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梅， 许庆红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合肥 230601）

一、引 言

苏珊·格拉斯佩尔（1876－1948）是20世纪早期美国戏剧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她曾积极参与普罗文斯顿剧社（Provincetown Players）的创办，继独幕剧《琐事》问世之后，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剧作品，例如《伯妮斯》（Bernice，1919），《继承人》（Inheritors，1921），《边界》（The Verge，1921）等。1930年，格拉斯佩尔因为在戏剧上的杰出贡献获得普利策奖。尽管20世纪早期格拉斯佩尔在戏剧和小说上都表现了卓越的天赋，但她的地位却一直被人忽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批女性主义批评家如林达·本－兹威（Linda Ben－Zvi）才开始关注这位被戏剧界和文学界长期湮没的女作家。韦若妮卡·马库斯基（Veronica Makowsky）称苏珊·格拉斯佩尔是“美国文学上最伟大却也最鲜为人知的作家之一”[1］。

格拉斯佩尔的处女作《琐事》作为一部短小精悍的独幕剧，一经问世，引起极大反响，奠定了她在戏剧文学上的地位。剧情讲述的是一个“农妇杀夫”的故事，取材于格莱斯佩尔在得梅因当记者时报道的一宗真实的谋杀案。这部戏剧自问世以来，评论界内热议不断。不少批评家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出发，如朱蒂斯·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和安妮特·科罗德尼（Annette Kolodny）用女性主义阅读批评探讨女性如何分析《琐事》这样的文本[2］，而凯伦·斯坦（Karen Stein）关注到女性身份认同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团结一致她们才能为自己以及其他女性获得支持和同情，帮助她们承受强加在身上的孤独和辛勤的劳作”[3］。也有一些评论家试图从男女语言和思维模式差异的角度评判法律中公正的含义，例如苏茜·克拉克森·欧斯坦（Suzy Clarkson Olstein）指出：“格拉斯佩尔笔下的两位女性建构了另外一种道德和关怀范式，这种范式建立的基础不同于传统的权利和规定。”[4］此外，国内也有评论从性别的二元对立视角分析《琐事》中男女在话语、视野、思维模式以及道德判断方面的不同，女性实现对传统性别二元对立的解构和颠覆[5］。总之，对于《琐事》这部意味深刻的独幕剧，评论家们从各个侧面对其进行了阐释。这个故事看似只是一桩普通的谋杀案，但是其中却反映了隐藏在杀人案背后家庭暴力和法律暴力的存在。这些暴力被隐藏在男权和法权背后，沉重地压制着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本文拟从解构主义批评理论出发，剖析《琐事》中男权和法权的暴力性，揭示受暴力压迫的女性以及女性同盟如何以自己的力量解构暴力，从而实现格拉斯佩尔对男权和法权的颠覆。

二、《琐事》中家庭暴力的存在和解构

“据拉康的说法，符号界也就是具有无意识结构的语言，人因为进入符号界而成为主体；确切地说，人因为是说话者而成为主体。不过，符号界实际上是一个以阳具（符号化的阳具）为中心的男性世界，进人符号界就意味着认同于‘父亲的法则’或父权制。进而言之，只有男人才能进人符号界，才能成为主体，而女人的‘选择’——在正常情况下——只能是被动地接受男人的统治。”[6］换句话说，女性进入符号界就意味着认同于父权制的统治，被动地接受男性为其作出的选择和安排，顺从地在男权的统治下生存。19世纪有一种美其名曰“有夫之妇”法律条文，规定：“通过婚姻，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合为一体。也就是说，女性的存在在婚姻中是处于悬置地位，或者至少被包含于和统一于丈夫的身份之中。”[7］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对妻子的控制和操纵就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压制女性的生理和心理欲望，其中家庭暴力是比较常见的方式。

家庭暴力一般是指在以家庭为中心的亲密关系中，一个家庭成员对另外一个实施虐待行为。“家庭暴力的形式包括身体暴力、心理暴力和性暴力等，究其原因极其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施暴者想通过暴力实现权力的控制。”[8］其中心理暴力对受虐者的伤害最大，通常包括“持续的言语辱骂、袭击、过度占有、隔绝女性与朋友和家人的来往、剥夺物质和经济资源、摧毁个人物品包括珍贵的物品或者宠物”[9］。在格拉斯佩尔的《琐事》中，被杀害的丈夫约翰·赖特就是这样一个家庭暴力的施暴者。根据皮特斯夫人和黑尔夫人在赖特夫人厨房里观察的细节，她们逐渐勾勒出米妮·赖特在婚后孤独的生活，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约翰·赖特对其妻子实施的家庭暴力，其中包括限制活动范围、隔绝与外界的联系以及剥夺话语权，均属于心理暴力的范畴。这些家庭暴力行为存在于私密的家庭婚姻生活之中，更隐藏在约翰·赖特冠冕堂皇的人格背后。

实施孤立女性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搬离家人和朋友居住的地方[9］。赖特先生就是采用这种策略来限制妻子米妮的活动范围，把家安置在一个偏僻的山谷。跟随查案的两个女人在进入厨房的时候，对这个阴沉的房间格外敏感。皮特斯夫人“瘦削的脸上带着一丝紧张”，而黑尔夫人“此时非常不安，进来时惊恐地四下张望”[10］345。这间厨房的氛围让这两个女人紧张不安，可能是因为赖特先生被杀事件给这个家笼罩了一层恐怖的气息，也可能是因为这间厨房本身让她们感受到了米妮·赖特死气沉沉的家庭生活。“家庭成员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干坏事，因此家并不完全是一个安全的港湾，也可以是‘暴力的摇篮’；厨房也许就是危险的地方。”[11］当律师亨德森询问黑尔夫人为什么一年多没有到过赖特家的时候，黑尔夫人告诉他这个地方让人很不舒服，而且还补充说“不过，我觉得要是有约翰·赖特在的话，这屋子就叫人愉快不了”[10］348。黑尔夫人告诉皮特斯夫人，要是没有她的陪伴，单独坐在这间厨房里是很孤独寂寞的。接着，她开始责备自己没有在出事之前来看望米妮：“因为这房子让人不愉快，所以我回避了——正因为这样我才应该过来。我——我从来都不喜欢这地方。也许因为它在山谷里，看不到它的通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个偏僻的地方，而且一直都是。”[10］351从黑尔夫人对赖特家的描述中，可以推测出约翰·赖特把家安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自己出门工作，把妻子米妮留在家里，甚至可以说是封锁在那个灰暗的厨房里。这种活动范围的限制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剥夺，让米妮像她自己买来的金丝雀一样，被牢牢地锁在鸟笼里。这是一种比肉体暴力更加严重残酷的家庭暴力，让米妮像个囚犯一样，接受丈夫约翰的统治。

通过两个女人特别是黑尔夫人对米妮婚后生活的重构，可以看出约翰·赖特不仅限制米妮的活动范围，而且通过种种限制行为让她与外界隔绝联系。农民黑尔先生向律师亨德森谈论到案发后去赖特家原因是想让约翰改变主意，和他一起装个公用电话，并且提到之前被约翰拒绝的理由：“之前我已经跟他说过一次了。他拒绝了我，说乡里们闲聊得已经够多的了，他只想清静一点。我猜你也晓得他的话本来就不多。”[10］345不愿意装公用电话，只想过清静的生活，这是孤立女性的另一种有效的方法——“无法通过电话和朋友交流”[9］。约翰可以随时离开那个寂静的家，到外面的世界工作娱乐，却要剥夺妻子米妮跟外界联系的权利，限制她与他人的沟通和交流。当黑尔先生在等待同伴哈里先生打电话报案的时候，他试着跟米妮聊聊天，表明自己来他们家是想看看约翰愿不愿意装一台电话。就在这一点上，“她（米妮）突然笑了起来，接着又不笑了，并惊恐地看着我”[10］347。虽然米妮当时在杀害自己的丈夫之后精神处于恍惚之中，但是对于安装电话这件事依然很清醒。由此可以推测，米妮笑的是黑尔先生不解约翰的固执，定会遭到拒绝，恐慌的是她杀死了固执专横的丈夫。从约翰不愿意安装公用电话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他想通过隔断妻子跟他人的联系，让米妮完全听命于他的管制和约束。另外，当皮特斯夫人和黑尔夫人在替米妮收拾打包要带去监狱的衣物时，黑尔夫人摩挲着米妮的一条短裙，想到米妮在结婚之前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喜欢打扮，富有活力，然而婚后的米妮竟然没有参加妇女互助会。黑尔夫人的猜测是：“赖特很吝啬，所以她很少与人交往……我想她是交不起会费。人感到自己很寒酸时，是难以享受快乐的。”[10］349从黑尔夫人的描述中可以推测出米妮已经失去了独立的经济能力。“财务控制可以让一个人失去独立性，处于孤立的地位，没有权力。”[9］赖特先生不愿意妻子跟其他进步女性接触，所以通过把持财政让妻子对交际活动望而却步，返回到封闭的家庭生活中。这种隔绝妻子与外界的联系、禁止妻子参与公共交际活动无疑也是一种暴力行为，这种暴力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让社会理所当然地忽视女性的社交需求。

除此之外，《琐事》中也透露出约翰·赖特对米妮实施剥夺话语权的暴力。根据黑尔夫人对约翰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约翰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好人，不喝酒，也很守信用，但是用黑尔夫人的话说，“却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和他过日子，就像寒风刺骨一般。我应该想到她想要一只鸟的。”[10］351在结婚之前，米妮·福斯特是镇上女子合唱团的成员。她爱的就是唱歌，而且唱得很好。眼前的婚姻生活，家里没有孩子，丈夫约翰又不喜欢讲话，米妮仿佛生活在活死人墓里。于是她买了一只便宜的金丝雀作为自己的小伴侣。然而，约翰凶残地将这只爱唱歌的金丝雀勒死了。“摧毁物品或宠物是为了对受害者制造恐惧……（施暴者）选中摧毁的物体是为了从情感上伤害到受害者，向其展现权力和控制。”[9］整个施暴过程是皮特斯夫人和黑尔夫人通过观察厨房里的鸟笼和鸟的尸体来推测的。当两个女人在厨房里发现空鸟笼的时候，皮特斯夫人发现鸟笼门上的一个合页被拉脱了，黑尔夫人立马推测是有人用蛮力掰开的。很快她们在针线篮里的盒子里发现了金丝雀的尸体，脖子倒向一边。通过被拉脱的门和被扯断脖子的金丝雀，可以推测当时约翰像发了疯一样扯开鸟笼又残忍地拧断金丝雀脖子的情形。杀死一只金丝雀看似只是屠杀一只小动物，但是对于米妮来说，意义却很特殊。“这一类（伤害宠物）的暴力并不只是针对物品或宠物的暴力，而是上升到对受害者身体的直接暴力。”[9］金丝雀是她唯一的伴侣，杀死了它也就意味着在变相谋杀她自己。正如黑尔夫人猜测的那样：“赖特不喜欢那只鸟——能唱歌的东西。她过去常常唱歌。他也扼杀了她的爱好。”[10］353

约翰·赖特不仅限制米妮的活动范围、隔绝其与外界的联系，最终连唯一的精神慰藉也要剥夺。这种暴力看似并没有对米妮造成直接身体伤害，但是给米妮的内心冲击是致命的。因此她不再保持沉默和顺从，而是直面暴力，用暴力的手段直接回击暴力。一方面，米妮用赖特先生勒死金丝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让他付出实施暴力的代价；另一方面，她也通过家务琐事展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颠覆了剥夺其话语权的男权暴力。例如，米妮缝制的百衲被针脚漂亮而又平整，但是几个没缝好的针脚却透露了她焦躁不安的内心。她没有通过语言倾诉杀夫背后自己默默承受的暴力，但是却通过女性特有的家务活计让人看到了隐藏的暴力。由此可见，米妮杀夫的暴力反击实际上是对男权暴力的一种解构，并通过生活琐事向世人展示了女性的内心世界，打破了男权对女性话语的禁锢。

三、《琐事》中法律体系的暴力存在和暴力解构

法律通常被认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往往被认为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文本。但是在法律的起源中，法律权威的建立是靠力量树立起来的，它的出现先于合法和违法之间的二元对立。如果法律的实施性暴力一旦实现没有受到阻碍，那么法律就会设法把自己起源和暴力存在的痕迹隐藏起来，让人们树立起法律等同于正义的概念。德里达曾说过：“‘强制实施法’总是提醒我们，除了诉诸强力或从它的第一时刻或从它的第一个词语请求强力，正义就不是必要的法，或者不能成为合法性的正义。正义在其开始就已经有逻各斯……”[12］也就是说，法律维护的正义是带有强力，或者说是暴力的正义。这种正义具有一个稳定的逻各斯中心，压制着“他者”正义的实现。在《琐事》中，惩罚米妮·赖特、维护“正义”的法律就成功地隐藏了其暴力的存在。

首先，《琐事》中的法律直接维护其体系内的正义，忽略对“他者”正义的肯定。“任何法只要是法就会包含创设原暴力的反复。所谓原暴力就是决定不可能之物的决定，是与（主体的、显现的、逻各斯普遍性的）他者之间关系的抹消。”[13］238戏剧中，米妮勒死了自己的丈夫。法的代言人警长皮特斯和乡村律师亨德森需要做的就是找出杀人的动机和证据，然后将她绳之于法，付出触犯法律的代价。因此，他们在查找证据的过程中，一味围绕着法律的“逻各斯”中心，维护现行法律所认可的正义，忽略此案背后杀人者米妮的心理需求。当黑尔夫人向亨德森律师透露赖特先生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人，而亨德森直接打断她，说了一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再谈，现在我想先去处理楼上的事儿”[10］348。在亨德森律师看来，执行法律的关键是要找到与逻辑和理性有关的线索，而关于个人的情感和性格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案发之后，在没有找到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他们把米妮锁在镇上的监狱里，然后跑到米妮的家里，搜索对她定罪的证据。按照黑尔夫人的话说，这种行为是一种“偷窃”行为。既然是一种“偷窃”行为，何来正义可言？在皮特斯、亨德森和黑尔三个人楼上楼下、屋前屋后寻了个遍之后，仍然找不到给米妮定罪的证据时，亨德森说道：“一切完全清楚了，只差一个谋杀的理由。但你知道一提到女人，陪审团会怎么裁决吧。要是有确凿的证据就好了。有些东西可以表明——可以使案情成立的东西——可以把这种奇怪的杀人法串起来的东西——”[10］353这些带着维护公平正义使命的执法人员，在没找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断言一切都已经清楚，甚至确定米妮就是杀人凶手。由此可见，法律权威的暴力让米妮作为“他者”被迫沉默，任其摆布。

另外，《琐事》中法律对个体的内化和控制也体现了其暴力的存在。提到法律，都会与正义联系到一起。然而事实上，法律和正义不会完全一致，因为“正义的核心中有与该他者之间的关系”[13］178－179。换句话说，正义是与“特殊者”、“单独者”和“完整的他者”有关。对正义的认可应该是对“完整他者”的认可。故事中，两个女人尤其是皮特斯夫人，在法律和正义之间徘徊，最终通过对女性经验和情感的认识，揭开了法律隐藏的暴力性和虚伪性，选择了维护特殊者——“他者”的正义。处于法律体系之内的皮特斯夫人作为警长的妻子，深受法律的影响，被亨德森律师认为是“嫁给了法律”。因此，在发现米妮杀夫背后的秘密时，她一方面受法律内化的影响，站到了正义的对立面，充当法律实施暴力的执行者。因此，当黑尔夫人指责在找到证据之前就把米妮锁进监狱的法律行为，皮特斯夫人回答道：“但是，黑尔太太，法律毕竟是法律啊。”[10］349从另一个角度，皮特斯夫人也是法律暴力的受害者。米妮为心爱的金丝雀勒死丈夫，让皮特斯夫人想到了自己儿时曾经因为小猫而差点伤到一个小男孩，她对米妮的所作所为是感同身受的。想象着米妮在失去金丝雀后孤独寂寥的生活，也让她禁不住回忆起自己的孩子夭折之后那种静寂的生活。因此，皮特斯夫人理解米妮的所作所为是一种“以暴制暴”的反抗。然而，她自身难以摆脱法律对她的影响和控制，所以她会无奈地说：“我知道什么叫死寂。法律必须严惩罪恶，黑尔太太。”[10］353由此可见，皮特斯夫人也受到了法律体系的暴力控制，无法挣脱。

但是，《琐事》中也突出了对法律暴力权威的解构和颠覆。黑尔夫人就是揭示法律暴力存在和解构暴力的关键人物。首先，她不顾皮特斯夫人的反对，不自觉地将米妮在焦虑状态下缝乱的针脚拉脱，隐藏了证据；另外，当黑尔夫人想起米妮婚前穿着长裙在合唱队里唱歌的情形，再看看眼下她因为不堪婚姻的折磨陷入牢狱之灾，她不禁发出感慨：“那是一种犯罪！那是一种犯罪！谁来惩罚呢？”[10］353这里的“犯罪”指的就是赖特先生对米妮生命力的扼杀。表面上，这种扼杀不及米妮杀夫的罪恶，但是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因此，黑尔夫人会质疑现行法律的权威和正义。其次，皮特斯夫人最终也摆脱了法律对其内化的影响，站到了法律的对立面。当亨德森律师说：“做警长的妻子不就等于嫁给了法律了吗？是这样吗，皮特斯太太？”皮特斯夫人的回答是：“不——一定。”[10］354对法律暴力的直接解构是最后两个女人不顾一切隐藏证据的行为。这时候，她们完全逃脱了法律的权威，为肯定“完整他者”的正义奋起抵抗。

四、结束语

格拉斯佩尔的独幕剧《琐事》不仅揭露了农妇杀夫案背后家庭暴力的存在，也暗示了法律体系排他的暴力性。本文根据解构主义批评理论，剖析《琐事》中男权和法权的暴力性，揭示受暴力压迫的女性以及女性同盟如何以自己的力量解构暴力，从而实现格拉斯佩尔对男权和法权的颠覆。揭露男权和法权体系中的被遮蔽的暴力存在，寻找被否定的“完整他者”的声音，可以让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特殊群体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解构男权和法权暴力，不仅肯定被压制、被沉默的他者的利益，也从根本上无限地接近公平正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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