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宪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在论及20世纪文学批评的六大趋势时，韦勒克虽然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为揭示文学作品的潜在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含义的一种方法时最能显示出它的优点”，但他依然无法摆脱自己的成见，认为即使像梅林和普列汉诺夫那样都“承认艺术的独立性”的批评家，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当作一门研究文学作品的社会决定因素的客观科学，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解决美学问题和替作家规定写作题材和文体的学说”。[1]328－330确实，与现代文学批评执著于阐发文本的审美价值不同，马克思主义批评更关注的是文学艺术作品审美取向的社会意义及其思想内涵，坚持在阐释文本的同时探究文本生产的社会机制和历史语境，追问文本的创作与接受实际上受制于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又与怎样的文化运作模式相关联。在韦勒克看来，尽管这些与现代文学批评审美旨趣相异的做法也能帮助人们理解文学作品，但是如此操作的批评终究只是一种关于文学的“外部研究”，而“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2]73所以他断言，从事“外部研究”的批评“显然绝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2]155，文学批评被界定为一种审美的文本阐释活动。如此界说文学批评，反映了现代文学理论在文学研究上的基本定位，其不仅对当今的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还通过教材的编撰和大学的文学理论教育，使审美论的文学观成为人们理解文学的一种知识乃至常识。文学研究于是有了“内部”与“外部”的区分，有了判断一个文本是否具有“文学性”的标准。文学批评也因此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操作方式:在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时，批评必须在审美性/思想性、艺术/政治、自律/他律等等“据说”是处于矛盾甚至是对立的两项中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在这样的文学理论知识语境中去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中国形态的特点与性质，不要说其文本阐释的文学价值往往会遭到质疑，就连马克思主义批评自身的文学身份是否合法、可信，都似乎成了问题。

倘若上述看法只是表达了韦勒克们的认识，倒可以说情有可原，不足为虑，因为他们原本就声明自己和马克思主义批评持有不同的文学观念。现在的问题是，许多表示认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人也似乎接受了这种说法，提出要用“内部研究”来弥补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不足。这就引出了一个让所有认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当我们承认了文学理论存在着“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别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划分实质上是以现代文学理论知识和现代批评的问题意识为依据的;而马克思主义批评却是建立在与之不同的文学观念和理论知识之上的，二者并不具有同质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批评之所以否认文学研究存在着“内/外”之别而坚持所谓的“外部研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原本就是一种有别于现代文学理论的、自成系统的文学研究范式。它的阐释活动是由自己的而非一般的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所规定的。

多年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解为一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方法去解决各种文学问题的阐释活动;却忽略了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规定性首先取决于它的文学观念、问题意识和由此形成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仅由于批评方法与别人的不同，更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阐释其他文学理论所建构的研究对象和提出的文学问题。正如贝尼特所说，澄清这些关系的意义在于，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特质只是体现在方法上而和问题意识、研究对象无关，那么，“这样做的代价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只是在方法层面上与资产阶级批评有所区别(用不同的分析原则处理同一类问题)，而在批评对象的理论构形这一关键层面上却丝毫没有区别”，其结果只能让这种马克思主义批评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缺乏马克思主义的部分”。[3]206或者用马尔赫恩的话说:“如果马克思主义批评作出的判断到头来是前面的唯心主义传统所下断语的幽灵，那将是令人愕然的。”[3]206贝尼特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对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讲可谓至关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如果把方法从理论体系中剥离出来，无视理论知识系统对批评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的规定性，势必会混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以致淡化、模糊甚至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点和特质。贝尼特指责这种马克思主义批评其实最缺乏马克思主义，绝非耸人听闻之论。

那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需要从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问题域”(problematic)①国内学者对 problematic(法文 problématique)有不同的译文，如“总问题”“问题结构”“问题框架”“问题设定”“问题域”“理论构架”“问题式”和“难题性”等等。本文采用“问题域”的译法，在引文中也做了相应的改动，不再赘述。中去寻找答案的话题。自从阿尔都塞提出只有把握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问题域才能对他的思想理论有更深刻的理解这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创见之后，探讨马克思的问题域便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势必涉及的论题。从众多学者的研究来看，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问题域是“资本与现代性的关系”，似乎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例如，吉登斯通过比较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与涂尔干和韦伯的区别，认为马克思的特点就在于从资本主义的角度对现代性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吉登斯说:“尽管《资本论》所涉及的大多是经济分析，但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的首要兴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动力学。也就是说，《资本论》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考察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基础的动力，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法则’。”[4]54伊格尔顿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特征是特别注意资本主义的矛盾:它无法自禁地同时生产财富和贫困，二者互为物质条件。这反过来使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问题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立场。”[5]108美国学者劳洛则指出:“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的分析，才是马克思的真正遗产和他的研究工作的旨趣所在。”[6]628诸如此类的说法给人们呈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域:马克思是以资本与现代性的关系作为他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的，这使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认识有了远比其他思想家更为深刻的内容。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的现代性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7]393;认为只有经过这个历史阶段，人类和社会才能走出愚昧落后，才有可能获得巨大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对“资本”现代性作了深刻的批判，认为其具有不可避免的背反性，指出“资本”现代性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8]37。马克思正是通过在上述问题域中展开的理论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批评阐释文学问题构筑了一个与现代文学理论全然不同的知识基础和研讨语境，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问题意识就是在这个知识基础上生成的。而批判“资本”现代性的语境，则给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话语赋予了与社会历史相关的、也是现代批评的审美话语所没有的深层语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问题域和现代文学观念的建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中展开的，即在资本现代性原则普遍贯彻的社会历史中，审美的文学活动何以可能。确认文学活动的审美性是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建构。这一认识始于康德，经过黑格尔的系统阐发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实践与张扬，终于成为关于文学的现代知识的一种经典性表述。在康德之前，因为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有着广泛联系，文学艺术活动一直被视为一种广义的文化活动。前现代的文学观实际上是一种大文学观。人们更关注的是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实用价值，例如认识、教育、德育、娱乐等等;文学艺术的审美作用其实只是众多实用功能中的一种，而且往往被排在从属的或辅助的位置上。就像贺拉斯说的，文艺的价值就在于“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欢”[9]155。学者们通过历史考察后发现:“在现代思想中，艺术通常与美联系在一起;不过在历史上，艺术与实用和知识的联系可能更为紧密和广泛。”[10]51用审美性界定文艺其实是很晚近才有的思想。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也告诉我们，一直到19世纪中叶Aesthetic才在英语中被普遍使用，它的“一个特别意涵”就是“超脱社会评价之外……‘美学的考量’是不同于‘实用的’考量、或‘功利的’考量”[11]2－3。就是说，只是在现代知识的建构过程中，康德才明确提出文学艺术的存在根据就在于审美，强调艺术审美鉴赏的无功利性和文学艺术审美活动的自为、自律性。康德指出“美是那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12]57;“鉴赏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对某一对象或其表现方法的一种判断力。”[12]47康德的美学思想给现代文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将文学指认为一种为实现审美目的而存在和发展的活动。现代文学观的确立推动了文学研究和文学知识的学科化，同时也使文学艺术在审美的领域中获得了长足发展。

但是，像许多现代知识和现代理论一样，这个与现代社会生成过程同步形成的文学观念，包括在其引导下展开的文学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滋生了它的弊端。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是其弊病最极端的表现;而更为常见的现象则是让现代社会的文学活动在审美的追求中逐渐丧失了与社会、人生原有的广泛联系，淡化、消解甚至遗弃了文学在追求审美的同时对其他社会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关注与表现。同时，审美文学论的蔓延更遮蔽了文学活动与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实际存在的多重关系，掩盖了文学活动因此与社会运作的密切关联及其作为意识形态生产者的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讲，执着于审美的文学批评是不可能认识和揭示文学活动在现代社会的真实存在状况的。所以，与一般的现代文学批评不同，马克思主义批评并没有简单地接受以审美为核心的现代文学观念;或者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批评“一直对审美价值保持了某种沉默”[3]208。作为一种在反思资本现代性的论域中阐释文学的理论话语，就像贝尼特说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目的不是制造一个审美对象，不是揭示已经先验地构成的文学，而是介入阅读和创作的社会过程……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必须开始从策略角度思考什么样的批评实践形式才能将阅读过程政治化。”[3]222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研究因此必然地具有了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的特点，阐释文学活动与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联也因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的基本内容。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问题意识中没有关于审美的思考，美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构成中同样具有基础意义。但是必须注意，马克思的美学思想是具有原创意义的，与排除功利目的的现代美学有质的区别。在西方美学史上，关于美学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艺术哲学的框架中展开的，其特点在于从哲学的层面上讨论艺术的性质和功能。虽然德国古典美学(如康德、黑格尔、席勒等人的美学研究)也涉及人的问题，但是对他们来说，讨论人的问题主要是为了进一步阐明艺术的本质，强调人的感性活动的特点对艺术和审美的规定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学。而马克思则是在批判异化劳动的基础上，把美和审美问题的研究与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将其作为深化现代性批判的重要内容，作为阐释审美活动以及从审美角度理解文学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在这种“人学”意义上展开的美学研究是对古典艺术哲学的超越，也是他阐释文学审美性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马克思的美学视为一种存在论的美学。其意义不仅在于开拓了美学研究的论域，更是对社会历史研究和人学研究的重大突破。这也是马克思的美学阐述为什么总是和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历史的研究夹缠在一起的原因。如果不在这个意义上读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说的审美性，我们将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所以会一度出现“去政治化”的偏颇，以致陷入了审美/政治二元对立的思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是在西方现代美学理论的语境中来读解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知识语境的错位导致了误读的发生。

从马克思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从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鉴赏和评价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问题意识在他的批评活动中的作用。例如，在谈到狄更斯、萨克雷、白朗特夫人等英国作家时，马克思所赞赏的是他们的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他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13]686这种解读并不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一种关注意识形态的政治批评;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它所显示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特有的视野，一种把文学作品作为精神生产，作为审视社会、人生和人性的现实状况的文本来解读的视野。

在反思资本现代性的问题意识中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仅用“社会学的”“历史的”和“政治的”理论话语揭示了文学世界的丰富内涵，拓展了传统文学研究的视野，而且从现代文学生产的社会机制中，发掘出了新的批评对象和新的文学问题，开拓了文学研究的空间，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特有的对象和领域;其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尤为关注文学活动与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关系、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以及通过这些关系审视和讨论文学艺术与审美活动的自律/他律的问题。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则对这些论题做了更深入更丰富的展开。例如，柄谷行人在“制度”层面上探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虽然被某些学者解释成一种具有后现代意义的研究，其实他沿袭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特有的、从审美活动受制于社会、文化体制的关系上阐释文学的做法。柄谷行人的研究指出，日本现代小说的“自白形式”并非源于现代文学理论强调的文学的“表现性”，也不是文学审美“自律”带来的结果。即使在关注“表现性”的日本古代文学中，也不曾出现“表现自我”的作家或文本。因为文学表现的“自我性”需要以人的独立性来支撑，表现的“自我性”其实是一个与“现代性”关联的思想。但是“现代的自我”也是一个存在于头脑中的先验概念，同样不可能成为“自白”文学发生的根源。柄谷行人再三强调“表现的‘内面’或者自我不是先验地存在着的，而是通过一种物质性的制度其存在才得以成为可能”[14]70。他认为这种制度就是从域外传入日本的基督教“告白”制度，即通常说的“忏悔制度”。从表面上看，柄谷行人的研究很少涉及具体的文学材料。为阐释日本现代小说“自白形式”的形成，他把更多的讨论篇幅放在梳理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及其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上。然而这种对文学之外的制度研究，却让我们在更深的层面上认识了日本现代小说何以会产生“自白形式”的原因。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来说，柄谷行人的研究具有范例的意义，因为他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与“外部研究”的关系，使人们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特质及其可能实现的深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11＆ZD078)的阶段性成果)

[1]韦勒克.批评的概念.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2]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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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5]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劳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欧阳康.当代英美哲学地图.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贺拉斯.诗学·诗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0]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西方大观念(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11]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三联书店，2005.

[12]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65.

[13]马克思.英国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4]柄谷行人.所谓自白制度.∥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