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资，孙晨光

社会学名著《现代性与大屠杀》的作者是当代社会学大师、“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齐格蒙·鲍曼。该书出版于1989年，并因为“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创性”（《村声文学增刊》）而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书的主要内容是反思二战时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实行的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这亦仍是当代欧洲社会思想家探究的重要课题，即为何较早跻身现代社会并以具备“现代性”为荣的德国竟会催生出大屠杀这般狂暴行径？当时法西斯的暴政与残酷何以会被如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家所支持？心智并无异常的集中营看守们，怎能无动于衷地将犹太儿童送往毒气室而事后却甚少悔过？这一切都成为“欧洲思想家在反思西方现代文明走向时，必须严肃面对的人文课题”。

先抛开大屠杀的案例分析不谈，有关理性与非理性行为的理解问题历来是现代性研究领域内的核心命题。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经济与社会》第一章）中的论述可视为此一传统的滥觞，他认为我们常常无法通过感同身受的方式去理解某些人行为所依据的最终“目的”与“价值”，尤见于对宗教的无限崇拜、慈善的倾心奉献。若从理性合目的行为角度观察之，这种发乎于心底感情的行径应视为非理性的反应。因此，他主张“把严格的目的理性行为构建为一种类型”，即“理想类型”（ideal type），而将非理性行为看成 “从假想的合目的的纯粹理性过程的偏离”。笔者认为，鲍曼在此书中阐释的根本命题或理论预设仍从属于上述领域，“大屠杀”只不过是他加诸于深刻内涵之上的一种生动、富含历史感的形式，从而探讨置身于充满理性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何以会催生极端非理性的反常举动。值得关注的是，鲍曼似乎在非理性行为的分析推演上，与其说对于韦伯的“古典主义”类型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毋宁说是一种在理论继承基础上的超越（下文将论及），因而称鲍曼是韦伯精神衣钵的传人是毫不为过的。

理性与非理性的分界绝非泾渭分明，之于鲍曼也无法摆脱感性因素的影响。身为流亡英国的波兰犹太裔学者，齐格蒙·鲍曼毅然担负起了社会学家对大屠杀进行反思的重任。对于鲍曼而言，大屠杀包含了揭示现代人类生存状态的重要信息，而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无法容忍那种在现代社会广为流行的态度，即将这一问题留给专家去解决，因而对此不闻不问。他坚决认为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们必须将大屠杀看作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事件，“一个现代历史中而非仅仅是德意志历史中的一个事件，我们的而非仅仅是他们的痛苦经历”。毋庸置疑，“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一、种族主义并非肇因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历来被看作是德国人与犹太人的事情，被视为人类文明进程中出现的一次反常事件，纳粹分子被看作是变态而没有人性的例外。这使得大屠杀独一无二，平淡而不具代表性，与社会学也没有什么关系。“其中最普通的方式就是将大屠杀说成是欧洲基督徒反犹主义的顶点——反犹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在庞大而繁杂的种族或宗教歧视与敌对的目录中，没有什么可与之相提并论的”。鲍曼系统地对其进行修正，认为笼统地把反犹太暴力，尤其是把独一无二的大屠杀事件说成是“反犹太公众仇恨的爆发”是苍白无力的，也缺乏坚实的历史或现实的事实基础。反犹太主义数千年来一直是个普遍现象，但是大屠杀却先例难寻。何况，最早的反犹太主义者都是反现代性的代言人，蒲鲁东、傅立叶与图斯内尔等人抱着对金钱的力量、资本主义、技术和工业体系的深深仇恨而联合一起。马克思也承认“犹太教精神”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所谓的选择亲和性，它们都以鼓励个人利益、进行交易、追逐金钱而闻名。从某种角度而言，从资本主义解放出来也就意味着从犹太教义中解放出来，反之亦然。

大屠杀的得以实现，反犹主义固然是重要引线，但仅有反犹主义并不会导致屠杀，它必然要由现代性作为第一推动力，这种清除需要使用现代社会的理性、技术与手段。种族主义首先是一项政策，其次才是一种思想。如同所有的政治行动一样，它需要借助组织机构、专家与管理者（比如纳粹的最高领袖）。此外，大量的资源、它们的动员和计划分配的方法、将全部人员细分成许多局部和专门职位的技能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实施条件。现代反犹主义只有与现代官僚体系两相配合时，才会行之有效地实现种族灭绝计划。

二、现代官僚体系与园艺文化的合理编织

现代官僚体系有执行种族灭绝行动的内在能力。所有的官僚体系都忽略原初的目标，转而关注手段，对行为对象进行非人格化处理，摒弃行为结果的道德评价。有两个过程促进了手段与道德评价之间的脱节，一是细致的劳动分工；再者是技术责任代替道德责任。其中，后者的影响意义是深远的，比如军工厂的工人们在看到战争新闻时会潸然落泪，但没有人会想过是自己制造武器的行为导致了上述的惨剧，他们并不会基于生产而对自己的道德责任进行批判。在一条条日益细化的产业链中，每一个人都只是一个螺丝钉，由于最终产品的复杂性，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凝聚在最终产品之中（譬如纳税人的例子）。身处其中的人只会关注尽没尽到工作的义务，而总是忽略了行为的价值判断。一旦与他们遥远的后果相分离，大多数功能专门化的行为要么在道德考验上掉以轻心，要么就是对道德漠不关心。

园艺文化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现代的种族灭绝计划总体而言就像现代园丁的工作一样，它的理论预设即在于清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破坏活动。一旦现代园丁的梦想能够被垄断现代理性工具的力量所采纳，一旦这种力量达到了不受社会有效控制的地步，种族灭绝就会接踵而至。现代大屠杀在双重意义上具有独特性：较之各种历史屠杀事件而言它之所以具有独特性，是因为它是现代的；较之现代社会的普遍性而言它之所以也具有独特性，则是因为它使得一些通常被分离的现代性因素结合了起来。在第二种意义上，“异常的只是这些因素的结合，而非被结合的这些因素”——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其工具；园艺文化提供了方法论；社会瘫痪（残酷的战争）则贡献出“道路畅通”的信号。

三、受害者也在“理性选择”

纳粹的现代性管理方式、种族主义促使的公众道德冷漠只是两个方面，要让屠杀得以高效地进行，还需要犹太人的配合。纳粹当局把犹太人集中起来，绞尽脑汁地成立了一个犹太管理委员会，采取“拯救你能拯救者”的策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人，直到大家都被送进毒气室为止。犹太人之所以如此配合，正是因为他们都具有“理性”，在“自我保全”的理性的选择之下，每个人对发生在他人身上的屠杀皆视而不见，因为他们都认为“我会躲过”。了解那段悲惨历史的人或许会好奇，为何很少有犹太人逃出奥斯维辛或布痕瓦尔德，正是因为他们在集中营中的自我管理卓有成效。更何况，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反犹主义与“异类恐惧症”导致大众已不再接纳他们，至少是道德中立地淡化着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惨剧。

因此，鲍曼指出，选择性生存在大多数时间里是可行的，受自我保全之操纵的行为也是理性和明智的。一旦自我保全被选为行动的最高标准，其价值就会逐渐且无情地高涨：“直到其他的所有考虑都遭贬值，所有道德或宗教的禁令都被打破，所有是非之心都遭否认和抛弃”。大屠杀的经历在其所有的恶果中展示出来的是行动者之理性与行动之理性二者的区别。只有当这两种理性共鸣和重叠的时候，理性才是个人行为最好的指导。否则，它就变成了一件自杀的武器。它破坏了它自己的目的，几乎摧毁了道德自抑—惟一的潜在与束缚的救世主。

四、社会生产中的道德盲视

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亦称为距离的社会生产。鲍曼先以克拉克洪、马林诺夫斯基、涂尔干三位大师对于道德规范的论述统领本章，他们都认为接近便意味着责任，而责任亦是接近。责任的消解，以及接踵而至的道德冲突的淡化，必然包括了以身体或者精神的隔绝来代替接近—接近的另一面就是社会距离。接近的道德属性是责任，社会距离的道德属性则是缺乏道德联系或异类恐惧症。正是现代理性社会在技术上和官僚体系上的成就使得这样的一种隔绝成为可能。

反观发生在集中营里的清洗事件，其实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进行屠杀，但没有一个人在具体地、直接地操作。在对屠杀者的研究中，社会学家米格拉姆著名的顺从权威实验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好父亲、好丈夫会向那些无辜的人举起机枪，而他们的心中似乎毫无惶恐与内疚。他发现，残酷的倾向与同受害者接近程度成反比——和受害者在身体与心理上的距离越远，就越容易变得残酷。“残酷与一定社会互动模式的关系比它与执行者的个性特征或者执行者的其他个人特质的关联要紧密得多”。斯泰纳的“沉睡者效应”亦揭示出：残酷的社会本源远远多于性格上的本源。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人都是沉睡者，以至于他们都有一种在特殊条件下能被触发的暴力潜能。鲍曼因此得出结论，距离的社会生产，削弱或废止了道德责任的压力，意即上文中所提到的技术责任取代了道德责任，这便有效地掩盖了行动的道德意义：“区隔和隔离的技术，则增加了对那些应该是道德评价对象以及道德刺激反应对象的他人所遭受的命运的淡漠”。

由此笔者联想到了2011年夏天举世皆惊的“伦敦骚乱事件”。如果说引爆事件的导火索尚可借城市中的移民区隔化导致种族抵牾加以闪烁其词的话，那么，当骚乱升级为全民的、多阶层的疯狂时，那些平日里风度翩翩、堪称社会楷模的中产阶级市民，竟也义无反顾地投身打砸抢烧的狂潮之中，往日自诩的绅士传统早已荡然无存。这又是一例经典的理性社会环境催生非理性行为的现象，与上述米格拉姆、斯泰纳齐名的“路西法效应”实验再次让我们对于人性、命运与情感的微妙玄幻唏嘘不已。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何以最终堕落为邪恶残暴的魔鬼撒旦？1971年菲利普·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的地下室模拟监狱实验，将被试者标签化为狱警与囚犯两类，没承想短短六天之内实验便无法继续进行，因为本来仅存在于设想情境下的暴力流血事件竟愈演愈烈：“狱警”大施淫威，而“囚犯”甘愿受尽折磨。该实验意在阐明：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下，原有的社会地位与职责将发生惊人的扭转，从而导致人们的性情大变、反差惊人。可想而知，当伦敦市民目睹秩序崩溃、混乱异常的场景，其长久以来恪守的公民伦理与社会责任瞬间变得模糊而遥远起来，周围群体一致的疯狂行径极易削弱个人的道德责任，参与者往往会认为他们并非是在犯罪，而只是在进行集体的“狂欢”。据说伦敦奥运会的形象大使也参与了打砸商店的行动，在群体失序情景的渲染下，她的此行此举似乎并不那么匪夷所思了。

之于此处，笔者尚存一疑惑。无论是大屠杀这种极端现象还是类似伦敦骚乱、挪威恐怖袭击等社会痉挛事实，都符合鲍曼所认定的非理性行为特征。之所以称他的现代性分析与韦伯旨趣相异，是因为韦伯将非理性行为看成是对 “理想类型”的偏离与变异，而鲍曼则更明确指出这种“理想类型”本身是有致命缺陷的，正是这种缺陷引发了非理性的反应。从这一点而言，鲍曼以独到的视角改进了有关理性行为的观点，实现了对于社会学前辈的超越。然而，他的阐述也动摇了整个理性行动理论体系的基础：连号称最完美的“理想类型”都轰然崩塌，还有什么可以被称为理性行为的参考依据？所谓的“理想类型”是否到了被重构的地步（以个人的道德责任修正非理性）？此外，鲍氏仍然没有明确一个根本的命题——这个命题也使韦伯一直未能提供详尽、信服的解释，即理性与非理性行为的边界问题。尤其当鲍曼以受害者的理性考量作为屠杀行动的来源时，二者的分野势必更加模糊不清、犬牙交错——经过理性的充分衡量后所进行的非理性举动，应该归属于哪一个状态的范畴呢？韦伯早就强调二者从来都是共生依赖的关系，边界很难去做明晰化的处理（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亦然），而鲍曼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与深刻性进一步放大，只能让我等读者继续颇费踌躇了。

五、反思

本书的观点直指现代性的反思，即大多数人在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处境时，很容易说服他们自己置道德责任问题于不顾而另行选取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此刻，笔者不禁想起了至今仍讳莫如深的 “文化大革命”事件，社会的乱相与混乱难道真是源于民众的疯狂吗？答案或许并非如此浅显。若以现代性的观点分析，社会的解组正是因为大众的理性选择，即“自我保全”。费孝通先生也曾回忆过当时疯狂的“批斗”行为，他于1987年接受美国人类学家巴博德访问时坦言，“然而，这段经历（指受批斗）的确使我逐渐更好地了解人，逐渐了解真正的人。当我和你谈话的时候我不能了解你真正在想什么，因为人们之间有个社会帷幕……我不怪他们斗我，他们不得不做他们所做的事。我们都是戏剧中的演员，我们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是更好的演员，但是我们都扮演角色……我们不得不演这样的角色，但是这些角色不一定和真正的人相一致”。

有评论者认为鲍曼夸大了犹太人被屠杀事件的影响，并列举蒙古铁骑屠杀一亿之众与迦太基被屠城等事例为证，来质疑鲍曼所谓的“史无前例”之说。笔者认为，仅仅以数量与规模为依据进行实证主义的反驳是毫无力度的，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之所以“史无前例”，正是因为它是现代性的大屠杀，它针对价值观念和理性的社会精神状态的打击如此之巨大，以至于我们开始带着恐惧与怀疑的眼光看待曾经认为是如此安全与稳定的社会。这种对于社会合法性的冲击，通过由现代性构建起来的国家机器完成的科学、高效、流水线式的杀人作业，是古代的暴君、独裁者们难以企及的，称之为“史无前例”应不为过。历史学家希尔伯格（大屠杀研究之父）也曾对此进行评价，“再次记住，基本的问题是一个西方的民族，一个文明的民族，能做出这种事情……在1941年，大屠杀还未曾被预料到：而这就是我们随后产生焦虑的原因”。

最后，我们该如何走出这个现代性的困境呢？鲍曼在书中指出了两条道路。一条便是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另外一条虽然在书的结尾未言明，但亦可寻觅其踪迹，即多元主义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在行动上出现道德反常的最好良药。“只有在政治与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多元主义之论，源于对上文所提米格拉姆“服从权威”实验的推演，“当然在真实生活当中，你被混合在很多相互抵偿的对抗性压力当中”，这便是一种在多元主义条件下的生活。当然，鲍曼之于同时代学者的高明之处也在于，他并不只着眼于对当时苏联与东欧集权政治的批判，也看到了屠杀标准的模糊化，即我们在深刻地谴责奥斯维辛的残酷时，难道就该遗忘广岛事件与那座恐怖的古拉格群岛吗？

[1]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出版集团，2007.

[2]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3]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9.

[4]Stanley Milgram.Obedience to Authority：The Unique Experiment that Challenged Human Nature[M].Perennial Classics，2004：9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