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平

在我印象之中，总有一棵不老的桂花树；在我被生活驱赶得所剩的记忆里，它总是开着的。

我能够记事的年龄，是从五岁开始的，那年我开始上初小，因为整个镇子上还没有一所幼儿园，即使当时有，我也不可能有机会的，父亲为了节约家庭开销，也没有让我去上学前班。所以我每天只好“叮叮咚咚”地跟随邻村一些年龄稍大一点的伙伴去上学。祖母是久住在我家的，很少去其他的伯伯家，不知为何，每当她遇到伯伯时，总是横着脸，一副怒气未消的模样，好像母子间前世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伯伯虽是个讲道理的人，但在年老的母亲身上，也只能忍一时，痛一时。除此之外，其他什么办法也没有。

当时我少不更事，每次放学回家，就直奔祖母的房里，那是一间由泥土筑起来的老房子，异常破烂与潮湿，好几次，父亲劝说祖母搬到下面的一层新房子住，但都被她一口拒绝，并且略有怪意地说道：“根儿，你真是忘根了呀！”父亲也知道她的脾气，自此之后，没敢再提起这事了，他知道这土屋子是她生命的全部。从我能够记忆起祖母的那时候起，到她离世的时刻，她一直住在这栋土屋子里。这屋子前后分别有一口十字型的窗户，虽然如此，屋内的光线并不太好，大部分的光亮都被窗外那棵桂花树遮挡了，当然还有附在上面的蜘蛛网，在屋内前窗的正中间，便是一把由樟树木材制成的靠椅，在微弱光线的照射下，它闪闪发光，特别是印在底座的那棵桂花树图纹，左右斜视，异常灵动。祖母大部分的时光里，就是在这把靠椅上度过的，坐在它上面，就能把她一生中最喜欢的桂花树的美景尽收眼里，我每次缠着她出去时，她的嘴中总习惯性地抛出一句：“好吧！咱们去看看桂树吧！”我听后便会扭扭捏捏，表示反感，有种不耐烦的心思。可祖母却是面带喜色，容光焕发，精神比平常好几倍，走在路上，也可听见她那身子骨咯吱咯吱的。

自然，那棵桂花树长势不错，枝繁叶茂，那青翠的粗干仍像是刚成长起来的枝条。可在祖母心底，它老了，它陪她已经度过数十个春秋了。祖母是最喜欢桂花树的，可以说是她的唯一。在我家屋旁的那棵桂花树，更是与祖母结下了不解之缘。它是祖母出嫁时带到家里来的，也是属于她的唯一的嫁妆，在这里，姑且就叫它“定亲树”吧！

祖母不是本地人，而是出生在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上。她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母亲早逝，只剩下年事已高的父亲。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里，战争频繁，生灵涂炭，特别是抗战时期国民党退居西南省份时，那里的农民更是民不聊生，遭受着各种各样的疾苦，祖母家也不例外。

祖母年轻时是非常迷人的，这事常常在她的口中提起，确切地说，当时的她算得上是镇上的“一枝花”，即使如此，在她家那个镇子里，却没有人敢上祖母家提亲，因为靠天吃饭的人砸锅卖铁才勉强维持家里的开销，哪里还有剩余的钱来娶媳妇，所以镇上青壮年特别多，但都是老油条一根，光棍一个。虽然小伙子们没有钱来娶自己的心上人，但每当祖母出去劳作时，他们总是看着她，目不转睛，仿佛有种望梅止渴的味道。偶尔有一次，邻村的一个小伙偷偷地溜出来，长裤里边兜两个番薯向祖母示爱，她甚是欢喜，但只是朝番薯闻了一下，又还回去了。后来听说，那小伙子被国民党抓去打仗了，从此音讯全无。当时全镇上流行一句口头禅：“伢仔，你是要个子命呢，还是讨个子媳妇呢？”

直到祖母二十岁那年，镇上村民的生存状况才有所改善，这也得益于刚到镇上不久的抗日游击队，对于这支游击队，祖母记忆犹新。他们是天黑时分秘密地进驻祖母他们村子的，村民好像是在招待远方的客人，又似乎看到了救星一样，有吃的给吃的，有力的出力，没多久工夫，就为这支秘密队伍盖了间矮小的稻草房，这屋子同祖母家的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主要是不让敌人察觉到。在队伍里边，有六个壮年、三名妇女，来时都穿着灰黑的打补丁的衣服，在晚上倒像特务一样，可白天，从他们的说话、谈吐，就和普通的村民没有什么区别。

村民们活跃了两三天后，整个村子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游击队员们每天必做的三件事，早晨起来去开垦荒地，与村民们一道干活，因为这地离村子远，得早晨动身；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回到村子帮村民们干家务；晚上则分头上山刺探敌人的动静。在漆黑的森林里，他们不知要走多少遍，有时天微亮时才听到他们徒步回村的脚步声，还没有歇上一时半会儿，他们又要准备好行装，到田地里上工去了。

祖母在一名年轻队员的指导下，学会了种树，这树便是终年常绿，秋天芳香四溢的桂花树，那位教她的年轻人，便是祖母的心上人，也就是我的祖父。他十多岁的时候就离开了老家，参加了外面的抗日队伍，一干就是几年。每次他俩在一起种完桂花树后，祖父总是呆呆地望着那树，脸上羞红羞红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他会选在祖母说话的时刻，偷偷地看着祖母，两人对视后，便是一阵傻笑，其实在他们默契的言语里，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无言也就成了他们之间最真实的表白。

没过多久，他们的事就在村子里传开了，有褒有贬，但贬的言语大部分是针对祖父的。此时，祖母的父亲也不知该怎么办，只是板着脸，一句话不说，像是坐以待毙，又像是静观其变。果真，这事传到了游击队队长的耳中，他狠狠地批斗了祖父一顿，甚至提出把祖父清除出游击队以此来告诫他。同时队长又亲自登门向祖母及她父亲道歉，直到队长说完，他们父女仍然半句话不说，队长急了，心想，这家伙一定是伤害祖母太深了，于是他发怒似的吼了一句：“我去把他带过来，你们想怎么办都行！”，随后转身，这时祖母叫住了队长，并且看了看她父亲，低声说道：“我与他是真心的，请队长不要惩罚他，都是我的错。”听后，队长脸上的怒气暂时消退了，换来的是一阵惊讶和茫然，他瞠目结舌地说：“这……你们……”没说完，队长唉叹了一声，便匆匆地向稻草房走去。

自此之后，这件事在村里就再未提起，但祖母与祖父两人的爱意并未结束，反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后，烙在心底更深了。直到抗战胜利结束后，队长才同意祖父与祖母喜结良缘，祖父从此就离开了游击队，结束了多年来在外打仗的生涯，他与祖母商定后，决定一同回老家，也就是现在我的家。听说当时，但祖母拒绝了嫁妆，她只希望能够带一棵家乡的桂花树离开，她父亲含着泪答应了她。

这些事情都不知过了多少个日月，可在祖母的心里，一切又恍如当初，每当看到屋旁的那棵桂花树，祖母的脑中总呈现出祖父的面孔来。她每次提起时，满嘴都是甜意，满脸都是微笑。我仍记得祖母离开尘世时对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根儿，快把窗户上的蜘蛛网扫掉，它挡了我看桂花树开花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