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廷斌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女性主义解读

扶廷斌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创作的，反映东北游牧民族鄂温克族由盛而衰的历史的文本。作为一个女性文本，其中蕴含着女性作家迟子建对男女两性的独特感悟与见解，表达了作者试图建构两性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望，但在美好愿望的背后，却隐藏着父系文明根深蒂固的影响，阻碍着两性的和谐发展。

叙述主体；和谐；父系文化；内在阻力

一、双重叙述主体的确定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农耕文明以来，一直处于男性占中心的男权社会。男权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受男性压迫与奴役。女性的身心在几千年来的父系文明中已经严重扭曲，受到严重的伤害，导致女性作为“第二性”的角色，作为“他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造成这种两性角色的差异不是先天的，而是由后天的社会环境造成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通过对妇女从童年至老年的实际生活经历，解说她们身心发展过程，研究她们的共同处境。我们可以用“男人”一词来表示人类，但“女人”一词却不能。同时她认为，并不存在先验的“女性气质”，“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1]这种后天的环境把女性置于非人的境地，受男性的奴役，在这个男权社会中处处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她们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是由别人决定的。确切地说是由男人决定的。“男人在社会化的大世界里越走越远；女性则在家庭育幼的小天地中越陷越深。”[2]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女性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她们的声音都是由男性“代女人言”的结果。男权主义者在“女人”身上只见“女”而不见“人”，只把女人看作性的载体，而不是将其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女权主义者则往往在女人身上只见“人”而不见“女”，无形中抹杀了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正因为他们各自有其自身的视角和立场，所以不论是男权主义者还是女权主义者，不论是男性视角还是女性视角，都难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对异性的客观的评价。[3]但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传统女性“失语”与由男性“代女人言”的状态得到了改变，并且女性在“女人”身上只见“人”而不见“女”的片面的评价也得到了改变。

首先，《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个由女性作家创作的文本，这就避免了由男性“代女人言”可能出现的种种误解与歪曲。男性“代女人言”的结果是男性作家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是男性想象中的女性，而这与女性真正描写女性相比隔了一层，也就是不能真正表达女性的声音，不能真正表达女性内心的真实感受。虽然有些男性笔下的女性也很感人，例如普希金笔下的达吉亚娜，曹禺笔下的繁漪等。因为，这些女性形象毕竟是男性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的，是在符合男性审美理想的前提下创造出来的。她们都是男性笔下创造的“天使”或“妖魔”化的女性，符合他们审美理想的是“天使”，反之则是“妖魔”。他们笔下的女性“渗透着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心理反映和主观愿望，她们只是男性文化和生命体验的载体，并不揭示女性的真面目。”[4]然而当女权主义兴起之后，一批女性作家开始改变这种现状，通过她们内心真实的感受塑造女性。她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往往比男权主义者笔下的女性更加真实，更能表达女性的内心感受。但不管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还是温和的女权主义者，他们要做的无非是颠覆男权中心，打倒男权主义者，把女性置于中心地位或者将女性提高到与男性同等的地位。这样做使我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女性的命运，开始反思女性的权力与地位，女权主义者心中强烈的女性使命感，使她们过多地关注了女性作为一个人而忘记了她们作为一个女人的生物性别特征。所以，很多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真实的女性，但却忽视了她们的生物性别特征，并且她们常常将男性置于对立面，致使她们笔下的两性是不和谐的。不管是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还是海男的《私生活》《夜生活》，作为女性主义作家的作品，都反映了同样的情况。而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女性却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女性不仅敢于展现自己的身体(例如“我”)，而且敢于表达自己在与男性的交合中内心真实的感受。在这部作品中，既没有男权者只见“女”而不见“人”，也没有女权主义者只见“人”而不见“女”的对异性的片面评价。

其次，《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故事是以一个鄂温克族九十岁的老女人之口叙述的，通过她的口向我们展现了东北原始森林中一个鄂温克部落百年的历史。九十岁的女人叙述本民族百年的历史，同时也正是她自己人生的历史，把自己人生的历史融入到民族历史之中，就又是本民族所有女性的历史。可以说，文本中故事的叙述者“我”正代表了本民族——鄂温克族所有的女性，她人生的历史也代表了本民族的历史。她既是这个民族的代言人，也是这个民族所有女性的代言人。故事叙述者“我”的确定，可以说是作家叙述视角与叙述技巧的运用，更多的则是“我”代表的是这个民族，“我”是在替这个民族代言。由女性来讲述故事，便不容易扭曲女性的形象，更加贴近真实生活中的女性。

不管是文本的叙述者还是故事的叙述者都是女性，这种双重叙述者性别身份的确定，就避免了女性被男性塑造可能导致的歪曲形象和悲苦结局。女性自塑形象，这样的女性更真实。如果说文本的叙述者在对待异性时还存在有偏差的话，那么故事的叙述者就纠正了这种偏差，使人们对异性的看法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因为她是故事发生、发展的见证人，并参与其中，她看到的是一个客观的两性。这种双重叙述主体的确定，可以说是对传统男权主义者的颠覆与对女权主义者的超越。

二、理想的两性世界的建构

翻开人类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曾经存在一个母系文化的社会形态。但是由于人类社会的第一次社会分工——男人从事渔猎活动和女人从事采集活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男性和女性在母系社会中的不同地位。男人渔猎的工具简陋，且野兽凶猛，靠人力渔猎所得时多时少，或者有时一无所获。因此，男人无法成为原始人群食物的稳定和可靠来源，而植被极好的原始生态状况和人口极少的社会状况就决定了野生植物非常的繁茂，这就为女性的采集提供了丰富可靠稳定的对象，妇女的采集也就成了原始人食物的主要来源。同时由于原始人生活条件的恶劣，他们的寿命都很短暂，对生育无比关注，因为它关系到一个种族的存续繁衍问题。因此妇女从生理发育成熟几乎一直处在不断生育的过程当中，同时妇女在生理期中出现的月经现象以及对男女性行为和妇女生殖的模糊不清，导致了女人被认为是与神相通的。并且女性的生殖被认为是与男性无关的，是女人和神共同创造了他们的后代，女人的地位在神和人之间，因此衍生了“孤雌生殖”的神话，女人也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女人的地位至高无上，但在母系社会中，并不存在女性压迫、奴役男性的现象，两性是和谐地生存在一起的。

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逐渐步入到农耕文明时代，人类对两性的了解也更加成熟。他们认识到在女性生殖过程中，男性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私有财产的出现，人们开始要求女性守贞，以保证血统的纯正，从此人类步入父系社会。在父系社会，“孤雌生殖”的神话发生了改变，取而代之的是男性居于主导地位。女性从中心开始向边缘倾斜，从主导地位向从属地位转变，处于一种“臣属”地位，受男性奴役。中国古代男性对女性制定的“三从四德”，女性为女性制定的《女诫》，以及欧洲文学中男性笔下的“魔鬼”与“天使”等女性形象，都是男权社会文化对女性压迫的表现。 但是，如前所述，随着20世纪60年代欧美出现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其规模较18世纪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更加宏大，并且这次浪潮直接促进了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诞生。女性主义理论开始对男权中心制进行猛烈的抨击，揭露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伤害，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文化。法国的女性主义者朱丽亚·克里斯蒂娃在《妇女与时间》一文中揭示了其内在本质，认为第一代女性主义运动植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中；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新一代女性主义不再局限于社会、政治层面的认同，而将注意力转移到主体内在的文化、心理层面。[5]也正如美国激进派女性主义者凯特·米丽特在《性政治》中所说的那样，“交媾不可能发生于真空中。虽然它本身是一种生物的和肉体的行为，但它深深植根于人类事物的大环境中，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和价值的缩影。”[6]针对女性主义不同的流派，一般认为，“英美女性主义者重视社会政治实践，主张通过改变家庭和劳动关系中的社会结构来动摇父权制的根基；法国的女性主义者更注重妇女在文化上的地位，希望为妇女争取平等的话语权”。[7]不论是英美女性主义者的理论还是法国女性主义者的理论，虽然二者稍有不同，但其揭示的是男女的二元对立，试图解构“菲勒斯”中心，并打破这种二元对立，动摇父权制的根基。两性关系的实质是对峙的，因此在女性主义作家的笔下，两性关系都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两性是极不和谐地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中。

然而迟子建笔下的男女两性不是对峙的关系，而是两性的和谐共处。回首早期人类生活的母系社会，两性关系是和谐的，而当下的父系社会，两性关系则是对峙的。作为一个女性知识分子，无疑是对人类早期社会两性关系的向往，希望重建一个理想的两性世界，重构无性别差异的社会场景与和谐的两性关系。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不管是在家庭中还是在集体生活中，两性都是和谐共存的。无论是林克与达拉玛，鲁尼与妮浩，还是“我”与拉吉达或瓦罗加等，都看不到两性的对峙与矛盾，他们是和谐地生活在希楞柱里。而在鄂温克族的这个小部落里，我们看到的也是男人与女人一起和谐的生存，他们一起跳舞，一起喝酒，共同为死者风葬，一起为新婚者祝福。虽然也有坤德与伊芙琳的对峙与矛盾这样不和谐的影子，但是他们的不和谐源于在他们结合前坤德已有自己的心上人。他们的对立并不是父系文化造成的，并没有受到男权主义的浸染。在这个鄂温克族中，男女两性的关系就像他们与自然的关系一样，和谐地生存。男人需要女人，女人需要男人，女人没有受男性压迫，男人也没有去压迫女性，二者和谐地生活在原始森林之中，他们只有生物性别而无社会性别的区分。

虽然迟子建并无意建构一个在地理上远离父权制文化中心的世外桃源，但就《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两性和谐关系的建构来说，它意味着一个完全平等的两性世界被作家所想象，并在文本中建立。作者利用文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性别差异的社会场景的想象，一个无性别差异的两性关系的想象，也许正是作者在潜意识的驱使下所创造的文本。“母系氏族时代‘至高的母亲’的地位被宇宙的合法主宰‘至高的父亲’所取代。对妇女的崇拜让位于对威严的男性的神灵的崇拜。母系氏族时代的传统成了对往昔的模糊回忆。”[8]

当然我们无法再回到原始的母系社会，但作者利用一个文本体验了原始两性和谐的关系状态，表达了渴望女性不再受男性奴役的心愿。从文本中萨满的穿戴及其萨满与神的相通上，我们看到了母系社会女性通神的文化遗韵。然而随着萨满妮浩的死亡，我们看到了这只是作者的一个构想，在目前它并不能实现。重构理想的两性世界也许是作者乌托邦式的幻想，作者利用一个文本体验了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也许这种两性的和谐已经不再回来，已经成为对往昔的模糊回忆，但我们依然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三、两性和谐社会建构的内在阻力

自人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后，再也没出现母系社会两性和谐的状态，而是女性的地位被有目的地贬低，男性的地位急剧上升。几千年的父权制文化形成了牢固的男性中心思想。于是男性开始依据自己的审美理想与利益观念来规定女性的言行准则，为他们制定一系列严格的教条与规章制度，从此女性开始在父系社会过着非人的生活。封建思想对女性的束缚使女性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延续几千年的父系文明成为束缚女性最根本的内在原因。于是落后陈腐的封建思想始终成为女性言行的标准，并且这种思想慢慢地深入她们的骨髓。因此这种陈腐的封建思想一直弥漫在父系社会的天空之中，“……人的文化观念问题，根深蒂固地隐藏于文化深层的性别歧视并非一朝一夕的经济变革、改朝换代带来的法律条文的变化所能撼动的。”[9]

《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一部女性作家创作的文本，虽然表达了作者渴望人类回到两性和谐的社会状态，希望女性不再被男性奴役，男性不再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去塑造女性的美好意愿，但作品依然向我们展示了在鄂温克这个东北游牧民族中仍然保留的封建落后陈腐的思想，以至于这些思想时常约束着这个游牧民族女人的言行。例如当男医生为她们检查身体时，女人们不愿意解开胸口让医生看，认为自己的胸只有自己的男人才能看。这也表达了作者在向往美好两性状态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男权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迫害之深，并向我们表达了要达到和谐两性关系的艰难，以及压在女性头上的父系文明对女性的毒害之深。不管是作者乌托邦式的幻想，还是作者怀着一颗对女性命运的真切关注而向往的两性和谐的图景，与女性不受男权文化毒害的心愿，这都将是美好的憧憬。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却依然坚信两性和谐时代会到来，女性的言行不再受男权文化的束缚。

《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中同样弥漫着父系文化对女性的禁忌。“我们这个民族，女人是不能随意摸男人的头的，认为男人的头上有神灵，摸了它，会惹恼神灵的加罪于我们。”[10]因为在男权社会，“男子通常是‘圣者’，而妇女不过是‘母鹅’。”[8]女人是低人一等的，男人甚至把她们当作动物、植物，不能归入到人类的同列。这也正符合了一些仇视女人的观点，例如瑞典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曾说：“两性平等，这是退步，是荒谬绝伦的事，是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最新梦呓。妇女是男子必不可少的附庸，是他的精神的产物，妇女不能获得丈夫的权力，因为妇女只在算术上构成人类的‘一半’，而从相对的观点来看，充其量只占六分之一。”[8]因此，在女人低人一等的情况下，是不能随便摸男人的头的。还不仅如此，“在我们民族的禁忌中，妇女是不能从斧子上跨过的，据说那样会生傻孩子。”[10]对于女人而言，男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连一个普通的物品也能对女人产生禁忌。一旦她们冒犯了这些禁忌，就会遭到惩罚。由于杰芙琳娜没注意从斧子上跨过就遭到了玛利亚的毒打。虽然这个鄂温克族终年生活在东北的原始大森林里，少受现代文明的浸染，但人类延续几千年的父系文明却依然在这个民族中存在着。他们可以远离现代文明的都市，远离所谓现代文明的进步，但他们却离不开父系社会所产生的封建思想。虽然这种思想在作品中表现的不是很强烈，但它却依然在默默地发生着作用，依然承继着父系文化的余韵。在和谐的两性中掺杂着父系文化两性不平等的现象，表明了迟子建向往和谐的两性世界，但又看到了和谐世界建构的艰难与阻力：根深蒂固地隐藏于文化深层的性别歧视。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第二卷)[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孙绍先.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参见)周国平.爱情不风流[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4](转引自)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5](参见)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6]凯特·米丽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7]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瓦西列夫.情爱论[M].赵永穆,范国恩,陈行慧(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9]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周静)

TheRightBankoftheArgunRiver, created by Chi Zijian, is a text which reflects the declining of the Northeastern nomadic Ewenki. As a feminist text, it contains the female writer Chi Zijian's unique insights and opinions about the two sexes, expressing her good wishes in attempting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world of sexes, but behind the good wishes hides the deep-rooted influence of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which hinders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sexes.

narrative subject; harmony; patriarchal culture; intrinsic resistance

2013-11-09

扶廷斌(1982-)，男，河南信阳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

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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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003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