歙砚制作技艺的发展简史

2014-03-29王晶晶樊嘉禄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年12期

关键词：歙砚歙县技艺

王晶晶，樊嘉禄

（安徽医科大学，安徽合肥230000）

歙砚制作技艺的发展简史

王晶晶，樊嘉禄

（安徽医科大学，安徽合肥230000）

砚台在文房四宝当中历史最为悠久，歙砚作为徽文化的代表，其发展备受关注.伴随着国内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歙砚制作技艺在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其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此基础上，歙砚的历史发展进程尤其是其在近现代的发展史是文章梳理的重点，在掌握历史的前提下才能为歙砚制作技艺的传承与保护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歙砚；制作技艺；传承

1 歙砚的相关情况概述

砚在古代也称之为研，在汉代刘熙写的《释名》中这样记载着：“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意指砚是一种研磨的工具，砚台发展到唐、宋时期，其造型在使用中得到了丰富发展，砚材的运用也颇为广泛，其中以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洮州的洮河砚、山西绛县的澄泥砚发展最为突出，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砚”.

歙砚是传统的“四大名砚”之一，以其精美的石品，典雅的造型和悠久的历史闻名于世.[1]歙砚原材料产于皖、浙、赣三省交界之处，坑口分布于黄山、白际山与天目山之间的婺源、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等境内.唐五代时，歙县、休宁、黟县、婺源等地因受歙州管辖，由此产出的砚石又称歙石，歙砚因此得名.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社会转型的同时，商品经济和都市文化的影响使民间艺术存在的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民间艺术品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但歙砚作为一种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博大精深的内涵，随着社会对文化需求的增长而逐渐演变成为旅游工艺品、收藏品、礼品.[2]如何在了解歙砚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找到发展要点，推进歙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整合歙砚市场资源，形成集歙砚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是值得研究的.

2 歙砚制作技艺的历史演变

2.1 砚制作技艺的嬗变史

2.1.1 砚的早期发展史

砚的历史很早,古人何时开始用砚，暂无历史记载，至今无人知晓.《释名》中写道“砚，研也，研磨使和濡也”，可见作为研磨工具，砚的历史是伴随着墨的产生而发展的.《说文解字》中写道：“以石墨物曰研也”，可见最初砚的形式仅仅是用石头制成的一种研碎颜料的工具.到了汉代才正式将“研”改为“砚”，砚字最初的意思在《说文解字注》九篇下中被释义为“石滑不涩，令人研磨者曰砚，其引申之义也”.[4]砚作为一种文房工具加以使用的最早记载见于战国时期的《庄子·外篇》，文中写到“宋问公时，令主绘事，应选者汇集，为头其技，多半搅笔和墨，精心构思”.1980年5月26日，新华社发表的“临潼姜寨遗址发掘有重要收获”报导中提到姜寨出土的石砚与汉代的砚已十分的接近，有磨杵和砚盖.因此可以认为，姜寨石砚的发现，将砚的历史，上推到五千年之前.[5]汉砚的三足式样，主要受古鼎式样影响，东汉繁钦在《砚颂》中有言“钧三趾于夏鼎，象辰宿之相扶”.

2.1.2 砚的唐代史

隋唐时期制砚工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已有了很大的进步，砚的式样和品种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有石砚、瓷砚、陶砚、澄泥砚，乃至到了唐朝中期，石砚、陶砚得到突出的发展，而且最终出现了质地优良的端砚、歙砚、澄泥砚（产于山西绛州）以及红丝石砚，这是我国最早的四大名砚，引起了许多文人墨客的关注与喜爱.这一时期一种陶砚的“澄泥砚”大受欢迎，因其具有“含津益墨”的性能而著名.[6]据有关史料记载，具有特殊性的两方唐砚值得介绍，一方是1952年湖南长沙仰天湖唐墓出土的端石砚，箕形双足，青紫色，长12.5厘米，宽9.6厘米、高3.6厘米，深2.7厘米，其石质圆润，雕刻规矩，高低足距，比例对称，斜面圆首；另一方是1976年安徽合肥唐墓出土的歙石砚，箕形双足，青碧色，长20厘米、上宽11厘米、下宽15厘米、高3.5厘米，其石质细润，线条均匀流畅，圆首方形.唐代的经济文化中心在洛阳，从洛阳市博物馆1965年12月发表的馆藏解放后出土的34方古砚来看，其中确定为唐砚的共有十五方，除一方青石砚外，其它全部是陶砚，未曾出现端砚.这说明，陶砚是唐砚中使用最广泛的品种，而箕形与圆形的有足砚则是唐砚的时代特征.

2.1.3 砚的宋代史

宋代是砚制作工艺史上璀璨辉煌的时代，首先是各种优质石砚在全国都有所发展，北宋诗人书法家米芾在《砚史》中记载温州、歙州、唐州、青州、端州、潭州、成州、苏州、信州、庐山等地都有砚石，并制成砚加以使用.宋人赵希鹄撰写的《洞天清录集》中认为“除端歙二石外，唯洮河绿石北方最贵重”.由此可见，宋代是把端砚、歙砚、红丝砚、洮河砚并称为四大名砚.其次是在砚的形制和雕刻艺术方面，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宋砚主要以抄手砚（有足砚到平台砚的过渡）、椭圆形的高台砚，以及长方形的平台砚为主要的制作形式；椭圆形高台砚多雕刻园林人物，有的雕刻兰亭图，有的刻有竹林七贤图.而高台砚则是唐砚中所没有的，清乾隆年间记载皇家收藏的砚史著录《西清砚谱》所收的兰亭砚、蓬莱砚等都是高台砚的典型之作.宋砚雕刻的线条明朗清晰，整体浑厚大方，砚上所雕人物多为单线阴刻，也有线刻和半浮雕两种刻法相结合的，同时开始突出石上星眼纹色加以修饰点缀.

2.1.4 砚的明代史

明代砚的制作开始注重砚石的品质，仍以端砚、歙砚、洮河砚为主要种类.明代的砚石雕刻风格与宋代一样，质朴浑厚，歙石雕刻线条光洁，其变角多刻有龙纹与花纹.澄泥砚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其多数是人工制作所成，明代陈继儒《珍珠船》写道：“绛县人善制澄泥砚，缝绢袋置汾水中，逾年而取之，陶为砚，水不涸.”明末也出现了少量珍贵的天然澄泥砚，多产于北方.明代的石砚制作精美，造型丰富，制作方面注重雕刻、样式、砚盒、题词，此时砚已呈现出由书写文房工具向工艺品行列转变的趋势.其样式分为两种：“大冠式”和“玉堂石”，具有鲜明的制作风格，风靡一时.

2.1.5 砚的清代史

入清以后，由于乾隆皇帝弘历对文房四宝特别钟爱，使得制砚工艺日渐精美.他在皇宫内设立作坊用以制砚，同时派遣官员在皖、浙、苏、粤等全国各地用“重价收取”良品佳砚，期间出现了不少制砚名师大家如顾道人（德邻）、苏脊生、汪复庆、张纯等.乾隆四十二年（1777），歙县著名学者程瑶田在《纪砚》一文中说：“乾隆丁酉夏五月，余从京师归于歙，时方采龙尾石琢砚，以供方物之贡”.[7]文人琢砚，亲自铭刻之风也颇为盛行，当时的名家有歙县县丞高凤翰，以及汪启淑、吴梅颠、巴慰祖、胡长庚、汪扶晨、徐楚等，其中高凤翰收藏的一千多方砚中一半是自己雕琢的.清代的砚雕刻风格多姿多样，落落大方，除北京都城外，在广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处都形成了砚雕中心，大体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流派.据民国《歙县志》记载，道光年间，贡献给朝廷的歙砚每年三贡，每贡二份，“六方者四匣，二方者二匣，共二十八方”，直至光绪.[8]在清代砚台的精品佳作已被列入珍宝行列，欣赏价值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2.2 歙砚制作技艺的发展简史

歙砚文化凝聚了历代文人雅士的聪明才智与文化内涵，其发展历史可以概括为歙砚始于唐，盛于宋、衰退于明清，复兴于现代.[9]

2.2.1 唐代的歙砚

歙砚以盛产于歙州而得名，以婺源所出为最佳.唐代以前歙砚便已存在，程明铭先生在《中国名砚》一书中已提及，但鲜为人知，因而一般被世人所知晓的歙砚始于唐代.歙砚产生的具体过程在宋代《歙州砚谱》有所记载，宋人洪景伯的《歙砚谱》以及其他一些著述中对此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述，内容是歙砚采制从唐代开始较为普及.南唐时，元宗李璟因十分钟爱歙县太守敬献的歙砚，在歙州设置了砚务，命李少微为砚务官，派遣周全学习砚雕技术，专门搜集佳石提供给御府造砚.由帝王设置砚务管开采歙石，对歙砚来说是辉煌的盛举.自南唐以来，歙砚雕刻以浑厚朴实、线条挺秀、刀法刚健著称于世.[10]龙尾歙石的开采由民间改为“官办”，所采砚石也是专门被用来雕制御砚.南唐李后主（李煜）留意笔扎，所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者为“天下冠”，[11]由此歙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巅峰时期.

2.2.2 宋元时期的歙砚

南唐衰败后，歙砚停产了五十多年，至景祐年间，歙砚才重新被开采，且颇具规模.宋代初期，因推行了“重文抑武”的政策，使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学发展，促使歙砚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宋时制砚石品精湛，有罗纹、眉子、金星等，[12]歙砚制作技艺得到了提高与发展，砚的造型丰富多样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开创了砚雕艺术之先河，宋砚成为歙砚制作中一直被传承延续的典范与楷模.宋代有一款名为米芾款长方形抄手方城石砚，青石色，砚体硕大，为宋典型样式，砚面又缘为葬俗所伤.右侧行书镌“襄阳米芾”四字.[13]宋代黄庭坚的《砚山行》赞誉歙砚为“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温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在他看来，歙砚已经远远超过了端砚，具有更高的艺术鉴赏与收藏价值.[14]元代的历史很短暂，只有不到一百年的时间，由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经济萧条、百业凋零，歙砚也逐渐走向低迷阶段.

2.2.3 明清时期的歙砚

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末，歙砚进入了全面衰退的时期，主要表现在开采规模上.至今都没有发现有关明代歙砚采制的相关文字记载，说明当时可能没有官方较为正式的组织进行大规模的开采，基本处于停产阶段.歙砚的雕刻艺术继承了宋砚的传统雕刻风格，并受徽州砖雕和版画的影响，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看上去造型浑朴，美观大方，图饰匀称饱满.[15]清代，歙砚持续着低迷状态.康熙、雍正时期均未见有歙砚开采的记录，最后一次开采据清朝程瑶田《纪砚》记载应是在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这是清代唯一一次关于歙砚正式开采的史料记载.但乾隆以后，政治腐败、经济衰退，直到光绪末年也没有再发现有关龙尾石开采的记录.歙砚的雕刻只能靠民间收集的余料，吉光片羽，难成气候.从元末到解放后1963年期间的开采记录只有一、二次，1922年安徽军事统治官曾下令婺源驻军开采一些歙砚残石，但并未正式开采，至此，歙砚停产近两个世纪之久.当代砚藏家陈国源先生指出：“自宋代以后，歙石基本停止开掘约五百年，而端石在历史上也有间断，但时间不长，故歙砚精品传世佳作极为罕见.”[16]

2.2.4 近现代的歙砚

新中国的成立，给歙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上世纪60年代初是歙砚恢复生产的初期，从事歙砚制作的工厂只有歙县的歙砚厂（旧称歙县工艺厂）和婺源县龙尾砚厂（旧称婺源县砚台厂），歙县和婺源县联合派人对两地的砚石坑口进行考察，先后恢复了罗纹、眉纹、金星、水舷等历史著名坑口，并发掘出休宁、祁门、黟县等地新的坑口，挖掘出罗纹、眉纹、金星、金晕等名品和一些新的品种.从此，歙砚重出砚坛，引起了世人的高度重视，进入了歙砚的恢复发展时期. 1984年歙县和婺源县大畈乡先后成立了歙砚研究所和大畈鱼子砚厂.1987年北京大学郑辙教授和安徽歙砚厂杨震、汪永龙对歙砚砚石的矿物质进行了相关量化分析，发表了歙砚的发墨理论.1995年4月8日至28日，《中国名砚石的地质学研究和开发研究》课题组对歙县周家村、大谷运、洽河、等砚坑及祁门县砚坑和婺源砚山、岭背等砚坑进行了实地考察.继而与歙砚厂、歙县文房四宝公司、歙县艺海公司、婺源县龙尾砚厂、婺源工艺雕刻厂、婺源县文房四宝公司等相关部门召开了座谈会，共同探讨了歙砚的若干相关问题，这些大大小小的砚厂为歙砚的恢复发展和歙砚制作技艺的传承与保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古往今来，歙砚由于源自徽文化的中心地带，逐渐形成了传统人文、徽派砖雕和现代抽象的艺术风格.[17]

3 歙砚制作技艺的历史传承与保护措施

综合上文所述，歙砚对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重大，所以当前对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将成为我们研究的主要方向.因此本文针对歙砚制作技艺的传承与保护提出了几点可行性建议.

3.1 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首先我国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大多是通过学徒或口传心授来实现的，这也是我国几千年文明沿袭下来的一种特定机制，所以为了避免人才的断层，我们要在社会生活中广泛普及和推广相关方面的文化知识，让更多的学者和普通人了解歙砚的历史及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从而产生浓厚的兴趣，积极的投入和参与到歙砚的研究与传承中去.

3.2 对制作技艺的保护

我国古代传统手工技艺的产生，大多是源于当时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歙砚的产生也是源自当时市场的需求，但随着科技的进步，这种供求关系在当今社会中已经严重失衡，歙砚的发展也将面临巨大挑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有意识地从高高的神坛(政府、学界)走下,放低自己的视线,以一个民间文化的主体来思考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律,来反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就会发现,真正的能使文化生存下去的“保护”还要多依靠民间社会的自发力量.[18]3.3政府加强对歙砚技艺的法律监管及政策引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果完全地无为而治,任其在民间“自然而然”地自生自灭,就会导致传统文化走上一条不归之路，因而必须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监控作用.国有体制下的歙砚品牌成为歙县的支柱产业，政府应加强对相关产业的保护力度，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机制，让这一传统文化得到法律的保护，当地政府部门应明确歙砚发展的目标和具体保护措施，目前歙砚的制作大多以家庭式作坊为主，规模小，人员少，产业很难有大的发展，政府应及时意识到这一问题，加强对相关产业的整合，扩大生产规模，加大招商引资，同时以重点企业为龙头，扶持优势项目，扩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打造优质品牌.

3.4 有关部门成立专项扶持基金

专项经费是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前提，政府必须设立专项基金用于保护歙砚技艺的传承与发展，除了每年需对专项项目及传承人进行补助之外，我们还应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训，建立专门的机构或学院，同时可以建立相关的主题博物馆，艺术馆，向大众展示歙砚制作技艺与文化，让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永久的传承与保护.

〔1〕裴建华.歙砚奇葩[J].华夏星火，2002，02.

〔2〕程明铭.剖析徽州砚文化[J].中国歙砚，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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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慎.说文解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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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季孙歙.笔墨纸砚[M].黄山：黄山书社，2012.

〔7〕胡学文，叶善祝，徐天琪.中国徽州文房四宝[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36.

〔8〕台湾.明国歙县志[M].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1990.

〔9〕胡中泰.歙砚的鉴别和欣赏[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

〔10〕宗华婷.歙砚的艺术价值[J].美术大观，2007,12.

〔11〕桑行之,等.说砚[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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