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政党性的国际工人组织

2014-02-17高放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4年1期

【摘要】1864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从马克思为它起草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可以看出，它不是一般的群众性的国际工人组织，而是第一个政党性的国际工人组织。它旨在从上而下促进各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第一国际存在12年。它大力支持各国工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它促进了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和第一个工人政权巴黎公社的事业。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战胜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流派，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它的历史地位是在以前的共产主义同盟和以后的第二国际之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桥梁和引擎。当今学习第一国际的历史，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第一国际；政党性国际工人组织；成就；历史地位；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D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1—0074—25 一、第一国际的成立背景和成立大会盛况

这里所说的第一国际是指第一个国际工人阶级的联合组织，其全名是国际工人协会。它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1876年7月15日在美国费城宣布解散，前后存在活动近12年。在其文献中曾经简称“国际”或“协会”，从未自称或被称为第一国际。直到1889年建立国际工人阶级的第二个国际联合组织后，据我考证，从1892年起恩格斯才把历史上的国际工人协会称为“第一国际”。[1]512第一国际主要是欧美两洲多国工人阶级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其活动可分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中期活动中心主要在欧洲。第一国际时期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第一国际精神培育下1871年巴黎工人革命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第一国际大力支援了巴黎公社72天的革命斗争。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革命又陷入低潮，欧洲各国反动派加紧迫害第一国际，加上第一国际内部无政府主义派造成的分裂，使它难以继续在欧洲立足。1872年第一国际本想金蝉脱壳，把其核心领导机关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到大西洋彼岸的纽约，持续推进国际工人运动。可是脱离了作为国际工人运动中心的欧洲之后，总委员会就难以有大作为了。于是第一国际就进入它活动的后期，即衰落期，最终被迫自行解散。第一国际在四个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斗争活动历程、组织状况和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了解，其现实意义是巨大的。

1.19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经济、政治、思想背景

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各国反动派弹冠相庆，强力镇压各国革命者。19世纪50年代，欧洲进入政治反动高压、工人运动低落时期。但是由于1848年革命严重打击了欧洲各国封建专制主义势力，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进一步扩大了世界市场，加上以蒸汽化为龙头、电气化刚起步的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与政治反动相反，经济却出现飞速发展的新局面新时期。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新浪潮使欧洲大陆多国在削弱了封建主义羁绊后都由封建资本主义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恩格斯在1895年写的《卡·马克思〈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回顾往事时曾经鲜明地概括指出：“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2]540以法国为例，50年代除纺织业外，采矿、冶金和机器制造业等重工业加速发展。1854年圣克莱尔·德维尔发明了铝土矿的新处理法，迅即建立了铝工业。1856年英国人贝塞麦爵士研制成功新的炼钢法（酸性转炉炼钢法），法国也采用此法使钢产量增加3倍。1863年雷诺设计了具有迅速点火装置的煤气发动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蒸汽机的使用在1850年只有7737台，到1870年就增到24787台，增长2倍多。铁路建设也大为加速，1851年以前只有3554公里铁路轨道，到1870年增加为17924公里，增长5倍多。这20年间，法国的煤炭和钢铁产量增长3倍，能量增长5倍多。简而言之，法国工业的快速进展，使得法国到50年代末其工业生产水平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位。再看德国情况。50-60年代工业化取得重大进展。煤、铁、机器制造等重工业部门的产量，每隔10年就翻一番多。例如煤的生产1850年为700万吨，1860年增至1700万吨，1870年又增至3400万吨。铁的生产1850年20万吨，1860年增至50万吨，1870年又增至140万吨。机器制造厂1848年才有131家，到1861年增至300多家。德国工业产量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比重，1850年为15%，1860年增为16%，已超过法国（只占12%），并且接近美国（17%）。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在电气化方面走在前列。英国是在18世纪80年代带头开启了蒸汽化的工业革命（1781年瓦特首次制造大型蒸汽发动机），德国是在19世纪60年代率先启动了电气化的工业革命。1866年乌·冯·西门子制成发电机，1867年西门子、约尔特等人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展出了他们试制的发电机。

1867年第一条从欧洲穿越大西洋通往美洲的电缆开始启用。1885年德国曼海姆城的卡尔·奔驰最早制造成功供商业用的汽油发电汽车，后来终于使德国产的“奔驰”成为世界汽车名牌。再看欧洲大陆以外英国的情况。英国自蒸汽化工业革命以来，一直走在世界工业化的最前列。到19世纪50-60年代更是进入工业化新发展的黄金时期。从1850-1870年间，棉纺织品出口额从2826万英镑猛增到7142万英镑，毛纺织品出口额从1000万英镑猛增到2070万英镑；煤产量从5000万吨猛增到11200万吨，生铁产量由229万吨猛增到597万吨；都是翻一番还要多。1856年贝塞麦爵士发明转炉炼钢法，使英国于1870年钢产量达到22万吨，居当时世界首位。这20年间英国不仅建成了密布全国的铁路网，而且制造了大批金属轮船，几乎垄断了国际航运。英国这个时期工业化的新发展具有两大新特点：第一，使英国稳居第一大经济体，成为“世界工厂”或“世界车间”。1860年英、德、法、美四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是英国占36%，德国占16%，法国占12%，美国占17%。1870年英国占32%，德国占13%，法国占10%，美国占23%。[3]367英国的棉织品、毛织品和各种机车等等新产品运销世界各地。第二，使英国成为日不落的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在1854-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打败俄国后使土耳其成为其附庸国，进而征服伊朗。英国还镇压了印度、南非、牙买加等地的人民抗英起义，霸占了新西兰和缅甸。从1850-1870年间英国的殖民地人口从13亿人扩展到2亿多人，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

以上简要概述的英、德、法三国在50-60年代工业化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决不是一帆风顺、直线上升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几乎相隔10年就会爆发一次经济危机。在1847年危机之后，果然1857年和1866年又连续爆发两次世界经济危机。1857年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出现。美国当时掀起建设铁路热潮，开发商纷纷向银行贷款投资。俄亥俄州人寿与信托公司原有资本200万美元，资本家为了多赚取利润却透支了500万美元给铁路开发商，结果于1857年8月24日被迫宣告破产。这个信贷危机接连使几十家公司破产，几个月之内铁路股票跌落50%。因大批公司破产所造成的损失高达14380万美元。美国1857年的经济危机旋风迅即越过大西洋刮到英国，又进入欧洲大陆，连续袭击德、奥、法、意、荷、瑞（士）、比、俄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北欧诸国，真正形成世界经济危机。由于信用危机引发商业危机、工业危机，造成信贷破产，股市下跌，商品堆积如山，生产萎缩，失业剧增。1859年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才走出萧条，逐步复苏。然而好景不长，1866年又爆发信用危机。这一年5月11日伦敦一家大银行宣告停止支付，申请破产。这个金融风波在德、美等国引起连锁反应，结果对制铁工业、机器制造业和造船工业等不能不造成一时萧条。

50-60年代欧洲工业化与经济的较大发展，扩大了产业工人的队伍，近20年间欧洲工人增长一倍，产业工人已达到874万人，手工业工人达到1123万人。然而他们的处境却十分艰难和悲惨。大批破产的农民涌进城市成为不熟练的粗工，他们劳动时间长，工资微薄，没有住房，栖身在贫民窟中。矿井缺少安全设备，伤亡事故不断。工人普遍缺少政治权利。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贫富对立和阶级矛盾愈益加深。因此，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欧洲多国工人都奋起开展争取工人经济和政治权益的斗争。这里仅以英、法、德三国为例简要述及。英国的宪章派在50年代初又活跃一阵子。1850年宪章派左派领袖琼斯出狱后于1851年3月重新召开宪章派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新纲领明确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劳动者的社会解放。宪章派于1853年在北部多处支持工人罢工斗争，还成立罢工委员会，筹集全国罢工基金。然而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英国经济形势好转，工人状况有所改善，宪章运动就完全衰弱了。代之而起，在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工联主义思想。工联主义又称工会主义。英国工人于1851年建立全国性的“混合机器工人联合会”，它由许多技术工人工会合并组成，拥有11万名会员，设有全国领导机构，各地也设有分会，组织相当严密。入会工人每月需交纳不菲的会费，其经费除补贴罢工外，还设有疾病、失业、丧葬补助金。工联组织后来愈益发展和扩大。工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工人自助、互助组织。工联主要代表熟练工人利益，其领导人宣扬改良主义，主张通过经济罢工与协商仲裁等合法斗争，逐步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人处境，反对工人参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其经典口号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工联在50-60年代曾经多次声援甚至发动工人的经济罢工斗争，为广大工人争取自身权益。与工联主义并行的另一种改良主义思想即合作社主义，对工人也很有影响。1843年罗奇德尔市首创消费合作社，吸引工人加入，按平价购物，使工人少受商人中间剥削，合作社又把所得利润作为股息按社员购物量分给社员。到60年代合作社发展到454个，遍布全国。随后消费合作社进一步发展为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合作社主义者主张通过发展工人合作社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社会主义在当时无疑是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幻想。起源于英国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主义在西欧多国和北美都有很大影响。法国工人在50-6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中队伍大为壮大，从1851年的130万人增加到1870年的500万人，工资提高8%-10%，但是物价和房租却上涨约50%。有些工厂采用新机器和小企业频频破产，使得失业工人增加。工人贫困化使得上街行乞屡见不鲜。据警察局长报告：“居民时常吃草”。[4]307政府害怕工人起来造反，严厉执行自1791年起一直生效的列·霞白利法，严禁工人罢工和结社。从1852年至1858年勒令解散了200个工人团体。但是工人们不屈不挠开展斗争。尤其是1862年法国工人代表团到伦敦参加万国博览会归来后，加强了团结起来联合斗争的意识，强烈要求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提高工资，缩短工时。1862-1864年发起了多次罢工，分别暗中组成了青铜工人工会、装订工人工会等等，甚至还有地方性和全国性的行业联合会。1864年还有一件大事大长了工人的斗志和信心，这就是雕刻工人托伦被提名为立法团议员候选人。尽管资产阶级分子阻挠他未能当选，但是工人们认识到联合斗争是能够争得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工人们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六十人宣言》，其中表明了工人参选议会议员和参加议会斗争的重大意义。工人们的奋起斗争，迫使政府于1864年5月25日废除了列·霞白利法。但是从《六十人宣言》中还可以看出，当时蒲鲁东主义的改良主义在工人中深有影响。例如否定革命斗争，宣传空洞的劳动自由和人道精神，以及关于“普遍团结”的含混方案。再看德国情况。随着50年代工业化迅速发展，1850-1860年从事工业和手工业的劳动者的数量从1473892人增加到1786145人，增长21%，其中从事机器制造业的人数从37249人增加到73302人，增长97%，[5]46可见重工业获得了大发展。然而广大工人处境维艰，不仅政治上备受反动高压统治，而且经济上也深陷贫苦穷困境地。1855年9月巴门、爱北斐特、科伦等地的印染工、泥瓦工、制绳工都举行上千人以至3-4千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这是50年代最早举行的一次重大罢工游行行动。虽然被警察驱散，甚至领导人被判处监禁一年，但是工人们仍旧坚持不懈斗争。1857年春季第一次掀起了席卷全德国的罢工浪潮，普遍要求增加收入。1859年6月柏林的失业者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采取失业救济措施。这一年还有多处的矿工、冶金工人、制糖工人、纺织工人、建筑工人等工厂工人举行大罢工。随着国内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到60年代初，工人的斗争越来越具有政治性，广大工人都要求国家民族统一，参与民主政治进程。1862年7-8月间约有50名德国工人到伦敦参加万国博览会，归来后，要求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独立组织。这时斐·拉萨尔（1825-1864）在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他连续发表《工人纲领》、《公开答复》、《论工人问题》、《工人读本》等论著，揭露并批判资产阶级，主张建立工人政党，宣扬通过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争取工人普选权与普鲁士政府合作来实现工人阶级解放。1863年5月他参与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并当选为主席。拉萨尔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论和路线，把德国工人运动引入歧途。

由上述可见，正是欧洲各国，尤其是英、法、德三大国在19世纪50-60年代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工人阶级自觉到必须加强国际联合斗争才能赢得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就是促进1864年建立第一个国际工人联合组织——第一国际的经济、政治和思想背景。由于当时英、法、德三国工人还深受工联主义、合作社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等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所以要把第一国际建设成为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必定是一个思想交锋和碰撞的历程。

2.从国际委员会、国际协会到国际工人协会的演进

促进第一国际建立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的演变过程。这就是自从1847年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被迫在革命低潮中自动宣布解散之后，一直有一批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坚持不懈地继续伺机重新建立新的国际工人组织。1854年秋，英国宪章派左翼领袖琼斯发起成立了欢迎巴尔贝斯委员会，这是新国际组织的起点。巴尔贝斯（1809-1870）是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因积极参加法国1848年革命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特赦出狱流亡国外。这时英国以宪章派为首特设委员会，热烈欢迎他到伦敦来。包括法国人在内的许多外国志士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到1855年2月这个委员会就以“国际委员会”的名义公开活动。该会主席是英国宪章派首领琼斯，英、法、德、意、西、波各国都有人担任书记，负责联系各该国志士。1855年2月27日这个国际委员会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了一次大会，专门纪念法国1848年革命七周年。“这是‘国际委员会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6]31这个国际委员会可以说是后来1864年成立的第一国际最早的组织形式的原型。这个国际委员会是包括很多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内的反对君主专制的国际组织。可是其主席琼斯是代表宪章派工人的社会主义者。他在这个国际委员会中大力号召各国工人加强国际团结与联合，不仅要反对贵族的暴君，而且还要反对资本的暴君，“直到劳动支配资本以代替资本支配劳动之时为止”。实际上也就是要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琼斯的号召得到委员会中德国、法国等国多位工人委员的支持。他们还要求把国际委员会扩大为国际协会，吸收更多的各国工人加入。到1858年国际协会实际上已经成立。1859年国际协会曾经举行过纪念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和1830年波兰人民起义的活动。这时国际协会还在德、法甚至美国设立有支部，它们以通讯方式与在伦敦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保持联系。正是从1855年起由国际委员会到国际协会连续多年的活动，为第一国际的建立作了先期的组织准备。

直接促成第一国际创立的是1863年英国工人声援波兰人民起义反对沙皇俄国压迫的群众大会。这一年4月28日英国工联第一次召开大会，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涉俄国对波兰人民的镇压。英国政府以没有法国参与难以单独行动为借口，加以拒绝。于是英国工联就特意邀请法国工人派代表团参加于7月22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声援波兰人民的群众大会。法国工人代表托伦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会后，7月29日在伦敦英国工联理事会所在地又专门举行欢迎法国工人代表团的盛会。会上英、法工人代表达成协议，要发起创建一个国际工人阶级的联合组织，并且选出一个由英国油漆工费西为主席的筹备委员会。11月1日由工联书记奥哲尔起草的《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书》经会议通过后发出，其中建议“召开一个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所有愿意为造福人类而共同努力的国家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为了工人大众的事业，各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7]28因为每当英国工人向老板提出要求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时，老板总是威胁说他将招聘法、德、比等国工人以更低工资来取代英国工人，所以英国工人深感要建立国际工人联合组织来捍卫工人共同利益。到次年5月由法国工人托伦草拟了《法国工人致英国兄弟》的答复书，表示法国工人将派代表团到伦敦共同讨论建立欧洲各国人民友谊团结的计划。于是伦敦的筹备委员会决定于9月28日在伦敦市中心圣马丁堂召开欢迎法国工人代表团的群众大会，商讨建立国际联合组织问题。

为了使这次成立大会开得隆重而富有成果，筹备委员会还约请当时寄寓伦敦的各国政治流亡者团体的代表参加。“马克思博士”作为德国革命流亡者的代表也被邀请与会。马克思不仅作为《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享有盛誉，而且早在1851年他刚满33岁时就出版了《卡尔·马克思文集》第一分册。这位青年学者的大手笔是众人公认的。马克思50年代以来埋头总结革命经验，研究现实问题，写作多种论著，极少参加小资产阶级分子团体的集会。可是当他得知这次大会真正是工人运动代表的盛会时，他欣然应邀。他写信对一位好友说：“我知道伦敦和巴黎方面这一次都显示了真正的‘实力，因此我决定打破向来谢绝这类邀请的惯例。”“因为这是一桩可以取得显著成效的事业。”[8]12，435

3.第一国际成立大会盛况空前，选出中央领导机构

第一国际成立大会于1864年9月28日（星期三）晚上八点在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附近的朗—爱克街圣马丁堂召开。圣马丁是公元4世纪古罗马的一位军人，后来是一个教区的主教，被天主教会奉为圣人（英文Saint，缩写为St.，与中文圣人既是谐音字，又巧为同意）。为纪念圣马丁，中世纪欧洲多国都建有圣马丁堂（St. Martin Hall）或圣马丁教堂（St. Martin Church）。伦敦的圣马丁堂高耸入天，雄伟壮观。它曾遭火灾，经修复后于1862年重新开放。在这里举行过多次大型群众集会。英国工人为欢迎法国工人代表团来到伦敦而举行的国际工人会师大会的公报早已见报。英国工联机关报《蜂房报》周刊于9月17日和24日发表《圣马丁堂公众大会的通告》。其中还注明：“大会将穿插有歌曲演奏等节目。”海报也张贴街头，所以这天晚上来参加大会的群众人山人海。据与会的法国工人代表团首席代表托伦亲历目睹，于9月29日写成的报道这样说：“会场挤满了人”，“这次大会的规模确实是很可观的。至少有两千名工人出席，其中有许多是来自英国为数很多的劳工协会的代表。”①参加大会的除了近两千人的英国工人之外，还有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爱尔兰的工人代表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近百人。偌大的圣马丁堂礼堂灯火通明，人头攒动，不仅座无虚席，而且站立者挤得水泄不通。这是圣马丁堂工人聚会史上的空前盛况。德国工人歌咏队的出席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歌唱了两首快乐的歌曲后，大会正式开始。②

马克思博士作为嘉宾应邀端坐主席台上。大会主席伦敦大学历史学家、民主激进派教授比斯利在开幕词中说明了1863年在这里举行的英、法工人支援波兰的群众大会和今天大会之间的历史联系，报告了大会筹备的经过，谴责了英国等资本主义列强的压迫和侵略，特别指出了英国政府对中国和印度的倒行逆施是卑鄙的不人道的勾当。他深信这次英、法工人的联合将促进全世界劳动人民为在地球上实现正义而联合起来。接着由英国工联书记奥哲尔和法国工人代表托伦在大会上先后分别宣读了早先英、法工人双方来往的书信，表达了各国工人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利害的一致性，因此要求建立国际工人联合组织的愿望。随后法国代表吕贝在会上宣读了法国工人提出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方案。其要点是：从寓居伦敦的各国工人中选举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并在英国和欧洲各国首都和大城市成立分会；中央委员会必须选定要讨论的问题，分发各地所有分会加以讨论并写出讨论报告，由中央汇总印刷出版；第一次代表大会将在比利时举行。[7]33接着，英、法、德、意、波等国工人代表在会上都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异口同声赞成法国工人代表提出的建立国际工人联合组织的草案。马克思在主席台上没有发言。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共产主义教育协会领导人埃卡留斯按预先与马克思商定的内容在大会发言，表示真诚拥护建立代表工人阶级的国际协会，旨在为实现劳动解放而奋斗。大会上所有人的讲话都不时引爆了阵阵掌声和欢呼声。会场气氛十分活跃、热烈。

最后大会一致通过了英国工人代表乔·威勒尔起草的下列决议案：“鉴于他们（指法国工人——引者注）的方案旨在促进工人的团结，所以会议接受这个方案作为国际协会的基础。同时会议指定一个委员会负责，并责成委员会制定行将成立的协会的规章，该委员会享有为自己补充新委员之全权。”[7]34随即当场选出了55人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其中英国人27个，德国人9个，法国人9个，意大利人6个，波兰人和瑞士人各2个。③德国人9个中就含有马克思和埃卡留斯。中央委员中代表意大利工人组织的鲁·沃尔弗少校是意大利民主主义革命家马志尼的秘书，后来被揭发出来确是法国波拿巴政府精心安排的密探。由此可见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早在建立第一国际工人组织之初，资产阶级政府就巧施诡计，安插内奸，从中刺探，进行破坏。

国际工人协会虽然尚未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纲领和章程，但是代表们既已取得共识，并且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10月11日中央委员会会议正式把这个国际组织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这就标志着它已正式建立。后来历史正是确定1864年9月28日为第一国际诞生日。

二、第一国际的纲领和章程出自马克思手笔，它表明第一国际是政党性的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

1.第一国际的纲领和章程产生经过

第一国际建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制定纲领和章程，以统一全体会员的思想和组织行动。

1864年10月5日中央委员会从其55个委员中推举出9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或称小委员会，负责起草纲领和章程。其中英国人有奥哲尔、克里默、韦尔顿等5人，还有法国人吕贝，德国人马克思，意大利人沃尔弗和波兰人霍尔托普。10月8日提交小委员会的有英国人韦尔顿起草的原则宣言和沃尔弗译为英文的意大利工人团体兄弟联合会章程。前者内容极其混乱，文字异常冗长，后者是把国际工人协会变成松散的联合互助会，而不是把国际规定为肩负革命战斗任务的严密组织。小委员会多数人对这两份文件都不满意，曾经设想把纲领与章程合并为一个文件。随即由法国人吕贝统一加工成一个文件草案后，提交10月15日小委员会重新讨论认可，然后送交中央委员会于10月18日开会审批。此前，马克思因病或未收到通知，均未出席小委员会会议参与讨论。这次他第一次参加中央委员会审议时，才看到吕贝提交的草案。他随后于11月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出席这次会议的最初印象是：“当我听到好心的勒吕贝宣读妄想当做原则宣言的一个空话连篇、写得很糟而且极不成熟的导言时，我的确吃了一惊，导言到处都带有马志尼的色彩，而且披着法国社会主义的轮廓不清的破烂外衣。此外，意大利的章程大体上被采用了，这个章程追求一个事实上完全不可能达到的目的，即成立欧洲工人阶级的某种中央政府（当然是由马志尼在幕后操纵），至于其他错误就更不用说了。”[9]214，④10月18日这一次中央全会开得相当热烈，很多人都对这个文件草案提出了意见，马克思巧妙而委婉的发言博得众人啧啧称赞。会上决定此件退交小委员会重新修改。10月20日小委员会在马克思家中开会，大家一致同意约请马克思执笔修改。从10月21日至27日这一周中，马克思运筹帷幄，煞费苦心，缜密思考，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一气呵成。马克思亲笔另写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作为第一国际的纲领文献，用以代替原来章程草案前面的“原则宣言”。同时对章程草案做了很大修改，把40条章程浓缩订正为10条章程，作为《协会临时章程》。正如马克思于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9]216睿智而机灵的马克思博士终于知难而进，难能可贵，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起草第一国际的纲领和章程这两大艰辛的历史任务。11月1日马克思在中央委员会上用英语宣读了他精心尽力用英文撰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两个文件。11月5日《蜂房报》发表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到11月底该报出版社进而出版了单行本小册子。

以下我们分别简要了解第一国际的纲领和章程这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文献，并且还要从中领会其精神实质和精髓奥秘。

2.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是政党性国际工人组织的革命纲领

先看《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以下简称《协会宣言》），全文不足7000字，却有与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长达25万字）异曲同工的同等重要意义。后者是当年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前者则是第一国际的纲领。纲领是一个组织分析形势、规定奋斗目标和具体任务的简要文件。《协会宣言》以告工人书的形式出现，向全欧洲的工人发出最强音。它开头以生动的事例和通俗的语言指明了英国工人在1848年到1864年这16年间贫困没有减轻的实况，如饮食和苦役还不如最坏的刑事犯，饥饿病在蔓延，富人财富的增长怎样使工人阶级健康损坏、道德堕落和智力衰退。英国在贸易和工业方面当时在欧洲占第一位，工人处境尚如此悲惨，《协会宣言》进而指出：“大陆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都在重复着英国的情况”，“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到处都在深深地下降”。“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这个时代在世界历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短促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10]9-11《协会宣言》揭示了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进入黑暗反动时代给工人阶级造成的灾难，同时也指出了在这个时代工人阶级经过顽强的斗争取得新进展的两件重大事实。第一件大事是1847年6月8日英国议会在广大工人长期强烈要求下被迫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实际上并未执行。1850年8月5日议会又通过了新工厂法，把童工和女工的工时规定为105小时。经过工人持续抗争，议会于1853年才又对1850年的规定作了修正，随后在一系列产业部门逐步实行十小时工作制。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法案进而扩展到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工人的劳动时间从每天十四、十六小时到十二、三小时，再缩短到十小时，这不能不说是工人运动的新胜利。《协会宣言》称它是“奇迹般的成就”，它“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良好的后果”，“现在已经为大家所公认。”[10]11第二件大事是合作运动的发展。合作制的种子最早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播下的，欧文主张资本主义社会要过渡到他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依据合作社原则组织生产。他亲自率先于1833年10月领导建成了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在全国开创了合作社运动。他发展合作社的目的是不让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劳动果实，以便确立工人“基本的劳动权和人权”。在他号召之下几个月之内就有几十万工人纷纷加入合作社和合作工厂。资产阶级为之大为惊慌，迅即采取同盟歇业、政府高压等办法，迫使全国生产大联盟于1834年8月宣告解散。但是民间的合作社依然在继续发展。尤其是1843年兰开夏郡罗奇德尔市约有40名纺织工人联合成立的先锋合作社被誉为“新模范”合作社，它使加入的工人社员能够平价购物，免受中间商人剥削。如上所述，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全国已拥有454个合作社，使几十万工人受益。欧洲大陆多国合作社也得到蓬勃发展。马克思在《协会宣言》中对合作运动的成就是这样说的：“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没有那个雇用工人阶级的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用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10]12-13《协会宣言》列举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实施和合作运动的发展这两件大事，旨在鼓励广大工人在逆境中要坚持不懈地进行顽强的斗争，工人运动就必定有所作为，不断开拓前进。

《协会宣言》开宗明义对欧洲1848-1864年所处时代特征，对当时欧洲工人所处逆境和工人运动所取得两大成就作出了精辟概括和分析。用现在的语言可以说，《协会宣言》是马克思在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国化和大众化方面作出的示范性的经典文献，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深入体会。

《协会宣言》不仅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当时工人运动涌现的两件大事给予高度评价，而且还从理论上、科学上对这两件大事进行深刻论证。资产阶级学者一再叫嚷缩短工时会给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事实证明由于十小时工作制的施行，不列颠工业反而在50-60年代得到大发展。马克思提升到理论高度，尖锐地指出：关于是否能够缩短工时“这里的问题涉及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认识和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10]12即是说，由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资本家可以根据供求变化随意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由于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是靠社会认识和社会预见来指导生产，所以能够为了工人阶级的权益逐步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据此，马克思在《协会宣言》中得出这样重要的结论：“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10]12从劳资两种对立政治经济学的较量和博弈，来判定缩短工时的争论，这是高瞻远瞩，真知灼见。在《协会宣言》中，马克思还进一步从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⑤的较量论述了合作运动的发展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取得的“一个更大的胜利。”这就是上面所引证的合作工厂表明没有资本家参与并垄断劳动工具，工人们自己能够“有效地进行生产”。同时，马克思更加深刻地从1848-1864年这个时期合作运动多么卓越、多么有效的实践中论证了：“只要它（指合作运动——引者注）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促进劳动解放，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10]13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强大政治特权和经济垄断势力统治之下，像合作运动、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这类局部性的改良主义性质的进步不可能争得劳动群众的根本解放。根本解放之路在于进行革命，首先夺取政权。马克思正是在深刻分析政治经济形势和工人运动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任务。从《协会宣言》中可以看出，这个根本任务包含以下六个要点：第一，“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第二，要夺取政权必须要有工人政党的正确领导，自发的工人运动不可能取胜。当时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所以英、德、意、法等国工人都同时活跃起来了，“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第三，工人政党的正确领导还必须有大量工人群众的自觉行动。工人运动的成功不仅在于他们人数众多，而且更在于他们觉悟崇高。“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第四，各国工人不能孤军独战，必须要有国际联合和互相支援才能取胜。“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当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10]13-14这才促进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第五，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遵循科学理论采取正确的对内政策。其要点应该是大力扶植合作社的发展，逐步废除资本家的经济垄断，不断促进雇用劳动转变为“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真正解放劳动者。第六，工人阶级的对外政策应该是在工人还没有夺取政权前就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10]13，14什么是这里所讲的“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呢？依我体会就是和平共处，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互不侵害，互不干涉，互信，互爱，互助，互补，互利，互谅，互让。这十二条准则，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更要带头示范切实做到，这样才能由工人阶级的解放促进全人类的解放。

《协会宣言》中所提出的工人运动以上六点“伟大使命”和“伟大任务”，可以说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即奋斗目标。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马克思是旨在把国际工人协会建设成为政党性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国内外学术界迄今大都对第一国际的性质缺少明确的界定。也有学者把第一国际定性为国际工人群众组织。这里仅举我手边的两本专著为例。一本是苏联学者巴赫、戈尔曼、库尼娜编两卷本《第一国际》，1964年莫斯科思想出版社出版。此书被认为是最详尽的权威性的第一国际史专著。其中认为第一国际是“群众性国际无产阶级组织”，是“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战斗的国际联盟。”[11]62，53另一本我国学者曹长盛、杜康传、李忠杰主编《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一书这样指出：“第一国际不是具有严密理论纲领的政党，而是工人群众组织的一种大联合。”[12]212如果第一国际仅仅是“群众性国际无产阶级组织”或“工人群众的一种大联合”，那么它就不可能肩负“夺取政权”的“伟大使命”。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即由某个政党或某些政党代表多数公民执掌国家政权，治理国家与社会。马克思起草《协会宣言》时写进了“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以及工人政权的对内对外政策等要点，这就表明他是要把第一国际建设成为政党性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马克思提出的包括上述六点内容的纲领，它虽然不如《共产党宣言》那样“具有严密理论纲领”，但是已经远远超出一般工人群众组织的诉求。如果仅仅是工人群众组织的话，那通常只是提出缩短工时、增加工资、扩大民主选举和参政权等主张。《协会宣言》之所以不能写成像《共产党宣言》那样措词直截了当、体系严密完整，是由于从1848年到1864年这16年间工人运动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欧洲1848年革命前夕，当时是刚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所以作为党纲的《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消灭私有制”，等等鲜明的系统的纲领主张。可是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如上所述，欧洲进入政治反动高压时期，共产党人受到严厉镇压和迫害，共产主义思想遭到猛烈抨击和封杀，难以在工人中传播和沟通。到60年代工人运动重新振兴时，在英国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工联主义思想，在法国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蒲鲁东主义思想，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拉萨尔主义思想。英、法、德三国工人运动中这三种思潮的共同点都是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倾向或主张社会主义，不理解、不接受共产主义。现在以英、法、德三国工人为主建立了第一国际，他们钦佩马克思的博学健笔，把起草原则宣言和修订章程的重任委托给马克思。作为共产主义科学理论创始人的马克思，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他从当时工人运动实际水平出发，机智地采取坚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性与包容性相结合的方法，巧妙地在《协会宣言》中用协会中各派和广大工人都喜闻乐见、欣然接受的形式和文字继续阐发自己的共产主义科学理论。《协会宣言》中从未提及“共产主义”，连“社会主义”一词也未使用，只说到资产阶级咒骂合作社主义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但是在《协会宣言》中论及的上述六个纲领要点全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党所信奉的科学理论的重大问题。而且《协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也与《共产党宣言》完全一致，那就是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最强音。可见这两个宣言都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使命而斗争。尽管第一国际后来并未实现这些纲领主张的奋斗目标，但是由于拥有这些纲领主张的奋斗目标，我们把第一国际定性为第一个政党性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我认为是有充分根据的。

3.马克思修订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是政党性国际工人组织的章程

再看马克思为第一国际修订的《协会临时章程》，它经中央委员会于1864年11月1日批准后施行。随后在1866年9月于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这个《协会临时章程》经过修改和补充，连同附在后面的组织条例经大会通过批准后又付实施。到1871年9月至11月间，马克思、恩格斯又根据第一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重新修订了章程和组织条例。马克思定稿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包括近400字的导言和十三条规定。导言开宗明义指出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伟大目标“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要争取摆脱“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10]226也就是要实现工人阶级自己支配劳动资料。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主张的实现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作为第一国际的伟大目标。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之所以迄今尚未收到效果，是由于各国工人阶级还缺少亲密的联合和精诚的团结。有鉴于此，为加强各国工人的联合与团结，才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可见在马克思的心目中是把第一国际作为推进工人阶级世界革命的国际联合组织。为此章程第一条首先规定：“本协会的成立，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工人阶级得到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10]227第二条本协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第三、四、五、六、七条规定协会的组织系统：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宣布工人阶级的共同要求，采取使国际协会能够顺利进行活动的措施，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代表组成，总委员会设总书记、财务委员和各国通讯书记等职。总委员会是在协会的各国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进行联络的国际机关，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并向每年举行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而且每年重新改选总委员会。章程第八、九、十、十一条规定入会会员条件和基层组织职权。“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均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每一支部应对接受的会员的品行负责。”[10]229仅从承认和维护协会原则以及对会员的品行负责这两点要求来看，第一国际对会员条件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并非是一般工人都可以入会，而是要求工人中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和品行端正的人加入。章程还规定每一个会员由一个国家迁居到另一个国家时，应得到加入协会的工人的兄弟般的帮助。可见协会还很重视会员的国际流动和会籍管理。章程还规定每一个支部有权任命一个书记，负责与总委员会的通讯联系。协会除接纳个人会员外，还吸收团体会员。所以章程还有一条规定，加入协会的工人团体在结成彼此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章程最后两条规定：章程不尽完善之处，每次代表大会上经三分之二代表认同可以修改，或由每次代表大会上审订的专项条款加以补充。

从以上章程规定可以看出：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是协会的权力中心和最高权力机关，它实行年会制；总委员会是协会的领导机构和执行机关，它要由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各个基层支部和加入的工人团体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由此可见，第一国际的组织原则是民主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可是迄今国内外学者的有关论著，还有人认为第一国际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民主制。这里仅举三本论著作为例证。第一本是上面提到的苏联学者巴赫等编的《第一国际第一卷》这样说：协会章程的组织原则“包含了作为工人组织未来结构之基本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成份。”[11]59中国学者的论著说得更加肯定。上面提到的曹长盛等主编的《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认定：“第一国际实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虽然在条例中没有出现‘民主集中制的字眼，但整个组织生活中都贯穿着民主集中制。”[12]212新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也说协会章程“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13]51这种说法是没有区分民主制与民主集中制这两种组织原则。民主制本身包含必要的正常的集中，如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等。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而又坚持的组织原则一直是民主制。民主集中制是20世纪苏联共产党实行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在俄文中原意是“民主的集中制”（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ализм）。这是一个偏正词组，其中“民主的”是形容词，作定语用，“集中制”是名词，是主语或宾语。民主集中制虽然也讲民主，但是更强调集中。民主制虽然包含集中，但是它强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苏联共产党党章长期规定实行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党的权力中心不在党代表大会而在党中央政治局。第一国际的权力中心在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按章程规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每年召开大会时总委员会都要向大会报告工作，并进行总委员会改选。所以第一国际的组织原则理应是民主制，我们不能把后来苏共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硬拉生套在历史上第一国际中。

马克思根据第一国际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协会共同章程第七条还补充了第七条（a），这一条非常重要，在这里必须加以引述和说明。这条条文是：“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接着又论证了“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10]228-229在协会章程中明确增加了这样重要的一条内容，即要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以保证领导无产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社会革命取得胜利，这更加证明了第一国际是政党性的国际工人阶级的联合组织。

三、第一国际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分布

1.总委员会主席职位的存废，马克思为何不当中央委员会主席

如前所述，第一国际的权力中心和最高权力机关是一年一度召开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大会选出总委员会作为大会的执行机关和领导核心。1864年9月刚成立第一国际时其领导机关称中央委员会，1866年9月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正式章程后改称总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之所以改称总委员会，这固然是借用了英国全国宪章派协会领导机构的名称，依我体会还由于第一国际是包括多国支部的国际组织，中央领导机构并不固定设在某一国，所以称为总委员会含有总管全会之意。总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又称小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总书记和财务书记各一名以及分别负责联系各国的多名通讯书记组成。起先总委员会设在伦敦，并无固定办公地点。由于委员们都各有自己的社会职业或工作（马克思是没有社会职业的职业革命家、著作家），所以委员会只能租一间房子，定于每周四、后改为每周二晚上开会一次，讨论、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

从1864年9月成立第一国际起，总委员会主席是英国工联书记乔治·奥哲尔。他本是鞋匠，曾经多次领导工联发动工人罢工、争取工人权益，还积极支援美国北方诸州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正义战争和波兰人民反抗沙皇俄国入侵的人民起义，赢得很高声誉。可是他连选连任总委员会主席3年期间，改良主义思想严重，贯彻“国际”的革命思想不尽力，且常有个人专断行为，所以马克思于1867年9月间很巧妙地提议废除总委员会主席职务。马克思提出这个建议是鉴于还有人提议要选举奥哲尔再连任主席，如果马克思表示反对，那就显得直接不满奥哲尔，而且还难以提出比他更合适的候选人。于是马克思就以要加强总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为缘由，从根本上废除主席一职。马克思的建议得到总委员会委员、英国工联运动活动家约翰·黑尔斯的大力支持，终于在1867年9月24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获得通过。马克思对此十分高兴，他当即在10月4日写信给密友恩格斯说：“关于国际协会。在有人提出要连选奥哲尔之后，根据我的提议，废除了主席一职。”很有趣的是马克思把写这封信的年份笔误为“1859年”。恩格斯读来信时随手把它改为“1867年”，另加一个批注：“哈哈，老马克思！”[8]359，356可见即便像马克思这样精细缜密的著作家，也难免笔下会出现差错。

还有一件更有趣、更有意义的鲜为人知的事，更值得在这里和盘托出。那就是早在1866年9月8日第一国际日内瓦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总委员会于9月25日举行的会议要选举总委员会主席时，委员马修·劳伦斯（英国工联主义者，伦敦裁缝保障协会主席）在会上曾经提议马克思为新一届总委员会主席，当即得到委员詹姆斯·卡特（英国香料制造工人）的支持。但是马克思在会上还是提名由奥哲尔连任。马克思为什么没有接受别人的提议呢？当时的会议记录是这样写的：“他，马克思，认为自己不合适，因为他是脑力劳动者，而不是体力劳动者。韦斯顿支持奥哲尔。投票表决，奥哲尔以15比3被通过。”[14]197马克思为什么在会上这样表态呢？表决结果为什么4/5的委员都同意奥哲尔继续连任主席呢？原来因为法国的改良主义理论家蒲鲁东是排字工人出身，他出版过《什么是财产》、《贫困的哲学》等论著后自命为工人理论家，轻视甚至忽视马克思这样的脑力劳动知识分子。蒲鲁东主义当时在法国工人中有较大影响。参加1866年9月初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法国代表托伦曾经在大会上提出蒲鲁东主义的如下提案：不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不能在工人阶级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总书记克里默和英国香料制造工人卡特在会上当即批驳了托伦的宗派主义观点，并且不约而同地肯定了像马克思这样的脑力劳动者对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重要领导作用。克里默说：“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争取工人阶级胜利的事业。”卡特也说：像马克思这样“把自己完全献给无产阶级事业的人是太少了，决不能‘小视他们。”⑥托伦宗派主义的提案虽然在大会上未获通过，但是可以看出，蒲鲁东主义这种狭隘的唯体力劳动正统论在第一国际中还是很有势力和影响的。马克思因忙于赶写《资本论》第一卷，没有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会上争论情况他是会后听说的。会后在9月15日的总委员会上劳伦斯仍然提名要选举马克思为总委员会主席，并且又得到卡特的附议，这显然又是对蒲鲁东主义者的挑战和反击。马克思当场表示他不是体力劳动者，只是脑力劳动者，不适合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这决非表明他屈服于蒲鲁东主义者，我认为这是正面讥讽蒲鲁东主义者。我国成语中有“反唇相讥”之说，语出明朝陈子龙的《孙母屠太宜人传》，意指不服别人的指责，当面顶嘴反过来讽刺对方。马克思这种表述我想可以把“反唇相讥”改称为“正唇相讥”，真是妙不可言。同时他很机灵地立即提名奥哲尔连任总委员会主席，因为他不希望这个第一把手的职位落入还不如奥哲尔的人或蒲鲁东主义者手中。马克思不贪求权位，他是思想家、理论家、著作家，他有自知之明，他不擅长行政领导工作，也不愿意做行政领导工作。这是他不愿意顺水推舟、接受劳伦斯和卡特提名当中央委员会主席的真正原因。他于1866年3月18日写给他小表妹的信中谈到他一年半来担任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感觉时，道出了肺腑之言，吐露了心灵之声：“‘领导从来就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所以我绝对不去追求它。我一直记着你的父亲⑦关于托尔贝克⑧说的一句话：‘赶驴子的人总是被驴子憎恨的。但是，一旦认真地做我认为是重要的事，我这个‘不安分的人当然不愿意让步。”[8]506（这里是指他在中央委员会中与意大利马志尼派展开的斗争——引者注）马克思虽然不愿意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但是他在中央委员会（1866年9月后改称总委员会）委员这个岗位上一直尽责尽力，坚持原则，克己奉公，不懈奋斗，秉承协会宗旨，维护集体领导，反对错误思潮，贯彻正确路线。

2.总委员会七任总书记的变动

话说回来，自从1867年9月废除总委员会主席职务后副主席一职自然也废除，在总委员会中由总书记总管全面，负责协调各方工作。在国际工人组织和各国工人政党中设立总书记一职是从1864年成立第一国际开始。总书记并非国际组织或政党组织最高领导人的职称，而是书记处首脑的职称，它只是主管书记处的工作。第一国际的总书记还要在每次总委员会开会时负责书写记录，所以又简称书记。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都要在下次会议上宣读，经总委员会审定。如果总书记因故缺席，没有到会，则要临时指定别人作书面记录。在下一次会议上记录经总委员会审定后，仍要总书记签字。这时总书记就签名为名誉总书记。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记录保存有四大本，2011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出版第5、6、7、8卷。第一国际先后选出过7个总书记。他们的具体情况以及如何更换的，逐个简介如下。

第一任总书记是英国人威廉·兰达尔·克里默（1826-1908），木工，工联主义者，1860年木工和细木工联合协会创建人，1863年积极声援波兰独立运动，1863-1864年万国劳动阶级物质改善同盟理事会理事，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大会主要组织者，在成立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央常委会上当选总书记。他担任总书记两年间（即从1864年9月至1866年9月），召开过93次总委员会会议，他还筹备并参与1865年的伦敦代表会议和1866年的伦敦代表大会。由于他是工联的改良主义者，两年间贯彻协会的革命宗旨很不得力，所以在1866年9月25日改选总委员会领导人的会议上马克思提名福克斯为总书记候选人，也有人提出由克里默连任，结果福克斯以13比4当选。克里默思想准备不够，宣布结果后“大吃一惊。他费了好大劲才抑制住自己的怒火。”[15]256

第二任总书记英国人彼得·安得力·福克斯（生年不详，死于1869年），新闻工作者，英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1864-1869年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年还担任美国通讯书记，1865年起为总委员会报刊通讯员，1866年为总委员会《共和国》报编辑。他只担任总书记两个多月（1867年9-12月）。其间召开过10次总委员会会议。他工作积极努力负责。可是他在11月27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辞职，因为他准备转去经商，要利用晚上时间去联系开创门路，他说为此“耽搁一个晚上，就是耽搁一天”（如前所述，总委员会开会都是安排在晚上业余时间——引者注）。“他希望他的辞职从12月1日起生效。”[14]225-226荣克和马克思在会上表示福克斯通知的时间过于仓促，福克斯当即表示同意再担任总书记一周。到12月4日他再次提出辞职。然而此后他还继续参加总委员会的一些活动。

第三任总书记是英国人罗伯特·肖（生年不详，1869年殁），彩画匠，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4-1869年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工作积极、务实，在工联基层中连续宣传第一国际的思想，1867-1869年还担任美国通讯书记。他担任总书记半年多（1866年12月至1867年7月）。其间召开过26次总委员会会议。在1867年7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罗伯特·肖的辞职信，他表示因他在伦敦已经找不到职业，所以不能再继续担任总书记一职。会议对此深表惋惜，并且一致通过对他担任总书记其间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会议同时一致选举埃卡留斯接任总书记。

第四任总书记是德国人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1818-1889），裁缝工人，工人政论家，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领导人，1864-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年为“国际”总委员会副主席。1867年7月至1871年5月担任总委员会总书记期间召开过184次总委员会会议。他在1871年5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突然提出要立即辞去总书记职务，理由是他从明天早上起就要去做裁缝工作，如果今天未能选出新的总书记，他可以继续任职。会议产生了一个遴选总书记候选人的三人小组委员会，一周之后，即在5月16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出现了民主竞选总书记的罕见局面。马克思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恩格斯亲自到会。会上由哈里斯代表遴选总书记候选人小组作了汇报：三人小组曾经提出四个候选人，经过比较，他们认为现任总委员会委员、英国纺织工人莫特斯赫德最为合适，他本人也同意作为候选人，条件是总书记的薪金要随着总委员会收入的增加而递增。埃卡留斯难以启齿的是他要辞职回归裁缝本行，显然就是因为薪金低，难以养家糊口。出人意料的是会上居然有人不同意三人小组的提名，另提出总委员会委员、纺织工人黑尔斯为总书记候选人。莫特斯赫德当场表示：黑尔斯“始终忠于协会的原则和政策”，在政治上值得信任，但是“他作为班长（指在纺织厂当班长——引者注），全部时间都被占用了，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要做的工作（指总书记的工作——引者注）”。黑尔斯当场自我辩解说：“公民莫特斯赫德断言似乎黑尔斯没有足够的时间；对此他唯一可说的是，他对自己情况的了解绝不比莫特斯赫德所了解的少。而且他十分肯定地说，在20个工人中还找不到一个有他那样多的富余时间，或者说能够找到那样多的富余时间。他如果当选，他当然愿意做这一工作。”“他同意作候选人，但他认为必须说明，无论谁当选，都不会影响他的友谊。他有足够的勇气来经受落选的考验。他希望莫特斯赫德也有这样的勇气。”这样平等友好、直率简明的民主竞选体现了工人阶级民主的特色。最后由“公民恩格斯清点选票，结果是：黑尔斯5票，莫特斯赫德4票和未被提名的荣克1票。”[16]218-219

第五任总书记是英国人约翰·黑尔斯（1839—？）。他当选后当场表示：“一定尽力工作以不辜负对他的信任，但有一事希望总委员会给予考虑”，那就是把总书记的薪金由每周15先令降低为每周10先令。这与原先莫特斯赫德同意当总书记候选人时提出要以递增薪金作为条件，形成鲜明对比。莫特斯赫德意识到黑尔斯的这个提议是针对他的，于是他当即表示：“降低薪金是不对的，一个好的书记会增进收入；这个提议即使经过修正，他也要投反对票。”[16]219-220表决结果是2票反对，其余赞成，降低薪金的提议获得通过。黑尔斯担任总书记一年两个月（从1871年5月至1872年7月），其间举行过65次总委员会会议。1872年7月23日举行总委员会会议，黑尔斯缺席。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总委员会美国书记勒穆修指控黑尔斯滥用职权，为此建议总委员会暂停黑尔斯的总书记职务。马克思也在会上说：“我们已经得到材料，说明书记（指黑尔斯——引者注）一面拿总委员会的报酬，一面干反对总委员会的事。”[17]203前任总书记埃卡留斯也说：他同意暂停黑尔斯的总书记职务，几个月前他就得到充分证据，证明黑尔斯不宜担任这个职务，但是总委员会以那是私人纠纷为由，不愿意听取他的意见。会议决定黑尔斯暂时停职，要对他进行审查。再过一周，即7月30日总委员会开会时有人进一步揭发了黑尔斯企图使各国的联合会摆脱总委员会的领导的政治错误。8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有人还举报了黑尔斯长期冒领每周15先令薪金的经济错误。黑尔斯刚当选总书记时曾扬言要自动降低薪金为每周10先令，事实上他自食其言，欺骗公众。总委员会费了很大周折，到1873年5月30日才决定将黑尔斯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此人后来不知下落，不知所终。自从1872年7月23日黑尔斯被暂停总书记职务后，总委员会一直未选出新的总书记，只是指定临时书记负责每次会议的记录。

第六任总书记是德国人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28-1906）。左尔格原是德国教师和新闻工作者，1848年德国革命先锋战士，曾经被判死刑，1852年流亡美国，是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1872年9月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海牙召开，左尔格是代表。大会决定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移美国纽约。为此新的总委员会委员必须是由居住在美国的人士组成。新的总委员会到1874年4月11日才在美国费城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分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新的总委员会由12人组成，推选最有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的左尔格为总书记。他在1872年10月至1875年9月近三年时间内，努力开展工作，不但未领任何酬金，而且还把自己教授音乐得来的微薄薪金都尽量倒贴进来。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老战友，在纽约能够得到马克思、恩格斯该如何在美国贯彻“国际”的革命路线的来信指导。左尔格首先对总委员会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即把原先在总委员会委员分工中分设各国书记、负责与各国支部联系的自上而下的领导体制，改变为从旅居伦敦的前总委员会委员中就地委派总委员会代表的从下而上的领导体制。例如，马克思原是总委员会俄国书记，现在继续代表总委员会负责联系俄国事务。恩格斯为总委员会驻英国的代表（他从1870年9月20日起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还兼管意大利事务。然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又像1848年革命失败后一样，备受各国反动政府高压，难有新的进展。美国工人运动内部也充满派系斗争。左尔格于1874年8月12日建议总委员会休会一年。派系斗争依然不休，他对此十分厌烦，于1875年9月25日进而向总委员会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⑨

第七任亦即末任总书记，是德国人卡尔·施佩耶尔（生于1845年），细木工，60年代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书记，第一国际会员，1870年才侨居美国，1872年为“国际”第五次（海牙）代表大会代表，1872年起为总委员会委员。1875年9月他当选总委员会总书记，接替左尔格。他接任之初，“国际”在美国有所发展，会员人数和各地支部有所增加。可是欧洲多国的“国际”活动却大为衰弱，甚至停止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原来预定于1875年在瑞士苏黎世召开“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计划已无法实现。在纽约的总委员会已经起不了核心领导机构的作用。大势已去，孤掌难鸣。于是总委员会决定于1876年7月15日在费城举行最后一次代表会议，宣告国际工人协会解散。

从上述可见，主持总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先后有7位总书记，其中4位是英国人，3位是德国人；5位是工人成分，2位是新闻工作者；4位是本人辞职，1位是落选未连任，1位是末任总书记，宣布解散，还有一个是被开除（黑尔斯犯了政治和经济双重错误）；任期最长的是近四年，最短的才两个月。按章程规定是每年召开代表大会时要改选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从未有终身职。

3.第一国际地方组织的分布和会员的总数

第一国际在总委员会领导下，其地方组织分布在欧、美、非三大洲18国。这就是欧洲14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瑞士、奥地利、波兰、匈牙利、俄国、丹麦；美洲3国：美国、阿根廷和墨西哥；非洲的阿尔及利亚。第一国际的会员分个人会员与集体会员两类。各工人团体都可以申请加入“国际”，成为集体会员。第一国际最强大的地方组织在英、法、德三大国。“国际”的中央领导机关总委员会从1864年到1872年一直设在伦敦，所以英国加入第一国际各团体直接由总委员会领导，没有另组成第一国际的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第一国际在英国是集体会员制，强大的英国工会联合会是第一国际在英国的重要支柱。在工联之下的各个工会组织如泥水工会、鞋匠工会等等都加入国际，成为其分部，各个分部联合起来就构成为“国际”的英国分部网。法国的组织状况与英国不同。参加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代表回到法国后，在12月底就建立了“国际”巴黎支部，开始活动。先后创办了《工人论坛》、《蚂蚁》报刊。随后巴黎又出现了“国际”的13个新支部。到1870年3月7日这14个支部的代表开会，决定成立“国际”的巴黎联合会，会议产生一个8人组成的委员会，责成他们拟订一个章程草案。3月18日这个草案得到代表会议批准。4月18日正式举行“国际”巴黎联合会成立大会，这时它所属的支部已增至25个。其会员和同情者已拥有24万人。此外，“国际”的支部在法国的另外两大工业城市里昂和卢昂也于1865年就建立起来。马赛、圣太田、波尔多、卡恩、里摩日等地很快也纷纷成立了“国际”支部。法国的“国际”成员正在酝酿创立法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就爆发了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对此另有专题讲解。德国在“国际”1864年9月成立之初，就由中央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任德国通讯书记，由他负责与德国国内工人团体联系。马克思首先想把1863年5月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吸收进“国际”。但是普鲁士反动政府严禁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更不许其参与国际活动。这样马克思才改变为与国内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施土姆普弗和威廉·李卜克内西以及旋工出身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倍倍尔等人联系，先后在佐林根、美因兹、维斯巴登、法兰克福等城市成立了彼此没有直接联系的小型的“国际”支部。为了与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分庭抗礼，威·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人另外在很多地方成立了德国工人协会。1868年9月在纽伦堡举行联合大会，约有13万名会员的93个地方协会派代表115人到会，宣布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诞生，并且以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序言为基础制定自己的新纲领。这个联合会要为建立独立的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和加入“国际”而努力。1869年8月7-9日全德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终于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代表大会，有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和“国际”德国支部等团体的262名代表与会，宣告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拥有1万多名党员。这是在“国际”指导下创建的在民族国家内的第一个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它立即加入“国际”，成为“国际”在德国的分支。

以上简要概述了“国际”在英、法、德三大国的组织发展情况。其余15国“国际”组织的概况，因篇幅有限，这里就不逐一介绍了。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国际”在它存在的12年间（1864-1876年），究竟发展了多少会员？现在有关史书其说不一。据苏联学者斯切克洛夫著《第一国际》一书披露：1870年8月法国检察官宣布，“国际”会员英国有8万人，法国有433785人，德国有15万人，奥匈帝国有10万人，西班牙有2728人，瑞士有45万人。[6]154依此，这六国共计80多万人。另据苏联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部分编者导语这样说：“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引者注）到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引者注），这的确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全盛时期。欧洲和美洲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达到了二百万人。”[7]85我认为这是夸大了。据上引斯切克洛夫著《第一国际》说，还另有估计第一国际会员多达500万人，甚至700万人。这更是过分夸张。不能把“国际”的会员与其同情支持者、与受其影响、参加其活动的所有人混为一谈。1988年我在《三个国际的比较》一文中，根据一本内部资料，说第一国际成员约40万人。看来这个数字显然过低。拙文收入我的第四本文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时已改为约100万人。[18]524

这里还要讲一件很有趣的奇闻轶事。在第一国际的文献中从未发现它与中国人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可是李大钊在192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生60周年发表在《政治生活》上的《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一文中却十分肯定第一国际有个中国支部。他这样写道：“第一国际时代在法国有一关于‘天地会的记录，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第一国际的支部。会员以百万称，蔓延遍于全中国及印度。‘天地会是太平党人失败后所组织的革命的秘密结社，会员多散处于中国南部及南洋、印度、美洲各处，这一个天地会与第一国际发生关系的事实，可以证明太平革命是含有阶级性的民族革命，可以证明中国革命自始有与世界无产阶级提携的需要与倾向。”[19]562我在20多年前曾经把李大钊的这一说法提供给专门研究天地会的专家朋友，他们汇编过多卷本天地会的资料，迄今尚未发现有天地会与第一国际有联系的记载。但是1870年1月16日国际比利时支部机关刊物《国际》上确实登载过法文的天地会宣言。[20]68-69很可能当时天地会一些人与第一国际有过联系与接触，但是所谓中国支部有百万会员，则不会有这么多。

四、第一国际的主要活动、重大成就和历史地位、现实意义

1.第一国际召开过九次重大会议

第一国际在它存在12年间（1864-1876），最主要的活动是召开过九次重大会议。这就是1864年的成立大会和五次代表大会，以及三次代表会议。这里简述如下。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的成立大会，前已述及，这里不再重复。按照成立大会决定制订的临时协会章程规定，作为“国际”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协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即每年要举行一次代表大会。本来预定1865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要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可是由于条件不成熟，中央委员马克思曾多次提出延期召开。1865年7月25日中央全体会议专门对此进行讨论，“由于下列三个原因，决定延期在布鲁塞尔或任何其他地方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第一，要先召开预备性的代表会议来提出代表大会的议程；第二，由于英、法两国工人阶级的精力为选举改革运动和罢工运动等所吸引，以致协会在这两国未得到充分发展；第三，由于比利时议会通过了外侨法，限制外侨活动，使协会无法在那里召开大会。[14]77会议还决定1865年9月25日先在伦敦召开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与代表大会有哪些区别呢？第一，其职权小于代表大会；第二，其规模小于代表大会；第三，其代表是各地组织的领导人，而不是各地组织选派出席大会的代表。伦敦代表会议如期召开。与会者有法、德、意、比、西（班牙）、瑞（士）、波（兰）各支部代表23人。奇特的是在伦敦召开的代表会议居然没有英国支部的代表参加，这是由于英国工人正忙于参与议会改革与选举之事。但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奥哲尔、总书记克里默和中央常委荣克、中央委员韦斯顿、德尔等7位英国人都参加了。还有侨居伦敦的德国人马克思与埃卡留斯作为中央委员也参加了。伦敦代表会议是由奥哲尔和荣克任正副主席，荣克通晓英文、法文和德文，他还兼任翻译。这次代表会议各抒己见、自由讨论、平等表决、民主裁定，把社会问题（包括合作劳动、缩短工作日、女工和童工、直接税和间接税等）、政治问题（支持波兰独立、常备军）、精神问题（对宗教的态度）和组织问题（审议章程、工会）提交代表大会。同时采纳马克思的建议，把第一次代表大会定于1866年改在瑞士日内瓦市举行，以示对比利时政府的抗议。会议还决定把英国的《工人卫报》作为协会的机关报。会议还决定由中央委员会筹集150英镑作为翌年召开代表大会费用。协会的经费来源是各国会员每年缴纳的微薄会费。协会的第一年全年收入才有30英镑多一点。现在还要筹集150英镑，这是相当艰巨的任务。会议只好决定分别由五国支部分担：英国承担80英镑，法国承担40英镑，德、瑞、比各承担10英镑。[21]17

第一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召开。出席英、法、瑞士和德国代表共60人。马克思因忙于赶写《资本论》，没有到会。但是他作为协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受命起草了《临时中央委员会给代表的指示》，即对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加以综合，并且加进了马克思所写的工人阶级状况调查统计大纲，这实际上为第一次代表大会定下了基调。大会首先通过了协会成立大会后制订的《临时协会章程》，又附加上更详细的《组织条例》。如上所述，大会后由马克思重写了《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这是大会的一大成就。由于蒲鲁东主义者在代表中约占三分之一，所以在合作社、缩短工时等众多具体问题上大会都有激烈争论。终究邪不压正，蒲鲁东主义者反对硬性规定劳动时间缩短为8小时，反对对女工和童工要格外关照的主张，在大会上都被否决。大会通过了把工作日限定为8小时的决议，同时童工要限定为2-6小时，女工要禁止夜间劳动和危害健康劳动。在合作社、工会、复兴波兰、限制常备军等问题上，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给代表的指示》中的观点都得到大会认同和通过。只有在直接税和间接税问题上大会通过了蒲鲁东派的决议，即赋予纳税人以订税和征税的权利，不过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税收细则是由各国政府制定的。按照新的章程，把中央委员会改称总委员会。大会选举原中央委员组成总委员会，并授权总委员会增补若干名委员，使人数达到50名。在9月28日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上研究新领导人选时，如上所述，经过马克思的努力，废除了主席制。这有利于加强总委员会的集体领导。

第一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按期于1867年9月2-8日在瑞士洛桑举行，出席代表71人。其中瑞士代表38人，超过半数以上；法国代表18人。这两国代表超过代表总数2/3，其中大都是蒲鲁东主义者。另有英、意代表各2人，德国代表6人，比利时代表1人，总委员会代表4人（马克思因要出版《资本论》第1卷，谢绝当总委员会代表）。蒲鲁东主义者重新把他们在上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被否决的关于缩短工作日、女工和童工等问题重新提出复议，结果仍然遭到失败。蒲鲁东主义者还在讨论所有制问题时公然主张土地私有化，这遭到另一些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这个问题只好留待下一次代表大会再议。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通过了正确的决议，肯定取得政治自由是工人阶级社会解放的首要和绝对必要的条件，特别强调“热烈支持把1789年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赋予全体人民。”[7]68这里指的就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表的《人权宣言》所规定的“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可见协会十分重视继承资产阶级革命所取得的政治自由的文明成果，进而去开创工人阶级政治自由的更新更高政治文明境界。大会还就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辩论并通过决议，认定只有在没有阶级对立的新的社会制度下才能确保和平，并且同意协会派代表参加资产阶级的和平联盟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总委员会仍然设在伦敦，这样就便于马克思在其中继续发挥作用。大会确认总委员会增补的新成员，其中破天荒第一次增加了一名女委员，这就是哈里埃特·罗（1832-1897）。她是英国著名的无神论运动女活动家，1867年6月被总委员会增选为委员，她同时又是英国曼彻斯特国际支部成员。

第一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年会如期于1868年9月6-13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比利时政府早先规定的外侨法虽然尚未废除，但是国际比利时支部坚决要求不向政府让步，所以三大依然决定在此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99人，其中比利时代表54人，超过一半，西班牙第一次派代表1名与会。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已于1867年9月出版，按理他可以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可是总委员会没有推举他为出席布鲁塞尔大会的代表，他也就安之若素。好在他受总委员会委托，写出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三年度报告》，在大会上由大会主席杜邦代表总委员会向代表们宣读，得到大会认同。大会在战争与和平、生产资料所有制等问题上又一次击败了蒲鲁东主义者，按照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报告中的观点通过了决议。蒲鲁东主义者只是在主张建立交换银行、给工人发放无息贷款以求得工人解放这个问题上，通过了改良主义的决议。实际上这种交换银行难以建立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无法根本改变工人处境。大会依然决定总委员会设在伦敦，马克思依然连任总委员会委员。新的总委员会委员中又新增了两名妇女委员，这就是摩尔根夫人和哈勒克夫人。前者的丈夫威廉·摩尔根是鞋匠，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4-1868年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她是接替她丈夫被选为委员；后者的丈夫哈勒克是伦敦法国人支部成员，夫妇二人都在1868年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

第一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如期于1869年9月6-11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出席代表78人。美国支部第一次派代表1名出席大会。第一国际前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是与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的改良主义进行思想观点的争论，马克思为总委员会起草的文件大部分获得大会通过。可是在巴塞尔大会前，协会又发生了新变化。这就是俄国无政府主义革命活动家米哈·巴枯宁（1814-1876）于1864年11月在伦敦参加协会活动后，并未贯彻协会革命路线，1864年末即到意大利着手建立无政府主义秘密组织，1867年11月建立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1868年初他又在比利时、法国参加协会支部活动。巴枯宁作为法国代表第一次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巴枯宁干将吉约姆作为瑞士代表也与会。马克思这一次还是没有被总委员会推举为出席巴塞尔大会的代表，他照样泰然处之，但是他仍旧受命负责起草《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大会的报告》。在这次大会上与巴枯宁派新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财产继承权。巴枯宁派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这显然是错误的。工人阶级如果没有首先夺取政权，那么废除继承权并不能取消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只是把财产私有权从一个人手里转交到另外人手中。工人阶级只有首先夺取政权才可以把废除继承权作为过渡时期的一项措施，这是《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指明的。巴枯宁派的提案没有在大会上通过。大会还决定要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以后各国工人团体要申请加入协会必须经总委员会审查批准，总委员会还有权开除不遵守协会规定的支部。这项决定对于维护中央权威、巩固协会组织很有现实意义。

第一国际第五次大会原定1870年在巴黎召开，后因法国政府的高压和1870年9月爆发普法战争、1871年3月又爆发巴黎公社革命而没有开成。总委员会乃决定于1871年9月在伦敦再召开一次秘密的代表会议。9月17-23日召开第二次伦敦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区分为两类，即有表决权的代表22人，有发言权的代表10人。恩格斯于1870年9月20日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当天即被总委员会补选为委员。他与马克思紧密合作，主导了这次代表会议。此次会议主要有三项决议：其一，组织问题，加强总委员会领导，今后总委员会可特命全权代表指导各国联合会委员会工作，第一次提出要成立女工支部，加强农民工作；其二，工人阶级政治行动问题，驳斥了巴枯宁分子鼓吹放弃政治的无政府主义谬论，强调各国要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其三，成立专门委员会，审查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伦敦代表会议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作了较为充分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第一国际五大、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海牙市举行。出席代表64名，来自15个欧美各国全国性的协会组织，这是代表性最广泛的一次代表大会，美国代表第一次出席大会。马克思这一次被推举为总委员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并且在大会上代表总委员会作《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恩格斯作为德国的代表出席大会。他们二人在大会上密切配合。大会在组织问题上维护了总委员会的中央权威，否决了巴枯宁派要把总委员会只当作联络统计机构的图谋。大会在无产阶级政治活动问题上也否决了巴枯宁派否定政治斗争的企图，强调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大会听取了专门委员会对巴枯宁派社会主义民主联盟分裂活动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巴枯宁、吉约姆开除出国际协会。这标志着反巴枯宁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为了避免巴枯宁分子反攻倒算，篡夺领导权，大会决定国际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纽约。

总委员会迁往纽约后脱离欧洲中心，欧洲各国协会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又难以开展活动。如前所述，第一国际最后一次代表会议于1876年7月15日在美国费城召开，被迫宣告国际工人协会解散。

第一国际在12年间除了举行过以上九次重大会议之外，还召开过393次总委员会会议。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进行充分讨论、甚至激烈辩论后民主表决作出决议的。所以总委员会会议的四大本原始记录，是研究第一国际历史的重要文献。

2.第一国际的四大成就犹如光芒四射

第一国际在12年活动之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可以高度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大力争取工人阶级的权益。“国际”积极支持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对1866年英国码头工人罢工、1867年巴黎青铜工人罢工、1868-1869年比利时矿工罢工，总委员会都向各国工人发出热烈号召，要求他们不要接受资本家的招聘，以免破坏罢工，并且组织募捐，对罢工工人进行经济援助。各国工人罢工中，首先是要求缩短劳动时间。1864年“国际”成立时，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已经肯定了50年代以来从英国起波及欧洲多国逐步实行了10小时工作日制，60年代英国工联进而开展了争取9小时工作日制运动。1871年英国东北海岸的机器工人开展了历时5个月的罢工，终于赢得了该地区每日9小时工作制。在东北海岸机器工人的带动下，70年代在英国涌现了一个强大的争取9小时工作制群众性运动，终于取得了每周工作56小时半的协议（即每天不到9小时半）。在美国工人运动推动下，美国国会于1868年6月25日通过了所有国营企业和联邦机构中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法令。总委员会得知这个消息后，在1868年7月14日总委员会会议上专门通过了下述决议：“总委员会欢呼美国国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日法案，认为它将使八小时成为美国将来的正常工作日。”[22]42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美国直到近80年之后的1937年才终于普遍实行8小时工作制。争取工人权益还包括政治上的普选权。1864年12月“国际”刚成立3个月，中央委员会在12月29日会议上就“认为为普选权进行宣传鼓动是有价值的。”[14]25随后“国际”即促进英国工人于1865年5月建立了全国选举改革同盟。选举改革运动的开展迫使自由党政府于1866年3月提出了降低财产限制的选举法草案，使一部分男子工人上层获得了选举权。“国际”中央当即揭露了这个草案的不彻底性。结果这个草案仍被议会否决。于是全国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性选举改革运动。这才迫使议会于1867年3月通过了更加扩大选民范围的新选举法案。在1874年的选举中广大工人进一步投票反对政府决策，差强人意的修改法案才于1876年最后通过。直到1884年的选举改革，英国才统一城乡选民资格的标准，城市男性工人才获得选举权。直到1918年妇女才有条件地取得选举权（年满30岁，有大学毕业学历和年收入值5英镑以上不动产者）。

第二，大力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各国的民主运动。如上所述，“国际”本身就是广大工人声援1863年波兰民族起义的产物。“国际”成立后多次开会讨论如何对待和声援波兰的问题。马克思努力纠正别人提出的方案中的缺陷和错误。他在向总委员会陈述的一项议程中提出：“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上，并通过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23]164，⑩“国际”按照马克思的正确主张，连续三次举行公开群众大会，隆重纪念1863-1864年波兰人民起义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国际”在1867年6月1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还通过决议，对巴黎工人、学生和律师于6月4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访问巴黎，深表感谢，“因为这次示威使俄国沙皇明白，一个亚洲的野蛮强国来统治称为波兰人的那一部分欧洲人民、称为波兰的那一部分欧洲土地，是对正义和常识的背叛”。[14]285后来波兰直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才于1918年11月11日恢复独立。“国际”还坚决支持爱尔兰民族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1867年初，爱尔兰爱国者组建的芬尼亚社（芬尼亚在爱尔兰语中意为“我们自己的家园”）举行反英武装起义，被英国政府镇压后，9月芬尼亚社为营救被捕者又袭击囚车，结果有几名被处死刑。总委员会多次开会讨论爱尔兰问题。马克思在会上批评了英国工联领导人不支持爱尔兰脱离英国获得独立的沙文主义思想。马克思深刻透视爱尔兰问题。他很有自我批评精神。他说：“过去我认为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8]381他强调指出：“芬尼亚运动的特点是：它有一种社会主义的（从否定的意义上说，即作为反对强占土地的运动）倾向，而且是下层阶级的运动。”“爱尔兰人需要的是：1.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2.土地革命。……。3.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以抵制英国。”[8]404-406也就是说，爱尔兰问题首先是脱离英国而独立，进而再由它自己解决对内的土地问题和对外的保护关税问题。总委员会为支持芬尼亚社社员和爱尔兰独立，于1867年11月20日非常会议上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和国际工人协会》。这篇重要的意见书，送交英国内务大臣格桑—哈第。在11月1-23日于曼彻斯特市审判芬尼亚社社员期间，总委员会想方设法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运动，并且延请英国革命宪章派领袖琼斯出庭为之辩护，要求赦免和轻判芬尼亚社社员。“国际”的多方努力和群众运动还是发挥了作用。结果芬尼亚社有一人（马瓜伊尔）后来被赦免，另有一人（康当）由死刑改为终身监禁，还有三人（拉尔金、阿林、奥勃莱恩）被处死。爱尔兰人民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直到1948年12月21日爱尔兰才脱离英联邦成为独立自主的共和国，但其北部六郡（占爱尔兰岛面积六分之一）仍拒不交还，还属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北爱尔兰人民还在不懈争取独立。第一国际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大力支持北方共和党人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战争，认为这是有利于民主进程和工人运动的。

第三，大力支持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国际”成立宣言中响亮提出“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国际”存在期间促成的唯一夺取政权的创举——1871年建立的巴黎公社，“国际”理所当然对之特别倍加关注。早在1870年7月23日普法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总委员会就发表了马克思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谴责普法两国反动专制政府都要承担战争的罪责。当9月2日法国战败、9月4日法国爆发革命推翻了专制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国防政府后，9月9日总委员会又发表由马克思起草并有恩格斯参与拟定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其中警告法国工人：当普鲁士军队正要入侵巴黎之时，“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同时奉劝巴黎工人要善于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一切，更切实地加强工人阶级的组织，准备为今后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可是，在1871年3月18日巴黎国民自卫军起义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巴黎公社工人政府后，马克思、恩格斯立即改变态度，对革命群众的创举给予充分肯定。总委员会从3月14日至5月30日在伦敦连续开会11次，密切关注巴黎公社政权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争取团结绝大多数委员，从各方面尽力支援巴黎公社。4月25日总委员会收到“国际”巴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送请总委员会批准将投敌变节分子托伦开除出会的报告。总委员会当即于4月29日公布了由恩格斯起草、经马克思修改的将托伦开除出会的决议。托伦原是雕刻工人，1864年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首倡者之一，后来又是“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和历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是“国际”资格最老的会员，对成立与发展国际有过功绩，思想上属右派蒲鲁东主义改良主义者。1870年9月法国革命胜利后，他于1871年2月作为巴黎工人代表被选为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议员。3月巴黎公社革命后他滞留在败退到凡尔赛去的资产阶级国民议会中，拒不执行公社关于工人议员必须退出反动议会的决定，贪图权位，变节投敌，理应清除。总委员会另责成巴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派出驻巴黎公社的代表团，由伊·诺斯塔格任临时书记，负责指导公社工作。总委员会于3月29日又派委员赛拉叶亲自到巴黎了解真情，给予指导。马克思还通过多种渠道对公社的各项决策以至军事战略提出建议。“国际”另在伦敦召开声援公社的群众大会。同时通知“国际”的各国支部联合会委员会用多种形式支持公社的事业。早在3月28日，总委员会会议就采纳马克思的建议，要发表一篇《国际工人协会告巴黎人民书》，表明“国际”的立场和主张，并且委托马克思执笔。由于要等待得到更多巴黎的实况和马克思生病等原因，这篇重要文献马克思先后写了三稿。初稿5月10日前后拟就，6万多字；二稿5月中旬完成，3万多字；5月28日巴黎公社失败，三稿于29日定稿，30日在总委员会上宣读后一致通过，定名为《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革命始末作了系统论述和总结，英文本立即出版发行。“国际”还大力营救、援助巴黎公社革命流亡者，把败退到伦敦的公社委员弗兰克尔等补选为总委员会委员，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总委员会还于1871年10月6日晚上召开非常会议，决定把冒充流亡者混入国际从事密探特务活动的杜朗开除出会。[16]300

第四，大力批驳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如前所述，“国际”从建立伊始就包括有英国工联主义派、法国蒲鲁东派、德国拉萨尔派，还有后来加入的巴枯宁派等等。这些派别大都信奉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巴枯宁派鼓吹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然而它主张把废除财产继承权作为社会主义变革的起点，这也是否认政治革命的改良主义举措。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总委员会中和历次代表会议、代表大会上，善于争取、团结多数，不断批驳它们非科学社会主义的种种谬论，指明仅仅通过组织工会、进行罢工达到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仅仅举办合作社和信贷银行、废除继承权等等举措，只能一时改善工人处境，不可能取得工人阶级根本解放。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工人阶级并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夺取政权，进而依靠政权，发展生产力，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才能实现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国际”代表大会大都通过了或者基本上通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战胜了这些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流派。同时，通过“国际”近十年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也深感社会主义在广大工人中有广泛深刻影响，而共产主义曲高和寡，难以得到很多知音，所以他们二人不约而同，从1873-1874年起把共产主义科学理论改变为用“科学社会主义”来表述。如前所述，他们在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经指出：德国所谓的“真正社会主义者”所标榜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成为科学。当时他们响亮地提出共产主义科学理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潮，共产主义才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到1850年马克思已经自己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到1873年3月恩格斯在《住宅问题》中、1874-1875年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开始第一次使用“科学社会主义”，B11此后他们使用“科学社会主义”就更多了；在此前后他们很少再用“共产主义”。在他们心目中，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同义语。但是采用科学社会主义在当时无疑更易于为广大知识分子和工人所接受，更易于他们划清非科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他们不仅用“科学社会主义”取代“共产主义”发生名词变化，而且在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时也有新提法。例如，马克思从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起一直以来强调暴力革命，但是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的看法有很大变化。例如，1871年7月3日他在伦敦同《世界报》记者的谈话中，当记者问到国际工人联合的目的是什么时，马克思明确这样回答：“目的是通过夺取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目的是利用这一政权来实现社会任务。”但是国际”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目标。”“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议。”[24]683事隔半年之后，即1871年9月25日马克思在《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一文中更具体地指出：“英国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和组织程度，使这个阶级能够利用普选权来为自己谋利益。”[25]126又过一年，马克思、恩格斯于1872年9月8日同参加“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一起，参加阿姆斯特丹地方支部在本地召开的群众大会。马克思在大会上做了《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其中又把和平过渡的设想扩展到更多国家。他说：“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接着又说：“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还是必须采取暴力。”[26]179马克思讲话的最后一句之所以又强调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必须采取暴力，正是因为当时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是处于专制政府暴力统治之下。如果这些国家将来也像美国、英国、荷兰那样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荷兰于1848年也建立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有了议会民主制度），社会上又形成了这种风俗和传统。那么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将会越来越多。由上述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与时俱进，不断向前发展的。

第一国际由于上述政治、组织、思想、理论四大方面的重大成就，可以说它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光芒四射，长久辉映。

3.第一国际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第一国际成立之初，由于有多种政治思想的派别参与，所以要把国际建成什么性质的国际组织，可以说各派是同床异梦，各有所图。英国工联派是想把国际建成像英国工联那样改良主义的国际工人联合会，只为争取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工时和增加更多工人福利和权益而奋斗。法国蒲鲁东主义派则是力图把国际建成促进工人互助合作、发展信贷银行的改良主义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意大利的马志尼派只是主张共和主义、却披着法国破烂的社会主义外衣。它又是想把国际建成欧洲工人阶级的共和制的中央政府，幕后由马志尼掌控。马克思即以卓越的博学之士在国际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他面对这样多派错综复杂、多种谬见纷呈的局面，只能潜心竭力，机智应对，力排众议，巧妙成章，草拟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这样两份纲领和章程重要文献，获得中央委员会、伦敦代表会议和日内瓦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马克思是执意要把国际建设成为政党性的国际工人阶级联合组织。它还要促进欧洲各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进而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去夺取政权，实现社会改造，达到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在马克思、恩格斯等众多先贤不懈努力之下，不仅于1869年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并且于1871年在法国建立了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只坚持了72天失败后，欧洲继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又第二次进入反动高压统治的时期。在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9月6日第十次会议上，马克思本来曾经提出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西班牙的马德里或巴塞罗那的提案。这是“鉴于西班牙拥有最多的社会主义报纸，因而那里的社会主义组织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强大，那里有集会自由，访问那里的人比别的地方更多；鉴于我们只有通过辩论才能得到明确的认识，1869年以来在伦敦的总委员会中进行的辩论几乎等于零”。[27]197也就是说如果总委员会继续设在伦敦很可能就会落入英国工联主义改良派控制之中。1864年国际刚成立时决定把中央设在伦敦，是“因为只有在伦敦它才具有国际性，总委员会的文件和委员的安全才有保障。”[26]730现在由于内部出现危机，只好把总部外迁。正是出于这样正反两方面的考虑，马克思才建议把总委员会迁往西班牙。可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内部又出现了新的危机，那就是法国的布朗基派瓦扬等人在“国际”中积极活动。他们不认为欧洲又已进入革命低潮时期，企图再发动工人起义夺取政权。因此他们企图夺取“国际”的领导权，把“国际”作为开展新的世界革命的司令部。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冒险主义的蠢举会整个毁了“国际”，所以马克思最后撤回原来的建议，由恩格斯出面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改而主张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海牙代表大会最后通过了这个决议。欧洲工人运动重新陷入低潮之后，马克思一心指望美国工人运动在“国际”新的总委员会领导下会大显威力，从而促进欧洲工人运动重新高涨。实践证明，这时马克思依然对欧美工人运动的潜力作了过高的期待，同时对欧美资本主义的统治力和生命力作了过低的估计。实际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后，如上所述，难以有大作为，“国际”被迫于1876年自行解散。尽管“国际”并未完全达到它初建时预期的目的，然而其历史功绩还是巨大的。正如恩格斯在1890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所说的：“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特有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1887年在斯温西，工联代表大会的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而在1887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指《共产党宣言》——引者注）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28]20-21国际的解散只是表明以政党性的国际工人组织为建立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做准备，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已经陈旧了，它该让位给欧美各国工人阶级建立民族国家范围内自己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新时期，而国际正好为建立这样的工人阶级政党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果然继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后，欧美多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连年纷纷应运诞生。这就是1870年的瑞士社会民主党，1873年的匈牙利工人党，1875年的葡萄牙社会党，1876年的丹麦社会民主工党，1876年的美国劳动人民党，1878年的捷克-斯拉夫社会民主工党，1879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1879年的法国工人党，1882年的意大利工党，1883年的俄国劳动解放社，1884年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1885年的比利时工党，1887年的挪威工党，1888年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1889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工党，等。这第一批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大都派出代表参加1889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了随后称为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继承第一国际的未竟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继续推向前进。如果说1876年第一国际的解散是令人惋惜的悲秋，那么1889年第二国际的建立则是预示着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新春的到来。我想可以借用宋朝诗词名家晏殊在《浣溪沙》中的佳句来形容从第一国际解散到第二国际创立这一段历史。原句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29]14我想把原词中最后一句修改为“大庭香径众徘徊”。我想这样来形容1890年恩格斯的处境与心情可能是更为真实贴切的。他在1890年5月1日（第一次纪念五一劳动节）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写的序言中满怀豪情引领众多读者共同回顾第一国际的历史伟绩、赞颂第二国际的初建新功，又深切怀念开创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故友马克思。他这样说：“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九年（更精确地说，国际从1864年成立到1876年解散，本身共存在12年——引者注），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引者注）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将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到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呵！”[28]22这岂不是恩格斯面向大庭广众共同缅怀第一国际不朽的功勋吗？这岂不是“大庭香径众徘徊”吗？

由上述可见，第一国际的历史地位可以简明概括为：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1852年解散之后、第二国际1889年成立之前两者之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桥梁和引擎B12。桥梁只是连接两岸之间的便捷通道，引擎更进一步是发动机。正是第一国际的引擎作用，才催生了第二国际成立前后世界一大批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国际性的共产党，马克思、恩格斯最先指望它能领导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取得胜利。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同盟被迫于1852年解散。到1864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时，马克思在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时又指望把第一国际建成政党性的国际工人组织，由它领导国际工人阶级去实现夺取政权的伟大使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深感必须要在各国成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分别去领导各国工人阶级取得革命胜利。所以他在1871年修订《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时特意在章程第七条增加了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才能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的新内容。随后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就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联合的国际组织。由此可见，从创建国际性共产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到成立政党性的国际工人组织（第一国际），再到建立各国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并联合为一个国际组织（第二国际），这大体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探索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三个阶段。这是一个曲折、螺旋式上升的历程。这表明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开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是多么艰巨的不断探索、与时俱进的历程。这是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通过实践达到认识逐步深化的历程。这种思想认识的深化，不仅凸显在从建立国际性政党到建立民族国家性政党的转变上，而且还表现在从建立共产主义政党到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演进上。

关于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因篇幅限制，这里就不再更多细述。让我再引证一句列宁于1919年4月15日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创建之初为《共产国际》杂志创刊号而写的《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对第一国际历史作用的精辟结论：“第一国际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30]791依我体会，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基础，路线、战略和策略基础，信念、精神和作风基础。

最后，我还要写两点当今我们学习第一国际这个专题，对我们最有现实意义的最为重要的两个要点。

第一，要学习第一国际先哲、先贤的无私奉献精神、自由民主作风和集体领导风范。第一国际的众多代表和委员都是为工人阶级解放、为社会主义事业自我牺牲，无私奉献。担任总书记的只有极少的生活补贴。曾任总书记的左尔格不仅没有领取分文补贴，而且还倒贴自己的教学收入。代表和委员都是利用自己职业的业余时间参加会议。马克思更是没有社会职业的职业革命家，他为第一国际起草了几十万字文稿，分文不取。马克思是依靠给《纽约论坛报》撰稿得到的微薄稿酬和恩格斯等亲友的资助维持一家六、七口人的生活，还时常欠债。1864年11月22日中央委员会讨论要为常委会找到合适房子作为协会会所时，曾建议中央委员捐款，作为个人保证金提供给找房子的代理人。马克思尽管收入低，却当场慷慨认捐2英镑，其余委员绝大部分都是捐10先令，还有人只捐5先令。[14]16总书记没有任何特权，在委员会上与其他委员一样只有平等的一票，而且还要负责会议的书面记录。总委员会从1864年10月至1871年8月总共6年10个月之中召开过393次会议，基本上是每周开会一次，多半是利用晚上业余时间。披读四大厚本总委员会会议记录，实在令人感动。主持会议的执行主席都是在每周例会上选出。如果总书记缺席则要推定别人当书记，负责书写记录。在会议记录中，每位发言人在其姓氏之前都要加写公民二字，如“公民马克思说”。这表明在公民社会（当时的伦敦当然是资本主义的公民社会）中，人人都是以公民身份平等参与各种公共事务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会议上都是与别人一样以委员身份发言，时常都有不同意见的辩论和争论，马克思也常有收回己见之举。重大问题甚至细小问题最后都是每个委员平等一票，记录上都有几票对几票的表决结果。没有任何委员在会上滥施个人权威，不崇拜任何人。这可以说是工人阶级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体制的典范和示范。马克思的亲身感受是：在总委员会里任何独裁都将完结。与马克思有多年交往、曾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总书记的左尔格，在悼念马克思辞世的《三月十四日》（马克思1883年3月14日突发心肌梗塞而殁——引者注）中这样写道：“他从来不争权夺势，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打算。他有很高的威信，特别在前伦敦总委员会中是如此。总委员会活动最紧张的时候，委员中约有五分之四是英国人或法国人，德国工人只有两三个；他只是由于知识渊博，各方面造诣极深以及品德令人敬重，所以才享有这样的威信。”[31]299

第二，要学习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善于把科学社会主义者的坚定性与灵活性、原则性与包容性相结合，善于争取、团结大多数，又善于从社会实践和大多数群众中撷取智慧，与时俱进，不断向前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如前所述，第一国际于1864年刚建立时，英国工联派、法国蒲鲁东派、意大利马志尼派等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他们都妄图把第一国际建成达到他们各自目的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在中央委员会中，只有马克思一个人一心一意力争把国际建成政党性的国际工人组织，促进工人阶级去实现夺取政权、达到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使命。当时恩格斯又远在外地奔波，他只好独自一人苦心孤诣，孤军独战，独立思考，独出心裁，拟就了获得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和代表大会批准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正如恩格斯后来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所说：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宣言》（指《共产党宣言》——引者注）中提出的那些原则出发。它必须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的纲领。这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妙连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28]20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精心巧制的这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堪称博得众派接受、众望所归、众人折服的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独冠群芳的精品。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等诸多社会主义流派。我们切忌唯我独马、唯我独革、唯我独社，一定要有宽广胸怀，善于继承并发扬马克思当年在第一国际时期那种政治智慧、思想境界和理论素养，善于争取、团结、包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为实现把世界资本主义逐步发展到世界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而不懈奋斗。马克思当年在第一国际时期还善于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他发现共产主义科学理论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社会主义具有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时，他就把自己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改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以便于群众认清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这样更易于广大群众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当他发现议会民主制度与普选制度广为实行后已难于实行暴力革命之时，他就适时提出诸如美国、英国、荷兰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些合理的设想有待当今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尽心竭智付诸实现，而不能空想等待有朝一日资本主义危机深重之时再爆发扫荡世界资本主义的世界暴力革命。

注释：①原载英国《蜂房报》，1864年10月1日第155号，引言见明斯编《第一国际的建立（文件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3-44页。

②上个世纪80年代，我指导过的研究生到伦敦进修期间，我曾请他到圣马丁堂这个红色景点参观访问。可惜圣马丁堂早已被拆毁。

③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这里是根据明斯编《第一国际的建立（文件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8-29页）所列中央委员名录和所属国别统计出来的。另据三本中译本第一国际专著有三种不准确的说法。德国耶克著《第一国际史》却说中央委员会有50个成员（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6页）。苏联斯切克洛夫著《第一国际》又说，大会“选出由21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49页）。苏联巴赫等编《第一国际第一卷》则含混地说：“选入委员会的有30多人。”（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9页。）迄今译为中文出版的第一国际专著，我收藏的除以上三种外，还有苏联克利沃古斯、斯切茨凯维奇著《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书中未写选出的委员会有多少人。

④这几句引文中提到的勒·吕贝，在书中被误排为勒吕贝。其全姓名是维克多·勒·吕贝，约生于1834年，长住伦敦的法国侨民，民主共和主义者。

⑤《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是马克思用英文写成的，随后他自己又译为德文发表。他在译为德文时又对修辞上不够精确之处作了修改。此处“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在英文原稿中是“财产的政治经济学”，他在译为德文时改为“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2页脚注②）。由此可见马克思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

⑥《国际信使》周刊，1867年4月17日。转引自巴赫、戈尔曼、库尼娜编《第一国际第一卷》，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97页。

⑦指马克思的姨父莱昂·菲力浦斯。

⑧约翰·鲁道夫·托尔贝克（1798-1872），荷兰自由党领袖，国务活动家，1849-1872年间曾三度出任政府首脑。

⑨左尔格辞职的时间，这里是采用福斯特著《三个国际的历史》的说法（见该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中译本，第118页）。巴赫等编《第一国际第二卷》说是“1874年8月初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见该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55页），此说只是根据1874年8月14日左尔格给恩格斯的信，其实信中只是说到他准备辞职。

⑩从这一页脚注中得知，马克思在上述这句引语中把“社会基础”误写为“社会主义基础”。

B11恩格斯在《住宅问题》中有四次用“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提法，以区别于法国蒲鲁东的非科学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10、311、318页。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说：“‘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才使用”（见上提书，第407页）。

B12引擎，英文是engine，意为发动机。这是意译与音译巧妙结合的新名词。发动机是发出热能再转化为机械能的机器，特指蒸汽机、内燃机等，它能引发出擎天的热能。

参考文献：[1]高放.三个国际的比较[M]//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维纳·洛赫.德国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4]罗琴斯卡娅.法国史纲（17世纪—十九世纪）[M].刘立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5]洛塔尔·贝托尔特，等，编.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1卷[M].葛斯，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6]尤·米·斯切克洛夫.第一国际[M].刘永鑫，余克柔，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

[7]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一国际[G].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