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庆贵：国企改制改革必须依法进行

（《中国经济周刊》2014-09-23）

在国企改制改革时，政府机关应严格遵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减少对国企改制改革的不必要的干预，同时，国企的职能部门应严格依照《公司法》做到重大决策由董事会决定，经理层实施。具体到国企重组，董事会就兼并重组的决策向股东会负责，经理层就重组兼并的实施向董事会负责。本次“四项改革”试点也应当是按照《公司法》规范进行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是要建立和健全董事会投资决策制度；混合所有制试点重点是建立健全股东会制度，因为改制后的国企已经不再是国有一家股东；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职权试点是要规范国企用人制度，充分发挥管理层的积极性，并使国企享有真正的用人自主权；派驻纪检组要与监事会配合，监督包括股东代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维护企业的经济利益。

▶顾铭德：用新眼光看待经济新常态

（《金融投资报》2014-09-20）

8月份经济金融数据公布后，由于工业产值6.9%和用电量负增长数据，市场非常悲观。笔者认为，8月份经济增长数据确实是近几年的新低，但这个新低的数据并不表明就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数据。如果把工业产值和GDP增长6%左右的数据等同于危机，那么今后的中国和世界90%的国家和地区天天处在水深火热的危机之中，这种衡量危机的尺度不符合当今新常态。由于第三产业、服务业在经济比重加大，经济基数的加大，房地产业的降温，工业产值和用电量必然增幅下降。衡量经济是否危机，不能简单看绝对数，还要看产业形态和其中几个关键指标。

▶胡印斌：统计造假背后有多少“故事”？

（《新京报》2014-09-16）

一直以来，公众对于统计造假深恶痛绝。有关方面一直在喊打，可实际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其实，统计造假之所以成为“顽疾”，屡治不愈，关键正在于背后形形色色的“权力故事”。地方主政者出于政绩的考量，往往有着人为干预经济运行数据的冲动。悲哀的是，这种冲动也每每能够在权力运行中得以实现。统计造假不仅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也严重误导社会公众的判断。若想改变此种情形，当约束权力，让法律归位。声势浩大的“统计打假”风暴，不能止于对基层机构和统计人员的问责，而是要延伸到背后的授意者和施压者。不仅要检视主政官员的责任，还要改变统计数据与官员政绩之间的关系。

▶期许自贸区成为改革领跑者

（《第一财经日报》2014-09-22）

自贸区一年来的“小考”成绩令人振奋。“试验田”固然充满了探索甚至试错的意味，但若“试验”成功，则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改革高地，成为新的标杆。即将满周岁的上海自贸区，在经过一年的努力之后，也将会积聚新的优势。自贸区在政府“自我革命”、处理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以及深化金融改革等方面，或都将成为一个领跑者的角色。中国未来的改革与开放事业，当然不局限于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但这片土地上所经历的，以及探索过程中的种种教训，自可供他人借鉴。那些成功的经验，则需要被复制与推广。自贸区建设仍在途中，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也仍在途中，但一定都会有“大未来”。

▶让改革与增长更从容

（《第一财经日报》2014-09-23）

毫无疑问，当前市场化的改革之“道”是必须坚持的，但如何根据市场的变化而调整应对之“术”，则正在考验最高决策层。经济增长与改革发展不宜偏颇，需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经济增长无需太介意一时的高低，改革举措也不需毕其功于一役。我们常说中国需要改革的定力，其实也需要增长的定力。在经济欠佳时，中国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不拘泥于过去的窠臼，无论是调整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要因时而动。中国经济需要挤泡沫、去杠杆，但是挤泡沫、去杠杆也需要考虑市场和社会的可承受度，中国不必要通过硬着陆来实现改革一步到位。当前经济增长有忧患，但长远改革却有前途，关键是从容应对，无论改革还是增长，都不争朝夕的成败，求取长治久安、行稳致远之道，才是众生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