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迎春

马克思通过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彻底解构了唯心主义的历史认知模式，构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认知模式，使科学认识和把握人类历史成为可能。在当代历史研究中，一些学者用“叙事”代替“历史”，意在否定历史的客观实在性，特别是客观规律性。这样，历史就可以任意“叙事”了。比如，“告别革命”论从抽象人性理论出发，否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进而否定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都是走错了路。这种“历史叙事话语”充满了主观臆断，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历史认知模式，它的核心方法是用一种精神肢解历史、让历史服从于精神。虽然马克思解构了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认知模式，但是它并不会因这种解构而消失，它寄居于形形色色的理论模型中。在有的人那里，唯心主义历史认知模式既是一种思想方法，也是一种精神信仰。在当代的学术话语中，有些人已经不屑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理论划界。但是，主观否定并不能否定掉客观事实，当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大行其道的时候，主观否定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理论划界显然是有害的。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使命就是揭示唯心主义历史认知模式的实质和危害，使精神和思想回到其“应然”位置，给我们明确了判断思想僭越的方法和标准。

一、精明的小店主和糊涂的思想家：历史认知的困难在哪里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大都能看清周围事物的真相。而一旦扩大到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就可能犯形形色色的错误，许多博学的思想家都不能幸免。诚如马克思所说，“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纂学却还没有获得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象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5页。。小店主只凭日常经验，就可以对周围事物作出正确判断；但是，包括历史编纂学家在内的思想家，如果只凭日常经验和历史记载去判断历史，就往往会犯错误。这就是历史认知的困难，解决这一难题不能靠思维直觉和日常经验。所以，能否正确认知历史就在于能否超越思维直觉和日常经验。在思维直觉和日常经验视域下，既不存在生产方式、经济基础这样的理论范畴，更不存在历史发展规律这样的认知范畴。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马克思解构唯心主义历史认知模式的重要范式，对它的理解就不能靠思维直觉和日常经验。马克思从历史事实出发，又超越了“历史编纂学”，他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历史上发生过的各种社会革命都是“一切历史冲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可称之为历史发生学原理，它正确说明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说明了将精神和思想看作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错误的。马克思认为，唯心主义历史观要么完全忽视“一定的生产力总和”这一历史的现实基础，要么把它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关联的附带因素。这样，历史就总是按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如理念、精神等）来编写；而现实生活生产却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了某种脱离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解决了历史本质和本原问题，为我们识别历史唯心主义理论确立了根本标准。

许多思想家往往不甘于“物的统治”，总是热衷于让物服从于思想、让思维统治存在。其方法是将人抽象化，认为不同历史、不同社会中存在共同的、一般的人，这种共同的、一般的人有着共同的精神特征和价值追求，社会历史一旦偏离了这一共同的精神特征和价值追求就是异化了的社会存在。从马克思的观点看，这不过是哲学家的幻想和思维游戏罢了，“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页。。有多少种历史理论，就有多少种“人”，每一种“人”的本性存在本质差异，历史理论的冲突就成了“人”的冲突或人性的冲突。“人”或“人性”理解的冲突和矛盾，说明不能将历史归结为“人”或“人性”，历史认知不能撇开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现实条件。

世界历史的形成是正确认知历史的困难之一，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更是超越了个人的思维直觉和日常经验，“空间”的扩展给历史认知带来了新困难。马克思认为，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每个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一点还是为了说明历史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进一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③姜迎春：《马克思恩格斯对思想的科学定位及其方法论意义》，《南京师大学报》2011年第5期。马克思、恩格斯用历史事实说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并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这就说明，世界历史的形成不是基于什么世界精神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个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的存在。但是，无数个“思想家”还是习惯于用某种“宇宙精神”解释世界历史的发展。

克服唯心主义历史认知模式还有一个障碍，就是“意识形态家”对自身理论的盲目信仰。这种盲目信仰源于“意识形态家”的思维局限性，许多人对这一局限性毫不知觉，甚至以此为荣，他们不仅满足于对历史的一知半解，还将这种一知半解当作真理到处炫耀，形成了五花八门的历史理论。马克思指出，“关于一个阶级内的这种意识形态划分：职业由于分工而独立化；每个人都认为他的手艺是真的。他们之所以必然产生关于自己的手艺和现实相联系的错觉，是手艺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关系在法律学，政治学中——在意识中——成为概念；因为他们没有超越这些关系，所以这些关系的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也成为固定概念。例如，法官运用法典，因此法官认为，立法是真正的积极的推动者。尊重自己的商品，因为他们的职业是和公众打交道”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4～135页。。历史认知的学科差异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差异的显著特征是概念崇拜。

总之，唯心主义历史认知模式是由于错误地理解客观现实和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而唯物主义历史认知模式认为，现实的历史既不是由标榜为普世价值的理念，也不是由自命不凡的社会精英创造的，历史有其客观的发展规律。将主观历史凌驾于客观历史之上，必然产生错误的历史理论。

二、思想统治与阶级统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依附性如何形成

唯心主义历史认知模式强调思想统治的绝对地位，这种思想统治具有超历史、超阶级的特性。马克思指出，在阶级社会，当统治阶级内部出现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以后，从事精神劳动的这一部分人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这些思想家是这一阶级中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这些玄想家“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9页。。马克思认为，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有时可能发展成这两部分人之间的一定程度的对立和敌视，这种对立和敌视表现为思想的“冲突”。比如，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部也存在着不同思想派别的“冲突”，但其根本宗旨是一致的，所以，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冲突”只是表象而已。马克思科学说明了思想统治和阶级统治的关系，即思想统治是阶级统治的表现，所谓思想或思想统治的至上性是不存在的。

在唯心主义历史认知模式中，不同的思想统治和支配着历史，这样，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和 “普遍观念”，并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一般概念的“自我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从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一般人中能引申出人们的一切关系，也就很自然了。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1页。。马克思指出，精神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的全部戏法，可以归结为以下有机统一的三个手段：

首先，必须把进行统治的个人和统治思想分割开来，承认思想或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其次，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承继着另一个而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把这些思想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最后，“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或者，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玄想家，而这些人又被看作是历史的制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2页。。过滤掉思想的物质因素之后，思想就成了超越一切时代的绝对主宰，这是一切唯心主义理论的通用把戏。

马克思在批判思想或思想统治至上论的基础上，科学阐述了思想统治和阶级统治的相互关系，揭示了唯心主义历史认知模式的阶级本质。马克思说出了阶级社会中一切统治阶级不愿意承认的思想统治把戏，“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性质，它的阶级依附性是其基本属性。这样，“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科学把握思想的历史内容、实践本质和时代特征提供了方法和依据，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关于存在“普世价值”的一切论调都是虚妄的理论主张。

三、虚假代表与真实代表：意识形态的真相如何揭示

任何意识形态都声称自己代表的是普遍利益或人类利益，这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但是，这里有虚假代表和真实代表的区别。马克思指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这种思想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由此可见，思想的世代变化是统治阶级更替的表现形式，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真相。统治阶级如果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说成是普遍利益的代表，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或欺骗性就暴露无遗了。

在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还会以其道德化和神圣化表现出来，在社会矛盾激化、阶级分化剧烈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就越想尽一切办法加强意识形态的道德化和神圣化。马克思指出，“当前社会的交往形式以及统治阶级的条件同走在前面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愈大，由此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裂愈大，那末当初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当然也就愈不真实，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了；这种交往形式中的旧的传统观念（在这些观念中，现实的个人利益往往被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但是，这些东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它们对意识本身的作用愈小，那末它们对自身的捍卫也就愈坚决，而这个标准社会的语言也就愈加虚伪，愈加道德化，愈加神圣化”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31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学家是资本主义方式和资产阶级统治的代言人，其论证方法表面上具有超阶级的特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惯用的手法是将社会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他们认为，封建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人为的，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的。所谓“天然”就是合乎规律的，所谓“人为”就是违背规律的，孰优孰劣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对此，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1页。。这种所谓“天然”与“人为”的制度差异，也是历史终结论的基本依据。现在，仍然有人将资本主义说成是“天然”的，将社会主义说成是“人为”的。这一理论的潜台词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合乎规律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是违背规律的。这样，资本主义就成为不可超越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就很自然地披上了道德和神圣的外衣。

旧式革命的特点造成了少数人代表全体人民的假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以往一切革命的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取代，“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一个统治的少数这样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取代它执掌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一个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而有能力并且负有使命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安然听之任之。但是，如果撇开每一次的具体内容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于是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少数代表了全体人民”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0～511页。。近代无产阶级革命之前的一切旧式革命都造成了“少数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假象，革命似乎只是由于少数人的努力和牺牲才得以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区别于旧式革命的显著标志就是强调革命不是少数人的事，革命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无产阶级自身。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在现代社会，少数人如果还想以救世主定位自己，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

只有真正革命的阶级才能将阶级利益和普遍利益统一起来，马克思指出，这个阶级就是工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所有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他的阶级都会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它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必然要肩负起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任何狭隘的经验直观都不能真正看到人类的真正前景，也看不到唯物史观、工人阶级和人类未来这三者的内在关联，“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底蕴表明，这一哲学本质上是工人阶级世界观，是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实现人类解放的行动指南。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哲学才能走出书斋和精神贵族的狭小圈子，成为广大人民创造生气勃勃的新生活的实践力量，从而实现哲学向人民的回归。这一以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为标志的新世界观，实现了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的统一，以及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和人类意识的统一，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哲学，从而实现了哲学向现实生活的回归。它不但根本区别于自我封闭的传统‘体系’哲学，也区别于西方现当代形形色色的‘生存论’哲学”③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产主义底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24日。。

在当代形形色色的学术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自我封闭的“体系”哲学，这个体系就是某种精神“体系”，前面提到的所谓“告别革命”论就属于这样的“体系”。“告别革命”论认为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有巨大的破坏力量，不能依靠革命推动历史进步。“告别革命”论提出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破坏了“正常的”历史进程，“以俄为师”使中国偏离了“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在类似这样的理论话语中，不存在客观的历史进程，更不存在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只是面团，他们想怎么揉就怎么揉。这样，客观历史就成了纯粹的精神史或思想史。在历史研究领域，这种主观代替客观的错误倾向十分普遍，造成了许多消极影响，如不加以克服，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