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鑫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作于1934年的《生死场》一经出版便在文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鲁迅为其作序，称“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力透纸背”。《生死场》也被理所当然地视作“抗日文学”的经典文本，萧红则被列入左翼作家之林。然而时过境迁，再仔细研读文本，理论界开始对《生死场》进行多维度的解读，挖掘其更多意义生成的可能性。比如80年代葛文浩在《萧红现象》中认为“贯穿《生死场》中的惟一最有力的主题就是‘生’与‘死’的相走相亲，相生相克的哲学”。[1]此后，学术界基本接受和认同了这一观点，不再用“抗日”这一单一的语义解读来观照文本。

《生死场》为我们展示的是位于中国东北部一个偏远的乡村，尚处于蒙昧状态下的人们毫无意义的生生死死。萧红“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冷静地叙述着乡村里的生与死。生命在这里变成了蝼蚁般的卑微，人活着如同动物。尚未进入主体状态的人们犹如物般存在着，小说展示着人性最为残酷和真实的一面。《生死场》是一部生命之书，阐释着人们为了最基本的活着而付出的沉痛和惨重的代价，以及生命因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而造成的尚未觉醒、昏睡的状态。萧红用悲悯的目光注视着笔下的人物，冷静地叙述着她所熟知的村民，注入作品强烈的人文关怀。

一 原始的生命体验

《生死场》中展示了东北乡民们生生死死永劫轮回的生命状态。原始荒蛮的生存环境，动物般的生产生活状态在极大程度上逼视，震慑着人们的心灵。皇甫晓涛认为，这种如一潭死水的沉寂单调、孤独无聊的生存状态“是一种‘百年孤独’般的文化忏悔和文明自赎”。[2]人与动物在这里互为背景出现，人的形容也如动物一般：“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萧红通过人与动物的相互隐喻叙述着中国民间麻木的精神状态和寂寞空洞的灵魂，从而揭示出传统中国民间中最为落后和蒙昧的一面。

被压抑的生命呈现出的是一种混混沌沌的生活景象:“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萧红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能够直面生死问题中的一个。《生死场》中有着对死亡意象触目惊心的描写，比如书中反复出现的乱坟岗子。“乱坟岗子，死尸狼藉在那里，无人掩埋，野狗活跃在尸群里。”[3]“人死了听不见哭声，静悄悄地抬着草捆或是棺材向着乱坟岗子走去，接接连连的，不断……。”[3]人本来作为主体的存在感在这里被消解了，死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在乡村里，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萧红以其独特的艺术感知力和丰富的生活阅历以及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叙述着乡民的生生死死。他们是中国民间最为贫穷和愚昧的一群，历史的车轮记录的是他们的苦难和卑锁，在启蒙者的笔下，他们尚未觉醒。在萧红笔下，更多的则是对这块土地上乡民的深沉情感以及恶劣的生存环境所带来的沉重苦难。二里半在一开篇便拖着跛脚寻找他丢失的山羊，在找羊的过程中，踏坏了人家的白菜，二里半“被打得眼睛晕花起来”。麻面婆也因为丢了羊呜咽咽地哭了起来，“我的……羊，我一天一天喂，喂……大的，我抚摸着长起来的！”说话都呜咽了，可见丢羊对农人来说是很悲伤的事情，麻面婆说羊是“抚摸”着长起来的，对待这羊像待家人一般，农人和畜生的天然联系被萧红在一开篇就表现出来，牲畜对于他们来讲不是工具，是珍贵的家人，是保证生存的可靠依赖。王婆因一张马皮的价值要将老马送进屠场，就是这样一张马皮，地主也要从她的手中夺去。作者用了一章的篇幅饱蘸深情地表现王婆对老马的不舍和无奈。

“屠场近着了，城门就在眼前；王婆的心更翻着不停了。

五年前，它也是一匹年青的马，为了耕种，伤害得只有毛皮蒙遮着骨架。现在它是老了！秋末了！收割完了！没有用处了！只为一张马皮，主人忍心把它送进屠场。”[3]

我们都还记得那个坐在喂猪槽上冷漠地讲述自己孩子死亡故事的农妇，此时变成了一个悼亡者。“她哪有心肠买酒？她哭着回家，两只袖子完全湿透。那好像是送葬归来一般。”王婆对于老马的情感可以说是来自人类生命本源的爱，因为这是跟土地，跟生存牵扯成一片的，所以这种爱就发自本能了。原始的生命体验不光是冷漠，虽然贫瘠和匮乏让人们变成毫无思想的机械者，但是生命本身是需要情感和力量的，如果没有情感，怎么会有东北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王婆对于孩子的死一遍又一遍地讲起，像一个兴奋的幽灵，她记忆中的场景那么清晰，“……啊呀！……我把她丢到草堆上，血尽是向草堆上流呀！她的小手颤颤着，血在冒着汽从鼻子流出，从嘴也流出，好像喉管被切断了。我听听她的肚子还有响；那和一条小狗给车轮压死一样。”[3]她的描述触目惊心，让所有人听了之后都会因她的冷酷为之颤栗。在孩子死了不算一回事的乡村，在死人死了，活人算计着怎么活下去的艰难处境，王婆一遍遍地谈起孩子的死,其实也是在怀念自己的孩子。在村子里没有精神，只有物质，人为了生计而奔忙，孩子是消耗者而非生产者，所以孩子的死在生命本源上是不允许王婆痛苦的。被苦难遮蔽双眼的人们看不清自己的感情趋向，以为这真的不算是一回事，但是一遍又一遍地提起，这种如同凌迟般的自虐其实来自掩藏在内心深处的爱。《生死场》里没有温情脉脉的东西，它所展示的乃是人生最为残酷的也是最为真实的一面，这部生命之书不自觉地表达出了来自生命的能量，最为恶劣的生存环境，高度的压迫，中国的民间是如何生存的，这股来自于原始的生命力量是如何支撑着人们活下去的，在这一维度上，我们看到的应该是力量，是蕴藏在中国民间的力量。[4]

二 女性沉重的苦难

萧红以一位女性深刻的生命体验描写了一个永劫轮回的“生死场”，这里的人毫无目的的生和死。在这片黑土地上保持着原始生存状态的人们中，有一群更为沉重的负荷者——女人。萧红的强烈的生命意识通过对女性苦难的书写表现得更为真实和动人。将自己的生命体验通过女性反映出来，解读女人的生命形式。作者强烈的性别意识使其注意到女性苦难的深刻记忆，在沉寂历史空间里重复着更为卑微的生和死。如同动物一般的生死使她们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地位，变得更为不幸。

夏天是动物繁殖的季节，作者称之为“刑法的日子”，将女人生殖的痛苦描写到极致。这样的比喻也消解了女性生殖的意义，这种痛苦变成了毫无价值的苦难。“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3]忍受着来自生产的痛苦，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女人，还要被丈夫所仇视，他会把凉水泼向待产的妻子，会拿起手边任何东西抛向受苦的女人。在贫瘠的乡村生产是危险、痛苦并且遭人嫌恶的。这是女人的罪与罚，是男性原始欲望所产生的结果。二里半的婆子生产时候骂道：“这不都是你吗？我算死在你身上了！”妇女是男性欲望的承受者，在乡村所有的行为都是自然和原始的，受尽苦难生下的孩子掉在炕上，像投一块什么东西似的，当即死去。生命的盲目和无意识在这里得以体现。萧红还将人的生产和动物并置，“窗外墙下，不知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女性那不能自主的肉体在这里显得更为悲惨和沉重。动物的生产可以给人带来生存的希望，而作为主体的人，生产直接和死亡相连，带来的是极度的痛苦。女性是男性欲望指涉的对象，是作为性符号存在的男性附属品。月英曾经是打鱼村最美的女人，可是当她失去体力，因为生病连美貌也失去的时候，她在丈夫的眼里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她和丈夫宛如一个鬼和一个人安放在一起，彼此不相关联。月英最终是走向了死亡，其实她早就死了，她的牙绿了，她的身下生了蛆虫，终日如鬼一般存在着。女性若不能作为欲望对象，不能为生活操劳，死亡就是必然的结果。若说月英的不幸归结为自身的生命力弱，那么金枝的苦难确是由男性所造成的。成业对于金枝哪有一点爱恋呢，从婚前的自然性驱动，到生产前不顾危险的性行为，都一次次地印证了，金枝不过是成业的欲望对象，是没有爱意的。在沉重的生活里，金枝用她的女性身体承受着历史苦难。孩子被父亲摔死，她能做的就是事后三天去乱坟岗子看一眼被野狗扯的什么都不剩的孩子。在进城被强奸后，她能做的就是羞愤地返回家乡。在去无可去，想到尼姑庵，但庵里却没人能收留她，她最终找不到容身之所。作者在这里的隐喻是深刻的，也是令人悲伤的，作为一个动乱时代的妇女，她生存在夹缝中，如果她不选择屈从于男性强大的性别权力，那么她将是这个世上的异类，毫无可以存在的空间。女性的不幸，以最原始的性罪恶，性暴力体现出来，生命的苦难难以救赎，所以金枝说，她恨中国人！事实上，她所怨恨的是男人。

萧红说：“女性的天空是很低的，羽翼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牵绊女性的累赘。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危险的生产等等。在只有物质少有精神的乡村，女性受到的折磨除了身体，还有情感上的。王婆的孩子无端撞在耕地的犁上死了，她如同鬼魅般日日讲起，并说孩子死不算一回事，庄家的收成才令她欣慰。金枝的母亲一向很是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3]作为母亲的女性收起温情和爱，眼里看见的只能是维持生存的庄稼。萧红以女性的视角直接进入妇女日常生活的常性状态，逼视出生命中最为残酷的一面，通过女性苦难的书写揭示出乡村原始野蛮的民族生态与历史陋习。

三 中国民间的力量

“蚁子”似的生活随着年轮转过了十年，一切都没有变，人们依旧重复着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作者在前九章描写了东北黑土地上乡民原始的生存状态，呈现出生活的苦难与重压。小说从第十章起，叙述了日本侵略者的到来，以及被推上民族存亡的农民终于起来进行求生存的斗争。胡风称：“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底前线。蚁子似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地为生而死了。”[5]战争到来之前的生活不堪重负，战争来临之后，他们无法生存，中国民间自在的生存状态被打破。以前这里的人，死于饥饿，死于疾病，死于生产；现在，他们还要死于战争。在有原始生气的土地上，其实蕴藏了乡民无限的生命力，中国民间是有力量的。

战争的到来让混沌的生活不能继续维持，人们开始长“黑色的舌头”，中华民国改了国号，四处都在宣传“王道”。日本人开始在原始的村子里肆意妄为，奸淫妇女，这一切的恶性激励着卑微的人民走上抗争的道路。从前他们的生毫无意义，整日处于不醒的昏睡状态，现在，他们可以为了求得生而死。失去儿女的老王婆站起来了，唯唯诺诺的老赵三高喊着不做亡国奴，就连寡妇们也高喊着“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民族战争改变了他们自在的生存模式，唤醒了因为麻木而遮蔽着的民族情感。萧红对于东北民间生存模式和自然状态的了解使她以饱满的情感呈现出了这个蛮荒的世界。她也发现了这群坚强的乡民们拥有的生命力，她尽力地挖掘着人们的战斗意识。萧红在这里以启蒙者的姿态，渲染了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这是时代打上的烙印，也是因此，《生死场》一直被列为左翼文学的经典文本。对于乡民力量的呈现，其实萧红更多地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人们走上反抗的道路是因为丧失了生存的空间，“爱国，爱国又有什么用处，只是他们没有饭吃啊！”[3]再看二里半，在人们宣誓的时候，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捉来了一只公鸡，换掉了本来要杀掉的山羊，“对于国亡，他似乎没有什么伤心，他领着山羊，就回家了。”在激情高涨的抗日情绪中，在人们高呼不做亡国奴的时候，萧红总是不自觉地写出了农人们自然的状态，她不会假饰她笔下的人物，她也没有把乡民们塑造成忽然间就觉醒的斗士，她将一切都书写得很真实，自然。如蝼蚁般卑微的人们确实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村民也跟着革命的队伍走出了乡村，但是，这是因为受难的中国农民已经不能保证生存了，他们想要寻找一条活下去的道路。原始的生命力的强大在这里就得以体现，农民们不懂什么信仰，他们只是单纯地想要保持生命自在的状态，求得生存的空隙。

因为抗战部分的书写，《生死场》一直被强大的国家话语所指涉，蕴含在文本中的各种内涵被忽视。与其说是启蒙，不如说萧红以其悲悯的目光，深沉的情感书写着土地上鲜活的生命。这里有荒蛮和冷漠，这里野蛮与文明相互冲突，作者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写出了他们的苦难和抗争，写出了这片土地孕育的强大的生命力量，多少有点自然主义的味道。压迫和痛苦使他们的生命更为坚韧，在土地沦陷之秋，他们如春风烈火般将自己的生和死抛入战斗之中。萧红的《生死场》注重表现原始的生命体验，她忠实于内心的真实，她是一个内省的作家，在左翼文学，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制约下，始终体现在作品中的是萧红式的悲剧意识和悲悯情怀。萧红将自己所有的生命感受跟生活经验毫无保留地写了出来，在中国民间，这群底层的农人，生活在即将毁灭的边缘，承受着苦难，挣扎着面对生活。

[1]葛文浩.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55.

[2]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A]//《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0年精编：作家作品研究卷(下)[C].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萧红.生死场[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101,105，43,11,77,34,154.

[4]陈思和.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5]胡风.读后记.生死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