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其林，冯春天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傅其林(1973—)，男，四川岳池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世纪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遇到国内外学界的巨大挑战，同时还有来自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内部的漠视。但是，作为新世纪世界最为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拥有以往所没有充分利用或根本没有的诸多机遇。笔者认为，对新机遇的深入思考有助于推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激发其在新的现实语境中的创造力和阐释的活力及效力。这些新机遇的把握不可能绕开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核心的层面。

一

首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主旨不论是辩论唯物主义还是政治经济学，抑或科学社会主义，其中的内核都关注现实社会的人的问题。人的身体和精神之存在、人的自由与解放、人的个体完善与集体交往，皆是马克思所阐发的震撼人心的命题。这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中依然闪耀着灼目的光芒。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理应深深扎根于此，真正地推进人的问题之思考，为人的自由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中国路径。在这里，中国现实经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当代人的存在状况、中国人可能的世界，都是奠基性的文论源泉。因此，关于人的问题既是全球化的，也是中国本土化的;同时赋予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界以新的理论意义、现实情怀以及价值功能。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经验、日常生活与本土文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和理论灵感。事实上，中国新世纪文学在不同程度上探索人的新现实及可能性的世界，思索当代中国人的存在经验，扣问人生之门的作品，不胜枚举。譬如，进行维吾尔族语和汉语书写的双语作家阿拉提·阿斯木今年发表在《当代》第三期上的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探索当代中国人的“嘴脸”。具有隐喻意义的“嘴脸”成为人的存在状况的揭示，人为物所役，口是心非，人的面具式生存取代了本真的生活体验;而反讽的是，人的嘴脸式生存只能以变嘴脸在中国消失而假装移居到国外的主人公艾莎麻利来揭示，主人公所做的完美整容手术使得他能够以他以前的朋友身份与朋友、家人交往。该小说的价值在于思考新世纪中国人的存在意义的问题，审视人的生存困境。这种文学经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阐释对象。立足于人的问题域，无疑会带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全球化，也因中国本土的思考而具有世界意义，彰显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独特价值，从而占据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空间。

基于对人的问题的解答，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应在汉语语言符号方面深入思考，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诚然，中国学者在符号学研究领域已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尤其在理论符号学、叙事学、形式主义论等方面的成果昭然可见，但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仍然在初步的探索中。其原因在于，过去大多数人把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论视为水火不融的两种东西，从而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缺位。事实上，语言符号与人的问题紧密相关。人的存在离不开语言符号，语言符号内在地规训、定格、整理人的经验(包括人的情感、想象)，在某种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交互统一的命题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所要深入研究的。汉语语言符号系统与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中国人的存在经验应该充分地整合到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之中。

二

其次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全球对话问题。这个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具有崭新的意义，也带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之意义生发的增长点。

一般认为全球化的过程是西方化的殖民或后殖民的过程，尤其是美国模式的渗透与影响之推进。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全球化过程也同样意味着中国本土的全球化，因为它是在力量的角逐中展开的，是在话语的力量或权力中呈现的。其中，全球对话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不能再忽略全球对话的问题了。历史证明，没有对话就没有生命活力，没有对话就没有发展动力，没有对话就没有文化繁荣，没有对话也就不可能形成话语公共领域;更不可能在这个公共领域发出真正的声音(最多是别人代言)，最终受制于代言人。应该说就经济和科技领域而言，中国全球化对话能力提升较快;尤其在经济的领域，全球化声音比较多，也逐渐占据突出地位，不能不受到世界关注。文化的全球化对话能力主要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方面，这在某种意义是中国历史遗产被外国人理解和吸纳，其中不乏误解。

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全球化的产物，本身是在全球化对话中形成、发展、深化的，可以为中国文论的全球化对话能力提升找到某种突围的路径。纵观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轨迹，其全球化对话能力逐渐增强。20世纪初期到50年代它从对日本、苏联、欧美的马克思主义接受走向创造，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话语，也构建了中国与苏联的对话联盟。这种国际化对话能力较强，也是深度、现实的;但问题在于，领导式政治权力话语的文学演绎缺乏具有知识谱系学和学术规范的对话。新时期以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逐渐突破苏联模式，以知识学视角在真正意义的全球化路径上探索，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命题，如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新理性精神、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等，并逐步参与国际対话，构建具有全球意义的文论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詹姆逊、伊格尔顿、德里达、赫勒、齐泽克、贝内特等一大批囯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放眼中国学界，与中国学者展开对话，且对话深度和能力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全球化对话能力仍然有限，还远远不能完全作为一个真正的主体参与全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自由对话，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瓶颈。苏联学者卡冈所编撰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一书居然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一点声音，而诸如罗马尼亚、波兰、捷克等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却在著作中熠熠生辉。这种评价性的缺失不能不令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美学家感到震撼。

笔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全球化对话能力的提升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更为深入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真正触摸他们思考的关键问题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又陷入了什么样的理论困惑。这是全球化对话中知彼的维度。彼之不知，如何对话。即便进行对话，对话也是浅层的，没有人愿意去聆听。二是知己的维度，即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自己做了什么事，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研究了什么问题、提出了什么新问题、建构了什么新理论、表达了什么样的文学经验，等等。这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进行长期不懈地思考、探索，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空间中找到自己的问题意识、理论话语、阐释模式、文化传统和现实意义。三是对话能力的提升维度或机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主体要不断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囯际舞台上传达自己的声音、展示中国学者的在场、拥有中国话语的表达空间，需要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和意识。这一方面需要学者个体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应该追随马克思本人。马克思没有狭隘地局限于母语阅读，而是研究不同语言写作的文献。他能够阅读所有欧洲语言写成的著作，对拉丁语、法语、英语尤为纯熟。匈牙利的卢卡奇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文论家，不仅以母语写作，而且熟练地用徳语阅读和书写，他早期的手稿《海徳堡美学》就是典型的例子。当代世界活跃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赫勒，不仅以匈牙利母语，而且以娴熟的英语、德语、法语表达自己的文艺美学思想，在耄耋之年也仍然频繁地在全球传播其学术声音。只有熟练地进行多语种的阅读和书写，才能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全球化，才能使学者们积极活跃在国际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公共领域，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参与会议、展开合作研究。对中国学者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漫长而又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界文学制度建设的问题。这关乎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刊物的建设，以学术刊物吸引更多国外的原创性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成果来首次发表;也涉及重要的国际会议的组织，邀请更广泛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共同探讨重大文论问题，形成中国本土良好的学术公共领域，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心的东方位移。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大师相继退位的格局下，中国将可能是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潜在中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应充分抓住机遇，不断促进潜力的现实化。

三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性和批判性双重品格的问题是全球化和本土化过程中绕不开的另一命题。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内在特性和中国现实历史所赋予的学术立场和言语行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结合，它通过对以往意识形态话语和资本主义社会深入肌理的剖析与批判，提出了新型社会形态以及生存方式和文化价值理念。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由于萌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现代性社会有着切身的生存体验，更多地发展了马克思的批判性品格，形成了不同话语形态的社会批判理论，诸如霍克海黙和阿多诺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工业的批判、马尔库塞对单向度人之工具生存的现实原则的批判、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的伪公共领域的批判等。而萌生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同样以张扬马克思的批判性而享有世界性声誉，赫勒、科拉科夫斯基、科西克、齐泽克等一大批思想家、文论家展开对苏联和东欧现存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反思和批判，成绩斐然可观，具有极强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特征。批判性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及文论源源不断的锋芒，赋予了它面对现实的无穷勇气，激发了它不断更新的创造活力，这无疑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充满现实感和锐气的话语模式，具有先锋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缺少这种朝气蓬勃的批判性。在全球化语境下，它需要充分发展马克思的批判性品格，使之在新的现实面前犹如一把利剑劈出一条条崭新的道路，真正体现个体智慧和群体协作的话语表达潜力，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阐释能力和面对文学现象的有效性，从而超越教条主义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之处在于，它是建基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文论形态，它历史地承担着与现实的密切关联。这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性品格，是现存社会主义文论的标志性特征。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论无疑是建设性文论的重要表现，它指向正面的社会现实，为社会主义目标而探索，发掘并肯定生活中的积极形象和价值理念。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也是现实地历史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性也是突出的，从毛泽东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蔡仪基于典型的新美学、周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思考，都透视出积极的现实的建设性特征，带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的特有现实体验、理论激情、崇高美学形态以及宏大叙事特征。

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要慎重地对待建设性问题，因为一旦建设性转变为现实，变成制度性力量，就将极大地影响现实生存和精神空间，甚至导致严重的负面效应，从而阻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因此，下面的这两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性并非一种模式，而是具有多种可能性。它随着研究者个体的文化选择和趣味的不同，随着中国现实的丰富性、具体性、偶然性，随着中国现实格局的历史性演进而呈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诸多潜在因素和可能性机遇。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应具有多种现实可能性，各种可能性之间也许存在冲突、矛盾、争论，也有各自的阐释限度，在充分的内部对话中展示最大限度的话语力量。二是建设性中不能缺失批判之维。在批判中建设，在建设中批判;既张扬马克思的批判品格以及言语行为之尖锐力量，又实质性地思考现实进程和理想形态的距离、转化之可能性，真正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独特使命。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全球化，也是中国本土化的充分表达。(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化研究——以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为重点”(12AZD091)、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NCET-10-059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