讶到批判性的思维

惊讶仅仅是哲学发生的起点，智慧的脚步却不可能停留在这个起点之上。正如写《哲学是什么》一书的作者胡军先生所说的，惊讶只是哲学的引线和动因，哲学家不能止于惊讶而始终处于发呆的状态。我们必须以此为起点，继而进入到非常规的批判性思维之中去。

尼采曾指出哲学家的异乎寻常之处。他说：“从不中止对异乎寻常之事去经验、去看、去听、去怀疑、去希望和梦想，这个人就是哲学家。”[3](P23)根据我们的理解，这种“异乎寻常之事”就是世界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即关于宇宙人生的问题。

叔本华说：“人之所以成为一个哲学家，总是由于他自求解脱一种疑难。这疑难就是柏拉图的惊异怀疑……真正的哲学家，他的疑难是从观察世界产生的：冒牌的哲学家则相反，他的疑难是从一本书，从一个现成体系中产生的。”[4](P65)叔本华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要打破书本和体系的束缚，敢于从观察世界的实践中提出异乎寻常的问题。

福柯则更注重哲学所秉持的独特的思维方式。他说：“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时刻，这时绝对必须知道人们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思想，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观察，……当今的哲学（我指的哲学活动），如果不是关于它本身的批判性思考，又该是什么呢?”[5](P33)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福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关乎哲学本质的问题，这就是哲学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用非常规的方式来思想”，“用非常规的方式来观察”，哲学是一种“批判性思考”。

为什么哲学智慧是一种非常规的批判性思维呢？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哲学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唯一的解，它是N元N次方程，代入不同的数，就可以得出不同的值。在哲学史上，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是恒常的，如世界的本质和本原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人的本质及其生存状态问题，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等等。对于这些终极性问题的探讨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常研常新。这就是说，哲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之处，就是后人要不断地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层面而且用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思维方式去重新审视和探讨哲学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即便你同意前人的观点，也要拿出新的论据，而不是简单地袭取前人。对于这一点，福柯作了具体的论证。他认为好奇心对于哲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能“让我们总在寻找我们周围的陌生和怪异现象；它激起我们的决心，要抛弃我们熟悉的思维方式，用不同的眼光来打量同一事物；它激发我们抓住正在发生和正在消失的事物的热情；它促使我们减少对传统的等级体系的尊敬。”他还指出：“我们从以往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中分离出来，追寻其他的规则，这就是哲学。把思维的框架移位和变形，改变既定的价值形态，用其他的方式去思维，做别的事情，把自己变成自己不是的那种东西——这也是哲学。”[6](P106-108)这些论述都在于阐明哲学思维的一个本质特征，这就是从传统的观点、传统的思维和传统的价值观中分离和摆脱出来，对现实中的一切乃至自己本身，都要采取批判的态度，用不同的眼光来打量它们。这才是哲学的本质和本性，也是哲学的魅力和生命力之所在。

四、惊讶和怀疑是哲学的本性

人是思想的存在物。法国科学家和思想家帕斯卡曾说过，是思想而不是肉体形成人的伟大，由于人有思想，他能超乎于万物之上。

正因为人有思想，人会产生惊讶，因惊讶而探究，因探究而追根溯源，直到终极而后已。动物没有思想，它会惊恐，不会惊讶，不会发问。在这个意义上，人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的存在。

但哲学与其他实证科学不同，它是人的这种思想的最集中的表现和最高度的显扬。因为它本身就是惊讶、惊异、怀疑、质疑、批判、反思、追问、创造、创新的一种思维活动，同时要激活和提升人们的这种思维活动。这就是哲学的本质和本性，是其运思的方式和方法。它看重的不是结论，而是活动；不是目的，而是过程。“哲学的本质不在于掌握真理，而在于寻找真理。”[7](P170)“哲学本质上就是某种令人惊异的东西，而且哲学越成为它之所是，它就越是令人惊异。”[2](P216)因此，热爱哲学智慧的人就像那正在远行的探险家和那奔赴彊场的勇士，永远处在急速行进的路途之中。哲学就是一种智慧的冒险和博弈，它的快乐和魅力就存在于这种冒险和博弈之中。惊讶和惊异既是哲学的起点，又是哲学的动力，也是哲学的本质，是哲学慷慨地奉献给人们的智慧的快乐！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5.

[4]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