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毛绮［暨南大学文学院， 广州 510632］

张岱散文女伶悲剧形象分析

⊙毛毛绮［暨南大学文学院， 广州 510632］

本文以性灵文学大师张岱散文中具有代表性的悲剧女伶为研究对象，从生存悲剧与情感悲剧两个视角进行剖析，试图展现张岱对其生存困境与悲剧命运的人文关怀，为读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来赏析张岱的散文艺术。

张岱 女伶形象 生存 情感 悲剧

张岱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在祖父的带领下交友广泛①，并受到侈靡世风的沾染，一度醉心山水亭榭，沉溺于风月红尘。张岱喜爱与社会各个阶层的女性交往，有庙堂之上的才女名媛，也不乏市井之中的伶人妓女，这种经历为他的散文写作积累了许多鲜活的社会经验与丰富的人物素材。

本文出现的“女伶”是戏场中唱曲卖艺的伶工与青楼妓女的总称，主要存于《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与《文集》。在张岱散文中，女伶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特殊群体，在封建男权专制的社会中，以她们独特的存在描绘了属于那个时代的耐人寻味的风月浮世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岱的创作理念与审美情趣。女伶们纵然有千般姿态、万种风情，却不免坠入各种悲剧命运。从总体上看，张岱笔下的悲剧女伶形象呈现两种基本姿态：一是生存悲剧，二是情感悲剧。前者的悲剧主人公为了抵抗无奈的命运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她们实际的生存处境与遭遇却与她们的付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就像被蛛网覆盖的虫豸，越是挣扎，缠得越紧，无法逃脱命运的摆布；而落入情感悲剧的人物因为自身的性格特征使然，对现实呈现不妥协的偏执与抗争，而这种抑郁的情感状态却无法得到舒展，从而产生了理想破灭的悲剧。本文试图分析张岱散文中具有代表性的女伶形象，对其纷繁多样的悲剧形态进行归类，从生存状态、性格特征与情感变化切入与探讨悲剧产生的社会原因与作者的人文关怀，为读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理解张岱的散文。

一、晚明女伶悲剧产生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

晚明处于传统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经济、政治与民间生活的变化刺激着社会思想的风起云涌，出现了一股主张尊重人欲与主张个性解放的反理学、反礼教的时代文化浪潮。浸润在这股思潮中，对社会颇有怨言的文人士子开始放浪形骸，游山玩水，纵情声色。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法律制度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都发生了极大的变更，女性的自尊自立与才能意识开始觉醒。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伶工名妓们为了迎合文人骚客的审美观，不断提升自己的文艺造诣。其中不少女伶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如柳如是、顾湄、陈圆圆、张岱笔下的朱楚生等。如张敏在《王端淑〈吟红集〉述略》中提到明清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即女性的“学士化”与“文人化”。②“文人化”现象同样出现在伶工妓女群体中，她们可以跟男性一样涉猎群书，谈经论史，吟诗作对，游山玩水，饮酒品茶，但却始终无法擦除她们身上的悲剧色彩。从张岱散文中女伶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风貌，我们能看到以下几点：第一，女伶们大都出生卑微，社会地位低下，自身缺少经济独立的能力。如《祭义伶文》中“携其父母、幼弟、幼妹共五人”来投靠张岱的贫苦家伶夏汝开，《二十四桥风月》里提到的“出巷口，倚徙盘于茶馆酒肆之前”低姿态招揽客人的“站关”歪妓等。她们必须依靠男性，顺从男性，改变自身以迎合男性的审美观，仿佛是一朵被无情修剪的花，陷入被男性消费、玩弄的泥淖，不得抽身；第二，晚明的女伶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成熟的传统封建的社会，一个男权主义主宰的社会，虽然社会进步使人们的思想大为解放，但是女性受到性别歧视这种无奈的境地并没有完全改变。妓女们使尽浑身解数吸引客人，却落得“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的可怜下场。伶工如果不能吸引男性观众，便不能在被歧视与欺压的状态下生存。纵然女伶们殚精竭虑，才艺双绝，付出极大努力追求个性张扬与意识解放，试图取得女性应当具有的社会地位与精神平等，但她们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受尽冷眼歧视，无力主宰自己命运，也无法改变单方面取悦男性的精神状态与依附男性的生存困境。

二、女伶的生存悲剧

1.身份低贱，无所依靠——早逝昆曲家伶夏汝开女伶这一个独特的群体，因为历史与社会的变迁而陷入卑贱。时代的扬弃或将其高高拱起，或狠狠吞没，从来都不由得人选择。《祭义伶文》是张岱纪念已逝家中昆曲伶人夏汝开之作，为文情深意切，以绵绵哀思道尽夏氏一生的坎坷：

余四年前，纠集众优，选其尤者十人，各制小词，夏汝开曰：羁人寒起，秋坟鬼语，阴壑鸣泉，孤舟泣婺。重重土绣声难发，钟出峡惊雷触石。石初裂，声崩决，狂风送怒涛，千层万叠，直至樯颠柁折方歇。见者可谓酷肖。（《祭义伶文》）

这段文字写的是夏汝开入选张岱家班的经过。夏氏多有妙才，反应灵敏，唱小词身段多变，演技精湛无比。曾“傅粉登场，弩眼张舌，喜笑鬼诨，观者绝倒，听者喷饭，无不交口赞夏汝开妙者”。可见其颇具喜剧天赋，表演得惟妙惟肖，深得张岱与其他宾客的欢心。但如此一个让人欢喜的女伶的身世与命运却充满了悲剧色彩，不由得让人低头惋惜：

汝在越四年，汝以余为可依，故携其父母、幼弟、幼妹共五人来。半年而父死，汝来泣，余典衣一袭以葬汝父。又一年，余从山东归，汝病剧，卧外厢不得见，阅七日而汝又死。汝苏人，父若子，不一年而皆死于兹土，皆我殓之我葬之，亦奇矣，亦惨矣！（《祭义伶文》）

作为家中长女，上有父母下连弟妹，养家糊口的重担压在这位出身卑微的弱女子身上。夏氏身如飘萍，无依无靠，只能在张岱的善心与眷顾下勉强生存。心力交瘁，病卧床榻，于崇祯四年病逝于张岱家，“死之日，市人、行道儿童妇女无不叹惜”。这样一个人人喜爱怜惜的女伶，其父亲病故的时候却无钱安葬，也无旁人愿意出钱支援，只能跟张岱求助，得到他的怜悯，为之典衣才得以安葬其父。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男权中心文化将女性定位在被歧视、被污辱的地位，夏氏的生存悲剧，也是晚明时代下的所有伶工的共同悲剧。岁月无情侵蚀着她们的青春，她们只能无奈地给别人演绎歌舞升平。多少文人墨客只欣赏着女伶们动人的声线、精湛的演技与绝美的风情，只懂得随着小曲旋律摇头咿呀唱和，却无法看到她们的寂寞与伤情。时光与希望一同耗尽，只能在无尽的悲剧循环中老去。

2.深藏酸楚，性命于戏——下层名伶朱楚生时世可以造就一个人，时世也可以毁灭一个人。越美的事物，将其摧毁的悲剧的色彩越浓厚。朱楚生“色不甚美，虽绝世佳人，无其风韵”，“性命于戏，下全力为之”。欲生存，要在伶工界占有一席之地，首先得“以性命于戏，下全力为之”，朱楚生倾尽心投入戏剧演出，生活中把自己当成戏中人物，融入戏中细细揣摩、推敲人物的心态与神情。尽管她在科白上已登峰造极，但每每“曲白有误，稍微订正之，虽后数月，其误处必改削如所语”，精益求精，一往情深。文章语言“醇乎其醇”③，全文仅一百余字，却将一位钟爱事业并为之耗尽心血的女伶形象刻画得楚楚动人，让人印象深刻。作为一个下层阶级的女伶，朱楚生在名伶辈出，优胜劣汰的残酷生存环境中奋力挣扎。虽然身份自由，交游广阔，常与众多戏迷游山玩水，但作为一名身份特殊的女伶，朱楚生不得不同时扮演侍姬的角色，为客人提供性服务。才艺双绝只是她生存的筹码，无法让她得到真正的幸福。朱楚生的悲剧，是她为了生存倾尽心力与她无法得到真正解脱的现实状态的强烈对比。

3.身如飞絮，随风消散——无名钞关歪妓张岱在《陶庵梦忆》卷四《二十四桥风月》里如实记述了钞关的“站关”歪妓浓妆艳抹，被迫卖笑来招揽、取悦客人的情景：“或发娇声，唱《劈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言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歪妓凄凉的内心世界与受到的非人待遇尽显眼前。当时钞关“歪妓多可五六百”，有多少曾经“同寝食”的恩客会记得她们的姓名与模样？封建礼教管控下的社会，无以为生的女子落魄为妓女，靠出卖色相混一口饭吃，其生存价值只能通过由男性直接来赋予她们。她们无法独立自主，更无法控制命运的走向。张岱寥寥数语，道尽歪妓强颜欢笑的尴尬姿态与受饿挨打的悲惨结局，让人无比同情其生存状态。

三、女伶的情感悲剧

1.众人皆醉我独醒——“孤梅冷月”王月生才貌双绝又“矜贵寡言笑”的名妓王月生如莲花，出淤泥而不不染。“面色如建兰初开，楚楚文弱，纤趾一牙，如出水红菱”④，张岱运用白描写其外貌气质，生动鲜活，尽得风姿。文中用近似小说的笔法描绘了王月生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一日大贾，集曲中妓十数人，群啐嬉笑，环坐纵饮。月生立露台上，倚徙栏循。群婢见之皆气夺，徙他室避之，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寒冰傲霜，不喜与俗子交接。”王月生虽是名妓，艳名远播，却依然是一位身在青楼的烟花女子，是地位卑贱的弱者，封建礼教的“正流”完全容纳不下她。她却不甘于这种现实，坚持自己的原则，竭力维护自己的女性尊严，用沉默来对抗现实，始终忠于自己内心“不与俗子交接”的情感。

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与俗子交接；或时对面同坐起，若无睹者。有公子狎之，同寝食者半月，不得其一言。一日口嗫嚅动，闲客惊喜，走报公子曰：“月生开言矣！”哄然以为祥瑞，急走伺之，面，寻又止，公子力请再三，蹇涩出二字曰：“家去”。（《王月生》）

此段道出王月生与客人之间的互动，行文牢牢把握住人物的情感世界与特有气质，刻画出一个固守内心的姿态与精神的孤傲名妓形象。王月生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张岱“物性自遂”⑤的性灵追求不谋而合，从而获得张岱情感上的积极认同与共鸣。《南齐书·文学传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⑥文章的气韵精妙，笔下王月生的形象所蕴含的意义已经超越世俗，成为主客观互相交融的结果。而这样一个让人怜惜与宠爱的名妓，身上的悲剧色彩丝毫不曾减弱，随即又坠入了情感破灭、不得善终的悲剧里。《板桥杂记》记载：“大盗张献忠破庐州府，知府郑履祥死节，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营中，宠压一寨。偶以事忤献忠，断其头，蒸置于盘，以享群贼。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夫！”⑦“月”指的就是王月生，此段文字讲述了她在乱世中被随意侮辱践踏又惨遭杀害的悲剧经过。她因脾性清高孤傲，忠于自我，忤逆了张献忠而被残忍地砍头烹颅，惨不忍睹。晚明的女伶们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即使曾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人老珠黄之时也免不了被遗弃、被抹杀的命运，无法单方面改变取悦男性的精神状态与依附男性的困境。她们勇敢地追求个性张扬与意识解放，但其“随心所欲”的情感从长远来看始终无法在现实的土壤中扎根萌芽。理想失去了可以依托的基础，只能如无根飘萍，随波逐流。

2.情至深处总是痴——“终以情死”朱楚生

朱楚生这样一位才艺双绝、拥有众多戏迷的名伶，却落得“劳心忡忡，终以情死”的悲剧结局。此段记述看似平淡无奇，但言语间的辗转却激起人们的震惊与深思，产生持续而强烈的悲剧效果。朱楚生内心是十分偏执的，从前文所论她对艺术的坚持与执着可见一斑。而她除了是“戏痴”之外，还是一个用情至深的“情痴”，为情劳心忡忡而死。但朱楚生所忠于的“情”，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十分不现实的。在晚明那样一个男权专制、物欲横流的封建社会中，繁华地没有真正愿意拯救她的男子，她并不能随心所欲得到幸福。她的歌声笑语只是用来遮掩内心痛苦与凄凉。若不是硬吞千种苦楚，胸藏万般心酸，又怎会在看似明朗与辉煌的时刻轻易“低头不语，泣如雨下”。没有痛不欲生的哀嚎，只是低头而泣，这种欲说还休的愁滋味才是最大的伤感。女性作为男性中心社会的边缘化存在，在封建礼教的严格控管与压制下，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强烈愿望只能趋于破灭。

四、张岱对笔下女伶的人文关怀

王雨谦谈张岱写人，“但一落笔，遍刻画入髓，毛发都动。”⑧只有极富人情味的作家，才能写出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作品。张岱对女伶产生了同情与肯定的人文之爱，对其产生出自内心的理解与尊重。女伶们一些共有的性格特点与悲惨命运引起了张岱深沉的共鸣，他亦不吝惜向笔下的人物展示自己的怜悯与关怀。夏汝开这样一个出身卑微，受尽侮辱与损害的女伶，张岱视之如至交。⑨《祭义伶文》中遣词用句感人至深，洗尽铅华，“夏汝开，汝尚能辨余说话否邪？”张岱以深情的对话形式展现了对夏汝开的怀念与怜惜，且把一个地位低贱的家伶与越中的名公巨卿相比，名公巨卿“不死则人祈其速死，既死则人庆其已死”，“夏汝开未死，越之人喜之叹之；既死，越之人叹之惜之”，充分肯定了夏氏的生存价值，表达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与情感倾向。张岱过苏小小墓，深有感触，对名妓苏小小死后仍执着于“情”的这种信念产生了强烈的认同。《苏小小墓》中，张岱以虚幻之境写真实之情，将苏小小的一片痴心写得让人过目难忘。文后还附上历代有关苏小小的诗文，用心良苦。张岱为文坚持“一往深情”，“物性自遂”的创作理念与审美情趣，同情被迫沦落风尘、卖笑为生的“站关”歪妓，怜惜为情劳心忡忡而死的名伶朱楚生，赞赏地位卑贱但心性高洁的名妓王月生。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又对女伶们为了生存而奋力挣扎的情感与行为进行充分的肯定，展现了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

悲剧的产生绝不是一种虚构的孤立的存在，而与当时社会制度、经济结构、民间风气以及思想界的变化密切相关。通过分析张岱散文中的悲剧女伶形象，我们能从生存悲剧与情感悲剧这两个切入点对其进行归类：生存悲剧的主人公为了抵抗无奈的命运付出极大的努力，但她们的生存困境却让她们的努力付出成为泡影，产生强烈的悲剧色彩；而落入情感悲剧的人物因为自身的性格特征使然，对现实呈现不妥协的偏执与抗争，而这种抑郁的情感状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无法得到舒展，从而产生了理想破灭的悲剧。同时分析了悲剧产生的社会原因，即在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作为边缘化存在的女性无法单方面改变取悦男性的精神状态与依附男性的生存困境。从人物形象的分析中能清楚看到张岱对女伶的宽容与怜悯，坚持了为文富“深情”、存“真气”的性灵创作理念与审美情趣。

①③⑨ 胡益民：《张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第325页，第304页。

② 张敏：《王端淑〈吟红集〉述略》，《文教资料》2006年12月号上旬刊，第47—48页。

④ （明）张岱：《陶庵梦忆》卷八《王月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⑤ （明）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1页。

⑥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四十到卷五十九，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7页。

⑦ （明）余怀：《板桥杂记》中卷《丽品》之《珠市名姬附见》，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⑧ 胡益民：《张岱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作 者：毛毛绮，暨南大学文学院2012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