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军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从现代思想史来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史之重要阶段。[1]在现代的思想文化史上，作为文化殖民主义、种族优越主义和政治极权主义，反法西斯主义[2]是异常活跃而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化思潮，是中国现代思想的显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主义不仅实施所谓“三光”政策，而且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和恐怖政治。因此，反日本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在经济、军事层面进行的战争，更是在政治、思想及文化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的战争。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中国新文艺由于其民族性、大众性和通俗性而扮演了宣传抗日救亡图存和启蒙大众的重要角色，其中中国民族文艺旧形式因其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广泛的受众基础而契合了这一现实需要，因而被广泛“利用”。从反法西斯主义角度反思中国民族文艺传统形式的利用，就是反思和利用反法西斯主义思想文化传统，实质就是重审中华民族觉醒史和解放史，因而是培植和发展中国新文艺的必不可少的一环。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1939—1940)，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并且是论述中国民族文艺传统形式利用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刊物，笔者欲以此为中心进行分析和反思。

一、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新文艺民族化、大众化诉求

正因为中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所以中国一切解放运动终极上都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就是反封建制度的人民革命也是以打到帝国主义为最终的目标。这就决定了中国新文学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切的关联，而每次文学上的运动都与民族解放斗争呼应。[3]8

周扬意思是，“中国新文学”与作为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存在“深切的关联”，二者共生共荣。民族解放运动之民族性、广泛性和紧迫性，根本上要求中国新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和通俗化。中国新文艺普及与提高了，从而可以加快民族觉醒与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4]反过来，中国新文艺普及与提高的历史进程或文艺群众路线[5]100—132被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推向深化。[6]

民族解放运动是新文艺的试验场，也是新文艺建设和发展的动力源之一。它激发了作为动态整体模式的文艺之中国民族形式的现代转换，拓展了新文艺发展的可能性视域。作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产物的抗战文艺，是新文艺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民族解放运动怎样改变文艺，文艺“改变了什么？产生了什么新的东西？”[7]26艾思奇认为：

文艺的活动，在抗战的过程中，也跟着整个民族的活动一起，愈更地有生气，愈更地坚强起来。有谁能够否认，目前中国的文艺，已经和抗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艺作者的生活，更是和抗战的发展前途分不开了呢？……中国的一切改变了，文艺上的活动也改变了。[7]26

民族解放运动是文艺活动发展的重要历史契机和重要历史语境，民族解放运动理应包含民族文艺的解放运动，因此，文艺活动与民族解放运动休戚相关。正如周扬所说，“中国新文学从开始就和民族解放运动密切地联系着，这个联系贯彻了新文学的全部历史。”[3]8那么，民族解放运动怎样改变了文艺了呢？文艺产生了什么新东西呢？它带给了中国新文艺“真正向上的文化”，[7]26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按照艾思奇的总结，文艺方面至少产生了三个方面的成果：一是“文艺界在抗战的任务上的全国团结形成了”，二是“文艺本身的创作及出版活动也比以前更加强了”，三是“又有了不少的新作者的出现”。[7]26一位匿名的美国记者也有一个令人深思的总结，“‘在中国的每个作者都在叙述着战役，将领和士兵的故事，可是没有谁会写过一个农夫在战争中的历史’”。[8]也就是说，民族解放是全体中华民族的解放，因而文艺既要民族化亦要平民化、大众化。成仿吾的总结直指文艺国际宣传的软肋，“国际宣传的不够，……成了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国际宣传几乎没有”。[9]中华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之一部分，反日本法西斯主义是世界反法西斯主义之部分，因而文艺民族化理应包括文艺国际化。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重绘了文艺生态的版图：创作主体革命化，接受主体大众化，形象主体英雄化，创作使命反法西斯主义化，文艺形式民族化和民间化。反之，这种重绘又促进了民族启蒙和民族解放。在此意义上，民族解放运动对文艺的改变，实质是促进新旧文艺间和中外文艺间的融合和转换，并孕育文艺新的发展空间——民族化、大众化和通俗化。华北事变以后，反法西斯主义文艺渐趋隆盛，逐渐成为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文艺主潮。周扬说得好，文艺的新局面不仅表现在反帝作品之数量，更在反帝作品之新特征：一是集中于反日本帝国主义之主题，二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之结合，三是工农大众之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之一致。[3]12这说明，基于民族抗战之现实，文艺上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的解构和颠覆，不仅关乎中华民族解放，更关乎世界民族解放，它已成为衡量中国新文艺的一个重要标尺。

因此，民族化和大众化是反法西斯主义文艺的主要特征，但是亦存在不小的问题。由于抗战文艺意识形态建设、文艺统一战线组织建设和抗战文艺人员素质建设等相对滞后，造成前方文艺工作组织建设不完善甚至停滞，文艺人选建设标准不严格，文艺工作者工作方向及其相关要求不明确，文艺与群众结合不够，日语人才相当缺乏。[10]康濯、孔厥也有类似看法。[11]而从“文学革命”阶段、“革命文学”阶段发展到“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的文学”阶段，“民主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和通俗化得到了显著发展。[3]8-12

“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想一方面源于先行时代的文化，一面伸根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12]中国新文艺发展也不例外。根本上说，文艺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联姻是由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决定的，如周扬所说，“正因为中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这就决定了中国新文学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切的关联，而每次文学上的运动都与民族解放斗争呼应。”[3]8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新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和路标；民族解放运动中全体中华民族普遍之空前觉醒，是新文艺民族化、大众化和通俗化的可喜成果。[7]27在这个意义上，“我感谢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战魔的人类。……我深信我民族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是科学和艺术的灵感之源泉。”[13]32这句话，有力地说明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文艺意识形态构成了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之循环。

二、反法西斯主义与中国民族文艺传统形式的利用

“中国新文学是沿反帝反封建的路线而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已无置疑的余地”[3]11。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反法西斯主义加速了中国新文艺的发展进程，从根本上讲，“反帝反封建”就是中国新文艺应有之义。在这一进程中，文艺与大众/群众的结合是核心环节，这一结合往往被视为文艺大众化/民主化[5]51-86之过程。中国民族文艺旧形式的利用在这一过程中最为突出。华北事变以后，“继承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光荣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新文艺”[14]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结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3]10，中国民族文艺旧形式的利用和转换也变得空前的紧要起来。

那么，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伟大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既神圣又严酷的事业，为何必需中国民族文艺旧形式的利用和转换？应该怎样实现这一利用和转换？如何阅读这一利用和转换的解释传统？根本上讲，反帝国主义是中国新文艺发生的始源和根基。因此，《文艺战线》的相关探讨，应该置于其整个解释传统中来检视，以显示中国新文艺与民族解放运动甚至整个民主革命运动的与生俱来的联姻关系。

在中国新文艺史上，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的讨论[5]曾掀起一股文艺思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艺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密切结合和深化。因为，民族文艺旧形式就是民众的文艺生活，尤其是中国民众以之反映自身之思考方式、生活方式和说话方式的一种文艺形式，因此，“要把民众的东西还给民众”[15]17-18。在这个意义上，文艺民族旧形式的利用不仅是中国新文艺群众路线的突出表现，而且可以有效增强广大民众的民族自觉，从而更好完成民族解放之使命。但是，运用文艺旧形式并非主张“旧形式至上主义”，而是把它看作旧文艺传统的继承和发扬[15]18、看作新文艺建设之必要内容和必要阶段、看作文艺之民族统一战线的应有之义、看作民族解放运动的必然要求。应该说，文艺民族旧形式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反映人民大众立场以及民间流传逸闻趣事的文艺形式，二是反映民族生活的旧作品形式。前者“不会有什么论争”，后者尚存在分歧。[16]不过，基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创造新的民族文艺之目标，那么新文艺民族化、大众化，即民族旧形式的利用就是正途之一。关于文艺旧形式利用，尤其是其对文艺创作的意义与价值这一点，尤凸显了分歧，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文艺的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大众性、民族文化遗产接受与外来文化之影响等一般原则问题，亦关系到它发生的整个社会历史语境的问题。[17]9历经历史淘汰和选择之后，新文艺被看作是多数人的大众的民族的现代的文艺，而利用旧形式已被看作新文艺的普及与提高之根本要求，因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根本上是新文艺与生俱来的神圣使命。[17]9这是反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在文化上对新文艺的历史要求，甚至可以说，没有反帝，哪来新文艺，反过来，没有新文艺，反帝事业或许有缺憾，或许更加艰巨。现在的问题是，民族文艺旧形式如何转换成民族文艺新形式，并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17]9-10

民主主义之现实，尤其是以对法西斯主义的解构和重述及抗战建国为核心的民族解放运动之现实，以及抗战文艺自身发展之现实，文艺旧形式显得不合时宜，这需要民族新形式。但是，新文艺也并非无缺点，由于大众文化水平较低，文艺欧化的侵蚀及其自身发展不充分，致使其与广大民众处于隔膜状态。[17]11为此，周扬认为，须要至少做到两点：一是辩证地全面地充分地历史地认识本民族、本国家之传统和现实，二是致力于文字形式的简洁明确。[17]11-12显然，周扬意思是，民族文艺旧形式的利用必须走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之路。只有新文艺与大众/群众的密切结合和深化，但不是盲目西洋化亦不是简单民族化，要充分发挥文艺的宣传和批判功能，才能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因此，我们“必须把学习和研究旧形式当作认识中国，表现中国的工作之一个重要部分，把吸收旧形式中的优良成果当作新文艺上的现实主义的一个必要源泉”[17]12。于是，“用简洁明了的文字形式，在活生生的真实性上写出中国人来，……就会是真正民族的形式”[17]12。可见，作为“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18]之重要组成部分和历史环节的法西斯主义，以被抵抗、解构和颠覆的对象而逐渐渗透进了新文艺建设之进程中了，“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构成了对法西斯主义的巨大反讽和解构。那么，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语境中，民族文艺旧形式应该怎样调整和改造，怎样普及和提高，以利于抗战建国、大众启蒙和民族新文艺建设呢？真正的民族文艺旧形式的利用就是走真正民族化、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路子。作为新文艺发展可资借鉴的文艺传统和文艺资源，文艺旧形式在与现实和大众之密切结合中，彰显了巨大的文艺生命力和现实批判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文艺旧形式的利用就是“更高更完全的，民主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新中国文艺之建立”[17]13。“更高更完全的，民主主义内容”表明，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使命已在“新中国文艺之建立”的始源中扎根。

西洋音乐、美术形式利用与民族音乐、美术旧形式利用也是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就音乐而言，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用现代音乐眼光审视民族解放现实及民族思想感情和生活，从而使抗战时期中国音乐成为“具有反抗性，组织性，教育性和最重要的正确政治性的原素”。[19]1-2为此，真正音乐之民族旧形式的利用，就是要做到改良古乐以达至更民族化的音色及创造中国最彻底之革命战争性的新兴音乐等七点[19]1-2。在美术方面，基于“内容是革命的，而形式不是民族的”和“形式是民族的，而内容却是不革命的”两种错误倾向的辩证批判，因而“民族形式和抗日内容”须达成理论和创作、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研究音乐之旧的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问题以创造民族形式的美术。[20]3同时，须要突破因袭的传统主义和复古主义窠臼，积极吸收西方写实技巧，倡导“革命现实主义”。[20]4显然，实现对法西斯主义及其形象的解构和重述，从而实现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艺术再现，是“革命现实主义”美术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根本上规约甚至塑造了现代转换进程中的“民族形式新美术”。反观文学，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趋势十分强劲，何其芳指出，“更中国化的民族形式的文学之基础”有三：旧文学传统的继承，民间文学的利用，欧洲文学影响的接受[21]。这里，最紧要的就是旧文学传统的继承和民间文学的利用。旧文学传统的继承，由于其民族文艺传统优势的发扬和广泛的读者群，自然可以实现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而民间形式的利用，由于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简明通俗的特点，亦可以实现文艺大众化和通俗化。因此，“民族形式新文艺”对民族文艺旧形式的利用实质就是中国新文艺民族化、大众化和通俗化之过程，而非权宜之计。[22]正如萧三所说，创造新的形式也必得通过“历史的和民间的形式”，因为只有通过民族的、民间的形式才能实现文艺形式的真正创新。[23]在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语境里，中国新文艺必然走民族化、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路子，其根本原因在于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其根本目的在于民族启蒙与民族解放，同时，亦是“大众文学艺术的伟大的发展”[24]之必然选择。可以说：

“抗战是现代中国惟一的叙事诗曲，抗战是现代中国惟一的综合艺术：综合最高情感/综合最高理智/造成过去的终曲/作为未来之序奏。……丧失的是什么？是枷锁，是过去。获得的是什么？是未来，是自由。”[13]31-32

三、余论

诚如周扬所言，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决定了“中国新文学是沿反帝反封建的路线而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已无置疑的余地。”[3]8-11反封在终极意义上又被周扬归为反帝国主义[3]8，可以说，中国新文艺就是沿着反帝国主义的路线发展起来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法西斯主义作为帝国主义的特殊形式而粉墨登场，因而反帝国主义就是反法西斯主义，这样，中国新文艺又是沿着反法西斯主义的路线继续发展的。因此，中国民族文艺传统形式的利用问题实质是中国新文艺如何发展以利于反法西斯主义的问题。

那么，中国新文艺该何去何从呢？首先，从中国新文艺的始源和发生史看，中国新文艺应该保持和发扬其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强烈批判精神，对民族命运甚至人类命运进行深度思考的人文精神。[25]其次，中国新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和通俗化，应该在普及与提高的现实辩证关系中继续深化。[26]最后，从中华文明母体出发，中国新文艺应该从“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27]中汲取文艺营养，即以孔夫子所代表的古代文艺传统、毛泽东所代表的延安文艺传统及邓小平所代表的新时期改革文艺传统为根基，加以选择性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第一版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8.

[2]陶鹤山.关于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几个问题[J].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2)：88-93.

[3]周扬.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J].文艺战线，1939(2).

[4]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73-82.

[5]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6]武汉抗战文艺史稿[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177-196.

[7]艾思奇.抗战文艺的动向[J].文艺战线，1939(1).

[8]一个美国记者论中国未来的战争小说[J].周而复，译.文艺战线，1939(1)：61.

[9]成仿吾.一个紧要的任务——国际宣传[J].文艺战线，1939(1)：35.

[10]吴伯萧，卞之琳.从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说起[J].文艺战线，1939(4)：37-38.

[11]康濯，孔厥.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J].文艺战线，1939(4)：37-38.

[12]周扬.我们的态度[J].文艺战线，1939(1)：3.

[13]何畏.我们要奋力渡过抗战的难关[J].文艺战线，1939(2)：32.

[14]张振亚.读《边区自卫军》[J].文艺战线，1939(3)：62.

[15]艾思奇.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J].文艺战线，1939(3).

[16]沙汀.民族形式问题[J].文艺战线，1939(5)：13.

[17]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J].文艺战线，1940(6).

[18]田伏隆，唐代望.马克思学说的早期译介者赵必振[J].求索，1983(1)：118-120.

[19]冼星海.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J].文艺战线，1939(5)：1-2.

[20]罗思.论美术上的民族形式与抗日内容[J].文艺战线，1939(5).

[21]何其芳.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J].文艺战线，1939(5)：10.

[22]金惠俊.“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的结束[C]//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郭沫若纪念馆.文化与抗战——郭沫若与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文化选择.成都：巴蜀书社，2006：143-147.

[23]萧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J].文艺战线，1939(5)：6-8.

[24]柯仲平.论文艺上的中国民族形式[J].文艺战线，1939(5)：9-10.

[25]成立.现代文艺形式观念的嬗变[J].学术月刊，1994(7)：89-95.

[26]毕海.延安对“五四”新文艺的重审及其意义——以“民族形式”论争为中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9)：53-62.

[27]甘阳.通三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