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宇+石悦+杜雪

成了手机的奴隶

杨华宁手里时刻都在摆弄一部精致的智能手机，在上面刷刷点点，偶尔抬一下头。

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更像是一台精准运行的机器——面对不断被推送到手机上的最新信息，他会每隔30秒打开锁屏查看一次，再过30秒，则会查看一次邮件，而此后则要查看微信和微博等等，然后再重复上面的动作，周而复始。

“没办法，已经成了习惯。”过去5年中，杨华宁每天夜里都会被手机吵醒，白天去任何地方，都要携带3个充电宝为手机充电。随时拍拍口袋看看手机在不在，已经成为他的标志性动作。在任何一次或长或短的出游计划中，他扮演的角色都是同一个—— 一个永远低头看手机的旅行者。再到后来，即使再重要的场合，他也没有办法放下手机，直视着别人完成一次对话。

杨华宁的状态并非一个智能手机使用者的个案。中国工信部最新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已经超过8亿人，其中超过3亿人，是和杨华宁一样的3G智能手机用户，后者还在以每月将近1000万人的速度迅速增长。

国外的情况也并未好到哪儿去。《英国每日电讯》援引babies网站的一项调查说，他们发现为数不少的英国父母，居然会让这些不到1岁的婴儿每天玩4个小时iPad——他们每天醒着的时间只有大约10小时。

智能手机的普及显然给很多人带来了困扰。湖北一名少女因走路看手机而掉入深坑坠亡；南京一名男子玩手机过铁道口“逼停”火车。重庆的一位学生家长，则为儿子所在的学校捐赠了40万元的非智能手机，希望创造一个没有智能手机骚扰孩子的“正常成长环境”。

杨华宁去看过心理医生。医生的看法与拉里·罗森在他的《i成瘾》一书中定义的情况基本相同，即这是一种典型的“多重任务疯狂症”，是指智能手机用户时不时要打开手机处理相关讯息的一种现象，最典型的症状是，“在收到信息的两分钟内，就强迫自己回复”。

制造者讨好用户的竞赛

智能手机业者并没有多余的精力思考这些问题。轰轰烈烈的讨好用户行动，正在中国手机厂商中像病毒一样传染着。例如，中国的一家智能手机厂商OPPO，最近推出了新款手机，它拥有夸张的外貌—— 一个可以前后旋转的摄像头和背部的触摸感应器，此外，相比于苹果iOS系统动辄数百项改进而言，它的系统还“根据用户反馈进行了4775项体验改进”。

有道笔记（一款非常好用的云同步笔记应用）的负责人蒋炜航说：“任何一款应用，都有一个类似的共性，即用户是有使用成本的，用得越久，要放弃它的代价就越高，这一点与手机用户的年龄、性别、背景无关。”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位50岁的黑龙江公益组织负责人，把这家机构的所有办公文档全部分门别类存到了有道笔记里，以便自己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手机查看。“他对我说，他一天都离不开手机了。”

很难想象，这样的巨大变化，实际上只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发生。

如何看待智能手机

关于智能手机成瘾的讨论，看起来更像是几年前“短信成瘾”的一种延续。2009年，美国曾因为加州一位13岁少女每月发1.5万条短信的新闻，引发激烈的辩论，但4年过去了，那位少女并未成为问题少年。

《卫报》最新的一篇文章则认为，智能手机的使用可能对青少年有益，文章引用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说，新技术总是会引起“代际恐慌”，电台曾被称作“控制小孩儿的无形的手”，而索尼随身听曾被评价为“产生类似高潮的节奏”，但它们并未真的带来那样的现实。

手机也是这样。这份研究发现，手机社交并未给青少年带来超出常规的困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即使是再沉迷手机的青少年，也仍然愿意花时间面对面交流——他们只是在学习一种新的社交技能而已。

同样严肃的科学研究之所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不是因为具体做什么事，而是因为用户“主动”和“被动”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对心理的影响可能恰恰相反。

杨华宁的故事最后有了个光明的结局。在休息一个月后，他选择了传统行业的IT部门，改用非智能手机，虽然继续从事老本行，但不需要对手机24小时待命了。

在有严谨的科学结论之前，不妨先把手机看作随身听，甚至收音机，看看究竟最后会怎么样吧。

（摘自《南都周刊》2013年42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