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国文

范晔其人

●文/李国文

范晔，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是谁，但其著作《后汉书》，还偶尔被人提及，那也至少是读过大学历史系或中文系的人了。

许多年前，我在河南与山西接壤的山区里，一条叫做詹东线的铁路工地上劳动改造。那推门而出就能碰着鼻子的壁陡高山，让人感到压抑，甚至窒息。每天上午十点，透过山峰的阳光才能照射进来，之前，峡谷间的冷气流，顺着丹河弥漫，甚至三伏天也凛冽刺脸。而阳光之所以弥足珍贵，不在于它来得很慢，而是它走得太快，下午三点多钟，不到四点，好容易照射到谷底的阳光，又落到对面的峰峦背后。只有山高处，那放羊娃和他的三四只，或七八只山羊，加上朵朵白色云团，反射出眩眼的亮，亮得那样诗意盎然，但人到了背时的时候，就“文艺”不起来了。我很羡慕古人，就是这位范晔，已经坐了班房了，还与子侄写信探讨他的《后汉书》；甚至马上要处决了，还有精神写绝命诗一首。我想，我要落到那种田地，除了筛糠，别无他为。所以，我很敬佩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非常人也。

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会与南北朝时刘宋政权下这位风马牛不相及的大文人范晔联系起来，甚至突发奇想，有点滑稽，有点蹊跷。

说来也巧，因为工地需要劳动力，得招当地民工。于是，丹河下游的博爱县、沁阳县、以及温县、孟县的乡亲，便大批地来到工程队，编入工班，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一位姓范名锧的工友，由于这个罕见字“锧”，我很奇怪，他怎么取这个怪字为名，便有了交往。这样，我从他其实也不明白的家族渊源的介绍中，得知他原籍为河南南阳郡人，不知哪朝哪代，由南阳迁徙到怀庆府。他说，范姓在南阳是名门望族。他们北迁的这一支，按族规，男丁取名，根据族长家的那本《康熙字典》，他这一辈，都从“金”，轮到他恰好是这个“锧”字。然后，他突然考我，你念过古书吗？你知道范晔这位古人吗？当时，我怔住了。他很失望，他说他问过许多读书人，都回答不上来这个有关于他祖先的问题。

这时，工班长吹了哨子，大家立刻抛下工具找块地方，伸胳膊舒腿，抽烟喝水或者打旽。对于从事重劳动的人来说，工间休息也许最是人间的高等享受了。

于是，我问这位姓范名锧的工友，你能写出来你们祖上这位做过当朝宰相的名字吗？他用树棍在河谷的沙滩上，先写出了个“日”字，接着又写出了个“华”字。我明白了，随即告诉他，你家这位祖先，当过很大的官，但不是宰相。其实他最有名的是他著过一部史书。顿时，他眼睛亮了，显然在他的记忆里，曾经有老人对他谈过范晔，著过《后汉书》。激动的他，放下手中的树棍，抓住我的手摇晃着。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然后话锋一转，离题千里，我就说过，我就知道，你不会如何如何的，你一定会如何如何的，等等等等，对于他的好心安慰，我能说什么，只有报之以微笑。接着他说，若是有朝一日，你要是去教书，说不定会当上校长，你可要记着我呵，我这辈子一直想到小学里去，当那个上下课摇铃的校工。“是不是也叫校役？”他问我，我说，那是解放前的称呼，不过这也说明他憧憬这份职业的梦，做得多久多久了。

这位工友的祖先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的大史学家。河南南阳淅川人。不过我估计，从他往上数四代，并未在原籍地生活，他家既是东晋王朝身居要职的官员，也是建康城里数得着的书香门第，缙绅世族。魏晋，十分看重门阀，皇帝不时变换，王谢永远辉煌。然而，有幸生于高门豪族的范晔，却不幸是妾生而非嫡生。尤其不幸的是生于溷（厕所或者猪圈），而且一头碰到砖上，留下终身疤痕，所以他的小名叫砖。《宋书》说他：“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外表形象略差，这对他倒也无所谓了；正出和庶出，才干系重大，是他窝囊一辈子的事。王楙在《野客丛书》中说，晋代自“永嘉以来，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颜氏家训》也说在魏晋南北朝，“江左不讳庶孽，河北鄙于侧出”，这种“小妇养的”非嫡出身份，甚至到《红楼梦》里的探春小姐，也是她终生隐痛。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被戴上帽子的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动辄得咎，低人三等，之受歧视，之受迫害，很是近似。

因为这抬不起头的胎里带的致命伤，范晔唯有拼命读书，博涉经史，刻苦写作，务臻完善一途，来改变因妾生而遭家人唾弃和社会鄙视的弱势状态。

他的发奋没有白费，尚未成年，便以文章闻名。加之生父范泰，属于有眼力，而且有勇气豁出去的政客。在朝中多个野心家的政治赌局中，这位东晋王朝的中书侍郎，敢孤注一掷地站在刘裕一边。刘裕出身寒族，“本无学术”，“盛流皆不与相知”，但此人能带兵，会打仗，深通权术，不但打败桓玄，打败刘毅和司马休之，还灭了南燕和后秦，两次北伐中原，一次直抵洛阳，声威大震，不可一世，遂篡晋为宋，自立为帝。这样，押对了宝的范泰，当然高升，范晔也因此得福，被刘裕擢用为其子刘义康府下的冠军参军。

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开国之君，都是行伍出身的将领，有了尾大不掉的强大实力以后，便胁迫国君禅让而另立新朝。但这些昨天的军爷，今天的皇帝，一非出身于贵族门第，底儿很潮，二无资深的学问渊源，肚皮很空。因此，颇为在意家族的基因改造，谢灵运与刘义真的交游，范晔与刘义康的往来，就是刘裕有意识让自己的儿子与这些出名文人厮混，得以沾点灵气之举措。这当然很可笑，但中国人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误解，认为文学才能或才华，是具有传染性的埃博拉病毒，只要接触，立刻感染，然后被感染者就自动“文学”了，这当然是天方夜谭的事。

刘义康是个“浅陋不好读书”之徒，比范晔小约十岁，所谓“参军”，就是幕僚，而所谓幕僚，就是既能帮忙，更能帮闲的亲信。这位主子待范晔不薄，颇有点哥们儿义气的意思，府中的大事小情就全交给他。数年之间，范晔一路攀升，由冠军参军迁右军参军，转而担任尚书外兵郎，还随名将檀道济出征。然后，外放荆州别驾从事史、新蔡太守等任，再回建康，任司徒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等职务，朝中有人好做官，范晔由一个科级干部，在刘义康的庇护下，至少拔到副部级高位。

这里，不能不说到刘宋初期文坛盟主谢灵运了。

梁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总论》里，认为南朝文坛的“酷不人情”之弊，就是受到谢灵运影响的结果。一个时代的文人风气，绝非一个文人，两个文人所能左右的。萧子显归罪于谢的论点，不免有些偏颇。但谢灵运确实是当时的一朵文学奇葩，他的折腾，他的胡闹，他的荒唐，他的洋相，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萧子显所说的“酷不人情”的“酷”，与当下时人潮语的“酷”（cool）绝不是一回事。但谢灵运出足风头地大玩其酷，估计很让范晔心向往之。

谢灵运与小他十三岁的范晔，从目前所能阅读到的史料文字，两人几乎没有任何交集。虽然，在《宋书·谢灵运传》中有一句，“太祖登祚，征为秘书监，再召不起，上使光禄大夫范泰与灵运书敦奖之”，说明范晔生父与谢灵运是有一定交情的，否则刘裕不会请他出来缓颊。也许，目空一切的谢灵运，根本不把范泰的儿子放在眼里，然而，在自以为是上，在自负不凡上，在自说自话上，在自由主义上，范晔视谢灵运为自己的精神教父，是绝对有可能的。毛泽东很看不上谢灵运，读他的《池上楼》，有过一段即兴批注：“此人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所以，在范晔身上，也存在着类似的矛盾。统治者不是不要文人，相反，很需要文人，装点门面也好，粉饰太平也好，歌功颂德也好，附庸风雅也好，没有文人真是玩不转，但他需要的是听话的文人，懂事的文人。而谢灵运、范晔就是玩过了头，玩出了界，才被皇帝“喀嚓”掉的。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刘义康之母王太妃逝世，刘义康令旧部悉数来府大办丧事。保护伞很重要，这一点，范晔很清醒，已经专揽朝政的司徒、录尚书事、又领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的刘义康，他哪敢得罪？可怎么说他也是人所敬仰的大学者，人尽知晓的大文人，与一众马屁精，跟屁虫，涕泗滂沱地跪在太妃灵前哭丧，实在大跌身份。文人的不拘形迹，官员的恪尽厥职，自由与不自由，服从与反服从，是个两难的悖论，让范晔大不自在了好几天。一方面，很想学一学谢客的名士风流，对谁都不买账，可另一方面，也害怕落到诗人的被逐下场，次年（433）这位玩酷奇葩到底在广州弃市，证明范晔所虑甚当。最后，还是上了彭城王派来接大家奔丧的专驾，警车开道，来到彭城王府。

中国文人最可贵的一点，只要皇帝不杀他的头，他还活着，他心底里的自我之火就不会灭，只要自我之火不灭，统治者可以按下他的头，但他不会真心降服，统治者可以让他闭上嘴，但他不会真心认输，这就是中国文化不绝于缕的道理所在，也是所有统治者最感棘手的事，因为最终最终绑在耻辱柱上的是皇帝，以及皇帝的帮衬。范晔到了王府，捏着鼻子为太妃守丧，表面文章，不得不做，眼泪鼻涕，不得不流，但那个憋屈啊，别扭啊，让这位在声望和名气上不次于谢灵运的范晔，被视作一个跟班，一个家丁，尾随众人，磕头如蚁，痛苦之极，恼火之极。为了消解这种屈辱感，卑贱感，他邀了几位朋友，在他弟弟范广渊处喝酒消愁。

即使一般人家的丧事，主人表面上的沉痛悲伤，客人应付说的节哀顺变，总是照例行事，要做做样子的。何况王太妃，何况刘义康，何况如此隆重的国葬？范晔一开始也许关着门偷偷喝，可喝高了管不住自己，有意打开窗户，一边听着挽歌，一边笑谈取乐，以示其文化名流不同一般的自由率性。于是，有人汇报上去，炫酷的同时，倒霉接踵而至。《宋书》是这样写的：“元嘉九年冬，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晔弟广渊，时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宿广渊许，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义康大怒，左迁晔宣城太守。”

按本意，刘义康不想下此重手，那时的刘义康比他当一国之主的哥哥刘义隆还牛皮，刘义隆都吃不到刘义康吃的大柑子，地方贡品总是先送彭城王府，然后才送皇宫。所以，刘义康也是想杀杀名士的威风，鸿儒的派头，也为自己将来登大位立下规矩。范晔还算幸运，没有一撸到底，从副部级降到厅局级，从中央机关调到地方任职，但政治行情大跌，刘义康的大伞再也不罩着他了，官场之险恶就是极端现实，无比势利，范晔顿时成为落水之狗，人人都尽量远离他。

但范晔，最令人敬佩者，是其与常人不同的倔强，从他呱呱坠地碰到砖头而头破血流开始。一直厄运当顶，而不气馁，哪怕压力山大，绝不消沉，能够做到如此，若没有足够的精神支撑，是难以为继的。我也曾经落入不堪回首的绝望境地，“碰壁撞墙家常事，几度疑死恶狗村”，以至孬种过，孙子过，轻生过，自杀过，但从来生不出范晔那种你让我跪倒，我偏不趴下，你让我低头，我偏要昂起的汉子精神。好吧，宣城就宣城，老子写《后汉书》去。

时年三十五岁的他，一直心有宿愿，要写一部像点样子的，能与《史记》、《汉书》并肩嫓美的《后汉书》。当时，图书市场（姑且假定有）流行十多种从东汉建武元年（25）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之间一百九十六年后汉史书。范晔检视以后，总有不如人意处，若非体例不周，便是剪裁欠妥，倘非文笔粗窳，就是褒贬失当。他至少用了十年以上工夫，悉心打磨，反复勘定，字斟句酌，意精旨深，这个范晔，忍不住夸奖自己：“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事实确如所料，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范书贵义德，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近世两位大学者也给《后汉书》很高评价，章太炎说：“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陈寅恪说：“蔚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尽管这是一部经后人补订才完成的《后汉书》，一经问世，其它先行流通的有关后汉的史书，相继消失，这也说明范晔《后汉书》的价值所在。

做学问，搞政治，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不可兼得。真正的文学家，离政治尽可能地远，严肃的政治家，对文学不感兴趣。可具有这份定力，谈何容易？越是半瓶子醋，越晃荡，越是那些靠文学爬不上去的文学家，才攀附政治，依附权贵；同样，越是政治上基本歇菜的政治家，才舞文弄墨，吟诗作画。大约在元嘉十六年（439），宋文帝刘义隆就不再光顾其弟义康府邸，在宣城写《后汉书》的范晔，心浮气躁，坐卧不安，作为政治赌徒的他，预感到变化即将发生，《后汉书》再也写不下去，钟山脚下的一举一动，石头城内的蛛丝马迹，无不在他的关注之下。果然，元嘉十七年（440），刘义隆找了一个名目，收杀、流放、废置了刘湛、刘斌、何默之、王履等一干人，这些刘义康的铁杆亲信，忠实党羽，杀的杀，关的关，刘义康见势不好，上表求退。刘义隆下令他为江州刺史，从京城逐出，出镇豫章。血腥气对于政治动物而言，有种特殊的吸引力，范晔岂能错过京城权力斗争的盛宴。于是，范晔将他未写完的《后汉书》打包捆好，束之高阁，难以自制地要卷进一场涉险赌命的游戏中去。一叶扁舟，顺风顺水，来到建康。

刘义隆竟然相信范晔为揭发刘义康而来，认定非刘义康一党，竟然相信他可以使用，并安排为自己儿子刘浚的长史。刘浚时为扬州刺史，身负重职，然而却是一个年仅十二岁的顽童。范晔此次为刘浚长史，比从前为刘义康参军，更加有权有势。两年后，刘义隆竟然相信范晔，有才有识有本事应该调回建康，将他提升为左卫将军，与右卫将军沈演之同掌禁军，参与机要。直到范晔事发以后，才假惺惺为自己的愚钝开脱。“晔素无行检，少负瑕衅，但以才艺可施，故收其所长，频加荣爵，遂参清显。而险利之性，有过溪壑，不识恩遇，犹怀怨愤。每存容养，冀能悛革，不谓同恶相济，狂悖至此。”如果说他爹刘裕称得上英明，那么刘义隆的智商值得打个问号，连最起码的警醒也无。所以他的儿子，儿子的儿子之不成器，之一代不如一代，与晋王朝司马炎的后代，终成白痴，不可救药同样，大概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规律，到了帝王家，便加速度运转，颓败得更快了。

范晔终于如愿以偿，得以出入内廷，按理说，应该扬眉吐气的他，却高兴不起来。

第一，刘义隆容得了他，但刘义隆身边的利益集团却处处排斥着他，拒绝着他。譬如：“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他很想给儿子娶一位公主为妻，都因他是妾生而被拒；譬如：“时晔与沈演之并为上所知待，每被见多同。晔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尝独被引。”登堂而不能入室，同在一个屋檐下，却不被视为一家人。这很令他寒心不安。

第二，刘义康人还在，心不死，他尽管失势，并不等于失败。多年掌握朝政，其人马，其实力，其一呼百诺的声威，其死心塌地的余党，他不得不顾忌，不得不收敛。所以。当远在豫昌的刘义康，一再托人向他表示道歉，当年所作过当，“求解晚隙，复敦往好。”于是，这位本来的史学大家，现在成为绝对的政治小人，果真以为刘义隆多病缠身，不久人世，果真以为刘义康救世扶危，大孚人望，果真以为清君侧师出正义，重造宋室，果真以为得手后高官厚禄，位极人臣。利令智昏，与刘义康密切往还，私相勾结，沆瀣一气，准备政变。可他不想想，围绕着刘义康的失意政客，下台官僚，不肖子弟，僧尼妖孽，都是些什么玩意？结果可想而知，毫无顾忌地上下串联，明目张胆地招兵买马。终于，经人密告，阴谋败露，身陷缧绁。最后，证据确凿，株连三子，同时伏诛。范晔死年四十八岁，死前，狱卒援例供酒，别的同案犯都没心思喝，他却照饮不误，醉中毙命，这一点，够神。

《宋书》曰：“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晔谋反，及党与皆伏诛。丁酉，免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为庶人。”学问大，野心更大，名气高，欲望更高的范晔，就这样自作自受，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958年大跃进以后，三年自然灾害，基建下马，工程缩编，民工返乡，我也离开大山深处的詹东线。分手时，范锧塞给我一张字条，是他的通信地址。一再跟我说，什么时候当上校长，我去给你摇铃。后来，我始终未能谋上这个职务，因此，也就始终未能完成他的嘱托。如今，我老了，他应该更老，于是，就成为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