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俏娜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版本”原为两个词，古代人们把用以书写的削平的木片通称为“版”，“本”的本义为树根，延伸出源流、原本之义，因而将书籍的本来面貌称为“本”。“版本”一词于宋代雕版印刷术发明后出现，最初意指雕版印刷的底版，后泛指包括写本、印本在内的，用各种方法制作而成的图书各种本子。版本学概念的兴起最初只局限于古代文学领域，其致力于探讨古籍版本源流，通过对比确定善本，而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对文学作品版本的重视不足，导致了大量珍贵的手稿、初刊本、初版本或其他史料的散失，对当下构建现代文学史极其不利。在现代文学史书写中，有关文学作品的许多论争便是因版本混乱而起，因此，发掘、注明所探讨文学作品之版本就尤为重要，甚至有论者提出文学史在探讨某部作品之前增加版本流变的内容，此种方法可行与否暂且不论，它表明了对版本的重视却是显而易见的。

在现代文学文献学视野下，研究作品版本问题的前提是对现代文学所指的“版本”作出界定，它与古典文献学所研究之版本有一脉相承之处，但由于社会环境之变化，现代所指的“版本”有其独特所在。致力于现代文学版本研究的金宏宇先生用“版本”与“文本”关系的不同区分古代与现代“版本”的定义。金宏宇认为，与古代著作由于传抄、妄改等原因造成的异文现象不同，这些看起来不同的版本其实还是同一个文本，而现代小说家通过不同时期的修改使一部作品出现几个不同的版本，已经是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的对照，这些有差异的不同文本，给作品带来更复杂的阐释差异。此外，所谓“副文本”的因素也是导致版本差异的重要内容，因此，对现代文学作品进行版本及副文本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萧红的《生死场》与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情况略有不同，相比于钱钟书《围城》的打磨，老舍对《骆驼祥子》的删削，叶圣陶对《倪焕之》语言的润色等等，萧红本人对《生死场》的改动并不大，《生死场》有改动的部分，大多是作者故去后出版方所作出的，因此，本文涉及文本阐释之处，均是以初版本作为参照，笔者认为这能更大程度还原作者本人的创作意图。

一、《生死场》版本流变

现代文学的书籍形态大体分为三种，一是单行本，指作家多部作品中的一本；二是选集，选取作家影响较大、较为畅销的作品结集出版；三是全集，全集不仅收录作家所有文学作品，同时广泛搜集作家的其他文字资料，如书信、日记等。编纂全集的工程量极其浩繁，且一般来说，只有知名度较高、获得社会认可的作家才有出版全集的可能，因此，大多数作家作品的单行本数量远远大于全集或选集，萧红也不例外。要想探讨书籍版本流变，单行本的价值要高于选集或全集，所以笔者在此仅探讨《生死场》单行本的版本流变。

萧红的《生死场》原名为《麦场》，前两章刊发于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即为“初刊本”，没过多久萧红、萧军主编的《跋涉》被伪满当局查禁，他们不得已南下到达青岛，萧红在此完成了《麦场》的创作，但并未再刊发于《国际协报》上。萧军与鲁迅取得通信后，二萧随即拜访鲁迅，鲁迅对《麦场》的出版费尽心力，但由于其包含鼓动东北人民抗日的内容而屡遭出版社拒绝，后叶紫、萧军、萧红三人在鲁迅支持下成立“奴隶社”，自费出版图书，《麦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才得以出版。出版之时，在萧红要求下，鲁迅为《麦场》作序，这篇序言成为解读《生死场》的“密码”流传至今，在胡适建议下，《麦场》改名《生死场》，1935年由上海容光书局①出版，收鲁迅序言及胡风读后记，最后附有奴隶社的《小启》，是为“初版本”，也是现在所称的“完整本”。

1935年容光书局出版《生死场》后，引起极大轰动，萧红“凭借《生死场》跻身上海滩名作家行列”[1]，1936年3月容光书局再版《生死场》，封面沿用“初版”，仅底色有所改变。1945年11月容光书局出版第十版《生死场》②，除鲁迅序言、胡风读后记之外，还收有“奴隶社”其他丛书的广告页，《生死场》的一版再版足以证明其影响力之巨。

1947年2月，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此前拒绝出版《生死场》的上海生活书店刊印《生死场》，收鲁迅序言及胡风读后记。

萧军1947年回到哈尔滨，组办鲁迅文化社，同时着手《生死场》的出版，此版本的《生死场》发行量较大，普及作用明显，现今许多藏书家都持有此版本。

1949年后，《生死场》的命运变得十分坎坷。1953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生死场》，但对其进行了较大的修订，与现代文学中许多作品类似，《生死场》中有关“性”的描写被删减，许多不合现代汉语规范或人们阅读习惯的字词句被删改，如“急灵”改为“机灵”，也有添加“着”“了”等助词辅助阅读，虽然更加符合时人阅读习惯，但作品已非原貌。此后，许多版本的《生死场》都以“新文艺版”作为参考并不断加以修订，如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萧红选集》中所收录的《生死场》便以“新文艺版”为参考，值得一提得是，“新文艺版”与“人民文学版”均只收录鲁迅所作序言，而不见胡风的读后记，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

1958年，香港中流出版社出版《生死场》，同样以“新文艺版”为底版，而并没有考证《生死场》的初版本。1958年后，萧红的作品在大陆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沉寂，香港虽然并没有经历“文化浩劫”，但同样，萧红的作品在香港重版已经是1975年。萧红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选择前往香港，是因为她对香港抱有情感与写作“自由空间”的期待，但不得不说香港并没有承接这份期待。

80年代初美国学者葛浩文发表萧红研究，这位传奇女作家才重新进入大众视野，《生死场》作为萧红的代表作迎来了出版的“春天”。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生死场》，邀请萧军代为修改，收录其《重版前记》，又重新收录胡风的读后记。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生死场》，较上一版多附上几幅插图，丰富了书籍的内容。随着主流对萧红极其作品的认可，以及出版业的迅速发展，八十年代后，萧红作品的文学价值被发掘，《生死场》作为萧红第一部作品随之进入出版的“井喷期”，笔者将在下文探讨封面流变时提及，此处不再赘述，只是《生死场》完整版的发掘现象值得一提。

关注书籍原貌是承认其价值的表现，这对于更好地还原作者的写作目的有所帮助。1985年，上海书店影印了1935年容光书局《生死场》的“初版本”，2014年5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也据此影印，这为更好地理解《生死场》的主题、发掘其文学价值提供前提，同时，完整版的发掘与文献学视野下的萧红研究也是相辅相成的。

除了影印本之外，也出现了依据影印本校订的《生死场》版本，2014年10月章海宁校订、主编，并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萧红全集》第一卷所收录的《生死场》，除了订正原作明显的错字、讹误外，尽量恢复作品原貌，章海宁作为萧红的研究者与热爱者，他对《生死场》的此种校订或许更有意义，达到既不影响读者阅读，又不破坏只属于萧红的创作艺术的效果，可称之为“善本”。

二、不同版本中副文本流变探讨

“副文本”的概念出自热奈特的《热奈特论文集》，中国学者金宏宇对其进行解释：“‘副文本’是相对于‘正文本’而言的，是指正文本周边的一些辅助性的文本因素。主要包括标题(含副标题等)、笔名、序跋、扉页或题下题辞(献辞、自题语、引语等)、图像(封面画、擦图、照片等)、注释、附录、书刊广告、版权页等。”[2]27结合《生死场》出版实际，笔者将重点探讨图像及序跋的副文本因素。

(一)图像

萧红少时成为一名画家的渴望，折射到她的文学作品中，不难看到她对色彩的独特敏感，《生死场》第一版出版之时，就由萧红亲自设计，这也是后世关注最多、分歧较大的一本封面。这本《生死场》以红色作为底色，后世出版《生死场》也大多采用红色作为封面底色，原因不仅在于萧红之笔名，同时也在于《生死场》的主题，除了最早的适应时代氛围“抗日文学说”，近年来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发掘出了更为丰富的主题，有呼应题目的“生与死”主题，有启蒙主义说，有“女性体验说”，无论是哪种主题，不可否认的是，《生死场》中压抑、毁灭、撕裂之痛苦，这种沉重、激烈的氛围也只有红色才能够呼应。一道斜线将封面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为图像及书名，作者笔名穿插其中。学界在解读此封面时，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条斜线作为分界线，划分出生死两界，笔者认为这条斜线不仅起着分割生界与死界的作用，还意味着底层百姓在战火中、在死亡线上向着生存的艰苦跋涉。另有研究者认为斜线并无特殊含义，重点在于右上部分的图像，关于这部分也出现分歧，一说为沦陷的东北三省，另一说为马的头部，还有研究者认为此是一位妇女头像的剪影。笔者在翻阅萧红所设计的为数不多的封面之时，发现她十分钟爱马的意象，如遗作《马伯乐》也用马作为封面，因此，“马说”或许更为准确。首先，它象征着中国大地上挣扎的穷苦百姓，暗含着作品中人的动物性生存的一面；此外，在冷兵器时代，马是战场上不可缺少的，这与文本中的抗日内容也有所呼应。作品是作者本人生命体验的产物，作者本人设计封面，更能在“写实、写意与象征之间”[2]10架起一座桥梁，不仅呼应文本，同时生发出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萧红设计的这版《生死场》封面，可以进入现代文学书籍装帧纪念册。

由于战火中不断颠簸辗转、病痛折磨，加之文学创作的增多，萧红一生只为《生死场》设计了这一版封面，后世《生死场》的封面也只能由出版社设计，但珠玉在前，至今难被超越。

1981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生死场》，封面底色为黑色，左边是一个愁苦的农民形象，右边一位身姿瘦弱、低头掩面的女子，与这版《生死场》内的插图相对应，农民应是跛脚的、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二里半，而女子的形象并未找到对应的插图，笔者对《生死场》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后，认为其应是抗战中牺牲的王婆之女，当然也是中国土地上受苦受难的女性的象征。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生死场》，封面一片荒凉的田野，远处有一匹带着缰绳的马，近处一棵枯树，旁边一个面容麻木而冷漠的中年男性，底部红色大字“生死场”镶嵌于黑色背景中，并被黑色所侵蚀，此版封面较1981年版《生死场》更具有概括性，但它只突出了“苦难的生”的这个侧面，且二者相接地带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点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年出版《生死场》之意图，封面直接定位《生死场》为“抗日文学”，是对其主题的狭窄化和单一化，不利于读者对《生死场》的多样化解读。金宏宇认为，新文学作品封面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装饰性的，封面本身即可看作一幅艺术品；二是图解性的，它不仅具有形式美，而且与书的内容相关。无论是装饰性还是图解性封面都应该富有艺术性，其背后都是有深意的，而不仅仅是作品的对照。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两版《生死场》，封面太过具象，既没有达到装饰效果，也没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图像阐释作用。

后世出版的众多《生死场》，除去反映抗日、启蒙、生命意识等主题的封面，还出现了许多与内容完全无关，仅为博眼球而设计的封面。如辽宁人民出版社、凤凰新华书店旗舰店、海豚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生死场》都以妙龄女性作为封面，甚至出现了以电影《黄金时代》中饰演萧红一角的汤唯作为封面的版本，其出版意图不能不说并非纯粹。

(二)序跋

《生死场》出版之际，鲁迅建议由胡风作序，但萧红反对，因此，鲁迅另为《生死场》作序，胡风的序言改为读后记附于结尾。不能不承认的是，鲁迅与胡风的这两篇“推介信”是《生死场》引起轰动的原因之一。金宏宇认为：“序的内容主要是解释书名，概括图书内容，评论得失，介绍作者生平，叙述著作原委、写作动机、作品主旨、版本源流等。”[2]17序跋是“副文本”因素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作者往往会寻找能够懂得自己写作意图的人来为本书作序，且结合《生死场》写作实际，鲁迅、胡风等人应是第一批读到此书的人，甚至鲁迅也给萧红写作《生死场》提出修改建议，因此，解读鲁迅与胡风的序跋对理解《生死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鲁迅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他所作之序言长期以来被奉为解读《生死场》的圭臬。后世研究者将《生死场》定位为“抗日文学”，一是由于《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丰收》作为同一系列的“奴隶丛书”出版，加之作者东北流亡者的身份，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对鲁迅此篇序言的“误读”。鲁迅的序言首先评价了萧红《生死场》的艺术成就与创作主题，尽管“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3]298鲁迅在序言中虽然提及《生死场》让他看到了战争中的东北，但其落脚点不在于鼓动抗日热潮——鲁迅对某种“热潮”始终是持怀疑精神的——而在于《生死场》能够给读者坚强和挣扎的力气，鲁迅的眼光在“人”，而不在“事”。胡风所作序言的关注点好像也在“人”，不过是在抗战烽火中觉醒才成为“人”。

当然，萧红在创作时确实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她试图刻画战争的残酷、宣扬人民抗战意识的觉醒，因此作品后半部分加上了对东北人民参军抗战过程的描写，也因此，对于《生死场》“文本断裂”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息。有研究者认为作品以第十、十一章为分野，前半部分侧重于人的浑浑噩噩，后半部分则是纯正的“抗日文学”。从《生死场》整体来看，作品后半部分的转向确实有些突兀，萧红试图将目光投向战场，但她终究“服从”了作品本身。贯穿前后两部分的金枝最开始厌恶日本人，认为是战争让她落得逃亡的下场，但经历了逃亡后，她反倒“更恨中国人”。鲁迅先生看到了始终贯穿全作的包括金枝的挣扎，胡风则更倾向于让《生死场》贴近“抗日文学”，他的落脚点在抗战，研究者选择鲁迅序言的一个方面，并用胡风序言加以对照，当然会得出《生死场》是发生了“文本断裂”的不成熟的“抗日文学”的结论。但从金枝这条线索可以看出《生死场》其实并没有“断裂”，只是作者的艺术技巧还处于相对幼嫩的时期，不如后期《呼兰河传》《马伯乐》那样纯熟。《生死场》确有生涩之处，但用现实主义的眼光解读《生死场》或许多少蒙蔽了萧红“散文化小说”、用情绪联结全文的特色所在。序言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恰切的序言能让读者对作品生发更为深刻的理解，但即使有名家作序，也不可视野受限，研究仍然要立足作品本身。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生死场》出版前曾邀请萧军作序，此篇序言除去详细介绍《生死场》的成因、出版过程，引用鲁迅对生死场所作的评价，简要叙述自己经手出版的发行数外，并未对《生死场》的内容做过多主观评价。在序言中，萧军带有主观色彩的，是将《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相并列，认为从主题、题材、故事、史实等总的方面来看，二者都相差无几，不过这只是萧军的一厢情愿，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生死场》都远高于其他的“奴隶社”丛书。

三、结语

八十年代后持续至今的“萧红热”，除了文学界研究者，大众对萧红的好奇仿佛更多地局限于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的纠缠，与鲁迅的“绯闻”等等。电影《萧红》《黄金时代》不能不说带有“色情”的味道，“至于萧红是谁？我们不想知道”“我们热衷于谈论萧红的情事和情史，虽有悲剧之感，却也夹杂着些微的‘轻侮’和‘鄙夷’。这‘轻侮’和‘鄙夷’伴随了萧红的一生，直到现在。”[4]对萧红的热爱导致了对“萧红热”的质疑，这看似是一个悖论，但其实它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因为热爱，才能看到更真切的萧红，“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5]，大限将至时，萧红所惦记的是自己未完成的作品，未实现的文学抱负，被过分关注情感经历恐怕不会是萧红所愿意看到的。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对《生死场》版本的探讨，而把目光从“秘史”中移出，使人惊觉于对萧红的误解，洗净长时间以来黏附于萧红及其作品上的泥淖。

注释：

①上海容光书局为托名，为现代文学躲避当局查禁常用之手段。

②端木蕻良1941年于《时代文学》称《生死场》已出版至第十一版，但已无从考证其言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