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韵

有明一代正值我国文人印大发展时期，受文人治印风尚的影响，或出于其他原因，明代诸帝曾刻治了许多小玺。可惜的是在经历了历史的风云变幻之后，能够幸存下来者只数百方而已。即使如此，这些小玺对于明代帝后宝玺的研究而言，已是相当难得的资料了。

帝后小玺的制作。明太祖时已有小玺。洪武二年（1369年）五月戊戌：“造小玉玺一，其文曰‘奉天执中”。（《太祖洪武实录》卷四十一）又洪武四年（1371年）春正月戊戌：“制玉图记二，俱以蟠龙为纽，其一方一寸五分，文曰‘广运之记，其一方一寸二分，以赐中宫，文曰‘厚载之记”。（同书卷六十）可知洪武时期许多小玺的制作是经过皇帝本人决定的。另外，皇帝即位以前为皇太子时，也经常会得到赐玺，如洪武四年正月己丑，“制玉图记一，赐皇太子，其制蟠龙为纽，方阔一寸二分，高一寸六分，文曰‘大本堂记”。（同上）大本堂，为皇子读书之所，“太祖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时赐宴赋诗，商榷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二），而“大本堂记”玺则成为皇太子身份的象征传之后世。又“文皇帝赐仁庙玉押曰‘人主中正。仁庙即位，时宣庙方为皇太孙，复举以授之，命印识章奏。”（明朱简《印典》卷三）从这些文献中可知明代早期国宝以外诸玺的制作情况。由于那时石质印材还没有广泛使用，因之皇帝诸玺仍旧用玉镌刻者多。至成化年间，叶蜡石和花乳石等进入宫中，从此刻治诸玺获得了充足的材料，诸玺的制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明后期皇帝小玺的制作情况，文献却疏于记载，只能从史籍中关于帝后其他宝玺的制作情况加以推断。“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乾清、坤宁两宫皆灾，皇后宝玺焚于其中，及四十二年（1614年），分封福王，之国，例有皇后及本生皇妃戒谕一道，须用宝玺钤识，垂之久远。神庙轸念财用匮乏，命御用监以梨木雕刻皇后宝玺施用之。中书谢稷摹篆上木，终皇后身不补铸造。”（清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十）又“旧例：凡遇徽号册封大典，阁臣率领中书官，篆写金宝、金册于南薰殿。”（同书二编卷九）由此不难得知，帝后诸玺亦和其他宝玺一样，由内阁中书官摹篆，由御用监镌刻，这从现存明代帝后诸玺的纽制、篆文风格中也可推知。现存故宫的明代帝后玺不仅玺纽风格基本一致，而且篆文及布局亦多相似，可知皆出于相同手笔。

诸玺的种类。归纳明代帝后诸玺，主要有如下几类：

（一）宫殿名玺。凡有建制，多治印存之。重要者则交由大臣掌管，用以封章奏事。如“仁宗建弘文阁于思善门，作印章，命翰林院学士杨溥掌阁事，侍讲王进佐之，亲举印授溥曰：‘朕用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学问，亦欲广知民事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识进来。”（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八）又同书卷十六载：“宪宗尝召李贤、陈文、彭时，上有密旨，则用‘御前之玺封示，下有章疏，则用‘文渊阁印封进，直至御前开拆。”这里的“弘文阁印”、“文渊阁印”并非某大臣私有，其去位，则应缴进，或传于后任，或被尚宝司保存。现存的“文华殿宝”，除皇帝经常驾临，讲官进讲外，大概也有这种性质。另外如“敬斋”与“东宫图书”合刻于同一玺上，可知“敬斋”即为皇太子宫中的某个场所。其如“乾清宫封记”、“清宁宫”等玺，为本宫封识之标志，自不待言。

（二）年号玺及御书玺。其一，玺文中有皇帝年号，则异代不能延续使用。如“成化之宝”、“成化皇帝之宝”、“大明成化之宝”等。其二，玺文中有“御书”字样。为钤诸御笔书画最直接的证据。如“天子御书”、“御书之宝”、“成化御书之宝”等。这些玺有的还带有明显的征信性质。其使用当与国宝同。

（三）吉祥词句玺。有的玺文为警句箴言，是皇帝们对自己的行为提出的道德准则。如“亲贤保国”、“协和万邦”、“主静制动道德日新”等。有的则是对太平盛世的颂扬。如“万国来朝”、“文德武功”、“天潢演派”及相关诗文玺等。

（四）道释玺与图形玺。明代帝后诸玺中还有相当多关于道教的文字。明代皇帝多崇尚方术，迷恋丹砂而求长生不老，尤以成化、嘉靖为炽。成化时李孜省“黄袱进誊写之妖书，朱砂养修炼之秘药”（《明孝宗实录》卷二），從而得到成化的信任和宠幸。故宫藏品中大量成化和嘉靖时期道教玺的存在，正与文献记载相吻合。这些玺有的简单明了，如“丹鼎烹成汞”、“炉中炼鈆”等。有的为一首诗词，如：“道在精微授受时，养真先贵立丹基。黍珠一粒空虚里，万象光明耀两仪。”“火药生灵质，真原静百。金砂闲沐浴，静里养太和。”等等。通过浅显易懂的词句，阐扬了道教理论、思辨方式及炼丹感受。另有部分法印，为斋醮或施法时所用，分属于不同的道教流派，其使用多有文献可据。如“北极驱邪院印”，据道经云：“夫天心者，自太上降鹤鸣山日，授天师指东北极之书，辟斩邪魔，救民是务。昔之流传天心正法，止有三符……有两印，一系北极驱邪院印，二系都天大法主印。简而不繁，留付奇人传于世。”（文物出版社等影印涵芬楼本《道藏》第十册，《上清北极天心正法》）可知此印为道教中天心正法派所用法印，由此可证这一道教流派的影响曾达于宫廷。又有“雷霆都司之印”，道经记载：“此印专为申奏而设，乃天门雷门识认之，私其印文，方圆各有法则，印文乃雷霆都司之印。”（同上，《道藏》第二十九册，《道法会元》卷一百二十三）用于“申发文字，召都司将史吏”（同上，卷五十七）。由此可知该法印代表雷霆之神，通过它可以升天仙去，或役使邵阳雷公遵己命行事。这些多种多样的道教玺，反映出当时宫中丹汞横流、法事不断的情况。

明代帝后图形玺多为宗教人物图像，并显示出帝王利用宗教为政治服务的庞杂性。譬如佛教图像中就有西番秘密教佛像如“葛刺噜巴”像、“孤利孤列”像、白衣母像、救度佛母像等，汉地佛像则有“因竭陀尊者”像、“弥勒菩萨”像、“伐阇罗林多罗尊者”像、“威那波斯尊者”像等。史载：成化年间“西僧以秘密法得幸。”（《明宪宗实录》卷五十三）“考秘密法，即胡元演揲儿法也。元顺帝以此宠信淫秃，致乱天下，至是（成化中）番僧循用其教，以惑圣主。”（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四）据此，成化时出现大量的秘密图像玺，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他还有表达长寿愿望的寿星图、松鹤图，表现自然生趣的羚羊玺、卧猿玺等。此外，有部分文图合璧玺，如“双龙捧寿”玺、“万里江山”玺、“丹室生光”玺等。其文字在全玺中并不占主要部分，故一并归入此类。这些图形玺多线条流畅，细如发丝，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

（五）花押玺。明代诸帝花押玺可分两式，其一为道教心印形式。关于此，清乾隆帝曾有专述。“内府旧藏玉印一，刻为一文。因非所识，问之内廷翰臣知古篆者，皆称不能晓。更命西竺唐古特回部及西洋人识之，亦皆不知。因思道家通符箓者或解其义，问之法官刘元斌、周元定，则称是其道家心印。用于醮箓上章等事。上之一画为心字，乃通用者，其下则各从其欲为之。彼此不通，知亦不能晓。如刘元斌之一，上文为心，下文则五岳朝天也。周元定之一，上文为心，下文则一朵红云也。彼二人向亦弗相知。则古玉印亦惟识上文——之为心，而下文实不知其为何义也……知为嘉靖好道，乃其修醮飞章之所用耳。”（清高宗御制文三集》卷八）故宫所藏明代此类押印，边皆刻有对押文的注释文字，如“丹在身中”、“善及四方”、“八表来王”、“心地明白”等。使其押文意义更容易辨识。其二为普通押玺。现仅存一方，为明崇祯帝之玺，押文草书释文待考。清人吴大澂《古玉图考》著录。崇祯遗墨中亦有此种花押的使用痕迹，可为辅证。

与诸玺相关的诸问题。故宫现藏明代帝后诸玺，因时代较早，与中国印史的有些基本问题关系至为重要。其一，印材。故宫现藏明帝诸玺多用石质印材镌刻，虽然破损较重，但仍可识别出叶蜡石、花乳石及滑石等不同种类。用石材治印，相传始于元末王冕。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云：“图书古人皆以铜制，至元末会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尽崇处州灯明石。”郎瑛为嘉靖时人，可知民间大规模使用石质印材是在此时。现代印坛亦持同样观点。谓文彭“生前尝以处州青田灯光冻石治印，世人风从，标志篆刻由铜印时代进入石章时代。”（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第八页）。然在早于文彭治印约半个世纪的成化时期，便有“赐覃昌‘补衮宣化石印”（同上，第六页）的记载，而在宫中则大部御笔诸玺都用石材刻治，从而不难推断，明代宫中大规模大范围地采用石材治印的历史要远远早于民间。

其二，由于明人治印遗存较少，人们很難对其风格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而故宫现藏大部宝玺雕有玺纽，可填补这一空白。其纽计有神兽类如龙、螭、狻猊、麒麟等；动物类如狮、牛、羊、象等；植物类如竹、莲、梅、葫芦等。此外还有人物、法轮、云头、吉祥图案等。这些玺纽雕刻皆朴厚简练，生动传神，可以说，玺纽雕刻伴随着石材使用的始终，并显示出很高的艺术水平。

其三，明代帝后诸玺在文字篆法及布局方面显示出中国早期流派印的某些特点，诸如朱文细边，以小篆结体，圆劲秀丽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帝诸玺中，有许多稀奇怪异的玺文，如剪刀书、柳叶书、垂露书、蝌蚪书、垂云书等。曾有人论曰“唐人意拟复古，妄自杜撰，狥名之作不可胜计，若龙书、穗书、云书、龟书十八体、三十二体及《大禹衡岳碑》、《比干铭》、《铭》、《滕公墓铭》、《延陵季子碑》、《碧落碑》等，篆皆谬妄之书，万不足法。明人好奇怪，以之入印，自炫古奥，见之令人作三日呕。”（孔白云《篆刻入门》第二章）而这些文字在明帝诸玺的出现，显露出明代皇帝追逐当时风尚的某些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