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超

“空海一体战”是美国海军和空军联合推出、针对中国和伊朗的所谓“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的作战概念（相关内容可参阅《现代兵器》2011年第7、8期《挥向中国的大棒》一文）。该作战概念一经推出就引起了相关国家的高度重视，一时间似乎成为了美军继续保持绝对战场优势的“法宝”。然而，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就连美国人也觉得该作战概念并不完全适应未来战场的需要，更不要说在一场与处于战略上升期的中国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中保证取胜了。这其中一方面有美国综合实力相对下降的原因，另一方面中国和伊朗，尤其是中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进步也引发了美军对“空海一体战”概念效能的疑虑。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空海一体战”进一步发展的种种新概念和理论就纷纷出笼了。而这些作战概念和理论也全部把作战目标指向中国和伊朗，中国更是成了“靶子”的核心部分。本文将对这些新概念和理论进行简单总结和评析。

相关新概念出现的原因

为何在美军参联会提出引起相关国家高度重视的“空海一体战”概念后不久，美国理论界就又提出了新的甚至比之层次更高的新概念？这其中实际上有着很深刻的原因。

有一部分美国学者认为：首先，“空海一体战”只是战役层次的概念，注重的是战时武器系统的战术部署和运用，缺乏对战后局势的战略性思考。也正是因为缺乏战略层次的顶层设计，该理论有可能在战时取得战术和战役层次上的成功，但却可能造成国家战略上的大失败。在不考虑战略层次影响的情况下，一味依靠“空海一体战”有本末倒置的可能。其次，“空海一体战”有可能导致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出现升级乃至最后失控的情况。在该理论指导下，美军设想首先抗住中国第一波攻击后再采取反击行动，最后还要突破中国领空，对其“反进入/区域拒止系统”进行攻击。但是，中国拥有强大的一体化防空系统和核武库，其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正处于高速上升期。这样的攻击行动必然会招致中国的猛烈反击，使中、美两个世界级大国之间的冲突在短期内迅速升级，甚至有引发一场核大国之间核战争的危险。再次，“空海一体战”是一种常规作战方式，美国是否可以凭借这种作战方式在局部冲突中迫使中国这样的大国屈服也值得怀疑，因此难以对中国造成有效威慑。

此外，在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美国人将之称为“紧缩时期”），“空海一体战”所涉及的大量新技术开发和新装备研制、装备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也没有保障。而且，美国自己都对“空海一体战”所高度依赖的海外盟国在战时提供全力配合和责任分担的问题感到心里没底。就连日本这样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处于“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状态，更不要说其他经济实力较弱的盟国了。对此，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总裁安德鲁·克雷平涅维奇在其《紧缩时期的战略：为何国防部应该关注确保进入》一文中说道：“这意味着‘勒紧裤腰带的严峻时期来临了，这一过程将由于人力成本的提升和欧洲盟友经济衰退而变得更加艰辛。”英国物理学家欧内斯特·拉瑟福德曾说过：“我们缺少金钱，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这句话也许正好说明美国军事理论界对于“空海一体战”理论的某些怀疑。

盟国所提供的基地和后勤保障能力，以及可以配合美军的作战能力都是“空海一体战”不可缺少的。而这些亚太地区的盟国却在经济上依赖如今经济最为活跃的中国，中国甚至是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和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些国家陷入了在军事和安全上依赖美国，而在经济上却要“吃”中国的悖论之中，这让他们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发生战争时，难以如美国所愿的那样彻底地选边站。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避免在中、美之间决定性地选边站，而是采取对两个大国都保持接触和某种程度合作的态度。当然，那些进行“非理性挑衅”的“无赖国家”除外。对此，安德鲁·克雷平涅维奇认为：“任何战略都具有风险，本战略（本文作者注：指确保作战进入的战略）能否实施主要取决于地区盟国和伙伴国的行动和投入，这些因素绝不是确定无疑的”。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就曾公开明确表示，绝不允许美军使用从本国机场起飞的飞机攻击中国境内的目标。

美军长期超负荷运转的状态也对实施“空海一体战”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美军认为，目前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基地容易受到打击和后勤保障不足的困扰，海军后勤部队只能保证和平时期的海军部署，并不具备向该地区可能存在的大规模海军部署提供再补给的能力。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针对海军在2020年前完成两洋兵力调整的规划（指2011年年底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向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部署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以及在2020年前将美军舰船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部署比例由5：5调整为6：4的规划）认为：“根据目前的应对计划及舰船训练和部署模式，美海军已至极限”。截止2012年底，美军上述计划的实际动作只有向澳大利亚达尔文部署1支只有200余人、没有重装备的海军陆战队步兵连。也就是说，与政府的计划相比，美军实际动作非常有限，其原因还是其军力部署仍然受到中东等热点地区掣肘所致。

一贯以技术制胜为核心指导思想的美军对于中国武器装备的快速发展充满了担忧。中国方面诸如歼-20、歼-31、反舰弹道导弹、新型潜艇、航空母舰、“北斗”导航系统、各类精确制导弹药等先进武器的曝光，让美军担心自己的技术优势有日趋缩减的趋势。安德鲁·克雷平涅维奇在上述文章中将此称为“增大的挑战”。他认为：“也许最显著的变化是美军逐渐失去了对精确制导弹药或‘灵巧炸弹的垄断地位。尤其是中国正在提高精确制导弹药的效能，以实现其战略目标。这将极大地增加美军在西太平洋作战的风险。”从另一个方面理解，美军对中国军队技术优势的逐步缩减，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对抗“空海一体战”时的能力越来越强，而美军要想达到目的所要付出的代价、成本和风险也就越来越大。这也是美国学者提出各种新理论补充或完善甚至替代“空海一体战”的原因之一。正如安德鲁·克雷平涅维奇所说的：“战略应该为利用可用资源达成现实目标提供指导。由于美军的可用资源正在变得日益有限，设置目标也必须考虑资源情况，以免最后变成一个空洞的战略，既不能使敌人焦虑也不能给予朋友信心。”endprint

离岸制衡

“离岸制衡”和“离岸控制”是美国学者针对“空海一体战”的不足，提出的两个对华新概念。“离岸制衡”并不是什么新理论，不过它被一贯自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海军和空军的美国套用于中国身上确实是第一次（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以前中国的海、空军作战力量在美军眼中根本不值得一提）。“离岸控制”与“离岸制衡”有很大的相同之处，都强调运用海、空军力量而不是大规模地面部队。两者都是战略层次上的概念，而非“空海一体战”这种战役层次上的作战概念。也就是说，这两个作战概念要比“空海一体战”高出一个层次。在笔者看来，“离岸控制”属于军事战略层次（一般认为，战略区分为国家战略或者叫大战略、军事战略、战区和军兵种战略3个层次），“离岸制衡”则属于国家战略层次。

“离岸制衡”之所以属于国家战略层次，是因为这个概念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美国如何“维持全球领导地位”。要“维持全球领导地位”，不仅需要军事领域的支撑，而且需要在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获得支撑。换句话说，“离岸制衡”的概念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军事领域。倡导“离岸制衡”战略的是以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在这些专家学者们看来，美国现在正因为所谓的“李普曼鸿沟”而衰落下去。年轻学者戴维·亨德里克森撰写了《美国战略的未来》一书，他认为美国长远目标的核心应是“目标与手段的平衡”。亨德里克森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就出现了“目标与手段”的脱节，他称之为“李普曼鸿沟”。正是这种鸿沟，导致美国的衰落。实际上，保罗·肯尼迪早在其1987年问世的名著《大国的兴衰》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只不过美国是否衰落的这个问题现在更为引人注目罢了。正是在这种“衰落”或者说是相对“衰落”的背景下，“离岸制衡”战略也就成了美国一部分学者推崇的概念。

这些学者所倡导的“离岸制衡”战略的着眼点是避免长期部署大规模地面部队，主要通过保持和发挥自身海空力量优势，援助并利用当地和地区“代理人”军队来遏制对手。如果读者仔细阅读过有关“空海一体战”理论的相关文章，再结合前述“离岸制衡”战略的着眼点，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巨大的差别。虽然两者都强调运用己方优势的海、空军力量，但“空海一体战”着眼于依赖盟国的基地和部分作战能力，而最终要通过美军自己占有优势的海、空军力量攻击中国或伊朗境内的各类目标，同时辅以远距离封锁等手段打赢战争，也就是说美军仍然是进行战争的“主角”。而“离岸制衡”战略更为强调利用美军优势的海、空军力量援助当地和地区“代理人”军队，同时利用这些军队来遏制对手，美军成了援助性力量而非进行战争的“主角”。美军要想让自己的盟友当“主角”而自己成为“配角”，那么就需要其进一步施展其结盟战略，在政治和外交甚至经济层次上影响自己的盟友，将其“绑上自己的战车”。

“离岸制衡”战略的内容概括起来可以分为战略部署调整、战争模式选择、提高联盟战略地位等方面。其战略部署调整的核心就是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实际上，美国从未离开亚太地区，只是关注的重点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动而已）或者说是亚太“再平衡”。其中包括全球收缩、亚太推进和中东防范3个组成部分。美国全球收缩的主要举措首先是继续减少在欧洲的驻军，计划将现有的驻欧洲地面部队由4个旅减少为2个旅。第二是减少在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军事存在，采取“创新性、低费用、少足迹”的方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非洲和拉美地区。第三是尽快从“两场战争”的泥潭中脱身，即自2011年12月从伊拉克撤军后，计划2014年完成从阿富汗的撤军任务。亚太推进意味着将战略关注点放在亚太地区，把对外政策、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重心转向亚太，资源保障的重点也随之放在亚太地区。具体做法是军事先行，外交靠前，经济跟进，全面“重返”。亚太推进中，美国并非将所有注意力全部放在中国当面的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而是实施“两洋战略”，即将以往把重点放在东亚和太平洋的做法改为向南亚和印度洋扩展，涵盖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大区域。美军在该地区的兵力部署则更为分散，部署重心后移，同时进行轮换部署以增强作战灵活性。在关注亚太地区的同时，美国仍然重视中东地区，只是将大量驻军的存在方式改为以陆军和空军部队定期进行地区训练和部署，辅之以海军有针对性的部署，以适当数量部队进行轮换存在的方式，防范中东地区出现有违于美国利益的动荡。

战争模式选择方面，以技术密集型的“空海一体战”代替人力密集型的地面战争，以此破解对方的“反进入/区域拒止”威胁。提高联盟战略地位是指在面对地区危机时，美国将更多地采取“间接路线”，让盟国打头阵，美国在后面进行支援和保障，以降低自身的风险和行动代价。简而言之，即在面对地区危机时，美国将作为一个“全球赋能者”，而不是“首先反应者”。如果做进一步解释的话，那么就是美国可以给盟国或者说是“小伙计”提供军事装备、情报和后勤支援，甚至充当指挥者指挥作战，但是不要指望美国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去应付危机，更不要说是大规模直接介入战争了。这多少与当年的“尼克松主义”相类似。当时，美国也是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国力下降。而“尼克松主义”的要点就是：“美国在接到请求时将根据条约义务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在提供防御所需要的人力方面，受到直接威胁的国家应承担主要责任。”这种方式实际上又产生了一个悖论：美国希望不直接介入当地的危机，尤其是不愿意直接面对现在与其有着巨大经济和政治利益相关的中国；而与中国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则一心想要把美国在第一时间“拉下水”。 如日本自卫队就希望美国在实施“空海一体战”时，能尽量回避防御作战阶段（也就是重心后移的美军主要依靠盟国抗击中国第一波和后续波次攻击的阶段），尽早进入进攻阶段（即向中国境内目标发起攻击的阶段）。美国如何把握其中的平衡，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美国希望盟国和地区伙伴发挥更大作用，这一点在与中国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东南亚地区和日本表现得极为明显。美国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提出，按照《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将向菲律宾提供军事装备，以应对紧张的南海局势。实际上，不仅仅是菲律宾，美国几乎向所有与中国有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提供军事装备和援助。同时，美国更为重视将原有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加以巩固，并试图增强各个同盟之间的协调和联动性，使扇形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向着网状的多边军事同盟关系发展。实际上，“离岸制衡”战略已经在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利比亚战争中得到了运用：美国将北约盟友如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推到前台，担任主要的空袭作战任务，美军则发挥优势主要担负对盟友的作战支援和保障任务；作战方式以空袭为主，没有投入地面部队；地面力量主要依靠利比亚本国的反对派。endprint

然而，“离岸制衡”战略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制约因素。虽然该战略着眼于美国综合国力相对衰落的背景，比较有“节制”，但其所需的资金支持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实施战略部署调整需要进行大规模军队部署变更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行动无一不需要大量资金。实施“空海一体战”需要更新大量装备和进行大规模战场建设，这种建设不是一次性投资就可以达到目的的，而是随着对手尤其是处于快速上升期的中国迅速增强国力和军力的情况而不断追加投资。加强联盟战略、增加对盟国和地区伙伴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也需要大量资金。目前，美国内债已占其GDP的70%以上，屡受“财政悬崖”威胁，外债则达到5万亿美元以上，偏偏其中五分之一左右的外债又掌握在“战略对手”——中国手中，这些情况无疑使得美国的军事预算受到了巨大压力。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已经同意，在未来10年削减国防预算4870亿美元。而2013年1月，一个名为“扣押”的预算项目将在同一时期另外削减4720亿美元。虽然国会可能寻求其他方式降低联邦赤字，但大幅削减防务预算可能是无法避免的。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想拿出大笔资金支持“离岸制衡”战略，难度可想而知。无怪乎前段时间菲律宾从美国那里好不容易“乞讨”到3000万美元援助时，感到美国是在“打发要饭的”。至于实施“空海一体战”的困难，笔者在《挥向中国的大棒》一文中已经有所涉及，在此不再赘述。

美国在实施联盟战略方面仍然具有无与伦比的绝对优势，但是也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除了上面提到的巨大的资金缺口外，美国要想将现有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发展为多边军事同盟关系也有极大困难。如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两个双边军事同盟关系是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虽然日本和韩国都与中国存在着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相对于中日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争端，中韩之间的苏岩礁和海洋权益争端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但两国在对待争端的态度上却有着巨大差别。与日本的寻衅滋事不同，中国和韩国在有关争端中保持着比较顺畅的沟通和协调，并且都没有将争端扩大化的意愿。因此，美国要想让日、韩两国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结成军事同盟关系难度极大，更不要说日、韩之间存在着短时期内难以解决的竹岛争端了。这种争端因为两国特有的民族主义而具有了某种“世仇”的意味。

应该引起注意的倒是日本和菲律宾的进一步接近，这两个国家目前都具有那种“非理性挑衅”的特征，他们的接近有可能产生相互支持的心理作用。但从实际层面来看，日本与菲律宾的这种接近或者说相互支持是不平衡的，付出代价的只能是日本，菲律宾是不可能对日本做出任何实质性支持的。而日本又经济低迷，财政状况不佳，难以对菲律宾进行大规模经济或者军事援助。如日本先前承诺的仅仅是向菲律宾方面提供12艘巡逻艇而已，到了最后却又变成了以贷款形式提供10艘海岸巡逻艇加上100亿日元的贷款（也就相当于1亿美元的样子）。换句话说，这些并非援助的钱加上巡逻艇的折价早晚都是要还的。而且日本和菲律宾相距遥远，要想进行紧密的军事领域的协作也非常困难。由此看来，“离岸制衡”战略要想起到美国方面预想中的作用也是困难重重。

离岸控制

作为军事战略层次的“离岸控制”则提供了另一种战争模式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离岸控制”也可以被看作是对“空海一体战”有一定否定意味的一种概念，这与“离岸制衡”战略依靠“空海一体战”作为战争模式是根本不同的。“离岸控制”作为一种新的对华战略概念，由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T·X·哈梅斯提出。哈梅斯于2012年6月发表了名为《离岸控制：针对不可能发生的冲突而提出的战略》的研究报告，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与“空海一体战”概念中利用海空力量突入中国领空、通过作战取得胜利不同的是，“离岸控制”主要是在中国远程作战能力所及范围之外作战，并且从经济角度而不是作战角度阐述如何迫使中国在与美国的冲突中妥协。“离岸控制”是指美国利用其海、空军事优势，对中国实施由近及远的逐级海上封锁战略，在中国军力范围之外切断其原材料进口和贸易进出通道，造成中国巨大经济损耗，迫使中国在冲突中妥协。正如哈梅斯在其研究报告中所说的：“‘离岸控制战略与志同道合的亚太国家一道，致力于确保美国在保护伙伴国家的同时，阻断中国的能源和原材料进口以及工业出口。”也就是说，该概念试图运用优势海、空力量对中国进行远程封锁，甚至在不与中国军队直接交战的情况下就利用经济压力迫使中国妥协。哈梅斯还认为，该战略并不寻求取得传统军事意义上的决定性胜利，而是要有效确保美国的目标。他认识到：“对一个拥有大型核武库的国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想法即使没有完全过时，也风险重重。”

作为一个成功的战略规划，相关想定十分重要。换句话说，也就是制定战略规划的基础条件十分重要。哈梅斯提出了“离岸控制”的5大关键想定：一是中国挑起冲突，哈梅斯认为美国挑起冲突的可能性极端缺乏可信度，而中国这样做可以抓住先机，给美国制造最大程度的政治和军事困难。二是美、中冲突很可能是一场长期战争。三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任何重大冲突，都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破坏。四是美国不了解中国的核决策过程，因此要采取尽可能降低升级可能性的战略方式。五是在太空和网络领域，第一击能够带来重大优势，美国不应首先在太空和网络领域进行大动作，以免中国因此采取升级行动。而这将不得不假设中国将在上述领域先发制人，以使美国相关实力被严重削弱。有了上述想定，哈梅斯认为：美国必须承认，中国的核武库限制了美军可能攻击中国的方式。因此，美国选择的方式必须尽可能降低使冲突升级为核冲突的可能性。哈梅斯本着这个逻辑提出：“在运筹方面，‘离岸控制利用当前具备但却有限的手段和有节制的方式，对中国实施远程封锁。通过构建一组同心圆，使中国不能利用第一岛链内的海域，使美国能保卫第一岛链的海、空领域，并控制岛链之外的海、空领域。‘离岸控制不会采取渗透中国领空的行动。杜绝渗透是为了降低升级为核冲突的可能性，并降低结束战争的难度。”

“离岸控制”的具体实施方式如下：首先，在第一岛链内主要使用攻击型潜艇、水雷和有限数量的空中力量，这一区域将被宣布为海上隔离区，区内所有舰船都可能被击沉。虽然美军在初期不能完全切断该区域内的海上交通，但是却可能防止大型货船和油轮通行，从而严重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第二步，利用日本-台湾-吕宋的许多小岛构筑一条防御线，同时，美国不会向任何国家提出使用其基地来攻击中国的要求，而只会请求相关国家允许美国部署防御性系统。美国还将作出提供护航承诺，以在中国试图拦截时保持关键进出口贸易的进行。最后，关键阶段的作战行动都会处于中国大多数军事力量的作战范围之外，美军将控制马六甲海峡、龙目海峡、巽他海峡和澳大利亚南北航道，以切断中国的石油航运和拦截中国载运出口物资的大型货轮。这些行动导致的结果是，美国可以在不破坏中国大陆基础设施并不引起冲突快速升级的情况下，使中国经济陷入枯竭，以寻求按美方所提条件结束冲突。其中还强调，要给中国留有余地，以使其宣示“已经教训了敌人”，从而在不引起民意反弹的情况下结束冲突。

这一战略实施的重点将是，“为那些选择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建立防御体系，然后美军将建立远程封锁”。哈梅斯提出：“美国既可以帮助菲律宾在吕宋和台湾之间的岛屿建立防御，又可以鼓励日本目前加固琉球群岛的防御能力。”总而言之，“离岸控制”战略避开了中国强大的“反进入/区域拒止系统”的威胁，转而在低威胁地区进行封锁行动，以此达到迫使中国按美国的条件妥协的目的。哈梅斯认为该战略具有很大优势：只需要伙伴国参与保护本国的领空和领海，这些国家就可以自由选择宣布中立，避免“空海一体战”中迫使这些国家在中、美两国间选边站的缺点。将资源集中用于对盟国提供空中和海上防御，而不是为了击败中国强大的“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而投入巨额资金。不需要对太空和网络系统的严重依赖，也就降低了中国在这些领域首先发起攻击的可能性。远程封锁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施和产生影响，这就为双方外交人员寻求解决方案争取了时间，避免立即引起更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这一战略可将突破强大的一体化防空系统的成本转嫁给中国方面。中国如果想要突破封锁，就要突击沿着岛链国家建立的空中和海上防御线。与中国在远离其海岸线的区域交战的地理位置优势，将使中国大部分作战力量无法参战，而不得不将数量有限的远程作战力量投入到对美国和盟国一体化防御体系的突击中，从而处于不利地位。实施该战略可使双方本土都不会受到直接攻击，避免引发民众的狂热情绪，有利于减少双方经济损失和缩短战争。

（未完待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