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霞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36）

一、引 言

莫莉·贾尔斯（Molly Giles，1942－）是美国当代女作家、报刊文学编辑和文学创作教授，曾任职于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现任教于圣何塞州立大学和阿肯色大学。贾尔斯的作品大多出版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

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转世》（Rough Translations），获1985年奥康纳（Flannery O＇Conner）短篇小说奖、波士顿全球小说奖和海湾地区书评小说奖。她还因此获普利策文学奖提名。她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漫步》（Creek Walk）曾被纽约时报评为最受瞩目书之一，其中一篇还获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另有一篇《作家们的模特儿》（“The Writers＇Model”）①笔者曾翻译此篇，发表在《译林》2007年第3期。被改编成电影。她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铁鞋》（Iron Shoes）。

贾尔斯的作品一经出版，就获得极大的关注和如潮的好评。诗人兼批评家鲁斯·穆斯教授说：“想了解女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贾尔斯的小说是每个女人，也是每个男人书架上的必备。”①见 Molly Giles的Creek Walk and Other Stories封面，Simon ＆Schuster1996年出版。

作为后现代主义作家，贾尔斯的作品有意疏离宏大叙事，摒弃通常作家所强调的时代背景对人物的制约，截取女性日常生活的小片段，探触人物巨细巨微的内心世界；通过内心独白和意识流等具有非理性主义色彩的个人化叙事、弑父书写、女性主义典型意象的运用以及人物的扁平化、符号化等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书写策略，揭示菲勒斯中心语境下沉默的“他者”内心成长经历；书写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和为追寻自我的痛苦挣扎，发出她们的声音。这种极具特色、立场鲜明的女性主义书写正是法国学派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苏所倡导的“阴性书写”。这是一种旨在偏离“菲勒斯中心论”，阐发阳性象征秩序下被边陲化、被缄默化和压抑的女性特质，凸显女性气质的经验书写[1］294。贾尔斯的书写实践着西苏的这种带有政治指向，并融哲思与文学为一体的开放式书写探索[2］；拓展了阴性书写的自由、丰富并不断变化的内涵；同时丰富了短篇小说的创作艺术；更具有加深对女性和社会的认识价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国内贾尔斯及其作品还鲜为人知；即便在美国，对贾尔斯短篇小说的深刻社会内涵及独特艺术魅力的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开展。

作为对莫莉·贾尔斯及其作品女性主义诗学研究的系列之一，本文拟对贾尔斯短篇小说的女性主义书写策略进行分析，以揭示其女性主义立场和对亚文化群体的人文关怀。

二、个人化叙事

个人化叙事是贾尔斯作品所采用的最显著的书写策略。所谓个人化叙事是作家以女性为主体，以女性的视角，从个体性别体验出发，侧重于女性对外部环境的内心感受，书写生命成长过程中女性个人的情感和生命体验[3］。

贾尔斯的小说几乎摒弃了一切传统小说的重要元素。在她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不到传统小说所注重的情节，也不见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人物以及决定人物性格的历史及社会环境；她小说里的人物是扁平模糊的，而她精雕细刻的女性内心的真实却是丰满清晰的。贾尔斯小说中女性主体的内心感受和体验，大多通过回忆、独白，甚至幻觉等意识流的方式呈现出来。《转世》（“Rough Translations”）是她的第一部同名短篇集《转世》里的最后一篇。小说描写了老妇人——拉莫娜临终前遗愿无法表达的绝望和回想一生失败的沮丧。拉莫娜自觉来日无多，试图趁着清醒交代安排自己的后事，希望她这一生中的最后一件事能办得漂漂亮亮，不像其他事那样令她挫败。然而，事总与愿违。在儿女们的漫不经心和误解中她似乎已看到自己一场失败的葬礼，和她童年、职业、婚姻，以及她做母亲的失败一样。作家以细腻而冷峻的笔锋深入女主人公的内心深处，在极有限的篇幅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女性在社会边缘挣扎的一生。这是一个既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也没有得到丈夫和儿女认可，甚至在临终前还没有得到自己认可的痛苦灵魂：

我好像正被一个暴徒训斥，她心想。训斥我的失败。如果我可爱一些，豪尔就会爱我，如果豪尔爱我，我就会爱我自己；如果我爱自己，劳拉就会爱我；如果劳拉爱我，波特就会爱她，那么波特在成长过程中就不至于什么都不爱，除了他的音乐和那只讨厌的猫[4］126。

在弥留之际，拉莫娜时而清醒时而昏睡。小说在拉莫娜的回忆、梦境、想象和幻觉相互交替的意识流动中叙述和推进。作家的笔触深入到人物的灵魂底处；游走于其意识和潜意识之间；自如穿梭于想象与现实，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

那夜，拉莫娜梦见自己的葬礼在室外的一个山坡上举行；那是一个明媚的夏日午后，……而她自己，像夏加尔②20世纪法国著名画家。画中的新娘在空中盘旋，她漂亮的寿衣裙摆被风吹拂着……

无意间听到人们的谈话让她开怀大笑 ……

迷迷糊糊之间，她摸索到铅笔和信笺，便快速地在黑暗中草草记下她所能记得的每段对话。早晨醒来，再细看她记下的笔记，字迹模糊得难以辨认。

……

徒劳无功，她想，和所有其他的事一样徒劳无功！就在这痛苦的一瞬间，她想起了所有的一切，我从没做对过一件事，她想，哪怕是开玩笑，为《灯塔》配的插图，没有一样……[4］126

通篇小说都是在女主人公拉莫娜半梦半醒之间，通过她的回忆、梦境、想象和幻觉交替地进行这样一种意识流动形式，而非由故事情节层层推进的线性叙事，将人内心隐秘的一隅撕将开来，血淋淋地展示出一个女人生命历程中的惶恐、焦躁、忧虑、压抑、挫败等。这种叙事方式“摒弃线性叙事结构而采用联想形式，让叙事者用这种方法回忆（也让读者重构）她的愤怒和痛苦的根源”[5］240。

贾尔斯的小说有意背离男性中心话语中的小说传统，放弃传统小说的重要元素——故事情节，只取材于女性日常生活中极其普通琐屑的一个小片段和小场景，通过人物日常活动中的对话、举止以及内心独白等意识的流动，这种由伍尔夫所引领和推崇的意识流的“非理性主义经验色彩的文本叙事模式与女性心理模式十分契合”[6］，真切地再现了女性人物内心活动的波澜壮阔。

在《馅饼舞》（“Pie Dance”）中，某个下午，孩子们都外出摘草莓去了，“我”突然听到门外的响动，慌张地开门查看。原来，前夫的现任妻子突然造访。她说是顺道来看看孩子们，可是却不愿意进屋，只面对着“我”的家门，远远地坐着，有一句没一句地和“我”聊着。最终，小说以“我”的幡然顿悟，决定结束与前夫之间的不正当关系而结尾。整篇小说就只是在一个下午、一个场景，在两个各怀心思的女人东一句西一句的闲聊中，演绎着女人和女人之间、女人和男人之间的故事，而“故事”却没有情节。可是作家用力透纸背的文字呈现的两个女人的内心挣扎以及对男人和情感的焦虑、对婚姻的担忧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让读者能在小说的文字以外解读出两个女人内心的苍凉以及在菲勒斯中心语境下女性的边缘人生境遇。

这种摒弃线性叙事、使用碎片化的叙述结构，是一种“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ity），即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文学形式自身的特性。也就是“将故事叙述过程作为自己的题材”或“将技法表现为自己的内容”[7］。简单地说，就是作家用特殊的文本形式表达特定的思想内容。我们认为贾尔斯小说试图以这种琐屑、碎片化的文本结构更加有效地传达出在生命历程中女性对自我认识的破碎感。这恰恰是伍尔夫所强调的“内心真实”。作家只有呈现人物“内心真实”，才最接近生活的本来面目，这也是伍尔夫所强调的“小说的灵魂”[8］。作家的笔触追随着人物的意识流动，沉潜于女性深层次的意识中心，酣畅淋漓地再现被压抑在潜意识状态的心灵体验，展现了女性内心活动的丰富与曲折。鉴于作家自身情感和生活经历——从小跟随母亲生活，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并独自抚养三个女儿，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作家本人的潜意识或者下意识的一种映照。

贾尔斯通过这种个人化叙事，揭示了女性作为主体的压抑、焦虑、边陲、荒凉等阴性主题；同时也表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对自我的执著追寻；试图为男性中心话语下的他者——亚文化女性群体——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

三、“弑父书写”和“去势模拟”

源自古希腊神话的“弑父”已成为文学中经久不衰的母题。经过不断演变，它的内涵逐渐扩大并趋抽象化：从最初单纯的父与子的代际之间二元对立，变成为附加上了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文学象征。“父”作为权威秩序的化身，代表着压制、专权；因而“弑父”——背离和反抗就成了必然。在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弑父”是一种抽象化的文学象征，代表着女性意识的觉醒。“父”象征着男性中心的社会秩序——菲勒斯中心话语及其对女性群体的支配、贬抑；而“弑父”（或“杀夫”）书写就是将男性家长（或男性）整体地逐出小说文本，形成无父文本或将男性人物低能化、去势化的“去势模拟”文本，以反抗和颠覆菲勒斯中心文化中女性的亚文化群体身份和处境。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表明，在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表面上，她们享有自由和自主性；但本质上，她们是附属的人，是次要者，是他者，身处被贬压的他者境地[9］，女性整体地被菲勒斯文化定义为一种缺席、沉默和匮乏。贾尔斯却要把这被贬抑的“他者”变成主体，把这种“缺席”变成“在场”，并要打破这种“沉默”，发出她们的声音。她的小说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以女性为主体，把菲勒斯中心语境下一直不在场的第二性从缺席变成了在场，从幕后推到台前，而把男性主体整体地逐出了文本之外或将男性人物模糊化、低能化、去势化。

这种“弑父书写”和“去势模拟”是贾尔斯小说又一个显著的书写策略。其一，弑父书写，即把男性家长排除放逐在文本之外的“无父文本”模式。家庭中父亲的缺席或不在场构成了贾尔斯大多数作品的以女性为叙述主体的无父文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短篇如《转世》、《漫步》（“creek walk”）和唯一长篇《铁鞋》属于例外。其二，“去势模拟”，即便小说中出现男性人物，他的形象也是模糊、弱化和去势化的——浅薄、没有责任感、缺乏忠诚、不讨人喜欢、价值观混乱、低能等等。他们被叙述为“去势者”的形象，扮演着无能、软弱，甚至猥琐的角色，而且在实质意义上丧失了男权文化中的阳刚特质和英雄气概，也失去了男性家长的权威人格[1］135。

在《防身》（“Self－Defense”）中，两个家庭都是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在《转世》中，也是年迈的母亲与儿女在演绎着无父的文本叙述。在《馅饼舞》中，唯一一个男性角色：自说是不爱妻子，就毅然决然地离开家庭和孩子，去和女秘书结了婚；然而离婚后却觉得离不开前妻，又暗中和前妻来往并保持着性关系。当他现任妻子因有疑心前来一探究竟时，他恰巧在前妻的卧室。慌乱之中，他溜进了浴室，只能在猫窝和乌龟共处一隅，鞋子被踢得无处寻找。显然这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丈夫和父亲，一个缺乏忠诚和担当的猥琐男性形象。

《转世》中，拉莫娜的丈夫豪尔早就先于她而离世，在小说文本中对于女儿劳拉和儿子波特而言，这是一个始终缺席的父亲，尽管拉莫娜一直没能摆脱这个不在场的夫君阴影。而那个“除了音乐和那只讨厌的猫什么都不爱”[4］126的儿子波特却“看上去像个面容憔悴的少妇”[4］120，“价值观比她想象的还要混乱”[4］125，被姐姐劳拉视为事事都难办好的低能儿。

又如，在《防身》中的两个单亲家庭，都是处于父亲不在场的状态下，而由母亲一人承担着监护未成年子女的责任。“我”的好友在聊到自己儿子时，常常抱怨：“他的日常举止越来越像他父亲了，一点儿不讨人喜欢”[10］110。因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一点儿不讨人喜欢”的孩子映射出不在场的父亲，显然他们不受欢迎。

再如《作家们的模特儿》中，只有女模特一位女性人物，其余一群均为男作家，可他们几乎个个是被本能驱使的把女性当玩偶的浅薄之徒：

作家们的问题开始让我厌烦——同样的问题，关于内裤，问了一周又一周——趁我还没有真的成他们的“看物”之前，我决定辞职[10］29。

“我”还要努力克制自己“想要编故事的欲望”，也许“一不留神我自己就会成为作家”，甚至“我”认为“我”本人如果做作家一定会比这些男人们写出更好的作品。

人们认为妇女写作的语言和文本策略是作家日常生活的经验写照，现实世界的经验往往影响着作家的想象世界与虚构空间。莫莉·贾尔斯本人其实就是在男性家长的缺位和不在场中成长和生活着，也许这些个人的情感体验深藏于作家的潜意识里，在书写时自然流露于文本当中。因而，在此意义上作家贾尔斯的这种“弑父”或“去势模拟”的书写，不妨看作一种疗伤行为。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观点来说，作家通过转移原欲在书写中寄托了现实的痛苦的压抑，创伤再次获得慰藉，来自外部生死劫的挫折，借助本能的力量取得了升华[11］。

苏珊·兰瑟曾假设：虚构叙事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5］6。我们认为贾尔斯以女性特有的阴性书写建构自己的叙事权威同时，也解构着菲勒斯中心的男性叙事权威。不仅如此，她更消解了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男性形象的权威，试图建立亚文化群体的女性自我。

四、女性主义的典型意象

作为文学创作教授和文学编辑，受到深厚文学理论的滋养和浸润，贾尔斯在创作上继承了女性主义诗学传统，其小说创作表现出明显的学院派的特质。她小说中出现诸多意象，如：疯女、圣女、荡妇、荒野、一间屋子等等，甚至整篇小说就是一个隐喻。这些由伍尔夫等女性主义文学先哲们所建构的女性主义诗学传统概念已成为女性文学的典型意象，象征着女性在男性中心文化视角下只作为人格扭曲的疯女、不食人间烟火的圣母，或是作为男性欲望投射的对象，出现在文学文本中；她们只能是被观看、被书写、被压抑的沉默的社会边缘人。在《防身》中，作为单身母亲的“我”内心很渴望自由和爱情，希望生活中有些浪漫；可是当爱情就在身边，伸手可及时，却又迟疑退却，因为自己年龄比男友大；同时还要尽一个母亲的责任——保护青春躁动的女儿。“我”没有办法逃离现实的状态，除非成为“病得越来越重”甚至“不可救药”的奥菲莉亚。文本中两次提到了奥菲莉亚这一疯女意象。

又如《转世》中，拉莫娜一直想实现自我，体现作为一个人的独立价值，而非仅仅一个在男权文化视角下的“失败的母亲”、一个失意妻子、一个“没有天分”的插图画家。临终前，她一心渴望的是能“戴上饰有花边的帽子，踮着脚尖，不打扰任何人，优雅而悄然无声地离开这个世界”[4］124。可是作为主流文化视角下的“他者”、亚文化群体的“第二性”，她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根本无法实现，甚至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也只能寄托于失智状态：“最后的日子来临了，而她却依然如故，没有发疯”[4］124，就连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愿望也落了空。“戴上饰有花边的帽子”和“发疯”明显指向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剧中的奥菲莉亚，这个男权社会牺牲品的典型形象。

再如《作家们的模特儿》中，作为一群男作家们的模特的“我”象征着沉默的“他者”，没有她自己的“一间屋子”，只能在男权文化中心这样一个像是“监狱审讯室”的“怪怪的房间”里，处于被审视的地位；是被观看、被书写的对象：

走进去，是一个怪怪的房间，就像监狱里的审讯室。一盏光秃秃的灯泡垂在天花板的中央，下边是一把椅子，空着；椅子四周静静地围坐着一圈人[10］27。

这盏“光秃秃灯泡”和“围坐着一圈”的男作家们象征着菲勒斯文化中心，而这其中的“椅子”是“我”作为“男作家的模特”的位置，象征着女性在男性文化氛围下，处于沉默的、被观看、被书写的地位。在这些男作家们眼里，她们并不是她们自己，她们只不过是“一件物品。”“我”最后醒悟：“对于这些作家来说我既不是女人也不是人，我是一件物品。”但当“我”读到那些以她为原型的那些男作家们的书时，“却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书中的女人和她们过去一样——是圣人，是荡妇，是一群可悲的精神病人”[10］29。“我”在此直抒胸臆，批评男权文化对于女性的不公。在贾尔斯的小说中，女性主义的经典意象俯拾皆是，单篇小说具有隐喻特征的也不少见。《作家们的模特儿》这篇小说本身就是一个意象和隐喻。“男作家们”代表着男权文化，“模特儿”代表女性亚文化群体。小说一直在“我”被他们的审视、询问和评判中展开推进，象征着女性在菲勒斯中心文化视角下处于沉默的、被审视、被书写和被评判的地位。

小说《荒野求生》（“Survival in the Wilderness”）从头至尾，是女主人公雪莉在其男友亨利出门去前妻家接回儿子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在亨利的家里翻箱倒柜，到处搜寻。寻找什么？她不知道，但是她希望能找到点什么，以此检验亨利对她的感情是否真诚。可是直到亨利载着和前妻的儿子回到家，雪莉还是一无所获。在慌乱的搜寻中，雪莉无意间发现亨利一直揣在上衣口袋里的一本手册——《荒野生存》指南（作家以此为小说冠名）。小说以雪莉慌乱的搜寻开始，并在她的翻箱倒柜的探寻中展开推进，一直到小说的结尾她还在寻找，然而却一无所获。通篇小说就是女主人公搜索、寻找的过程，这种贯穿全文的搜寻就有了一种隐喻的色彩。因此，整篇小说就具有了一种隐喻的特征，象征着菲勒斯中心文化下，作为亚文化群体的女性在情感的沙漠、精神的荒原里苦苦地挣扎，寻找着自我，以求确立自我的努力。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除了贾尔斯每篇小说中的典型意象和单篇小说自成意象外，她创作的所有小说里的女性群体也构成了一个隐喻——一个女人的生命历程。贾尔斯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涵盖了从蹒跚学步的婴儿、清纯懵懂的少女、春情荡漾恋爱中的青年、初步婚姻的少妇、初为人母的年轻妈妈直至离婚后的中年，还有临终的老妇。由于贾尔斯的后现代主义的实验性书写：隐去人物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淡去故事情节、打乱线性叙事的物理时间、运用符合人物心理刻画的意识流的书写策略，使得这些女性人物形象变得模糊和扁平，失去了三维空间的立体感，具有了代码和符号的特征。因而，这些失去各自空间感、处于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生活阶段的女性人物便构成了一个隐喻，象征着一个女性一生的各个不同阶段的生命历程，谱写了一曲女性在菲勒斯中心语境下追寻自我的悲歌。

五、结束语

贾尔斯的小说无关乎宏大，无关乎大背景和大时代，甚至无关乎女性生活的物质贫乏与困苦，她所关照的是女性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归宿。她采用的个人化叙事、弑父书写或去势模拟以及女性文学典型意象等等，是作家漫步于精神荒原、寻找着自我的同时，所找到的最佳表现自我的叙事策略。

作家通过这种偏离中心话语的女性主义书写实践，拓展了短篇小说创作中女性个人叙述声音的空间，丰富了阴性书写文本，在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中重构社会文化意识[12］。这种赋予性别角色的“别样声音”，诉说着内心的焦虑、压抑，成长的烦恼和痛苦，发出沉默的“他者”之声，书写着生命的体验，心灵的秘史。这甚至不能说是“两个人（男人和女人）的战争”，这是“一个人的战争”，是作品中女性主体一个人的内心挣扎。作家纳内特·马克西姆评价说：“贾尔斯以极其真实、简洁而辛辣的文字呈现出女性日常生活中的挣扎，关注着人类的生存状态。”①见 Molly Giles的Creek Walk and Other Stories封面，Simon ＆Schuster1996年出版。贾尔斯以一个女性自身的生命经历和体验，为沉默的亚文化群体发出了她们的声音，这样的写作不仅仅是作家自身经历的映照和心灵疗伤的需要，更体现了作家作为人文学者对女性的人文关怀和所承担的社会道德责任。这种关怀甚至是超越性别的，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女性作为个体的存在问题也是人类作为一种存在的共同问题。这正是伍尔夫所期待的女性作家的“诗性”的体现：“她们会越过琐碎的个人生活和乏味的政治活动，会把目光远远地投向诗人的领地”[13］，去关注人类的命运和人生的意义。

[1]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II[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杨 城.埃来娜·西苏的阴性书写理论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0：3.

[3]潘晓生.私人小说——展现女性世界的独特视角[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69（2）：15－19.

[4]Giles M.Rough Translations[M］.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5.

[5]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事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陈 静.发出女性的“声音”——论伍尔夫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J］.新余高专学报，2007，12（2）：24－26.

[7]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M］.李自修，译.天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63－64.

[8]Woolf V.Modern Fiction[M］／／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David Lodge（ed.）.London：Longman，1972：85－91.

[9]Beauvoir S de.The Second Sex[M］.H M Parshley（trans.）.New York：Penguin，1972：16－29.

[10]Giles M.Creek Walk and Other Stories[M］.New York：Simon ＆Schuster，1996.

[1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0－41.

[12]凌 逾.“美杜莎”与阴性书写[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3（3）：56－61，66.

[13]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读书随笔[M］.刘文荣，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