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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须推让外黄儿——说说《鸿门宴》中的范增形象

2014-03-11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杨玉龙

语文知识 2014年7期
关键词:怀王范增鸿门宴

◆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杨玉龙

教学《鸿门宴》时,一般老师们都会在杀不杀刘邦的问题上引出项羽刚愎自用不听范增谋略失去大好机会的观点,俨然,项羽是昏聩的,而范增是个智者。项羽是不是犯昏此处不论,就范增而言,他是不是个真正的谋略家呢?其实从已知的历史材料来看,众多的述评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范增名不符实。宋代张耒说他“君王不解据南阳,亚父徒夸计策长”;宋代徐钧说他“项王暴不减强秦,一语箴规总未闻”;宋周昙《范增》说“平生心力为谁尽,一事无成空背疽”;王安石说他“谁合军中称亚父,直须推让外黄儿”;陈孚说他“平生奇计无他事,只劝鸿门杀汉王”……如此多的评论,足以让我们对范增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区区犹劝立怀王

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秦末战争时,应不应该立楚怀王。立怀王的策略是范增提出的,所以立怀王的策略正确与否也直接涉及到我们对范增的评价,非辩不可。

为什么范增会建议立怀王?王安石《范增》:“中原秦鹿待新羁,力战纷纷此一时。有道吊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儿。”就是否定了范增给项梁、项羽建议立楚怀王的事情。他认为秦朝暴虐无道,反秦诛暴,是大势所趋,同仇敌忾,并不需要再立楚怀王,来作为反秦的标志。

我们应当看到,大秦帝国也只有十几年的历史。那些六国宗室贵族,那些龙子龙孙仍然活跃着。魏咎、魏豹是“故魏诸公子也”;韩信是“韩襄王孽孙”;韩成是“韩诸公子”;田儋、田荣、田横是“故齐王田氏族”……都拥兵自重,谁都有当老大的资格。如果项梁不立个楚怀王出来,打完秦王朝,还有他老项家什么事呢?

东汉学者应劭曰:“以祖谥为号者,顺民望。”所以立楚怀王有几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占据了名义上的制高点,陈涉的军队可以被项梁接管(陈涉立号为“楚”);第二,楚国的大姓贵族无法另起炉灶,只能听从项梁号令;第三,借楚国当时已经成形的强大军事实力,号令诸侯,形成同盟军,以怀王为尊。范增立怀王这个建议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至少不能称之为错误的谋略。范增这个七十岁才出山的谋士还是合格的。

但是,这个谋略能不能算奇计呢?其实建议立楚王的思想,并不是范增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当时那些楚臣楚人,都有一种光复大业的愿望。在范增之前的葛婴,就立了原楚国贵族襄强为楚王,后来得知陈涉捷足先登,就又杀了楚王,投奔陈涉。《史记·项羽本纪》载:“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而这个计策实在是算不了奇,所以后人就做诗讽刺,陈孚《题范增墓》诗曰:“七十衰翁两鬓霜,西来一笑火咸阳。平生奇计无他事,只劝鸿门杀汉王。”

非常遗憾的是,作为军事与政治双重策略的“立怀王”,却没有一个善终,怀王被封为义帝,然后被项羽放杀于郴县。“杀义帝”一事,对于项羽可是说是人生的转折点,丧失道义,失去了民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楚汉战争的结局。故司马迁于《史记·项羽本纪》中评道:“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历代持此观点者大有人在。宋李涂认为:“项氏立义帝以后,一日气魄一日;杀义帝以后,一日衰飒一日。”苏轼也曾评道:“项羽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清李晚芳在《读史管见》中评述:“羽由微而盛,由盛而亡,中以义帝为关。”清末民初史学家蔡东藩一针见血的评论:“自羽弑义帝,为天下所不容,而汉乃得起而乘之。”这些观点也间接地证明了立怀王政策的正确性。

二、只劝鸿门杀汉王

刘邦“封府库,籍吏民,约法三章,驻守关隘”一系列的动作,可以说,虽然表现出一副“以待大王”的模样,但何尝不是视关中为己物的表现?曹无伤告密,范增一语中的,“此其志不在小”,足可显示出作为谋臣的眼光;“急击勿失”以消灭潜在危险为目的的建议也无可非议。

但是,杀刘邦能算奇计吗?也算不了,因为这也只是个策略而已。

最关键的是,刘邦可以杀吗?项羽并不是政治白痴,虽然带了40万大军,但真正属于他的嫡系,连四分之一都不到,其他都是各路军阀的盟军,有些还是号称楚怀王的部队;“先入关中者为王”的约定可是人人都听见的;天下这么大,项羽真正牢牢掌握的又有几个郡?这会儿杀了刘邦,盟军的人心一散,前面是仇深似海的关中秦地,后面是都想自个儿称王的六国故土,他就深陷危局了。所以,刘邦杀不得。何况,刘邦手上还有十万军队,那可是实打实抱成了团的“刘家军”。

但范增说杀刘邦的话说错了吗?也没错。苏轼在《论项羽范增》中说过:“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什么叫“人臣之分”?就是指作为谋臣的本分。看出刘邦的威胁,欲除之而保主公,这就是范增的本分。那么,刘邦有什么威胁?刘邦本来没什么威胁的,可是一路西进,收拢部队,达到十万之众,这是威胁一;本来手下并无大将,但张良此时在刘邦营中,说不定哪天就成了刘邦的幕僚,这是威胁二;进入关中后,收买人心稳定关中的一系列行为使刘邦在关中声望甚高,不利于项羽在关中的地位,这是威胁三;刘邦是楚国人,一山难容二虎,羽翼丰满,楚国必有一争,这是最大的威胁。所以,范增才会鼓动项羽不顾一切杀了刘邦。

非常遗憾的是,范增对劝谏之辞实在不太擅长。范增是这样说的:“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气运一说只是古代帝王们为了维护自家统治而流传的愚民学说,对于像项羽这样的高层人士来说,明晓气运真相的他对什么“天子气”是不屑一顾的。如果范增能从政治层面上来规劝,效果应该会更好。比如:“天下已定,借机削弱各诸侯兵权;当以天子之怒,杀刘邦以儆效尤”“刘邦新得张良,譬如猛虎添翼,不除之,定成后患”“刘邦有四大威胁”诸如此类,不是更适合一个做谋臣的本分吗?

杀刘邦之决心已经定下,以后便是如何杀刘邦。《鸿门宴》一文中并没有记载范增如何出谋划策,但从范增“举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的动作可见,大概是帐后五十个刀斧手之类的埋伏罢了。可是范增没料到项羽一夜之间就想通了,不杀了,再三暗示都没反应;更没料到项伯反水了,“翼蔽沛公,庄不得击”;再没料到樊哙那通虚假得不得了的话竟然能骂得项王无话可说。最后眼睁睁看刘邦跑了。从这些“没料到”,就能知道范增的谋划并不严密,以为项王答应杀刘邦就万事大吉,毫无应急计划,只能临时拉人救急。况且鸿门宴前项王内部看起来并没有统一意见,还得临时在帐外做项庄的思想工作。胡寅在《读史管见》中说:“两雄角逐,义理之端,事几之会,楚每失之,顾欲使壮士舞剑杀沛公于欢饮之间,是一老愚人而矣。”

实际上,范增犯了一个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三国时期鲁肃对孙权说:“臣能降魏,主公不能降魏。”同样的道理,不能杀刘邦,那是作为主帅的项羽杀不得;但作为军中“亚父”的范增何以杀不得?项羽不想杀刘邦吗?项羽在范增连连举玉玦时不做声,不做声不见得是反对,也可以是默认,从范增让项庄舞剑时也不做声就可看出。亚父完全可以发号施令,也许最后对亚父的惩罚只是“头颅暂寄颈上”或“削发代首”罢了。当然,也许范增早已有牺牲精神,但稍作犹豫,准备让项庄先做个替死鬼,刘邦见机行事,看形势不对,溜之大吉。范增后面的生气,很难说一定是对项羽生气,估计也有自悔的成分。

总之,鸿门宴上的范增,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有眼光而无谋略,有谋臣本分而无牺牲决心。

三、直须推让外黄儿

纵观项羽从崛起到灭亡的过程,作为谋臣的范增有一重大失误,那就是疏于对项羽的谏诤。当我们审视项羽在巨鹿之战前后的行为时,就会发现他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坑秦降卒,屠咸阳,杀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烹杀韩生,后又在齐地烧杀淫掠等。这些强盗行为违背了民心,致使项羽在失去民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被百姓所抛弃。范增既有亚父的身份,又见多识广,理应劝阻项羽少开杀戒,收拢民心。但是,遍观史书,却不见他一句谏诤之言。后人对此颇有非议。宋人徐均作诗《范增》曰:“项王暴不减强秦,一语箴规总未闻。白首尚嫌君不忍,料知增更忍于君。”

正是范增在谏诤方面的无所作为,使项羽偏执、残暴的心态泛滥,妒贤嫉能,不肯重用有才之士,韩信、陈平、英布一个个相继离去,后又听信谗言,怀疑钟离昧,就连范增本人也遭受猜忌,被剥夺了一些权力。事情发展到这个份上,范增还是没有谏诤,也许此时谏诤为时已晚。

我们责备范增疏于诤谏,不是没有道理。我们断言项羽不纳谏,是因为谏言定都关中的韩生被项羽烹杀了,但我们还要看到,外黄小儿劝说勿坑百姓却被采纳,这说明项羽还是能纳谏的。韩生被杀主要是嘲弄语气太重,只要好好说,项羽也不会一味残暴。所以王安石诗曰:“巢人七十漫多奇,为驱汉民了不知。谁合军中称亚父,直须推让外黄儿。”直接点出范增作为臣子的不合格处。

太史公的《项羽本纪》里,关于范增的言论只有两次是带有语气的。一次是《鸿门宴》拔剑撞破玉斗后的话:“竖子不足与谋。”竖子,就是指无知的小子。倚老卖老,难怪会引起项羽的反感。还有一次是项羽中了离间计后,剥夺范增部分权力,范增的反应是“大怒”。这次的离间计,乾隆是这样评价的:“陈平此计,乃欺三尺童,未可保其必信者,史以为奇,而世传之可发一笑!” 也就是说,这实在是没有技术含量的离间,很好解释。然而范增偏偏没解释,这就不得不令人怀疑:是不是范增的性格里就有不擅解释、不擅规劝的成分?还是没有摆正自己作为臣子的位置,过分倚老卖老,受不得半点委屈?无论从哪方面说,只能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擅长策略但并不擅长政治的谋士。

纵观范增七十岁出山后的表现,作为谋士的他,劝项羽立怀王、杀刘邦、攻荥阳,把得准大方向,可以算得上一流的战略家;鸿门宴上杀刘邦,无具体计谋,无通盘计划,无壮士断腕之决心,最多是三流的军事家;项羽杀子婴,焚宫室,都彭城,他对主公毫无劝谏,让主公放任自流,失民心,失地利,感情多于理智,可见是末流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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