陡剑岷

花卷风波

1942年，我13岁，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上学。国立西北师范学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为收容沦陷区逃亡到大后方的学生建立的学校之一。这些学校不收学费，且吃住全包，俗称全公费学校。

说是吃住全包，但条件之差，绝非现在的青年人所能想象。住的房子是我们这些最小12岁最大不过十五六岁的学生自己打地基、搬石头、和泥砌墙、上房泥建成的。房屋面积很小，高、宽约2.5米，靠墙的一面用土坯砌成床架，上铺一条长长的床板，25个左右的学生睡在这样的通铺上，窗子是用纸糊的，不能保暖，冬天没有取暖设备，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苦熬。夏天蚊蝇肆虐，整年虱子漫延，无法消除，疥疮流行，几乎人人都被感染。

说起伙食，那就更差劲了。政府拨的伙食费，是完全能够供应给我们较好的伙食的，但由于各方面原因，我们每顿饭都吃不饱，还要学生自己轮流做饭，包括从井中打水、担水，用柴烧水，擀面条和蒸馍。我们每班45个学生，每三个人为一组，男女、大小同学搭配，三个人做一天饭，15天轮流一次，叫“值日生”。当值日生那天不上课，耽误的课程自己补。我们都喜欢当值日生，因为那天自己做饭，吃饭不定量，可以吃饱。

那时临夏县没有电灯。煤油、汽油叫石油，少而价昂，我们学校晚上自习，照的是菜油灯，每四个学生一盏。菜油由学校供应，不知道是谁首先发现了油灯中的油可以吃，于是我们等添完油后，就把油倒出一半甚至更多，集中到一个瓶子里，当晚交给第二天的值日生，早上卷成花卷，比馒头好吃多了。这样就导致学校灯油供应量猛增，引起了总务部门的注意。总务长叫杨隆植，临夏人，他到市场上买了一些石油，掺和到灯油中。我们不知道，照样行事，卷了花卷。那时，没有食堂，值日生把蒸笼摆放在院子里的地上，学生们上完早操，拿上碗筷，围着蒸笼蹲下来吃饭，满院子都是梅花瓣一样一圈一圈吃饭的学生，场面很壮观。那天学生们刚一吃花卷，都惊叫起来，花卷一股煤油味儿，根本不能吃。同学们就知道是有人故意在灯油中掺入了石油，但是有苦说不出，只好挨着饿去上课。这时有一个临潭籍的学生叫惠孔多，因为有一门功课不及格，要补考，任课老师叫他到总务处去领试卷。他去领，杨隆植就说：“为什么不领馒头，而要领‘卷子？”（当地方言，把花卷叫卷子，试卷也叫卷子）惠孔多哭丧着脸回来，告诉同学们杨隆植的嘲笑。同学们被激怒了，几个临潭籍大同学商量要教训这个“贪污犯”一顿。我们知道杨隆植下班后要出学校后门，走过几块麦田回家。好几个大同学就埋伏在麦田的渠道中，派我们几个小同学侦察杨隆植的动向。当杨隆植走向麦田时，我们发出信号，大同学从沟渠中一跃而出，将他包围起来，打倒在地。学校派了几个工友把他抬回家中，他家向临夏专员公署报了案，专署派来一群警察把为首的临潭籍学生杨德铭、陈仰曾带走了。

这件事在全校引起了一场风波，老师们大多不满校领导和总务部门的贪污行为，同情学生受剥削、吃不饱、吃不好，谴责杨隆植等在灯油中掺石油，损害学生，没有用教育和改进灯油供应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学生群起打人，虽然犯法犯规，但事出有因，要教育为先，恳请专署放人。杨隆植的亲信却企图挑起临夏学生和临潭学生间的斗争，把事情闹大，从中取利。一时盛传临夏学生要打临潭学生，大同学们分头做临夏籍学生的工作，特别是做通了两位在学校有影响的临夏籍老师的工作，由他们出面向临夏籍学生做工作。两位老师一出面，事情就好解决了，毕竟临夏学生也是“石油花卷”事件的受害者。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阴谋终于流产，两地学生和好如初。

临潭籍一位同学打听到专署的何专员是临潭一位绅士的朋友，这位同学手中恰好有一张绅士的名片，就拿着名片去找专员，请求放人。何专员也听到西北师范学校几位教师恳求放人的呼声，就把在专署的拘留所里待了三天的两位同学放了出来，“请学校严加教育”。暑假时，两位同学又各收到学校“勒令退学”的通知，转学到岷县农校去了。我后来也转学到岷县农校，跳了一级，成了他们的同班同学。

吃鸽蛋

我在西北师范学院上学时，临夏城市井整齐、商业发达，当地居民回、汉杂处。八坊一带的回民善于经商，八坊堪称商贸中心，成为内地与藏区物资交流的枢纽。当时临夏餐饮业水平相当高，远近闻名，小餐馆和饮食摊也清洁雅致，饭菜可口，价位低廉。我们这些穷学生，一学期到八坊的餐馆里打几次“牙祭”，改善生活，享受口福。总是四五个人或七八个人同去，一来是大家同去热闹，二来是临夏当时餐馆的习俗是不管你吃什么，都先送小菜，一个人两碟，两个人四碟，四个人八碟，花样不重复。这些小菜，味道可口，人多就可以品尝更多的小菜。

有一次，我们六个人同去，有人提议我们去大点的餐馆吃米饭炒菜。那时点菜没有菜单，由堂倌口报，不报价格，吃完再算账。报的菜中有一个鸽蛋，一位同学提议尝一下，另外还点了四菜一汤。我看到堂倌在我们点鸽蛋时，诡谲地笑了一下，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上菜后，鸽蛋确是好菜，一大盘子，上面全是鸽蛋，下面鹿角菜、海带等垫底，味道鲜美。吃完一算账，傻眼了，一共34元！堂倌说鸽蛋25元。大家把带在身上的钱集中起来才十五六元，根本不够。堂倌见我们是大学堂的，通融我们把钱凑够再送来。当时临夏人把西北师范学院称为大学堂，能慷然赊账，也代表了群众对大学堂的信任和当时人情的厚道。我们出了餐馆，互相指责不该点鸽蛋，其实大家当时都没有反对。到了南门，碰见一位同学叫张国仁，他父亲经商，家中有钱，当时他正好到邮局取了30元钱，我们就把实情告诉他，向他借钱，先去付账，到学校后再凑钱还他。后来我们打听到，当时临夏的有钱人正兴吃鸽蛋，马步青就有专门养鸽子的“鸽子副官”。我们这些穷学生，竟然跑到餐馆去吃鸽蛋。这次遭遇，使我们几个人一个学期没有到八坊去“打牙祭”。

遭劫之一

虽说旧社会土匪的“职业道德”有不抢这学生一条，但我们还是遭遇了两次抢劫。

第一次在买吾草原。1943年，甘南农民在王仲甲率领下，武装造反，占据了莲花山一带作根据地，我们便不再走这条路。春节前回家，改道甘南草原，途经临夏溯大夏河、土门关、完尕滩、卡甲、买吾草原、完科洛、旧城，最后到新城。在兰州和临洮上学的学生，也改走甘南，到临夏和我们汇合后一同前行。这使我们的队伍空前庞大，有四五十人。大家都背着10多斤重的锅盔，穿越藏区回家。正好那年我得了奖学金，给家里买了一个铜洗脸盆挂在包袱上，财产比往年多一点。

第四天下午，我们到达买吾，那里有商店和旅社。我们住了下来，和我们同住的还有几个脚户。从买吾到旧城的克卡山时常有土匪出没，因此，我们和脚户一同去找藏民用交保的方式让他们保护我们过山。然而藏民没有收保费，并热情地同意与我们一路同行。

隔天，大家很早上路。五个藏民背着枪，腰挂长刀，骑着马走在前面。脚户们赶着牲口，夹杂在学生中间。爬上克卡山，道路崎岖，盘旋而上。藏民牵着马和脚户走在前面，学生跟在后面，队伍拉得很长。突然，一个藏民把我的铜洗脸盆取下来，用腰刀把子敲着，声如小锣。我害怕他把脸盆敲坏，就想赶去阻止，却见另一个藏民拔出长刀向一个脚户的头上砍去，那脚户大约感觉到脑后有动静，把头一偏，刀砍掉了他的帽子，伤了头皮，血立即流下来，滴在山羊皮褂子上。所有人都乱作一团，同学们四散奔逃，我跑下山坡，想越过冰溜子跑到阴山坡上去，但在冰溜上滑倒，顺着山沟滑下去二三十米，才被小树枝挡住。我爬起来看见藏民挥舞着刀驱赶着脚户，刀光一闪一闪，在阳光下十分刺眼，我和一个滑下来的小同学一起赶紧爬上阴坡。

五个藏民拉着他们的马匹，驱赶着脚户的牲口，向上方的山垭走去，脚户们跟在藏民后面。散乱分布在两面山坡上的同学们渐渐集中起来，跟在脚户们后面向山垭走去。

藏民们赶着战利品通过山下的村子完科洛，顺沟而下。脚户们找到村子里的头人，要求他们组织人“抓贼”。头人起先不答应，但脚户们知道岷县专员公署曾给他们几条枪，用来维护地方治安，便编出如果不去抓贼，专员会治罪的谎话。头人看到穿着草绿布衣服的我们从山路上盘旋而下，以为是公家的人，害怕担干系就答应了。号枪一响，满村子藏民男丁迅速背上枪、牵出马，来到河滩集中，有二三十人，在头人带领下，他们很快追上那五个藏民。因为人数悬殊，五个藏民没多久便投降了。当天晚上，头人就派人骑马到旧城镇报信。第二天不到中午，旧城镇镇长傅西园就带着十几个镇丁骑马赶来，押解着五个藏民进发，他们被捆起双手步行，马分别由五个小同学骑乘，我也分到一匹马，顺便还背着一支藏民的步枪。我的包袱、洗脸盆也全部归还。

天黑时我们到了旧城，步行的同学也先后到达。第二天中午过后，我们和两个镇丁一起出发，五个“贼”被绑在皮袄袖子上。傅镇长骑着一匹大马，腰间别一把20发连击手枪，我仍然骑着马。在杨永村耽误了时间，进眼藏沟时天都黑了。藏民们要求解手，就把他们带到崖边。这种土崖一般是一人高左右，是小河冲成的土坎，下面的小河可以涉渡，对岸山坡上，是茂密的灌木林。藏民们一到崖边，就挣脱绳子跳下崖去，奔向对面的树林。镇丁听命令向他们开枪，镇长却始终没有掏枪。天黑地暗，山高林密，要想搜山捉人，根本办不到，于是我们一行10多人只能在眼藏村先住下来。回到新城后，大同学们回自己的家，只有我们五个小同学牵着藏民的马，随着傅镇长和两个镇丁到县政府去向县长“证明”。结果县长只说“这件事交由专员来查”。

家人知道我们遭抢的事，也知道五个“贼”跑了。我哥哥陡剑平说：“这是‘吃钱发放。”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他说：“就是那五个藏民的家里人，拿钱买通了傅镇长，他们安排好时间、地点假逃跑，实际上是放走了他们，眼藏沟对面树林里，一定有人接应。”

后来专员来办这件案子，但最终也是不了了之。开学的时候，县政府给每个在外地上学的学生2元钱。据说发放的钱是拍卖藏民的马匹衣物得来的。后来剑平哥哥告诉我：“傅镇长收了5000元贿赂，退给藏民家属1000元，县长得到1000元，专员拿走2000元，傅镇长最后得到了1000元。”

遭劫之二

第二次遭劫是在1944年赴兰州的途中。因为我参军未成，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上不成了，我们一行四个同学，就到兰州找一个可以继续上学的学校。步行五天后，到达临洮县的中孚。中孚距离兰州80里，还有整整一天的路程。因此，早上起得很早，天刚蒙蒙亮，我们已走出约20里路，到了接近七道子梁的山沟峡谷中。两面都是红色岩石构成的大山，寸草不生，凄凉荒寒，没有道路，我们就在峡谷中冲积的干河滩上找路。这干河滩如遇大雨，立刻就会成为洪水道，雨一停，太阳一出，河道干涸，就又变成了路。在这样的环境中走路，非常容易疲乏，也容易口渴。快上山时，左面的山沟口，站着一个拿着一根疙瘩棍的人，这种棍的一头是树根，削成一个疙瘩，犹如木锤一般，打人非常有力。他把我们拦住，命令我们进入左边的岔沟。我们不敢反抗，进入岔沟时，出来两个人，手中拿着手枪，押着我们继续向沟深处走。拿棍子的人又返回到沟口。转了两个弯，我们看到山崖边石头上有好几个拿着步枪的人在警戒。有10多个人被捆住双手，躺在地上，这时，押解我们的两个人命令我们解下裤带。当时，我们穿的是中式大裆裤，用一条布带子作裤带，我和其他两个同学的路费五六个银元都缝在裤带里面，他们一拿走裤带，就发现了里面的钱，拿走了钱后再用裤带把我们绑起来，命令我们躺在地上。我很害怕，躺在我身旁的一位老大爷对我说：“学生娃，不要害怕。他们只是图财，并不害命。你的钱已被拿走了，财去人安，你就好好躺着吧！”还有人不断被押进来，毛驴、马匹、牛等牲口被拴在崖下，驮的东西卸到地上。这些土匪有20多人，每人手中都有武器，大多是步枪，少数是手枪。拿手枪的显然是指挥者，他指挥手下的人注意警戒，把一些年轻力壮的人绑紧些，严防他们乱动。在抓进沟的人比较少的时候，命令他们把牲口上驮的粮食、洋芋等倒到地下，腾出口袋，把布匹等贵重的东西用口袋装好。

天气热起来了，人们开始口渴。有一个老汉哀求给口水，话音未落，就挨了一脚：“命都不要了，还要水喝！”吓得其他人再也不敢提什么要求，只好忍耐。也不知道这样被绑在地上要到什么时候。我看着那满山危岩乱石，心想要是有个地震什么的，这些岩石崩落下来，满山沟躺着的人，统统都会丧命。也不觉得饿，只是口干舌燥，想到山中的野果子，有几个吃就好了，又想到钱没有了，下一步不知该怎么办……忍着忍着，好不容易太阳落西，山沟中被一层紫色阴影所笼罩。对面山上夕阳照射之处，一片金红，好像是血染成的一般，恐怖而狰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