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暮辉

国家关系与国民关系的区分

张暮辉

张暮辉 中日韩合作秘书处（首尔）政治事务官

但凡谈及日本，在韩国，特别是在韩国年轻人间容易引起情绪反弹，有一名韩国“90后”朋友就语出惊人，直言自己反日。有此一例，便可见一斑。若论民族主义情绪，恐怕中国的情况更甚。前两年中国主要城市相继爆发的反日暴力事件和冲突仍历历在目。

民族主义、国内政治、对外政策三者间究竟孰先孰后、孰因孰果，即使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也更近乎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无休止争议问题。唯一无可争辩的是，近20年以来，东北亚地区中日韩三国关系演变的背后，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越发从隐性走向显性，其扮演的角色也越发从国际舞台上的配角走向主角。

民族主义情绪一词本身，难以界定其词性的褒贬，但“理性”向来都是约束民族主义行为规范的关键性准则。问题是“理性”一词太过抽象，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是良性和健康的，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是恶性和负面的，难于界定。2013年底时日经中文网曾载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村山宏的一篇文章，题为“将中日关系从政治家手中夺回”，强调中日两国媒体不应过分关注和执着于两国政治家的言行，中日关系也不应该被简单等同于两国的政府间关系，而忽略了两国民间关系这一重要范畴。文章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民族主义，但却为界定民族主义的理性程度，甄别民族主义情绪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视角。

早在2002—2008年间，中国社科院曾经做过四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作为学术研究机构，调查的设问方式和样本数量较媒体而言都严谨和深入很多，可以说是系统展现了中国对日民族主义情绪的某些特征。以2008年度的调查为例，在“你对日本感到不亲近的理由”（多选）一问中，相对于“日本近代侵略中国”（63%）；“日本至今没有很好反省侵华历史”（83%）；“日美同盟威胁中国安全”（43%）等选项，选择“曾留学或访问过日本”和“本人或亲友曾与日本人发生过不愉快”的比例分别仅仅为0.3%和1%。这从侧面印证了中国的对日民族主义情绪主要来自于对中日两国政府间关系的认知，而并非源自和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接触。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普通民众对于“政治、国家层面的日本”和“民间层面的日本人”的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混淆。

从国际关系的现实分析，国家关系和国民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一个典型的反向对比是，中国和俄罗斯、巴基斯坦等传统盟友政府间关系虽然融洽，但并不必然带来中俄、中巴普通民众间的频繁往来和好感度提升。长期以来，日本政坛气候的日益右转以及对于中韩等亚洲国家的不尊重，是诱发中韩两国反日民族主义情绪的原因，也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来源。但同时，一个可以成立的逻辑是，“反对日本政府”和“反对日本人”不应混为一谈，前者存在理性成分，而后者则缺乏理性依据。

相比于2005年前后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导致的反日情绪，虽然当前民间情绪之激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笔者仍认为呼唤理性的声音正在上升，因此才感到有必要对反日情绪的理性界限加以定位。事实上，笔者供职的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作为三国外交部于2011年建立的国际机构，也正在考虑开展以中日韩三国民众为对象的定期舆论调查，并借此分析三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趋势。按照目前三国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态势，政府的宏观把控必不可少，从“国家关系”和“国民关系”的区分度入手，或许可以成为政府理性疏导民意的一个可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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