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婵［暨南大学， 广州 510632］

论《黄金时代》中的性叙事

⊙吴佩婵［暨南大学， 广州 510632］

王小波《黄金时代》中的性叙事，不是简单地放逐欲望，其背后有着丰富的意蕴内涵。在专制权力的统治下，由于意识形态对性的渗透、控制和扭曲，“性”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的困境。在调侃与反讽的背后，王小波对权力进行了颠覆，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反思。通过对本能的性的肯定，王小波将个体从权力的规训下解放出来，体现了他对人的生命意识的张扬与主体地位的维护。

性叙事 专制权力 生命意识 反讽

开门见山地描写性爱，是《黄金时代》的一大特点。有人说它格调不高，这其实是对小说的一种误读。作者选择“性”这一特殊的写作角度，是有意而为的。“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饥饿的年代里吃会成为生活的主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①这就是为什么性行为，为什么属于性行为范畴的活动与快感会成为王小波关心的对象的原因。他这样写，是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与反讽，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审视与反思。正是这种对现实世界的独特理解和特立独行的言说方式，使他的作品闪耀着智性和诗意的光辉。

一、性与专制权力

“‘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灾难，然而它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的末日庆典。作为一次盛大的革命节日，它那放纵的狂欢场面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深刻而久远的，事过境迁，那些粗暴拙劣的行径无不具有诗性的历史象征意味——它们成为文化死亡后散落的残简碎片，不仅拼合成一个令人绝望的末日情境，而且喻示着一个令人想入非非的黄金时代。对于一部分中国人来说，‘文革’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梦魇；而对于另一部分更年轻的人们来说，它可能更像是一场奇怪的仪式，一次疯狂的初恋，一段神奇的传说。”②王小波经历了那个疯狂的年代，见过那些怀抱伟大理想的人们为所谓的革命事业倾尽热情的癫狂状态。反人性化的道德伦理，抑制本能的专权政治，让民众时常处于冲动、恐惧和仇恨的癫狂中。王小波没有正面对专权政治进行描述，但他不厌其烦地探索受到社会大肆抨击的、“私人领域”中的性，并以此来揭露施加于自然人性之上的权力。

性本是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是人类为了自身的欢娱和繁衍而乐意为之的事，可是在专制权力的统治下，它却成了禁忌，成了耻辱，成了所谓“道德标准”需要规范的核心内容。它属于公共权力，不再是私人的隐秘和权利；不仅仅是被批判的对象，还是被管理的对象。但《黄金时代》中的主人公，却在刀尖上舞蹈，在现实困境中追求本能欲望的满足，享受性爱的乐趣。越是不可为之事，他们越是以极大的兴趣与迷恋沉浸其中。在这一层面上，权力的专制统治便和小说主人公形成了“压迫/反抗”、“规训/反规训”的关系。一方面，权力试图通过对身体的“规训”来消解人的主体性，把人固定在对权力统治有利的特定位置上；另一方面，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又不满于权力的压迫，总是试图逃脱思想的控制和暴力的制裁，追求人性的自由。

革命化的道德伦理扭曲了正常的性爱，人对于性的价值判断也病态化。在《黄金时代》中，陈清扬和王二两人的故事始于“破鞋”的讨论，终于“破鞋”的实践。仅仅因为年轻漂亮，陈清扬的身份就被霸道的大众话语所扭曲。“所有的人都说她是一个破鞋，但她以为自己不是的。因为破鞋偷汉，而她没有偷过汉。”但她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在寻求道德认同失败后，陈清扬转向对欲望的追求——“既然不能证明她不是破鞋，她就乐于成为真正的破鞋。”于是，在王二的诱导下，他们俩一起逃进了深山，远离权威与世俗，在后山上“作案”无数，在纯洁而勃发的性爱中享受原始而强烈的快乐。一次次地逃离权力的制约，放纵生命的欲望，这很明显是一种犯禁行为。在人格和尊严受到践踏的境况下，性爱，不仅是满足躯体欲望的一种方式，更是主人公反抗权力压迫、反击非性现实的一种手段。

专制权力的统治者热衷于政治斗争，对本能的性却是千方百计地斥责、阻碍和否定。人的主体性被最大限度地剥夺，就连性这一最深层最隐秘的领域都受到广泛的监视与控制。所以当王二和陈清扬从山上回到队里的时候，他们被当作“思想淫乱，作风腐败”的典型给抓了起来，被要求交待“男女关系问题”。人保组要批判王二和陈清扬，让他们写材料就是要他们交待自己搞破鞋的行为，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陈清扬“无知”地消解了这种政治意识，在最后一篇交代材料里，陈清扬写了她“真实的罪孽”：“在那一瞬间他爱上了我，而且这一件事永远不能改变。”陈清扬认为这种真实的爱的感觉“比她干过的一切事都坏”。这让团长和人保组的人无所适从，不知所措。主人公对性爱的坦荡态度在无形中消解了政治权力的权威性。“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现在又加上，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做过这事和喜欢这事大不一样。前者该当出斗争差，后者就该五马分尸千刀万剐。但是谁也没权力把我们五马分尸，所以只好把我们放了。”人是有欲望的肉身，无论权力如何对性进行否定，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无法遮蔽更无法消除。人受欲望的驱使，总会不由自主地触及性。性本能创造了自己的天地，非权力所能控制。所以当陈清扬和王二坦诚一切时，人们除了放过他们别无他法。欲望的存在成功地解构了政治权力。主人公冲破现实权力秩序的樊篱去追求自由的努力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治束缚和权力规训的压抑状态。

在小说里，主人公王二特立独行，追求自由，充满反抗精神，又饱受历史权力的压制。他一边解构现实世界荒诞的生存秩序，一边又受难于权力以及愚昧无知的人们所带来的折磨，始终处于一种矛盾冲突的张力空间中。这些张力冲突不仅凸显了王二的主体意识和自由主义精神，也形成了一种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主人公以性爱作为张扬生命力量的视觉和逻辑起点，并把它作为一种释放本能，摆脱压抑，逃脱政治束缚，表现人性的方式。王小波在《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一文中明确地说道：“（小说）真正的主题，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可以说，王小波通过性，成功地突围了专制意识形态的统治，揭露了权力的荒诞本质，并呼唤自由、尊严、理性时代的到来。

二、性与生命意识

在《黄金时代》中，王小波始终把性看作是人的生命力的一种象征。他不仅给予性最坦荡的承认，并且把它与生命的自由和尊严联系在一起。他笔下的性就如同生命本身，“健康、干净、既蓬勃又恬淡”③。性的压抑和放纵，表现出的都是他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身体的解放是人的解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性的自由也与人的自由紧密相连。在王小波的小说中，针对社会不自然的状态，他坦荡地拆解自身，酣畅地叙述性事，向偷窥者敞开，不仅把主人公的那点“小心思”、“坏心眼”大大方方地展现给读者，还对性进行了去蔽还原。

《黄金时代》把“性”的话题作为故事的核心内容和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在一次访谈中，王小波谈到，写这个中篇，他就是在怀疑，或者说想发现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性爱”。“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就是‘文化大革命’里头，在人性受压抑的时候，不断地追问，人对性爱会有怎么样的理解。一重一重地盘问下去，就构成了这篇小说。”④重重追问，是对一个极度混乱与压抑的时代的审视，也是自我思考的一种特殊方式。王小波坦荡直白地描写性，不是为了喧哗取宠、标新立异，而是在对本真人性的解放中消解严肃与崇高，反抗专制权力对人的压制与摧残；是对自我的发现和探索，体现的是对生命最本质的尊重和关怀。

《黄金时代》里面有这样的一段描述：“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正在河边放牛。下午我躺在草地上睡着了。我睡去时，身上盖了几片芭蕉叶子，醒来时身上已经一无所有（叶子可能被牛吃了）。亚热带旱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痛痒难当，我的小和尚直翘翘地指向天空，尺寸空前。这就是我过生日时的情形。我醒来时觉得阳光耀眼，天蓝得吓人，身上落了一层细细的尘土，好像一层爽身粉。我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勃起，都不及那一次雄浑有力，大概是因为在极荒僻的地方，四野无人。”

如此坦然地描写王二一次雄浑有力的勃起，确实惊世骇俗。道德卫士们看了大概免不了要脸红心跳，视之为洪水猛兽。但王小波从不要求他笔下的人物承担什么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他只强调人的自我价值和生命意识。在虚伪的道德烟幕背后，性，其实是生命本体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生命力量的敞开，是生命意义的强化。“在荒野上高扬的，毋宁是一面生命的旗帜，性与年轻的生命最基本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成为它的标志。”⑤对性的肯定，便是对生命自身的肯定，意味着人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工具，而且人本身也是终极目的。但个体的自主性，主体的尊严，却往往为专权政治所防范。掌锤的队长每每对知青们怒吼：“你们这些生牛蛋子，就欠砸上一锤才能老实！”“锤骟”这一相当形象的话语，表现出的是专制主义剥夺个体生命尊严、摧毁个体自由意志的企图。队长的话从侧面反映了专制意识形态对人性的压制、对人的生命力的严酷控制。于是，对性的捍卫便成了对生命尊严的捍卫，是摆脱权力规训，获取生命自由的抗争。“按他的逻辑，我身上这个通红通红，直不棱登，长约一尺的东西就是罪恶的化身。当然，我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在我看来，这东西无比重要，就如我之存在本身。……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这种义正词严的宣言，让人感受到生命强韧的质感。在小说中，本真的性，具有一种自然朴素的美，是人的生命意识和自由精神的体现。冷静的性叙事背后是王小波对专权统治的嘲讽与反抗，是对个体的生命意识和自由意志的维护与张扬。

“春天里一棵小草生长，它没有什么目的。风起时一匹公马发情，它也没有什么目的。草长马发情，绝非表演给什么人看的，这就是存在本身。”⑥性，就是存在本身。酣畅淋漓的性爱，是对权力的反叛式解构，也是个体彰显生命意识、追求精神自由的一种手段。王小波通过剥离附加在性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文化禁忌，使性超越了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的所指，进入生命意识的哲学层面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层面上。

三、反讽手法的运用

对于性描写，王小波认为：“问题还不在于该不该写性，而在于不该写得没劲。”⑦在小说中，王小波经常运用黑色幽默、反讽、比喻等多种艺术手法,把包括性行为在内的生活场景表现得充满戏剧色彩和喜剧意味。小说中的主人公经历了沉重的时代体验，但他们没有故作深沉悲壮、忧国忧民之态，而是在调侃与反讽中对传统道德、冷酷现实做了严肃的批判和反思。

反讽的叙事方式往往具有某种鲜明的反叛性，即以独特的行为、语言去反叛既定规范以获得解放的快感，“突出了人物生存环境的荒谬、冷酷，嘲讽、挖苦和攻击传统价值与美学观念，表现世界的异化、人性的沦落与情感的破碎”⑧。用纪实的手法把历史呈现在人们面前，王小波是不屑这样做的。因为在他看来，反讽和幽默便是痛苦和不幸的“解毒剂”。他追求的是“有趣”，并不断在“有趣”中剖解权力的虚假和历史的虚无。

《黄金时代》这个题名具有丰富的内涵。小说中共有四处提到“黄金时代”一词。第一处，“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第二处，“我这个人，一向不大知道要脸。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的黄金时代。虽然我被人当成流氓。”第三处，“陈清扬说，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虽然被人称作破鞋，但是她清白无辜。她到现在还是无辜的。”第四处，“那时她心里也有很多奢望。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虽然那时她被人叫作破鞋。”从这四处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作品被命名为《黄金时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里面涉及到的故事主要发生在王二和陈清扬的“黄金时代”。那时候他们年轻、斗志昂扬、充满激情和反叛精神，追求爱情与自由，正处于一个应该有所创造、有所作为的时期。但是，他们的黄金时代，遭遇了一个荒谬的大时代。在这个专制统治的大时代中，他们的生命尊严和自由意志受到了严酷的压制，连追求自由的基本权利都没有。无论是“逃亡”还是“出斗争差”，都不该是一个良态时代里年轻人的主要生活经历。《黄金时代》这个标题具有深刻的反讽意味。另外，小说的开篇便是关于“破鞋”的讨论。陈清扬希望王二证明她清白无辜，王二却一本正经地建议她做一个真正的破鞋。反反复复，兜兜转转，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出的却是荒唐无理的结论。而这种荒唐无理的思想形态又普遍存在，控制了人们的生活，给个体带来难以申诉的灾难和痛苦。“那里的人习惯于把一切不是破鞋的人说成破鞋，而对真的破鞋放任自流。”这种道德伦理不只是谬误，更是对是非黑白的颠倒。所言非所指，这种在错误的基础上进行推论并得出可笑结论的方法，也是一种反讽的方式。无可反驳的论证反衬出事件的极端可疑，从而质问荒诞时代权力话语的合理性和真实性。

再看出斗争差的描写：“有关斗争差的事是这样的：当地有一种传统的娱乐活动，就是斗破鞋。到了农忙时，大家都很累。队长说，今晚上娱乐一下，斗斗破鞋。但是他们怎么娱乐的，我可没见过。他们斗破鞋时，总把没结婚的人都撵走。再说，那些破鞋面黑如锅底，奶袋低垂，我不爱看。”“斗破鞋”本是严肃的政治运动，但在王小波笔下，它成了一种娱乐。它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被颠覆。陈清扬不为自己成为破鞋感到羞愧，反而觉得“她无疑是当地斗过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斗她的时候，周围好几个队的人都去看，这让她觉得无比自豪。”她这种自我满足、自娱自乐、超然自得的姿态消解了权力的压制和传统道德的约束。专权统治限制人的行动，但思想还是属于自己的。在无所逃遁的现实中，王二和陈清扬正是以这种调侃世俗的方式实现了精神的自由。

王小波笔下的王二顽皮无赖、爱耍小聪明，甚至故作癫狂之态，但一直没有放弃对自由的追求，不甘为世俗、权力所束缚。他坦率幽默的言语和自我放纵的行为常常让人忍俊不禁。但王小波的想象力、创造力远不止此。他深厚的思想，对历史和现实深刻、敏锐的批判，都诉诸于作品不动声色的黑色幽默中。面对现实的荒唐与残酷，面对生命的不幸与无奈，王小波以一种喜剧的姿态超脱了生存的苦难，并开拓出自由智性的精神空间，以此反抗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建构人的主体地位。性爱是最私人化的行为，无论权力的震慑力有多么大，都无法消除这种本能的存在。王小波写性始终把它看作真实人性的一部分，对他而言，性叙事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包含了王小波对权力的反叛式解构和对主体自由意志的坚决维护。

①⑦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第88页。

②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③ 李银河编著：《王小波十年祭》，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

④ 影碟：《寻找黄金时代——纪念王小波逝世8周年》，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2005年版。

⑤ 韩袁红：《王小波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4月，第46页。

⑥ 王小波：《黄金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⑧ 刘文军：《荒诞中的反讽——〈第二十二条军规〉解读》，《作家杂志》2009年第5期。

作 者：吴佩婵，暨南大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