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明静[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81]

朱敦儒（1081—1159），字希真，号岩壑老人，洛阳人。有《樵歌》三卷，又名《太平樵唱》，存词二百四十余首。他生长于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的北宋西京洛阳的官宦家庭，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富贵公子，不慕名利，潇洒俊逸，文采风流，是当时的名士。自称“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他在洛阳度过了美好的四十六年，这一时期词作的思想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描写女子之美，抒写男女恋情的香艳题材，未脱“花间”风味，但笔致清新，格调高雅;二是寄情山水，抒写情怀。词人自视为闲云野鹤，狂放不羁，渴望在自然中寻找人生真趣。那首脍炙人口的《鹧鸪天·西都作》即是他前半生的人生宣言，大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七风味。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词人的冲天意气、不羁豪情给北宋后期词坛吹入了一缕清新之风。欧阳修评价其“仙风清爽，世外希真，此一名也。”（欧阳修《词品甲叙》）薛砺若在《宋词通论》中也称其：“这种狂逸的心怀与风调，不独在词中为绝无仅有，即在中国全部诗歌中，也只有太白能有此境界。”

朱氏本人也获得“词俊”的美誉。

生于“父老欢呼，翠华来也太平年”，长于“嵩高维岳，图书之渊，西都二室三川”的“山水郎”，如果就这样悠游一生，对他来说可能是件幸福的事，而对词坛来说就是一大损失。“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一场惊天巨变彻底打碎了朱敦儒的风流名士梦。

公元1125年11月，金人的铁蹄侵占了北宋淮河以北的土地，接着又长驱直入，紧逼汴京。徽钦二帝软弱无能、贻误战机、用人不当，导致北宋国都被破，不得不出城投降。1127年4月，金兵劫掠二帝及皇室成员北上，北宋灭亡。同年5月，赵构于金陵称帝，改元建炎，随即南渡，1138年才定都临安。“靖康之变”像一场巨大的雪崩，把无穷的灾难带给宋朝，无论是达官贵人、贫苦百姓还是风流词人，此时都不得不背井离乡逃难去了。布衣之身的朱敦儒被抛到贫苦百姓的队伍中，开始了国破家亡之后饥寒交迫、心惊胆战的南渡之路。

1126年11月，词人被迫离开生活了四十六年的洛阳，一路奔逃，伴随他的是南飞的大雁。孤飞的大雁使词人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于是词人仿佛也化身为一只大雁，在风雨中飘零。于是他写下了这首《卜算子》：

旅雁向南飞，风雨群相失。饥渴辛勤两翅垂，独下寒汀立。 鸥鹭苦难亲，缴忧相逼。云海茫茫无处归，谁听哀鸣急！

整首词表面是咏孤雁，实际是词人自我经历和心境的写照。流离风雨、饥寒交迫、忧心忡忡，无论是人是雁都面临着来自外界的伤害以及走投无路的困境。这种孤独和茫然通过孤雁这一意象，表达得含蓄又沉痛。可以看出，从这首词开始，朱敦儒的词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词人一路南逃，距离故乡越来越远，距离他前半生的悠游岁月也越来越远。经历了千难万险，他终于跨过长江来到金陵，暂时得到喘息。当他登上金陵城楼，不禁百感交集，写下一首《相见欢》：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

这首词，境界开阔，气魄宏大，情辞慷慨，寄意深长，容涵量大，但用笔省净而形象丰富。陈廷焯谓此词“慷慨激烈，发欲上指……足以使懦夫有立志”。“国破山河在”，词人此时所思虑的不只是个人的命运，而是表现出抗金报国的决心和渴望收复失地的急切心情。

战争还没有结束，词人不能停止脚步，还要继续漂泊，没有归处也没有方向，只能向前走。

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 碧山对晚汀洲冷,枫叶芦根。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

这是词人到达江西彭浪矶时写下的《采桑子·彭浪矶》，词中的“孤雁”已成为朱敦儒南渡词中的主要意象之一。漂泊他乡的“去国人”在凄冷的深秋，站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遥望故乡，眼前所见、心中所感都令词人倍感孤独。李清照在南渡之后也曾写道：“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作为一个北方人，这芭蕉夜雨在她眼中、耳中、心中都是那么陌生，以致夜不能寐，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千古之后的游子读到此仍心有凄凄焉。

在南行的途中，词人看到了前所未见的江南风景，可是这一片旖旎风光并没有使词人像从前一样寄情山水，潇洒疏狂，而是勾起了词人对故国故土的深切怀念。

故国当年得意，射麋上苑，走马长楸。对葱葱佳气，赤县神州。好景何曾虚过，胜友是处相留。向伊川雪夜，洛浦花朝，占断狂游。胡尘卷地，南走炎荒，曳裾强学应刘。空漫说、螭蟠龙卧，谁取封侯。塞雁年年北去，蛮江日日西流。此生老矣，除非春梦，重到东周。（《雨中花·岭南作》）

当年得意，今朝落魄，梦回故土，醒在万里。“元是西都散汉，江南今日衰翁。”（《西江月》）可怜可叹啊！

词人的南渡之路，最远到达粤西地区。

圆月又中秋。南海西头。蛮云瘴雨晚难收。北客相逢弹泪坐，合恨分愁。 无酒可销忧。但说皇州。天家宫阙酒家楼。今夜只应清汴水，呜咽东流。（《浪淘沙·中秋阴雨》）

月是故乡明！词人身处异地他乡，中秋佳节，竟然连一轮明月都无法见到，漫天的蛮云瘴雨，恰如词人此时的心情。“同是天涯沦落人”“每逢佳节倍思亲”，词人与朋友坐在一座古寺的门口，望着这无月的天空，“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回首故都，繁华盛世，而今，只有那汴水还像以前一样东流，“物是人非，事事休”。

词人从1126年冬南渡开始，一直走到1135年，才停下脚步。南宋君臣偏安于江南，向金国俯首称臣，换来了暂时的平静。在故友的劝告下，朱敦儒走上了曾经逃避的仕途，意欲为国为民尽匹夫之力。纵观词人的这条悲惨的漂泊之路，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词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南渡初期，作为一只“孤雁”，词人用自己的笔记录下历史的血痕。我们不能要求他像大诗人杜甫那样客观详细地记录民生疾苦、战争悲惨，但我们仍可以从词人的经历和情感来感受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苦难。这一时期的词风悲凉沉郁，充满对个人身世命运的担忧。后期，词人在历史与现实中苦苦思索，跳出了个人情感的藩篱，把目光放到山河家国之上，词中充满家国之痛、黍离之悲，又充满豪壮之气，词风转入悲壮阔大。

从绍兴五年（1135）到绍兴十九年（1149）的十五年里，朱敦儒入朝为官，寓居临安（今杭州），此时的词较之前失色不少。绍兴十六年受秦桧陷害罢官，绍兴二十五年，又受秦桧威胁，起用为鸿胪少卿；秦桧死，即被罢免，之后隐居嘉禾（今浙江嘉兴）。据相关材料和他的词作可以推断朱敦儒活到近百岁，“今年生日，庆一百省岁。”（《洞仙歌》）之后，他的词又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格，以《好事近》中的二首为例：

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

渔父长身来，只共钓竿相识。随意转船回棹，似飞空无迹。芦花开落任浮生，长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

这两首词大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之感。梁启超谓这些词：“飘飘有出尘想，读之令人意境 远。”（《饮冰室评词》）

薛砺若认为朱敦儒“为南渡前后最大的一位颓废派词人”。“颓废”成为朱敦儒词风演变轨迹的终点，同时也是词人心灵漂泊的终点。我认为这固然有他个人性格的问题，更是整个大的时代背景的问题，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所以注定他只能算作名家，而不能成为大家。

综上所述，作为南渡词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南北之交的词人中，朱敦儒应是个‘巨擘’，如向，如陈，如叶皆非他的敌手。”南宋词人汪莘（1155—？）在他的《方壶诗余自序》中说：“余于词所喜爱者三人焉。盖至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之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也。”由此可见，朱敦儒在词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1]（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薛砺若.宋词通论[M].上海：上海书店，1989.

[3]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4]（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