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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新疆民俗文化的视觉再现与区域形象建构

2014-01-28新疆大学新疆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乌鲁木齐830046

名作欣赏 2014年6期
关键词:民俗文化民俗媒介

⊙邹 赞[新疆大学新疆民俗文化研究中心, 乌鲁木齐 830046]

作 者:邹 赞,博士,新疆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新疆民俗文化是新疆各民族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以民间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情感信仰为对象,涵盖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诸方面,具有区域性、延承性、变异性等特征。新疆区域形象指的是疆内外公众对于新疆地区的总体印象和评价,它并非直接意义上的现实形象,而是一种以大众媒介为传播载体的建构行为。

新疆民俗文化作为本土文化代言的名片效应已经引起高度重视,比如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相关部门集思广益,编撰了总计十三本的“中国新疆民俗文化系列丛书”,成为新疆对外展示区域形象的重要窗口。新疆民俗文化借助于图像、影像、博物馆展览等视觉再现机制,将新疆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现实优势与发展潜力,真实、准确、全面、有效地传播给疆内外的社会公众,一方面有助于消除境外媒体对于新疆地区的“东方主义”想象甚至妖魔化歪曲,改变内地媒体与内地人关于新疆“神秘莫测”“蛮荒落后”的刻板印象,进而构建新疆良好的外宣形象,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营造积极健康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另一方面,从视觉再现的维度探究新疆民俗文化对于建构和传播新疆区域形象的重要意义,有望为民俗文化资源的跨媒介转换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

视觉再现是一种超越视觉表象的符号意指行为,在一个图像增殖、媒介文化勃兴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关系网络往往借助于视觉传媒的表征形式,成为传达某一特定时期文化症候的重要途径,其间布满裂隙,充斥着基于阶级、性别、族群等多个层面的张力。新疆民俗文化(包括日常生活、节庆仪式、物质文化、民间文学等)的视觉再现对于区域形象建构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图像/影像作为一个意义生产与斗争的场域,如何能够参照民俗文化事象的运用语境,确保民俗文化在视觉再现中的主体位置,从而避开“被展览”的消极处境,成为一种生产性的元素?民俗文化博物馆的公共展览对于唤起族群记忆、建构族群历史深度的意义何在?在诸如此类问题意识的观照下,新疆民俗文化元素对于建构新疆良好形象、积极打造新疆区域“软实力”的传播效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疆题材电影在“光影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大量优秀作品,比如“十七年”时期的《哈森与加米拉》《阿拉尔罕》《冰山上的来客》,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春兰导演的《不当演员的姑娘》《买买提外传》等。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新疆题材电影的本土化与民族化进程,以《美丽家园》《鲜花》《永生羊》为代表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备受瞩目,形成集群效应,基于宗教文化与跨国民族等原因,一些优秀影片进入阿拉伯世界和中亚国家并广受好评,成为对外传播新疆区域形象的重要渠道。同时,几部早期经典新疆题材电影如《冰山上的来客》和《阿拉尔罕》等被改编成电视剧搬上银屏并收获了不俗的口碑。这些电影将一些典型的新疆民俗文化事象,比如木卡姆、阿肯弹唱、麦西来甫、达瓦孜、刁羊、摔跤、古尔邦节、那达慕大会、肉孜节、葬礼、还子习俗、巴扎等转化为民俗风情叙事,尝试达成民俗文化符号与影像叙事之间的关联互动。影像生产再现了极具地域风情的民俗文化,真实地展示出新疆各民族同舟共济的历史命运,为驳斥那些误读、曲解、丑化新疆区域形象的视觉传媒提供了有力证据。从历时角度耙梳、分析这些影像如何有效调用民俗文化元素,进而建构起一种融合地域特色与民族文化的视觉再现模式,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有助于观者认知边地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避免各民族文化间交流与对话中有可能出现的消极误读;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深度地呈现出现代性与民族民俗文化之间的张力,为思考城市化背景下民俗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参照。

其次,新疆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源,新疆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塑造了诸多极具生命力的典型形象,在全媒体/立体传播时代,这些形象正成为文化创意的理想对象,通过跨媒介再现和跨文化传播,成为新疆本土形象的文化代言。维吾尔民间故事中的阿凡提形象堪称经典范例,作为智慧象征的幽默大师阿凡提早已家喻户晓,这一经典形象除了在文学作品中得以呈现之外,也备受木偶动画、音乐剧、三维动画电视剧等大众媒介青睐,阿凡提变装整容,在形形色色的改编剧目中登台亮相,将一种糅合边地风情与民族特色的大众幽默和民间笑话远播海内外。同样,维吾尔民间爱情叙事诗《艾里甫与赛乃姆》被成功改编为歌剧、话剧、电影等艺术形式。女诗人阿曼尼莎汗的传奇故事也常常是影视改编的理想蓝本。因此,以阿凡提等民间文学经典形象的视觉再现为个案,阐释了当代文化生产如何借助于视觉文化的再现机制,将以阿凡提为代表的新疆民俗文化典型符号进行媒介转换,成为宣传新疆区域形象的“文化名片”,具有别样的现实文化实践意义。

再次,作为展示新疆各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空间场域,新疆民街民俗博物馆等机构在历时性展示新疆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日常生活方面承担着“触媒”功能。一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的论述,博物馆作为当代文化生产的重要场域之一,借助于被展览的记忆符号,在重述一段悠长家史的同时,构建起某种文化认同。新疆民俗博物馆作为一种融合了新疆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文化遗产,通过展品的组合,重现民族的日常生活与历史深度,并作为一种公共教育形式,有利于激活大众的想象力与认同意识,服务于新疆区域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最后,手机、网络、数字杂志、数字广播等新兴大众媒介的兴盛,也为新疆民俗文化的视觉再现提供了新的载体,这些新媒体拥有极为广泛的受众,是跨地区、跨族群、跨性别之间文化交流的“共用空间”。借助于新媒体的庞大传播网络,新疆民俗文化以图片、视频等在场式影像书写的方式,为疆内外公众了解新疆的历史文化与当下风貌提供了理想的窗口。

新疆民俗文化的视觉再现与区域形象建构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新疆形象的建构分为民众形象、政府形象、新疆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精神形象几个层面。其中的核心议题指向有关“新疆人”的塑造问题,即要真实展示新疆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与精神风貌,通过影像记录与艺术加工,传播一个总体上勤奋乐观、热情好客、和谐共处、爱国爱疆的多民族共同体。

其二,新疆题材电影应紧密贴近现实生活,遵循现代传播规律,提高议程设置能力,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宣传教育功能,为新疆的团结稳定和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舆论导向。首先要实施“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电影生产机制,整合资源优势,强化媒介互动与综合性的立体传播模式;其次要充分挖掘新疆本土文化符号与文化资源的意义,增进疆内外公众对于新疆历史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最后,新疆题材电影应当具备明确的文化语境意识,要在充分认知当下文化市场的特点和受众期待视野的基础上,实现建构、传播区域形象与文化产业效益的双赢。

其三,新疆各民族民间文学通过口头传播和文字记载的传播渠道,已经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占据重要地位,一些经典形象甚至成为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因此,在对这些民间文学元素的视觉再现与媒介转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民众的记忆积淀和接受心理,避免消极误读所可能招致的后果。

其四,民俗博物馆的文化展览应当兼及历时与共时的双重维度,既要兼顾悠久的民族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也要增进主体意识,坚守“民族志”真实,撕开五花八门的“伪民俗”的神秘面纱。

最后,在对民俗文化符号的媒介转换过程中,应当避免过分“原生态”的民俗奇观化展示,避免因文化、宗教、生活习俗上的差异而将少数民族形象本质主义化;既要历时地呈现新疆悠久的历史和地域文化,也要从共时角度反映现代背景下民族文化面临的转型与挑战;既要避免以猎奇的视点去消费少数民族文化习俗,也要注重突显少数民族的主体位置和“生产性”视角,尤其是不能忽略对人口较少民族民俗文化的关注。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廖海波.影视民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Bennett,Tony.The Birth of the Museum:History,Theory,Politics[M].London:Routledge,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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