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济南 250014]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语言学家。作品有《日知录》《亭林诗文集》等。他是清初遗民诗人的代表之一，诗作多伤时感事。

遗民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群体，是易代的特定产物。即归庄所谓“惟在兴废之际，以为此前朝所遗也”①，其基本的行为准则便是孔子所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②。理论上来说，凡是朝代更替就会产生遗民，但元初和清初遗民尤多。清代遗民的抗清斗争持续了四十多年，他们对于所见所闻有感而发，诗中渗透了强烈的切身感受，虽不事雕琢，却具有震撼心灵的艺术感染力。

顾炎武有不少诗作流传于后世。本文试从顾炎武的生平入手，结合时代背景和具体诗作，对其诗歌思想和艺术特色进行探讨，初步总结其遗民诗的主要特点。

一、顾炎武生平

顾炎武一生志在反清复明，报家国之仇。他到处奔走，积极联合各种抗清力量，足迹遍及齐、鲁、燕、赵和秦、晋地区。我们主要参考卢兴基的《顾炎武》③，将其一生分为三个阶段作简要介绍。

1.幼承庭训，崇尚忠义，不为异国臣子 顾炎武幼时过继给堂伯为嗣，寡母王氏，“昼则纺织，夜观书至二更乃息”，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常熟陷落，王氏闻变，绝食殉国，临终嘱咐顾炎武说：“我虽为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先妣王硕人行状》）

明末，朱氏王朝的封建统治日趋腐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外有异族侵犯，内有农民起义，面对这些矛盾，从早年就受到儒家正统思想教育的顾炎武，虽然也和一般封建士大夫一样，对于农民起义缺乏认识，往往带着阶级偏见称他们为“流寇”“妖民”，但他思想上的主要敌人却是满清贵族。他认为民族矛盾是造成朱氏王朝病害的主要原因。其诗作《羌胡引》中明确表现了这种思想：“征兵以建州，加饷以建州。土司一反西蜀忧，妖民一唱山东愁。以至神州半流贼，谁其嚆矢由夷酋。”可见，他一生的仇恨都是针对清政府统治阶级的。

2.中年奔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从三十二岁到四十九岁，是顾炎武反清复明爱国活动最炽热的时期。他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学者或文人，面对异族的入侵，他渴望参加保家卫国的实际斗争。他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意图联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他在《流转》诗中写道：“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吴炎等共结惊隐诗社，表面上以诗会友，实际是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

3.烈士暮年，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康熙元年至二十一年（1662—1682），是顾炎武活动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西北地区。他的《与三侄书》流露出他的想法：“然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山门，亦有建瓴之便。”（《亭林诗集》卷四）这段话强调了西北地区的地势之险要，毫无掩饰地表达了他将复明的希望寄托在西北地区人民的身上。

虽然弘光及闽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权相继瓦解，而且顾炎武亲身参与的抗清活动也一再受挫，但顾炎武并未因此颓废，他仍奔走在西北地区。康熙元年，明朝覆灭，清朝政权日趋稳固，抗清斗争转入低潮。顾亦知复明无术，但故国之思仍时时形诸吟诵：“时来夏后还重祀，识定凡君自未亡”。

二、顾炎武诗作简析

顾炎武今存的作品多为甲申年之后所作。总体上来说，他的诗或反映战斗的激烈，或哀悼好友蒙难，或凭吊陵祠表达故国之思，或借咏古人以抒豪情……无论哪种题材，都流露出浓厚的爱国之情。我们仅以《精卫》《金山》《又酬傅处士次韵其二》等几首诗为例，简单分析顾炎武诗歌的主要思想和风格特点。

1.《精卫》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这首诗作于顺治四年（1647），当时清军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诗人在诗作中运用精卫填海的典故以自喻。小鸟行动的徒劳性和大海吐纳百川的无穷性产生了强烈而巨大的反差，大海的浩瀚特质转化到了小鸟的身上，激发出一种令人奋发向上的力量。诗人以精卫自比，表达出始终不渝的抗清复明的心志，同时也渗透了区区一人身单势孤的无奈，并对那些苟且偷生，一心经营安乐窝的燕雀之辈作了辛辣的讽刺。

2《.金山》

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举火蒜山旁，鸣角东龙湫。故侯张车骑，手运丈八矛，登高瞩山陵，赋诗令人愁。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愿言告同袍，乘时莫淹留。

顺治十年（1653）九月，张名振在长江口大破清兵。顾炎武乐而赋诗，极力赞颂张师的英勇无畏。这首诗语言质朴生动，运用白描手法，通俗易懂。连用了“啸、临、飞、举、鸣”等几个动词，准确而生动地描绘出水师的龙腾虎跃之势，充满了爱国的激情。最后连用了伍子胥、祖逖和“南冠囚”的几个典故，进一步表彰了抗清志士的英勇。

3.《又酬傅处士次韵》（其二）

愁听关塞遍吹笳，不见中原有战车。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待得汉庭明诏近，五湖同觅钓鱼槎

这首诗作于康熙二年（1663），当时作者五十一岁，在太原认识了著名文人傅山，二人志同道合，皆有志于为反清复明作斗争。此篇即是与傅山相互唱和之作。当时清兵已控制大部分国土，而内地却没有足够的武装反抗力量，诗人为此而愁苦，但他仍然坚信残存的抗清力量，仍期待为民族复兴做出贡献。

全诗运用反衬手法，首联与后三联形成强烈对比，说明斗争的形势虽然可忧，却有信心将斗争进行到底，表现了作者爱国精神的可贵和民族气节的坚定不移。诗中多处运用典故和比喻，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和少康复国的典故，表示反清复明的决心和斗志；用范蠡归隐五湖的典故，表明功成身退的心迹，颇能表现其坚强不屈、光明磊落的气节。“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用苍龙日暮行雨，老树春深著花，比喻自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壮志豪情，不仅对偶工整，而且比喻生动新颖，含意遥深，风格高古，气概豪迈，是千古传诵的名句。

三、顾炎武诗歌的主要风格

一般认为顾炎武的诗风相承杜甫。钱仲联说:“顾炎武诗沉郁苍凉、风格高古，深得杜甫的深理；典雅矜练、字字贴实，又得力于他作为杰出学者和思想家博学能文的功力。”④他的诗作与杜甫后期那种沉郁顿挫、兼容并蓄、炼字对仗、内容深远的风格十分相近。

《日知录》卷二十一《作诗之旨》条讲道：“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顾炎武诗所言的“志”就是胸怀“天下利病”“生民疾苦”的“体国经野”之心，寻求“国家治乱”“生民根本”的“济世安民”之术。正因为如此，他的诗作大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其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志向抱负皆与天下兴亡、祖国盛衰有关。诗人所发出的吟咏赞叹也绝不是只陷在儿女情长、个人家身的小我圈子里流连徘徊，而是胸怀天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正是为了使自己的志向能在诗歌创作中得到充分的表达，顾炎武提出了“诗主性情，不贵奇巧”的主张。他主张作诗应以抒发感情为主，而且还应是真情实感。顾炎武反对“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语，谀佞之文”。为了达到表露自己真实情感的效果，顾炎武主张作诗要“不贵奇巧”，他反对抛开“性情”而专门在文字、声律、音韵上下功夫的诗歌创作逆流，反对刻意追求词藻的华丽而损害诗义的表达，认为作诗时应尽可能地避免修饰雕琢，矫揉造作，力求做到文辞淳朴无华，语句流畅自然。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总体上，顾炎武诗风悲壮沉郁而又字字切实，绝无浮泛空洞之音，虽尚唐音却不落七子窠臼。因此，今人钱仲联先生才在《清诗善华录前言》中有极高的评价。顾炎武关于写诗应以抒发真情实感为主、音韵为诗义服务等理论，都是在吸取前人有关诗歌美学思想的丰富营养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归纳总结而形成的。正因为他合理地继承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并在自己一生的诗歌创作中进行了可贵的实践，从而才为我们今天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① 归庄：《归庄集·历代遗民录序》（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页。

② 孙静庵：《明遗民录·附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③ 卢兴基：《顾炎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④ 钱仲联：《清诗精华录·前言》，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