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忠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我们的环评里没提“健康”二字

◎吕忠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我从事环境保护法的研究，尤其是近几年在“环境与健康”立法和推动《环境保护法》的修订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关于“环境与健康”，我们进行了一些文献的梳理，还做了社会学的调查，最后以重金属污染作为研究的一个切入口，我们选择了铅和镉。

从2006年开始，我们对2004年至2013年发生的63件案子做了分析。事件主要发生在我国东、中部区域的农村，其中33件引发了严重群体性事件，56件致健康损害，19件涉及健康问题。

要立法，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到底有什么影响？因为立法涉及各种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第二，现行法律能否满足环境与健康监管的需要？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监管体制？第三，从法律上来讲，环境污染物从哪里来？政府应该怎么监管？第四，要进行公共健康干预，涉及政府公共干预措施，还涉及群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发生纠纷时，怎么处理？应该由谁赔偿？怎么赔偿？

另外，危害还有一个累积性的特点。我们分析的63个案件中，有90.5%都是累积性的污染。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事件爆发后处理方式是否合适？这都是法律要面临的问题。另外，损害赔偿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确定因果关系。从法律上讲，必须找到因果关系才能够决定谁来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像重金属污染这样复杂的因果关系如何确定？这也是目前世界上面临的难题。

环境与健康问题，最重要的是建立风险管理机制。但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恰恰没有风险管理。我们的环境评价制度里，“健康”二字提都没有提，只评估新建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并没有评估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说明我们的环境标准体系还不尽科学，没有真正把人体健康的标准作为环境保护标准的一项核心内容。此外，从执法手段上看，现在各个部门的信息也还没有实现共享。

最后是环境责任追究，责任方到底要赔多少钱？我们统计了1000多件环境案件的司法判决结果，发现受害人能胜诉的非常少，胜诉也只赔偿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是什么？比如死多少鱼就赔这些鱼的钱，人受害了只赔医疗费、误工费，以及一点营养费，别的就不赔偿了。受害人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

我们还面临以下问题。第一，环境与健康监管体制难运行，管理手段不能适应风险管理需求，公众参与严重不足，“有牵头无统筹，各干各的”。我们去县一级调查，发现卫生部门根本不管环境与健康的问题，只管“看病难看病贵”，健康问题归谁管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到环保部门，环保部门说归卫生部门管。第二，现有的管理手段不能适应风险管理的需要，只等到出很严重的污染事件了，才成立领导小组，开展调查。

另外，一旦出了严重污染事故，往往找不到问责主体，因为没有环境监测机制。结果往往是“企业污染，百姓受害，政府买单，最后谁都找不着”。信息不公开也是一个问题，发生事故以后要不要告诉公众？一些项目有健康风险，上马前要不要告诉老百姓？我们去多个部门调查，都说不能告诉。为什么？因为一告诉就要闹事。但是，这种封闭的管理模式能解决问题吗？

最后，事故发生后，通常有十几份鉴定书，五花八门，这是因为我们在污染危害健康的事件处理中缺乏技术保障。要解决以上问题，个人认为我国必须制定一部专门的环境与健康法，现在全世界只有一部环境与健康法，是韩国制定的。

本栏目责编/郑挺颖 zhengtingying@vip.163.com

（朱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