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对“采访欧洲战场的惟一中国记者”问题之反思与澄清*

2014-03-03刘宪阁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4年4期

■刘宪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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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再被宣传成“二战期间采访欧洲战场的惟一中国记者”，萧乾往往被误认为在生前没有对此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其实他亦有苦衷。因为涉及国共关系，起初限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恐惧心理，“胆小”的他没有及时出面予以澄清。后来随着两岸关系的展开与改善，他在私人信件、公开文章以及日常交往中都有所反思，并以“我们是一家”做出过澄清和解释。他还呼吁各方承认和正视两岸的鸿沟，尽力为此做些填补工作。

萧乾；欧洲战场；中国记者；两岸关系；“我们是一家”

一

199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时，北京、上海以及杭州等地的一些报纸刊文说：二战时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唯独《大公报》萧乾一人。1999年1月27日，又恰逢这位从《大公报》走出的老报人、时已成为名作家的老先生之九十华诞。为此，新华社当天专门发了一条电讯，称萧乾“成为唯一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同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也作了同样的报道，随后还刊于《人民日报》第二天即1月28日的头版。时已离休的浙江舟山老干部毛德传，在看报时注意到了这些消息。作为当年也在欧洲战场参与了采访工作的国民党中央社记者毛树清的后人，他早就对一再有报道说萧乾是二战期间“惟一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很有看法。为纠正这种流行已久的误传，毛德传特地于1999年6月2日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媒体的这种宣传在“外面反映很坏”！一则可见大陆新闻界相关信息之不灵；二则也太有违历史，不实事求是。随信还附上了他自己以嫡堂叔父毛树清为例写的一篇文章，即《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不止萧乾一人》。文末明确指出，所谓惟一之说“显系有误，亟宜澄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收到来信后也很重视，随即于该院主办的《国际新闻界》杂志第4期上，以编辑部传真的形式刊发了这封读者来信以及所附文章①。

在《国际新闻界》正式发稿前夕，《中国青年报》亦于7月2日刊出相关报道《采访欧洲二战萧乾并非唯一》，作者为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研究生的邵国松。他在报道中透露了毛德传来信与文章的大致内容，并以采访形式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两位老师的观点。其中，早年就立志于要做一个像萧乾、杨刚那样的名记者的蓝鸿文教授说：“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可能不止萧乾一人”。谷长岭副教授亦指出，“二战期间，中共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当时也派了记者在欧洲战场采访”②。不过他们都没有提供什么具体可靠的证据。

大概不满于此，毛德传又写了一篇短文：《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并非只有肖乾》（原文如此），后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新闻大学》于当年第4期刊出。在此前后，《中华读书报》于7月21日刊出毛德传的文章：《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不止萧乾一人》。随即为《上海志鉴》等转载，甚至还编入《解放日报》等的内参。

毛德传的文章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特别是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那封信，末尾措辞很尖锐，他说：“萧乾先生未见出来说明真相，什么原因？不详也”。③不少读者对此印象深刻。苏福忠在写作《我认识萧乾》时，正好看到毛德传在两种具有全国影响的报刊上所发表的相关文字，说萧乾不是采访欧洲战场的惟一中国记者。据称在其中一篇文章里，毛德传甚至发问：“萧乾在世时分明知道这种情况④，为什么不肯公开写文章声明一下呢？”对此，认识萧乾并对其个性有所了解的苏福忠倒是觉得“老萧决不会去干这种傻事”⑤。

毛德传的提问无疑是比较尖锐的。而且这很可能也反映了不少人的类似疑问与困惑，认为萧乾好像没做出过解释，缺一个说法。其实，这多半是一种误解。有位名叫卜丁的读者就注意到，萧乾虽然没就此写过文章，但是他写信了；而且这封信还发表了。姑且不论萧乾在信中所谈是否有充分的说服力，但诚如卜丁所言，起码“这也算一个交待”或者说“声明”⑥。那么，这个交待或者声明到底是怎么回事？萧乾真的如苏福忠所言，不会干发表声明这种傻事吗？尤其是除了那封信，他真的没在其他文章中就此做过澄清吗？

二

卜丁提到的那封信，指的是1986年4月24日，萧乾给当时在香港办报的老朋友、也是名记者陆大声的回信。陆大声即陆铿，他把萧乾看作是自己“记者生涯的启蒙者”。两人结识，还在1939年春。当时又是作家又是记者的萧乾，沿着滇缅公路采访，来到了陆铿的家乡云南保山。当时陆铿正好在县立中学任教，并组成了“保山县抗日救亡宣传团”。萧乾希望了解一下边陲民众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反应，有人就建议他访问县中。到了县中，学校让陆铿出面接谈，两人一见如故。萧乾朴实的态度和诚挚的语言感染了陆铿，“第一印象是记者可爱”。因为1938年为缅甸《仰光日报》写过保山农民为修筑滇缅公路流血流汗的通讯，与萧乾接触后更增加了陆铿做记者的冲动，从此担任《仰光日报》的通讯记者。陆铿后来回忆说：“萧乾的言行在我身上收到了潜移默化之功，我之所以选择记者为终身职业和事业，不能忘记萧乾的启蒙。”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陆铿和来自《大公报》的萧乾又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欧洲战场相遇。纽伦堡大审纳粹战犯时，两人几乎同时到达，故人重逢，又是在异国相聚，兴奋之情可以想见。本来在随艾森豪威尔进军柏林时，他们就应碰头。只是后来陆铿被分在南路，由美军的飞机护送；萧乾分在北路，由英军的飞机护送，因而未能相逢。

抗战胜利后，紧接着又发生内战。此时已进入《中央日报》担任编辑与采访工作的陆铿，和仍然服务于《大公报》的萧乾，一起为揭露暗黑政治、维护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而奋斗在新闻岗位上，幸运的是他们并未在内战的战场上相遇。1949年以后，两人又都因缘际会，或主动或被动地留在了大陆⑧。直到1957年，萧乾在北京被划为右派，陆铿亦在昆明被划为右派。

历史演进到1979年，陆铿与萧乾又在香港重逢。此后不久，陆铿相继办起《中报》《百姓》杂志和《华语快报》等刊物，并多次邀萧乾写稿。但是经历了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萧乾为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不在“外边”发表文章（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三联书店倒是算在“里边”）。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给陆铿办的几个刊物寄过文章。对此，陆铿亦“颇能谅解”，并未因此影响双方的私谊。⑨

三

1986年初，陆铿又给萧乾写了封信。除了送上刚出版的关于胡耀邦的访问记，信中还谈到一个情况。很可能是有感于1985年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后报刊杂志上的一些说法，他直陈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的中国随军记者不只萧乾一个，还有余捷元、毛树清、丁垂远、徐兆墉，以及他陆铿本人。信里甚至还有向萧乾问责之意。(10)

接信后，萧乾感到不能再保持沉默，有必要做出解释。他告诉陆铿：自己“绝无意以欧战场上惟一的中国记者自居”；何况自己“一生旨趣主要在文学方面，新闻对弟仅是个职业而已”。既然如此，何以会出现被渲染成惟一记者的这种情况，尤其是问题出现后，他“又何以不立即更正”？对自己的苦衷，萧乾在回信中作了一点“分析和回忆——或者说反省吧”。

此前，萧乾的确在回忆文章中使用过“惟一的中国记者”这样的措辞，不过按照他给陆铿的回信看，那好像是转述胡政之的话。大概1944年初，萧乾正在剑桥皇家学院研习英国心理派小说，并准备于次年攻取硕士学位。此时胡政之正好随访英代表团来到剑桥，竭力劝他放弃学位，离开剑桥，去当正式记者。当时胡政之说：“这可是你一生最大的机会。上次大战，我是欧战场上惟一的中国记者。这回轮到你了。”(11)

关于胡政之的这番劝说辞，萧乾在其他几处回忆中也提到过，但说法不尽一致。比如：“从个人来说，你的机会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赶上了。这回，机会轮到你了。”(12)又如：“第一次欧战给我赶上了。这回该轮到你了。”(13)考虑到回忆的特点，尤其是未必每次总能一样，而且未必都准确无误，我们可以相信这几种说法的真实性，何况其中要表达的意思也大体明白无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几处的确没有惟一字样。

倒是在另一处，萧乾实实在在地写到了他自己是“惟一的中国记者”。1982年5月，他为即将出版的文集《海外行踪》（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写了一篇代序：《在洋山洋水面前》。正是在这篇代序中，他明确写道：“第二战场开辟后，我穿上一套不合身的棕色军装，成为欧洲战场上惟一的中国记者了”。(14)

在给陆铿的回信中，萧乾并没有提及这篇文章，而是以转述胡政之劝说的形式，提及了惟一中国记者的问题。这恐怕不是一般的记忆失误，而更像是一种特殊的叙述策略。而且从回信的上下文看，他这样做似乎也可以理解。因为随后是这样一段自问自答：当别人说他是二战期间西欧战场上惟一的中国战地记者时，萧乾为什么不列举一下当年欧洲战场上的中央社记者如陆铿等诸兄呢？他说：“这就涉及一种心理、一种观点、一种对历史的态度——涉及对待台湾的许多方面。”(15)

四

前曾言及，萧乾一直没有答应陆铿的约稿，这次本来也不打算破例。但是陆铿来信提到的问题，让他不得不重新考虑，最终决定破一次例。而这一破，不但勇气可嘉，还提出了远比陆铿来信所说的更大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社会政治变迁，到1980年代，在大陆要说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萧乾确实是惟一的；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很多人也习惯了“看什么都只限于大陆；眼界也只敢限于大陆”。比如出了那么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没有一本提过台湾地区这三十几年在文学方面的成就。1980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萧乾在第一次发言中就指出，报纸电台上一提台湾，不能光是报道失业、妓女、凶杀案，“也应提提那边各界人士在各方面的成就，因为他们也是咱们的同胞”。(16)当时新华社、《人民日报》还摘发了他的这个发言。

到1986年，在涉台方面，“新闻处理上是有所改进了”，但是“有些事往往还是把台湾人民的功绩摒弃在外”。在这样一种社会大环境和时代氛围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闻报道及相关叙述，自然也不能例外。曾几何时，中央社前面还要冠以“伪”字。萧乾坦承：“只是我这个胆小鬼就没敢说。我就没勇气说：‘不对，当时还有中央社的某某某’。”因为根据1949以来历次运动的一些经验，他担心那么一说的话，“岂不大成问题，而且是‘立场’问题”！不过，当两岸关系进入1980年代中期，他也逐渐认识到，“其实，应该说，而且就今天的政治气候看，说了也不会出乱子”。所以，他非常感谢陆铿的提醒，认为这“十分重要，十分必要”。(17)

不过，由陆铿的来信，萧乾想到的还不仅是“惟一中国记者”的问题：“我们要举隅反三，关键还得从根本上改变态度：我们是一家”。(18)他想起了一件往事。1983年访美时，友人赠了一本1949年后随着国民党去了台湾的老大公报人陈纪滢所写的《抗战时期的大公报》。(19)本来以为陈氏会把在大陆的这帮老同事骂个狗血喷头，但是恰恰相反，全书怀旧之情跃然纸上。萧乾读后深为感动，急忙转给老同事徐盈等看了。

因应着社会的变迁，萧乾觉得，现在是采取行动、有所作为的时候了：“咱们海峡两岸的同行同业，应当共同树立起‘炎黄子孙感’，应当去珍惜、培植、发扬这种同胞精神，两岸人民各方面的成就，应写进一本账上。”他想起了东德和西德。1984年去西德访问时。他听说尽管柏林墙修得那样高峻森严，遍是电网，但是东德和西德的学者作家远未断绝往来。慕尼黑大学图书馆馆长就说，他们一直在与东德交换出版物。萧乾听了深受触动：“为什么我们就那么乖乖地听凭政局支配，而不采取主动呢？”(20)

萧乾又想起了自己熟悉的文学领域。1979年访美，他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到三十年来台湾涌现出那么多好作家，写了那么多出色的作品。这边还在备受政治运动的困扰，那边却在孜孜不倦地创作着。回来后，萧乾就大声疾呼：不要满足于选登几篇台湾作品了。对那半壁文学江山，得进行一点儿像样的研究。当然，台湾作品要出，但是也应该研究，写出论文。同时，他也希望台湾的同行对于大陆写的关于台湾作品的评论，也要坦率地加以评论。

海峡两岸隔绝了三十多年，中间怎么会没有一道鸿沟呢？萧乾认为，有沟不可怕，关键是“应该承认、正视这道鸿沟，并且一起动手，把它一点点地填补上”。也正因此，他非常赞赏老报人陆铿所做的工作，认为这正是一番沟通两岸的大事业。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这回也想“破破例”，不再拒绝约稿，而是奋笔疾书，希望借陆铿麾下的园地，澄清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到底有哪些中国记者的问题，从而也为沟通两岸做一点填补工作。(21)

五

在给陆铿的这封回信中，萧乾不但痛痛快快地承认了陆铿、丁垂远等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在欧洲战场的重要角色，他还补充提到一个人，即任玲逊。目前还不清楚，这封回信是否在港台等海外刊物上发表过。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尽管此后并未专门写文章为此做过更正，但萧乾的确在国内通过这样那样的一些方式做过回应与澄清。

1991年，萧乾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我的旅行记者生涯》。在这篇回忆文章中，他明确写到：“曾经有人说我是当时西欧战场上惟一的中国记者。我想在此澄清一下。伦敦大轰炸期间，确实是这样的。可是诺曼地（引者按：即诺曼底）登陆、西线大反攻时，舰队街上已经有了由任玲逊主持的中央社。1945年在旧金山，除了中央社，还有来自重庆的其他同行。”(22)

除了自己公开发表文字进行澄清，萧乾也对身边的人多次谈过此事，这些人当时和后来也都以各种方式代他做出过解释。(23)比如晚年经常活跃在他身边的“三剑客”之一傅光明，显然就对个中情况比较了解，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此事。1996年编撰中外名记者丛书《萧乾》卷时，他就写到：“有个事实需要澄清，以前的各种报道、论文都把萧乾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惟一的中国记者。事实是，除了萧乾，欧洲战场上还活跃着几名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余捷元、毛树清、丁垂远、徐兆墉、任玲逊等”。(24)2006年写作《文坛如江湖》时，他又写道：改革开放之后重新挖掘那段历史的时候，从内地的角度来谈二战时期在欧洲战场的中国战地记者，萧乾“几乎是变成了惟一”。联想到一些人总喜欢炒作，他说：“如果萧乾先生作为记者进行炒作，是有非常好的卖点的。也确实有一些不明真相的媒体仅仅为了新闻效应，宣传说萧乾是二战期间中国惟一的战地记者。”但是傅光明亦强调：“事实是.他不是惟一的。”(25)

即便当年提出质疑的陆铿，在收到回信后显然也理解了萧乾的苦衷。1999年2月11日，萧乾去世。陆铿随后写了一篇怀念文章《不带地图的旅人，安息》。其中还专门说到此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萧乾当时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中国记者。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中国又陆续派了七个驻欧战地记者。任玲逊和徐兆墉因为要驻守中央社伦敦办事处和巴黎办事处，所以在前线活动的只有萧乾、余捷元、乐恕人、毛树青、丁垂远和我。”(26)陆铿以此形式，为当年那段历史公案作了一个了结。

六

可以发现，为了澄清自己并非二战期间采访欧洲战场的惟一中国记者，萧乾晚年不是没有做出过努力。比如写过信，发表过文章，还对身边不少人谈及此事。但是，即便他的文章发表了，书信公开了，也有人代为解释了，但是误会仍然如影随形，久久难以消除。

以前面谈到的1986年4月24日那封给陆大声（即陆铿）的信为例。此信最早收入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的《萧乾书信集》（第319-322页）。随后，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印行《萧乾选集》时，又收入其中的第6卷即书信卷（第369-372页）。2005年10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印行《萧乾全集》，其中第7卷书信卷亦收入此信（第518-520页）。

可惜，《萧乾书信集》出版至今已逾二十年，这封给陆铿的回信，却几乎没有多少人注意，更少见引用。所以2005年《萧乾全集》出版时，文洁若特意指出：第七卷是书信卷，“其中最重要的是致陆大声（陆铿）的信”，因为信里谈了二战期间都有哪些中国记者采访了西欧战场。(27)在另处，她亦希望读者认真读一下萧乾致陆大声的这封信。里面详细地谈了萧乾当年为什么不写专文告诉读者他不是惟一采访西欧战场的中国记者。因为他不敢说，没有勇气说“不对，还有中央社的某某某”(28)。现在距离《萧乾全集》出版，又是五六年过去了，尽管萧乾和友人们多次做过澄清和更正，但还是有人依然故我，坚持旧说。

何以如此呢？或许有人说，收入萧乾给陆铿回信的这些论著太学术化，毛德传的文章也是刊于《国际新闻界》等学术刊物，普通读者一般不会接触，自然会影响传播效果。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新文学史料》特别是《黄河》等期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通俗的。而且一些大众媒体如《中华读书报》《文汇报》等亦曾多次刊文澄清事实。其典型者除了前引毛德传的一些文章，还有曹成章2005年8月17日在《文汇报》发表的《二战欧洲战场上的中国记者》等。此外，网络上也有些纠偏补遗的文字。

显然，其中缘故应该另有所在。黎秀石曾回忆说：二战期间除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中国报社在欧洲设有常驻办事处的只有《大公报》一家，力量太单薄了。(29)至于共产党方面的新闻人，更是屈指可数，甚至难觅踪迹。在这样的情况下，遇到一些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能拿来说事的中国新闻人本就不多。中央社是和国民党沾边的，自然不便提；《大公报》本来也不能提，因为被认定是政学系的机关报，对国民党更是“小骂大帮忙”。可是《大公报》毕竟是曾获得密苏里奖章这种国际荣誉的有影响的报纸，1949年特别是1978年以后，在海内外更有不可小觑的作用，尤其在统战工作方面。而且不管怎样，虽然1948年前后一度因坚持“自由主义”而被共产党方面的胡绳、郭沫若等批评，但是萧乾毕竟在1949年以后没有跟着国民党走，而是选择了站在共产党这一侧，留在大陆。所以，萧乾被拿出来说事，称之为二战期间采访欧洲战场的惟一中国记者，也就不足为怪了。(30)

组织和开展各种各样的经典诵读活动，有利于增强学生参与经典诵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化被动为主动的有效方法。比如，教师可以在班级内部组织开展“诗词诵读会”，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学生自己去找相关的诵读材料，在小组内部推选出一个诵读的代表，进行小组之间的诵读竞赛，教师和学生一起做评委，推选出诵读“能手”，并且针对这一次的诵读活动，学生都要写一份感言和体会作为诵读活动的“结尾”，把学生在诵读过程中对经典的感悟等转化成自己的词汇、文体积累，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让学生在整个经典诵读中实现自我的内在升华。

不难发现，萧乾被冠以惟一的中国记者，其背后若隐若现的，实际上还包括了多种复杂心态，尤其是仍难摆脱政治因素的干扰与党派纠葛的阴影。或者可以借用萧乾回信中的话来说，很多人还没有真正形成“我们是一家”的心态。鸿沟仍在，还须填充。也因此，重读文洁若的这段话，更有现实意义与针对性：“我相信，多更正几次，就不会再有人说萧乾是二战期间惟一活动在西欧战场上的中国记者了。”(31)

七

关于二战期间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萧乾并非惟一的这段公案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还有很多问题不太清晰，仍待深究。

比如一些文章介绍说，当时除了萧乾，另有多人也活跃在欧洲战场。但是究竟有哪些？则大多语焉不详。萧乾和陆铿1986年的这次通信，为我们初步提供了一个七人名单。即他们二人之外，尚有余捷元、毛树清、丁垂远、徐兆墉、任玲逊。(32)前引毛德传的文章，则提及了另外两位，即乐恕人和胡济邦。另据乐恕人回忆，日本投降后，国内又来了几位男女同业到欧洲，“包括女作家陆晶清、徐钟佩等”(33)。

除了当时在欧洲到底有哪些中国记者还不太清楚外，这些人究竟来自或者说代表哪些新闻机构或新闻单位？亦众说纷纭。其典型者如乐恕人。通常说他是《中央日报》的记者，还有资料说他当年是代表重庆《世界日报》、昆明《中央日报》及《新闻天地》赴英采访的。其实，他一度作为记者被重庆《大公报》派到印缅战区。另据乐恕人自述，1945年他是《新闻天地》派驻欧洲战区的战地记者，隶属于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麾下。(34)

此外，关于目前已知的这几位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大多尚少深入研究。比如毛德传的文章主要介绍了毛树青，另处亦简略提及胡济邦。其实这些人都很值得探讨。比如胡济邦是苏德战场上惟一的中国记者，又是女性，而且是惟一持有外交官护照，在前线采访时间最长的记者。又如任玲逊，原系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当时正供职于北平英文《时事日报》，后来被萧同兹以每月500银元的高薪“挖”到中央社（萧当时月薪亦只400银元）。还有几位如余捷元等，目前仅知毕业于清华大学。

由于历史上这些新闻人并不都是很亲近共产党，甚至一度还和国民党走得比较近，或者又涉及其他一些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长期以来对这些新闻人以及与他们相关的新闻活动一直避而不谈，或者亦只是作为反面教材简略提及，甚至还进行一些或简单或粗暴的批判，而缺少深入细致的研讨，更不用说给予公允妥当的评价。随着时代的推移，特别是国共关系的改善，两岸交往的增加，这种情形已经有所改变。历史和时代都在呼吁我们要重新评判这些新闻人。为此，加强这些新闻人及其新闻活动的研讨就是一项基础的工作。相信这样的研讨必将丰富我们对现代中国那段历史的了解和认识，也必将有助于拓展和推进两岸的进一步互动与交流。

注释：

①③ 毛德传：《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不止萧乾一人》，《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4期。

② 邵国松：《采访欧洲二战萧乾并非唯一》，《中国青年报》，1999年7月2日。关于此报道的具体出台背景，目前尚不清楚。邵国松2000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随即赴美留学。

⑤ 苏福忠：《我认识萧乾》，《黄河》，2000年第6期。

⑥ 卜丁：《萧乾有过“声明”》，《黄河》，2001年第1期。

⑦ 陆铿：《不带地图的旅人，安息》，载吴小如、文洁若编：《微笑着离去——忆萧乾》，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272页。

⑧ 如果说萧乾是主动留下的，那么陆铿则是被动留下的。1949年12月，正在东京办报的陆铿先是飞到香港，又再转机飞抵云南，欲接走在昆明的家眷，但是刚下飞机就被当作国民党要犯逮捕下狱，此后羁留大陆将近三十年。

⑨ 《萧乾致陆大声信》，1986年4月24日，载《萧乾书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9-322页。

⑩ 陆铿来信，暂未见到。

(11)(15)(16)(17)(18)(20) 萧乾致陆大声信，1986年4月24日。

(12)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60页。

(13) 萧乾：《一个中国记者在二次大战中的足迹》，载《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页。

(14) 萧乾：《在洋山洋水面前》，《人民文学》，1982年第7期。

(19) 陈纪瀅自称为大公报的票友记者，1932年后做过一段时期编辑，抗战爆发后还任过驻新疆特派员等职。1949年8月12日赴台，后任国民党《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国广播公司常务董事。1997年5月22日辞世。著有《报人张季鸾》，台北重光出版社1971年版；《胡政之与大公报》，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年版；《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等。

(21) 萧乾致陆大声信，1986年4月24日。鸿沟、填平等措辞，令人想起萧乾写的那篇有名的社评：《政党·和平·填土工作——论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大公报》，1948年2月7日。

(22) 萧乾：《跑江湖采访人生：我的旅行记者生涯》，《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

(23) 据某位因工作关系有幸结识萧乾，并力所能及地帮他做过一些事儿的网友说，在聆听先生多次谈及二战往事时，从未听他使用过“唯一”这个词儿。见孙之逊：《萧乾，不是采访二战唯一的中国记者》，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6382ca930100hhlb.html，2013年5月16日访问。

(24) 傅光明：《萧乾》，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耐人寻味的是，里面提到包括来自国民党中央社等各方面的一些人物，但偏偏未提陆铿，而仅以一个“等”字，含混地一笔带过。

(25) 傅光明：《文坛如江湖》，中国三峡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页。

(26) 陆铿：《不带地图的旅人，安息》，载吴小如、文洁若编：《微笑着离去——忆萧乾》，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272页。此名单较之此前又多了一位，即乐恕人。

(27) 文洁若：《萧乾全集问世有感》，《人民日报》，2006年1月24日。《萧乾全集》共收录了两封给陆大声的信，文洁若在这里提醒注意的是其中第一封亦即1986年4月24日那封。第二封讲的是别的事情。

(28) 文洁若：《我怎样编〈萧乾全集〉》，《中华读书报》，2006年1月25日。

(29) 黎秀石：《在国外采访》，载周雨主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30) 如前所见，萧乾本人也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公开宣传中，他究竟何时被冠以二战期间采访欧洲战场的惟一中国记者，其间种种过程与考虑，仍待进一步探讨。

(31) 文洁若：《萧乾全集问世有感》，《人民日报》，2006年1月24日。

(32) 多年后陆铿又补充了一个：乐恕人。

(33) 乐恕人：《肖同兹的重托与纽伦堡采访》，载《常宁文史资料第4辑肖同慈和中央通讯社》，政协常宁县委员会1988年版，第53页。

(34) 乐恕人说，当时中国驻欧洲战区的新闻同业，还有中央社的余捷元，《中央日报》的毛树清和陆铿等三人。至于萧乾，则是以大公报驻英特派员而临时申请为盟军驻欧战区的战地记者。见乐恕人：《肖同兹的重托与纽伦堡采访》，载《常宁文史资料第4辑肖同慈和中央通讯社》，政协常宁县委员会1988年版，第53页。

（作者系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