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武

在我心目中，自改革开放以来，南粤广东不光是经济改革的开拓者，也是思想解放的领头羊。报刊是“政治晴雨表”，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南粤版”，领思想解放的风气之先，在全国独树一帜，为世界有目共睹。因此，我多年来阅读和投稿的报刊，最青睐“南粤版”。不过，由于我是杂文作者，便与经常发表杂文的《南方周末》、《南风窗》交往密切，而对专工文化批评的《粤海风》，只是闻其大名而未见其尊容。

近年来我觉得写杂文不那么“过瘾”了，便尝试着文史随笔的写作。在研读所谓“新文学史”中，也许是“感情用事”，我把同乡胡风先生（胡为湖北蕲春人，我为湖北宜昌人）当作“历史第一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中共建政后制造的第一起文坛冤案，而且是由毛泽东以编者按的形式“朱笔御批”的，因此写胡风就必定涉及这个现今中国最大的“敏感人物”。我的第一篇《谁分宗派故谤伤——胡风“宗派主义”问题再反思》完稿后，由于担心自己才疏学浅，把握不准这样的“大制作”，便把文稿用电子邮件发给我最尊崇的师友、著名诗人和杂文家邵燕祥老先生，拜请他赐教斧正。我与邵先生交往多年，他还是我当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之一，对于我的求教，他很快就给予回应。在近两千余字的回信中，邵先生既用“谈‘宗派一文甚得吾心”鼓励我，又用“有几点技术性的意见供参考”对拙稿的不足之处一一指正，还附其旧作《有个集团又何妨》让我借鉴。邵先生的赐教使我受益匪浅，我将文稿反复修改后，通过文友鄢烈山先生（他是《南方周末》的资深编辑、知名杂文家），转投给也是“南粤版”的《随笔》。该刊副主编海帆给鄢烈山致信说：“本来这篇《谁分宗派故谤伤》写得非常好，也很适合我们刊物的风格，不料送上去被审稿的揪住说，你们不要老是登这种反右啊、胡风啊、有关‘文革的文章吧。后来主编在一个小组讨论会上为此辩解了一下，结果引来更多的反弹……唉，他们才不管一个刊物的风格和读者呢。如今只好请您跟作者说声对不起……”当我把文章发表受阻的情况告诉邵先生时，他发信给我说：“《随笔》特别受到‘关注，所以我近几个月来也不去为难编者了。你看过徐南铁主编的《粤海风》杂志么？名义上是广东省文联主办的，但主编思想倾向很好（他的编制似不在文联）。版面上尤其多给谈胡风的文章方便。”得知我没见到过《粤海风》，他立即传来徐南铁先生的邮箱。我没好意思请邵先生向徐主编“引荐”我一下，便将《谁分宗派故谤伤》和随后写的《胡风与储安平的异同》发给南铁先生，他在当期（2012年第4期）《粤海风》上就刊发了后一篇。从此，我便与《粤海风》“喜结良缘”。

正是《粤海风》的厚爱鼓舞了我写作胡风的信心。有关胡风研究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可正如胡风的弟子绿原所说：“胡风先生是写不完的：他的诗教，他的文德，他的气度，他的风骨，他的信仰，他的节操，他对真理的坚贞，他对朋友们的诚挚，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场冤案的前因后果，都需要一写再写。”邵燕祥先生也说：“胡风已可建立专门学科，‘胡风学，因胡风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待深挖也。”我陆续写出的“胡风系列”，《粤海风》相继刊发了《胡风为何不入党？》（2013年第2期）、《消除“隔膜”未可期——胡风与周恩来的“恩恩怨怨”》（2013年第4期）。由于胡风，我与《粤海风》结缘；而不单由于胡风，我与《粤海风》的缘分将“天长地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