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锦程



刘备起兵时间新考

朱锦程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汉末英雄记》记载邹靖在中平二年之前曾为校尉，而《后汉书》记载中平元年（184年）广阳有黄巾军起义，中平二年邹靖官居校尉之上的北军中侯。从邹靖校尉身份和官衔变迁的时间以及刘备早期经历三个方面考察，刘备起兵应当在中平元年（184年）。

刘备；校尉；邹靖；任乃强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1]872关于刘备起兵的具体时间，谢钟英的《三国大事表》[2]2585、卢弼的《三国志集解》[3]2330、刘琳点校的巴蜀书社版《华阳国志》[5]507以及张大可所著的《三国史》[4]38等均持中平元年（184年）说，理由是《三国志》中的“黄巾起”指张角领导的黄巾军‍①。但近代学者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却认为刘备起兵应在中平五年（188年），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三国志·先主传》中的“黄巾起”并非指张角起兵，而是指张纯起兵。其次，《后汉书·灵帝纪》记载张纯起兵在中平四年六月，中平五年刘虞复拜幽州牧，改募义兵，罢屯兵，所以刘备合徒众应募，在中平五年‍②。最后，引用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典略》“平原刘子平知备有武勇，时张纯反叛，青州被诏，遣从事将兵讨纯，过平原，子平荐备于从事，遂与相随……后以军功，为中山安喜尉”加以佐证[6]356−357。笔者通过考证认为刘备起兵时间应当是中平元年，而并非中平五年。

一、“黄巾起”不是指张纯起兵

首先，任乃强先生认为张纯是黄巾首领，号令了乌桓等起义，且不自称帝而别奉张举，“弥天将军”亦是黄巾一般使用的称号。《后汉书·刘虞传》记载：“前中山相张纯私谓前太守张举曰：‘今乌桓既畔，皆愿为乱，凉州贼起，朝廷不能禁……子若与吾共率乌桓之众以起兵，庶几可定大业。’举因然之……四年，纯等遂与乌桓大人共连盟……燔烧城郭……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7]2353‍由此可见，张纯之所以能号令乌桓是因为乌桓在张纯起兵之前已经同东汉敌对，而随后张纯同乌桓联盟，他们相互统领作战是有可能的，也是正常的。张纯不自称帝别奉张举，则或是因为张举的前太守声望大于张纯。张纯自封“弥天将军安定王”，而张角、张宝、张梁领导黄巾起兵后并无称王，可见张纯亦不同于黄巾。任先生提到张纯所领的黄巾兵攻掠刘备的家乡即幽州刺史府所在地涿，尤其多杀刘姓，所以刘备起兵应募，并且得到宗族的赞誉。但根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中平元年……夏四月……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7]349，此事在《资治通鉴》亦有记载[8]1869。如果刘备为了保护乡里和宗族而起兵的话，应当是在中平元年抗击广阳黄巾才是，所以笔者认为刘备中平元年起兵更为合理。

其次，笔者认为如果刘备是因讨伐张纯而起兵的话，那他大可不必响应刘虞的募兵，而直接投奔负责征讨张纯的公孙瓒即可。实际上，刘备曾与公孙瓒同学于大儒卢植门下，后来他为高唐令时被黄巾军所破，才去投奔公孙瓒。而且，汉灵帝于建宁元年（168年）称帝，中平六年（189年）病逝，在位共22年，所以把中平元年称为“灵帝末”也并无不当，“黄巾起”的记载也能印证和接续这一说法。

最后，关于裴注引《典略》的记载虽然明确，但也未曾提到刘备初次起兵，而《三国志》则明确提及刘备是率其属从校尉邹靖，并非被荐于从事。况且身在平原的刘子平怎么知晓刘备有武勇，《三国志》也没有记载表明刘备早年武勇超人。由此可以推测，正是因为刘备参与了中平元年讨伐张角黄巾的战斗并取胜有功，所以才以武勇为人所知。

二、邹靖校尉身份考

对于中平元年的说法，还要有直接的证据，而不单是反驳任先生的理由。《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率众起兵跟随校尉邹靖征讨黄巾，因功被任命为安喜尉。此时邹靖的官衔是校尉。校尉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武官官职，始置于秦朝，为中级军官[9]248−249。汉朝时达到鼎盛，其地位仅次于各将军。有学者将汉代的校尉大致分为征讨校尉、禁军校尉、司隶校尉和蛮夷校尉四类。征讨校尉主要指大将军、骠骑将军等领兵出征时的下属武官；禁军校尉主要指京师戍卫军的将领，西汉时主要有“八校尉”和城门校尉，东汉时主要是“五校尉”，且归北军中侯监管；司隶校尉是负责监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三河、弘农等七个郡的高级监察官员；蛮夷校尉是指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军政长官，如驻西域的戊己校尉、驻秦陇镇守羌族地带的护羌校尉等[10]57−62。校尉的地位仅次于各将军，但校尉手下一定有自己统领的部队，而将军却不一定有自己的军队，所以校尉的实际影响力有时候甚至超过将军[11]14。汉末随着军权的分散，诸侯并起，校尉的名号开始见多，如骁骑校尉（曹操）、折冲校尉（袁术、孙策、夏侯惇）、鹰扬校尉（曹洪）等，而地位则居于越来越多的中郎将之下。张作耀在《刘备传》中认为邹靖的校尉是秩比二千石的高级军职[12]14。但笔者认为，此处的校尉应该是汉末校尉泛滥之后的普通低级征讨校尉。原因是：第一，邹靖的身份在《三国志》中明确记载为校尉，没有任何附加称谓。《三国志》对高级校尉的记载是比较完整的，如乌丸校尉阎柔、长水校尉戴陵等。第二，如果是高阶校尉，一般驻屯京师附近，受命平黄巾叛乱，通常会有详细记载说明，如遣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7]348。但纵观《三国志》全书却仅提及邹靖一次，这说明邹靖不应该是两千石的高官。此外，刘备初起兵，兵寡位卑，不大可能直接就跟随两千石的大官参与作战。第三，在记载同时代的史料《汉末英雄记》中也有关于邹靖为校尉的记载：“公孙瓒与破虏校尉邹靖俱追胡，靖为所围，瓒回师奔救，胡即破散，解靖之围……公孙瓒除辽东属国长史，连接边寇……敌望尘奔……虏识瓒声，惮其勇，莫敢犯之。”[13]破虏校尉不见于记录同时代的其他史书《后汉书》《三国志》《通鉴》《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等，由此可以推断破虏校尉应为不常设的官衔，是战时临时加封的杂号校尉。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认为邹靖是普通的校尉，《后汉书·百官志》有：“诸边鄣塞尉、诸陵校尉长，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署秩。”[7]3613所以，邹靖此时应当是边疆的战时小官，直接在前线同黄巾军交战，因此刘备才能率众起兵跟从。

三、从邹靖官衔的变化推论刘备起兵时间

《后汉书》中也有关于邹靖的记载：“中平二年，汉阳贼边章、韩遂与羌胡为寇，东侵三辅。时遣车骑将军皇甫嵩西讨之，嵩请发乌桓三千人。北军中候邹靖上言：‘乌桓众弱，宜开募鲜卑。’事下四府，大将军掾韩卓议，以为‘乌桓兵寡而与鲜卑世为仇敌，若乌桓被发则鲜卑必袭其家。乌桓闻之，当复弃军还救。非唯无益于实，乃更沮三军之情。邹靖居近边塞，究其态诈。若令靖募鲜卑轻骑五千，必有破敌之效。’劭驳之曰：‘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而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盖为此也。往者匈奴反。’”[7]1609《后汉书》明确记载中平二年，邹靖已经官居北军中侯，《后汉书·百官志》：“北军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监五营。”[7]3612其中五营是指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所统宿卫兵。五校尉秩均为比二千石，用品秩低的官监察高官，汉及汉后各代，常有其例。可见此时的邹靖已经成为有一定地位的官员。

《汉末英雄记》虽有明确记载邹靖的官衔为破虏校尉，却未说明年份时间。《汉末英雄记》在后文中有提到“公孙瓒除辽东属国长史”，据《后汉书·公孙瓒传》记载“瓒还郡，举孝廉，除辽东属国长史”[7]2358，此事当在中平二年“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讨北宫伯玉”之前。所以《汉末英雄记》记载邹靖为破虏校尉也应至少在中平二年之前。

如果刘备是中平五年起兵从校尉邹靖的话，那么邹靖必然在中平二年到五年之间被贬谪过，但却没有记载表明这一点。如果刘备是在中平元年起兵的话，那就很容易梳理了。刘备跟随邹靖征讨黄巾因功升为安喜尉，而邹靖则从校尉晋升为北军中候。

四、从刘备早期经历推论其起兵的合理时间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顷之，大将军何进遣都尉毋丘毅诣丹阳募兵，先主与俱行，至下邳遇贼，力战有功，除为下密承”[1]872。据《后汉书·何进传》记载“中平元年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7]2246“（中平六年八月）尚方监渠穆拔剑斩进于嘉德殿前”[7]2251。纵观何进为大将军期间，可能募兵的共有三次。其一：“中平元年，黄巾贼张角等起，以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7]2246其二：“（中平）五年，天下滋乱，……乃诏进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7]2246其三：“（中平）六年……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并引兵向京城以协太后。进然之。”[7]2249《资治通鉴》又言“（中平六年）（何）进府掾王匡，骑都尉鲍信，皆泰山人，进使还乡里募兵。”这里提到何进使身居京师的官员到地方募兵，由此观之，刘备此次募兵应当在中平六年何进招募豪杰引兵向京师请诛宦官那次。任乃强先生在其著中也认为刘备此次应募当是在中平六年[6]357。

如果刘备的起兵时间为中平元年的话，其早期的经历也很容易合理地串联编排。刘备于中平元年起兵讨黄巾；中平二年因战功除安喜尉；中平六年随毋丘毅丹阳募兵，因力战下邳贼有功为下密丞；后迁为高唐尉、令；初平二年为贼所破，投奔公孙瓒。但如果起兵时间为中平五年的话，中平六年三月张纯兵败被杀，同年刘备因功被授安喜尉（安喜在今河北省定州市），期间又因督邮事件弃官亡命，同年又到京城（今洛阳）跟随毋丘毅丹阳募兵，有功为下密丞等，如此则显得匆忙、凌乱。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刘备起兵应当是在中平元年征讨张角的黄巾军，或就是《后汉书》提到的中平元年四月的广阳黄巾，而并非中平五年的张纯起兵。论述浅薄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注释：

①《后汉书》卷六“中平元年春二月，巨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师有三十六万，皆着黄巾，同日反叛。”《三国志》卷四六“中平元年……三月甲子，三十六万，一旦俱发，天下响应。”《两汉纪》卷二十四“中平元年春正月，巨鹿人张角谋反……二月，角等皆举兵。”

② 关于张纯起兵的时间，吕思勉认为不当在中平四年，详见《吕思勉读史札记》四三六条“张纯之叛”[14]849，本文暂不予考辨张纯起兵的具体时间，但刘虞到幽州募义兵，当在中平五年无疑。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二十五史补编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5．

[3]陈寿撰，卢弼．三国志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张大可．三国史[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

[5]常璩．华阳国志校注[M]．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

[6]常璩．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任乃强，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9]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职史稿[M]．济南：齐鲁书社，2007．

[10]石冬煤．东吴早期武官考论[J]．邢台学院学报，2004(1)．

[11]吕思勉．三国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2]张作耀．刘备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王粲．汉末英雄记[EB/OL]．[2013-10-05]．http://www. guoxue123.com/biji/han/0000/033.htm．

[14]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牛建兵〕

The Textual Criticisms on LIU Bei’s Revolted Time

ZHU Jin-che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 ZOU Jing was once the Xiaowei in the 2ndyear of Zhongping (185).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in the 1styear of Zhongping (184), Huangjin rebellion happened in Guangyang. In the 2ndyear of Zhongping, ZOU Jing was an army officer higher than Xiaowei. So, from the changes of ZOU Jing’s ranks; we can conclude that LIU Bei’s revolted time should be the first year of Zhongping (184).

LIU Bei;Xiaowei;ZOU Jing;REN Nai-qiang

朱锦程（1988―），男，河南驻马店人，博士研究生。

2013-10-30

K234.2

A

1006−5261(2014)03−01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