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文 林

当前，随着中东政治转型持续深入，转型国家日益遭遇若干困境。中东转型不畅反过来对地区国家外交政策、权力结构体系以及大国战略产生极大冲击。中东剧变初期形成的格局再被打乱，“新中东”加快恢复“旧秩序”；地区动荡因素日益增多，中东面临新的动荡期；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步伐加快，由此使地区博弈态势更趋复杂。

一、中东政治转型遭遇三大困境

如果说2011年是中东的“政权更替期”，2012年是“民主转型期”，那么2013年就是“转型异化期”。民主转型并没有使相关国家实现稳定与发展，反而日益面临三大困境，阿拉伯世界复兴之路逐渐迷失前行方向。

首先是“分权还是集权”的制度困境。中东国家内部矛盾错综复杂，过去主要靠强人政权和集权政体维系稳定。2011年中东剧变后，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等国强人政治垮台。为消除此前“一言堂”和终身制等积弊，这些国家相继摒弃集权政体，开启民主转型，实行多党制衡和民众选举，但政府威权弱化很容易使国家陷入“功能紊乱”。亨廷顿曾指出，政治稳定程度与政治制度化程度呈正比，与大众参与度呈反比。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51页。中东国家长期实行集权统治，政治制度化程度普遍较低。在此背景下启动民主转型，凭空制造出诸多新问题，导致更大动荡和混乱。②James Traub, “Is Libya Beyond Repair?” Foreign Policy Magazine, November 1, 2013.

这种政治动荡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在政坛高层，分权竞争导致政党林立，权力日趋碎片化。由于政府威权被削弱，转型国家不同程度出现国家能力丧失、政治停滞、安全形势恶化等“功能紊乱”。埃及有60多个政党参加议会选举，突尼斯有100多个政党，利比亚有142个政党。③Marwan Muasher, “The Path to Sustainable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Arab World”, Policy Outlook, November 13, 2013.党派间权力纷争此起彼伏。突尼斯在2013年2月和7月先后发生反对党领导人巴莱德和布拉米遭暗杀事件，由此导致突尼斯制宪议会停摆，政治进程陷入僵局。谋求和解的全国对话也于2013年11月初失败，国家面临暴力循环。④Anna Mahjar-Barducci and R. Sosnow, “Political Crisis in Tunisia”, 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November 14, 2013.利比亚在2011年卡扎菲垮台后，出现数百个民兵组织，它们拥兵自重，相互征战，政府日渐失去对国家控制，由此导致暴恐事件频发，甚至连总理扎伊丹都在10月10日被绑架。也门新政府控局能力比前任更弱，导致该国恐怖势力猖獗，分离主义重新抬头。在民间层面，广大民众参政热情无处释放，日渐热衷“街头抗议”。穆尔西执政一年，埃及共发生7400多次民众抗议。仅2013年7月埃及就发生1432场示威游行，平均每天46场，每小时近两场。军方推翻穆尔西政府及镇压穆兄会，造成1600人被杀，8000多人受伤，5000～10000人入狱，⑤Michele Dunne, “Egypt’s Transition Roadmap: Main Event or Sideshow?” Atlantic Council,November 05, 2013.但埃及仍未由乱到治。街头抗议运动对中东政治转型弊多利少，很容易被各种势力用来满足私利。⑥Marc Lynch, “The Middle East Power Vacuum”, Foreign Policy Magazine, October 25, 2013.总之，当前中东转型国家普遍面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它们就像迷失在大海里的轮船，没有船长、航员、航海设备及可供停靠的海岸，也没有前进的方向。

其次是“民主优先还是民生优先”的议程困境。阿拉伯民众当初起身“造反”，兼有谋求政治民主与经济改善的双重诉求，但在转型实践中，多数国家将“民主化”视为纾解困境的灵丹妙药。但民主选举能解决当权执政的程序合法性，却不能使社会经济难题自动解决。更重要的是，在特定时空下，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两大目标“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真正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就需要强行打破现行阶级特权，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又需要强人统治和高度集权；如果要实行宪政民主，前提则是默认现行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对现行经济和阶级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正如亨廷顿所说：“改革到来的代价就是以专断政府来压制意愿的表达和历史悠久的国家制度；而维护自由的代价就是继续保留已经过时的老一套特权、财产、专权、阶级结构和教会参与国家政治。”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46页。因此，优先推进民主转型反而会使经济发展受到损害。

实践证明，民主转型及由此导致的政治乱象，使相关国家经济更趋恶化。埃及在2011年到2013年初期间，外汇储备从360亿美元降为150亿美元，国际信用等级降低16位，2013财年前十个月，赤字从2012年同期的168亿美元增至264亿美元。②Bassem Sabry, “Only Politics Can Save Egypt's Economy”, Al-Monitor, June 13, 2013.有分析认为，这场革命从经济意义上使埃及倒退至少15～20年。利比亚在卡扎菲政权垮台后，石油出口2012年一度恢复到战前日均160万桶的水平，但2013年以来政治混乱和安全动荡持续，使该国石油生产骤降，出口量降至不足产能的10%，③James Traus, “Is Libya Beyond Repair?” Foreign Policy Magazine, November 1, 2013.利比亚因此每天损失1300万美元。在叙利亚，持续内战使该国经济大幅下滑。截至2013年7月，已有230万人失去工作机会，约3000所学校被毁，49%的儿童辍学，40%多医院无法运行，另有200～300万人沦为难民。据估计，该国经济恢复到2010年水平，可能需要30年时间。④Ramy Srour, “30-year war for the Syrian economy”, Asia Times Online, November 8, 2013.据汇丰银行统计，西亚北非动荡最严重的7个国家， GDP平均下降35%。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民众不满国家发展方向（突尼斯78%，埃及62%），认为国家经济状况更加糟糕（突尼斯83%，埃及76%）⑤Hafez Ghanem, “Will Tunisia Follow Egypt?”, July 25, 2013,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3/07/25.，因此改善民生越来越成为民众最关切的头等大事（皮尤民调显示，有 81%的埃及民众将“改善经济”作为未来最重要议题）。但由于民主进程已经“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向前推进，短期内无暇、无力推进经济发展。但如果民主转型长时期不能为民众带来实惠，民众便不可能认可民主化道路，甚至可能起身发动新革命。

第三，“世俗主义还是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困境。中东大多数国家一直奉行世俗主义，将“政教分离”视为全面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伊斯兰教主要被限制在信仰领域，宗教势力处于从属地位。但在中东剧变和其后民主转型中，这些国家没有强大的世俗反对派，唯有政治伊斯兰组织凭借宗教外衣生存下来，并凭借清晰的意识形态，高度的组织化程度，成为最有影响的社会政治组织。①Daniel Brumberg，“Islam Is Not the Solution (or the Problem)”，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05, pp.97-116.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利比亚等国先后出现伊斯兰势力得势乃至掌权局面。

然而，这些政治势力上台后，大力推动“伊斯兰化”政策，如埃及穆兄会上台后要求禁酒、戴面纱、男女分开；突尼斯复兴党掌权后，总统马尔祖基拒绝把“男女平等”条款写入宪法，萨拉菲派频频袭击电影院、展览会和酒吧及世俗政治家。由于政治伊斯兰势力诸多主张（如政教合一、实行伊斯兰法）与世俗价值观格格不入，因而政治伊斯兰上台及“伊斯兰化”趋势，导致相关国家世俗与宗教力量之间的矛盾日趋凸显。埃及军方2013年7月3日推翻穆尔西政府并镇压穆兄会，便是这种教俗矛盾公开化的体现。中东政治转型的历史一再表明，推行民主化必然导致政治伊斯兰势力上台和伊斯兰化发展道路；而中东国家要维系世俗发展道路，主要靠威权统治。要么是“专制的世俗化”，要么是“民主的伊斯兰化”，唯独没有“世俗的民主化”。

迄今为止，中东转型国家仍未找到适合的发展模式，阿拉伯精英和民众日益陷入失望和迷茫。调查显示，埃及支持世俗政党掌权的民众只有 12%，支持原教旨主义政党掌权的仅有 2%。也就是说，86%埃及人对所有政党乃至政党政治已失望透顶。②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埃及政治仍恶性循环 军政府或催生新法老”，载《环球时报》，2013年11月5日。中东政治转型进退维谷，动荡可能延续多年。

二、“新中东”日趋回归“旧秩序”

中东剧变和随后启动的政治转型，将该地区原有政治生态打破，“新中东”呼之欲出。考察“新中东”格局走向和类型，关键看几大指标变化方向：首先是叙利亚为代表的“政权更替国家”，其次是埃及为代表的“政治转型国家”，第三是土耳其和沙特为代表的“政局稳定国家”。从当前这些“指标”情况看，中东地缘格局在重新洗牌后，“新中东”正加紧回归“旧秩序”。这主要表现在几方面：

首先，叙利亚“危而不倒”，使持续数年的“政权垮台潮”逐渐被遏止。2011年突尼斯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在西亚北非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权更替潮”，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先后出现政权交替。2011年3月开始的叙利亚危机已经成为“下一张多米诺骨牌”。如果巴沙尔倒台，其外溢效应可能在黎巴嫩、约旦等邻国引发新的“政权更替潮”，甚至使伊朗也将受到冲击。然而，巴沙尔政权并未像卡扎菲政权那样在几个月内垮台。截至2013年底，巴沙尔对内仍得到军队和多数民众支持，对外得到俄罗斯、中国等大国政治支持，以及伊朗等地区大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目前，该政权已经挺过最艰难时刻，并在战场上转守为攻。

叙利亚危机陷入僵局令外部干涉势力进退两难，并出现立场软化与阵营分化。国际上，2013年8月叙利亚化武危机发生后，此前声称“叙利亚使用化武就是动武红线”的奥巴马政府，在一番虚张声势后，最终接受俄罗斯“化武换和平”方案，表明美国不愿过度卷入叙利亚危机。美国中途“撤火”使部分地区国家反叙调门相应降低。在叙利亚国内，叙反对派武装由于久攻不下，内部矛盾日趋上升，相互残杀事件屡有发生。在此背景下，有关各方日趋认识到，单靠武力已无法解决叙利亚危机，和谈方式重新受到各方重视。在美俄等国共同斡旋下，叙利亚问题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于2014年1月22日举行，这也是叙政府和反对派首次坐到谈判桌前。长远看，由于外部大国立场变化，销毁化学武器需要巴沙尔配合（至少要到2014年6月），叙利亚2014年9月便将举行大选，因此，在可预见未来，叙利亚现政权仍将延续统治。而叙利亚危机目前是中东政权更替的“风暴眼”，巴沙尔政权“危而不倒”，使中东延续几年的“政权更替潮”有望被有效遏止，地区格局日趋回归常态。

其次，埃及政坛螺旋式反复，带动政治转型和地区格局重走“回头路”。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其政治转型走向对其他国家及地区格局带动效应明显。2013年以来，由于转型成本日益增大，埃及民众心态日渐从“求变”转向“维稳”，重趋认同集权政体和强人政治。2013年6月30日，埃及爆发全国规模的反穆尔西政府游行，军方借助强大民意支持，于7月3日强行将穆尔西民选政府赶下台，并在随后严厉镇压穆兄会。与此同时，军方还加大镇压世俗民主力量。阿亚曼·努尔（“明天党”主席）流亡黎巴嫩，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出走维也纳，“四六青年运动”领导人遭关押或逮捕，政府还关闭了多家电视台，不少记者被捕或被杀。①Adil E Shamoo, “Egypt‘s dark tunnel of violence”, Asia Times Online, October 31, 2013.《华盛顿邮报》社论认为，埃及正用吹捧前独裁者的方式，吹捧一名新的军事领导人。②Editorial Board, “Egypt’s military should hear from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6, 2013.

埃及日趋重返集权和强人政治趋势，带动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措施。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日趋显示出独断专行本性，在其执政7年来集权倾向明显。海湾国家也收紧舆论，将部分反对派关进监狱。③Marc Lynch, “The Middle East Power Vacuum”, Foreign Policy Magazine, October 25, 2013.同时，埃及政局反复还引发地区外交再调整，并带动地区格局重新“复位”：叙利亚问题上，穆尔西2013年6月曾高调宣布断绝与叙外交，但政变后的埃及则立场后撤，反对西方动武，由此加速地区“反叙联盟”瓦解。伊朗问题上，穆尔西上台后曾于2012年8月实现三十多年埃及总统首次访伊，伊朗总统内贾德也于2013年1月回访，双方改善乃至恢复关系迹象明显。但埃及在政变后很快叫停埃伊旅游参观项目，对鲁哈尼新政府强调听言观行；对土耳其关系，穆尔西时期埃土关系火热，但埃及政变使两国反目成仇。埃及与海湾国家也重新排序，穆尔西时期，卡塔尔与埃及关系密切，但埃及政变后，沙特、阿联酋等国与埃及重趋热络，卡塔尔则处境尴尬。哈马斯也被迫调整外交。中东剧变后，哈马斯与叙利亚、伊朗反目，转而将穆尔西政府视为“新靠山”，但穆尔西倒台使哈马斯“鸡飞蛋打”，不得不重新与叙利亚、伊朗联络感情。④Mohammad Irani, “Hamas Burnt All Its Bridges”, Iranian Diplomacy, July 26, 2013.此外，穆尔西政府曾威胁军事阻止埃塞俄比亚在尼罗河上游建坝，但政变后的埃及主张和平解决水危机，积极要求恢复在非盟席位。⑤Adel El-Adawy, “Egypt's Evolving Foreign Policy”,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PolicyWatch 2160, October 17, 2013.

第三，土耳其、沙特等外交扩张受阻，使地区干涉主义明显收敛。中东剧变后，多数阿拉伯国家陷入动荡和混乱，短期无暇他顾。沙特、土耳其等国则安然无恙，地区影响“行情看涨”。在实力此消彼长的情况下，这些政局稳定国家一改此前稳健低调政策，在地区事务中频频发力，由此使地区干涉主义日益抬头。沙特等国出兵镇压巴林什叶派抗议，挑动阿盟同意对利比亚动武，鼓动推翻叙利亚政权，加紧遏制伊朗，组建中东版“神圣同盟”等。土耳其也由此前“与邻国零问题”政策，转向鼓动政权更替：土耳其第一个公开要求穆巴拉克下台，参与策动卡扎菲垮台，高调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这些国家在中东剧变初期风光一时。

但2013年以来，三大事件令这种地区干涉主义严重受阻。一是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危而不倒”甚而重占主动，尤其美国拒绝对叙动武，令土耳其、沙特等国外交受挫感严重，面临“进取乏力，收手不甘”之窘境。土耳其还面临难民涌入、库尔德问题激化、边境安全恶化等问题，国内对此怨声载道。有评论称，“两年多来，土耳其干预叙利亚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叙利亚的惨剧变成土耳其的灾难。”①Jeremy Salt, “The-collapse-of-Turkey’s-Syria-policy”, Al-Ahram Weekly, November 12, 2013.二是2013年7月埃及穆尔西政府被推翻，使土耳其、卡塔尔等国此前对埃及的外交和经济投入前功尽弃，土耳其因始终不承认过渡政府合法性，最终导致两国关系降至代办级，土耳其地区处境孤立。②Gönül Tol, “Erdogan‘s Syria Frustrations”, Middle East Institute, September 26, 2013.卡塔尔更是在整个地区遭遇“愤怒感”。③Abigail Hauslohner, “Qatar loses clout amid fading Arab Spring”, The Washington Post,November 13, 2013.三是2013年6月伊朗新总统鲁哈尼当选后，伊美互动增多，土耳其和海湾国家影响力下降，海湾国家尤其担心伊朗核野心和地区霸权抱负难以遏制。

在此背景下，这类国家被迫调整政策，重回稳健保守的实用主义老路。④Semih Idiz, “The return of Turkey’s ‘zero problems’ policy”, Al-Monitor, November 5, 2013.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从强硬立场后撤，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表示，解决叙利亚危机应基于三点：无歧视地为叙各派扩大人道援助；启动日内瓦叙利亚问题第二次会谈，确保叙利亚和平与领土完整；支持叙利亚自由选举。这实际已开始承认叙政治转型应包括巴沙尔在内。沙特也宣称将缩小同美在叙问题上的合作规模。地区“反叙联盟”趋于瓦解。在伊朗问题上，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11月26日访问德黑兰，总理埃尔多安也于2014年1月访伊。沙特对叙外交也出现微妙调整，2014年2月，沙特国王撤换了大力支持叙反对派武装的班德尔亲王，转而启用主张打击恐怖主义的纳伊夫亲王。在埃及等问题上，土耳其总统居尔公开强调埃土关系重要性，此外还着手修补与伊拉克关系。土外长11月13日访问伊拉克，并专门拜谒什叶派圣地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卡塔尔更是在2013年6月25日实现新老交替，塔米姆取代哈马德成为新埃米尔后大力调整外交战略，更换多名外交决策者，也表明中东风靡一时的地区干涉主义的日渐退潮。

总之，中东地缘版图的“对称性破碎”，决定了中东各主要国家实力相当，即便暂时出现力量消长，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主导或重塑地区秩序，“新中东”回归“旧秩序”是大势所趋。然而，“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中东剧变已使中东国家原有国家机器、社会阶级结构受到极大破坏，民众也已充分觉醒和动员，同时中东还出现诸多新变数，完全回到过去已不可能。

三、地区权力结构碎片化，中东将迎来新的动荡期

中东地区政治生态敏感脆弱，彼此关联度极高，政治转型看似局限于部分国家，实则辐射和联动效应极强。当初阿拉伯民众起身造反，主要目的是想彻底医治“阿拉伯综合征”，阻遏阿拉伯世界持续衰落趋势，最终实现民族复兴。但阿拉伯国家转型不畅，加上外部势力推波助澜，使“中东剧变”日趋演变为“中东乱局”，由此导致地区动荡因素增多，地区权力结构日趋碎片化，由此使中东日渐进入新的动荡期。

首先，教派冲突矛盾日趋公开化。伊斯兰世界虽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分，但相当长时期，地区教派矛盾并不突出。伊拉克战争后，中东虽然隐隐出现“什叶派新月地带”，但教派矛盾仍处在“潜伏期”。2011年中东剧变后，尤其是叙利亚危机升温，使叙利亚成为激化教派矛盾的“辐射源”：叙反叛势力得到沙特、卡塔尔、土耳其等逊尼派国家支持，甚至连哈马斯也已背弃叙利亚和伊朗，转投埃及、卡塔尔甚至土耳其怀抱。这些外部势力的最终目的，不是建立多元民主政体，也不是创建多教派并存国家，而是重绘中东政治地图，扩大和建立“逊尼派地缘政治弧”，削弱伊朗地区影响力。①Robert Maginnis，“Syrian conflict a proxy war to reshape the Middle East”，http://www.humanevents.com/2012/08/07/syrian-conflict-a-proxy-war-to-reshape-the-middle-east.巴沙尔政权则得到中东什叶派国家和势力力挺。伊朗不遗余力地为叙提供武器、资金和军事顾问。伊拉克马利基政府因担心叙逊尼派掌权对伊拉克不利，表面上不干涉叙内政，实则站在巴沙尔一边，允许伊朗利用其领空援助叙利亚，同时对国内什叶派武装人员赴叙参战“睁一眼，闭一眼”。②Suadad al-Salhy，“Iraqi Shiites flock to Assad’s side as sectarian split widens”，June19, 2013,http://in.reuters.com/article/2013/06/19/iraq-syria-militants-idINDEE95I0G920130619.不少伊拉克什叶派信徒就是先在伊朗接受武器和训练，然后经由黎巴嫩进入叙利亚作战。③Omar al-Jaffal, “Iraqi Shiites join Syria war”, Al-Monitor, October 29, 2013.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则直言“抵抗不能停止，直至打碎极端逊尼派分子的脊梁”。④Jefirey White，“Hezbollah’s Declaration of War in Syria：Military Implications”，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May 29，2013.有报道称，真主党派遣了8000多名士兵参加叙利亚内战。⑤Victor Kotsev, “Atrocities，disunity threaten Syrian rebels”，Asia Times Online，May 31，20l3.叙利亚危机日渐演变为一场“文明内的冲突”。⑥Stephen Crittenden，“The Clash Within Civilizations：How The Sunni-Shiite Divide Cleaves The Middle East”，Global Mail report, August 22，2012.叙利亚地处中东教派断裂线的中心位置，且国内冲突主要系外力推动。因此，叙利亚教派冲突反过来又激化了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等国的教派矛盾，并引发什叶派大国伊朗与逊尼派大国沙特之间的直接较量。“在伊斯兰教l400多年历史中，曾经周期性爆发的教派对立再次隆隆而来。”①“A Climate of Change”，Special Report，The Economist, July l3th，2013，p.4.

教派矛盾凸显实质是中东政治退化的表现。“主义之争”尚有妥协转圜余地，“教派之争”则很难调和。更主要的是，中东各国大多是逊尼派与什叶派杂居，教派矛盾升温将会使这些国家内耗加剧甚至元气大伤，并对地区和整个世界构成持续威胁。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2013年11月11日称，逊尼派和什叶派冲突是对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

其次，极端恐怖势力空前壮大。中东剧变后，地区动荡使地区权力真空增多，由此为恐怖活动滋生蔓延提供难得温床，“基地”等恐怖组织乘机扩大活动范围，并着重在“三不管地带”（如利比亚东部、马里北部、埃及西奈半岛及叙利亚部分地区）建立活动据点，此前一度收敛的恐怖主义势力重新壮大。有学者称，在经历了2001年“9・11事件”的“1.0时代”，2011年5月本・拉登被击毙的“2.0时代”后，“基地”组织已演变到“3.0时代”。②Zachary Keck, “Al Qaeda 3.0: More Pervasive, Less Dangerous”, The National Interest,October 23, 2013.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过去鲜少恐怖活动的国家，成为恐怖主义“新天堂”。一是叙利亚由“和平绿洲”变成“恐怖地狱”。叙利亚危机持续升级使政府控局能力下降，“基地”等极端分子纷至沓来，将反巴沙尔视为“新版阿富汗圣战”。叙反对派武装分子中外国人超过80%，人数约1.7万名（欧盟估计为6000人）。③Bassel Oudat, “Is Al-Qaeda helping Al-Assad?” Al-Ahram Weekly, October 29, 2013.叙境内90%以上爆袭事件是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势力所为。战斗力最强的“胜利阵线”公开宣布效忠“基地”组织。二是利比亚恐暴势力渐成气候。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群龙无首，极端势力渐成气候：建立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LIFG）死灰复燃，成为该国重要武装力量。此外该国还涌现出“伊斯兰王国”、“利比亚伊斯兰改变运动”、“班加西伊斯兰教法虔信者”、“德尔纳伊斯兰教法虔信者”、“谢赫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旅”等新的极端组织。这些极端组织活动肆虐，使利比亚成为恐怖主义的新天堂。三是埃及可能成为全球圣战新基地。埃及政局动荡加剧使恐怖网络乘机在埃及落脚并扩大活动，活跃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埃及籍“基地”分子纷纷回国，加上境内被关押的伊斯兰分子也恢复自由，埃安全隐患越来越多。2013年7月穆尔西被罢黜使该国教俗矛盾尖锐，针对军队和安全部门的袭击日益增多，其中多数与“基地”组织有关。

第二，也门、伊拉克等国恐情更加严峻。2011年也门陷入动荡后，盘踞在南部的“阿拉伯半岛分支”（AQAP）趁势卷土重来，一度控制大片国土。目前，也门极端势力主要活跃在南部阿比扬省、舍卜瓦省、贝达省、拉哈吉省和哈达拉毛省，武装人员保守估计有3000～5000人。2013年以来，多次发生暗杀政府高官、袭击军营、绑架外国人质事件，并向叙利亚等地大量“输出”恐怖分子。伊拉克恐怖活动也重新抬头。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及当年11月美军撤离，刺激境内恐怖分子重趋活跃，成员人数成倍增加，伊拉克反恐形势重趋严峻。2013年1月至10月，伊拉克境内平民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高达7000人和1.6万人。2011年初伊恐袭事件每月300多起，2013年达每月1200多起。①Michael Knights, “Iraq's Never-Ending Security Crisis”, BBC News, October 3, 2013.

长远看，中东恐怖主义恐将继续壮大。主要理由是：一是中东乱局持仍在持续发酵，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转型艰难，中央政府无暇、无力全面反恐。同时，民众情绪日趋失望、愤懑，有利于极端组织传播思想、招募成员；二是“政治伊斯兰化”趋势带动极端宗教势力“水涨船高”。中东剧变使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伊斯兰势力壮大，由此带动并助长极端宗教思潮和势力跟进。而埃及、阿联酋、沙特、科威特等国打压穆兄会势力，使该势力铤而走险可能性增大。在穆尔西被推翻几小时后，西奈半岛的伊斯兰主义者就开始谈论要对埃及安全部队发动战争；三是奥巴马主政后不断降低反恐调门，短期内不可能重新将中东反恐当成“主业”，而“无人机反恐”又效果有限，难以对恐怖势力构成致命打击。最后，“基地”组织斗争策略也在“与时俱进”。为应对反恐打压及形势变化，“基地”等恐怖组织不断调适，组织形式演变为多层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同时采取“本土化”策略，为被控制地区提供电力、食物、饮用水和医疗等各种服务，由此赢得部分民众认同和支持，使其更难铲除。在此背景下，“基地”组织日益成为未来中东的利益相关方。②Ramzy Baroud, “Sectarian battle lines in the Middle East”, Asia Times Online, October 24,2013.而这些极端势力的极端化主张和破坏性做法，决定了其更多是中东稳定的“搅局者”，是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的动荡祸根。

第三，地缘版图碎片化苗头初步显现。当前的阿拉伯国家大多是英法殖民者为统治方便设立的“人造国家”，内部部族、教派、民族矛盾突出。在相当长时期内，这些国家主要靠威权政体维系稳定和统一。但中东剧变后，由于不少国家强人政权被推翻或削弱，致使潜在的部族、民族矛盾公开化，分离主义抬头。在也门，2011年政权更替后，也门新政府对全国掌控能力下降，南部重新出现分离呼声。2013年10月12日（即1967年南也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独立日），南部城市亚丁出现数万民众集会，要求南北分离。①Ramzy Baroud, “South vs. North: Yemen Teeters Between Hope and Divisio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ctober 16, 2013.利比亚原来由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部分拼组而成，卡扎菲政权垮台使彼此旧怨死灰复燃，围绕权力、石油争夺激烈，分离倾向增强。昔兰尼加要求实现联邦制，将占该国 75%的原油出口收益留在当地。伊拉克自伊战后便始终未从动荡中恢复过来。当前伊拉克民兵武装增多，什叶派与逊尼派相互仇杀，安全部队软弱无力，日渐成为功能紊乱的失败国家。②Stephen Lendman, “Iraq Today: America’s Genocidal Legacy”, Global Research, November 3,2013.库尔德人、逊尼派和什叶派越发不满现状，开始认真谈论分离问题。③Michael Knights, “Yes, Iraq Is Unraveling”, Foreign Policy, May 15, 2013.

这其中，最值得关注且蛰伏多年的库尔德问题再次凸显。库尔德人是中东四大民族之一（其他三大民族分别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却始终没能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因此库尔德独立运动一直此起彼伏。而中东剧变为库尔德独立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尤其是叙利亚危机升温后，巴沙尔政权为报复土耳其支持叙反对派，放任北部哈塞克省的库尔德人（占该国总人口10%左右，石油储量30%）自治，目前库尔德组织“民主团结党”（PYD）已建立自己武装力量，控制该地区60%油田，开始自行出口石油。④Andrea Glioti, “Syrian Oil Becomes Fault Line in War”, Al-Monitor, May 16, 2013.2013年11月11日，叙库尔德人成立自治机构，独立倾向进一步增强。此举引发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联动。2013年9～10月间，库尔德工人党宣布停止执行2013年3月与政府达成的5月份从土营地撤出协议。⑤Gönül Tol, “Erdogan‘s Syria Frustrations”, Middle East Institute, September 26, 2013.伊朗情报部门也与伊拉克北部活动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会面，以承诺支持其在叙利亚北部独立为条件，换取其放弃与土耳其政府和平进程。⑥Gönül Tol, “Has energy-hungry Turkey finally solved ‘the Kurdish problem’?” CNN,November 1, 2013.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倾向最值得关注。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府拥有独立的行政机构和军队，早已处于半独立状态。2013年1月以来，库尔德地方政府不顾中央反对，直接用油罐车出口原油，并自行与土耳其、俄罗斯、阿联酋等国石油公司签署油气开发合同。经济自主使库区向政治独立又迈进一步。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库尔德力量还出现了横向联合趋势。2013年6月22日，来自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的库尔德代表，在伊拉克库尔德北部城市阿尔比勒召开大会，商讨建立“库尔德国民代表大会”(Kurdish National Congress)，这在现代库尔德历史上还是第一次。①Kamal Chomani, “Kurdish National Congress Seeks Unity Amid Divisions”, Al-Monitor,August 8, 2013

地缘分裂历来是导致中东动荡持续的主要根源，当前阿拉伯世界日趋陷入社会分裂乃至出现分离苗头，意味着未来中东将迎来新一轮动荡期。

四、美国在中东日渐丧失进攻性和主导权

中东剧变前，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态势已日趋明显。从客观看，美国因接连发动战争，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软硬实力明显受损，中东扩张政策难以维系。从主观看，美国掌控中东意愿也有所下降。有分析称，当年美国涉足中东，主要是遏制苏联、获取中东石油、维护以色列安全三大考虑。现在情况已经变化：美国在中东已经没有可怕对手；北美能源革命使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大幅减轻；以色列安全环境业已极大改善。②Aaron David Miller, “The Shrinking: Why the Middle East is less and less importa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7, 2013.而2011年中东剧变和随后的政治转型乱象，凸显美国中东政策日趋失灵，并促使其战略收缩步伐加快。一是突尼斯、埃及等国政权更替后政局动荡、经济停滞，美国可以倚重的地区盟友越来越少，尤其两年多来埃及政局“翻烙饼”，令美国对埃政策进退失据，在埃及引发朝野强烈反美情绪。③L. Lavi and N. Shamni, “In Egypt, Public Campaign Against Obama, U.S.; Calls For Intensified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China”, 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Inquiry & Analysis Series Report No.1016, September 13, 2013.二是美国鼓动政权更替政策，造成地区极端势力坐大，也门和利比亚等国出现诸多反美武装，继2012年9月美驻利比亚大使被杀后，2013年8月美国因担心发生恐怖袭击，关闭西亚北非22个驻外使领馆。三是巴沙尔政权岿然不动，西方支持的反对派一盘散沙，以及叙利亚日渐成为“恐怖大本营”，这一切使美国对叙政策明显力不从心：军事干预将遭中俄反对；武装反对派将壮大极端势力；政治解决又不甘心。总之，中东剧变后，美国掌控局势能力更趋下降。美国前驻沙特大使傅立民感叹，“我们对中东许多问题已失去控制。”“我们在中东已不再拥有曾经拥有的影响力。”①Bob Dreyfuss, “A field guide to alienating the Middle East”, Asia Times Online, November 6,2013.2013年七八月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受命谋划美国未来中东政策。赖斯等认为，美国应避免让中东热点事件左右美国外交议程，除非出现美国盟友遭入侵、石油供应中断，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外，美国将避免在中东使用武力。②Mark Landler, “Rice Offers a More Modest Strategy for Mideast”，The NewYork Time, October 26, 2013.

在此背景下，美国在加紧战略收缩步伐。2013年以来，这种态势主要体现在两大热点问题上。一是美国始终未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即便2013年8月叙化武事件曝光后，奥巴马也无视“使用化武就动武”的承诺和盟友怂恿，接受了“化武换和平”方案；二是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不顾地区盟友反对，积极回应鲁哈尼“魅力攻势”。两国总统最终实现首次通信、首次通话，两国外长也首次会晤，伊核问题也在2013年11月24日达成初步协议。美国在中东持续战略收缩，反过来使美国地区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地区主导权日渐丧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地区盟友“去美国化”倾向增强。美国战略收缩，尤其美伊缓和态势，使美国地区盟友生存威胁增加，并迫使其另辟出路。以色列担心，美伊缓和将瓦解西方对伊朗“制裁体系”，以及地区“反伊阵营”，使伊朗地区影响力放大，因此以色列一直抱怨美国中东政策言而无信，不考虑对盟友责任和义务③Shmuel Rosner，“Israel Will Pay for Obama’s Hesitancy on Syria”，Al-Monitor，September 11,2013.，2013年11月20日，以色列外长利伯曼公开称，美国已经靠不住了，以色列准备寻找新盟友替代美国。沙特等海湾国家也担心美无法兑现对海湾国家的安全承诺，未来将独自面对伊朗和伊斯兰极端势力扩张两大潮流。④Colin H. Kahl, Jacob Stokes, “Overcoming the Gulf in the Gulf”,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October 31, 2013.加上页岩气革命使美国与海湾国家“能源互补”关系将转向“能源竞争”关系，沙特等国日渐来到“陌生的十字路口”，不得不疏远美国，另觅出路。2013年10月22日，沙特前情报局长班达尔亲王称，沙美关系将发生“重大转变”。埃及对美国离心倾向也日趋增强。埃及媒体认为，美国在中东正处在崩溃边缘，埃及不应再屈从美国，而应拉近与俄罗斯距离。埃及游行者打出“再见，美国”标语，还有报纸标题就是“欢迎普京，新的赫鲁晓夫”。①L. Lavi and N. Shamni, “In Egypt, Public Campaign Against Obama, U.S.; Calls For Intensified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China”, 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Inquiry &Analysis Series Report No.1016, September 13, 2013.同年11月中旬埃及接待俄外长和防长来访，被视为埃及“弃美投俄”重要信号。土耳其在叙利亚、埃及、巴勒斯坦政策问题上与美国抵牾增多，②Mohammad Pervez Bilgrami, “Turkey counters US's Middle East strategy”, Asia Times Online,October 16, 2013.其不顾美国反对，计划采购中国反导系统，凸显美土离心倾向。地区盟友纷纷疏远令美国在中东影响力进一步下降。

另一方面，俄罗斯等其他大国借势扩大影响。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为其他大国“填补空白”提供机会。俄罗斯“重返中东”迹象最明显。近年，俄国力复兴，重返中东迹象隐隐浮现，当前中东剧变和美国战略收缩，使俄重返中东步伐加快。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联手中国，在安理会数次否决西方制裁叙利亚决议，并强烈反对西方对叙动武。2013年8月叙化武危机曝光后，俄罗斯又提出“化武换和平”方案，将战争风险化于无形。分析认为，这为俄罗斯成为世界舞台的决策者铺平道路。③Jean Aziz,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returns to Mideast”, Al-Monitor, November 12, 2013.同时，俄罗斯乘势加强与埃及全面交往。2013年11月11日，俄罗斯“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亚历山大港，这是 1992年以来俄军舰首次停泊该港口。11月13～14日，俄外长拉夫罗夫和国防部长绍伊古共同访问埃及，显示俄罗斯在中东重新扩大影响力的战略意图。英法等欧盟国家也加大在中东经营力度。英国将沙特、阿联酋、以色列视为“经济外交”重点对象。2013年7月法国与阿联酋签订10亿欧元军售合同，8月获沙特逾10亿欧元战舰升级项目。法国还在伊核问题日内瓦和谈中搅局，法国总统奥朗德11月17日访问以色列时再次“挺以反伊”，由此赢得以色列赞誉。英国也在10月8日宣布与伊朗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谋求借伊核缓和大势重返伊朗。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中东只是“收缩”而非“撤离”。在未来，美国仍将是中东最主要的外部力量，对中东重大事务仍会选择性干预。美国的地区盟友尽管对美不满，但仍离不开美国。世界其他大国也无力为中东提供更多的东西，④Mahmood Shoori, “Moscow Unable to Revive Regional Power”, Iranian Diplomacy, October 30, 2013.其在中东扩大影响并非为取代美国，而是谋取更多利益。这种态势决定了大国在中东争夺仍将是“一超多强”格局。

五、结语

中东政治转型本来是阿拉伯世界谋求历史复兴的新尝试，但由于缺乏正确意识形态和先进政党引导，当前中东政治转型日趋陷入困境，因而其对中东地缘格局产生的影响，也以负面冲击居多。然而，历史历来是螺旋式前进的过程，中东政治转型当前遭遇的困境转型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短暂瞬间，它未来仍会继续向前发展，不断出现反复和波折，由此决定了它对中东地缘格局的影响也将始终处于“进行时态”，而不会是“完成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