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祺腾，李 黎，杜 渐，王 昊，王克勤，杨秋莉△

(1.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100700;2.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 150036)

情志是中医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仅是人体的一种正常生命活动，也是一种致病病因。正确全面地认识情志的含义是推动中医情志理论的必要条件，更是发展中医心理学的重要基础。笔者结合古代文献中有关情志的描述，就情志的渊源做一论述，望有助于对情志的理解和准确把握。

1 情、志及情志的概念

中国古代多以“情”字，表示感情、情绪的意思。如《荀子·正名》曰:“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此外，“情”还有爱情、真情、实情、情况、情态、情趣等义，因此是一个多义词。在古代有时也用“志”字来表示感情、情绪。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悲”、“肾在志为恐”的“五志”;《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言“使志无怒”、“使志安宁”等，其中的“志”皆是指情绪、情感而言。但古代“志”的含义，更多的是指意志、志向而言。如《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素问·血气形志》中“形乐志苦”和“形苦志苦”等则有了神的意思;而《灵枢·本神》所说“意之所存谓之志”，又是指记忆存储而言。因此，“情”与“志”单独使用时，并非情感、情绪的专用术语，而将“情”与“志”二者组合成“情志”时，则排除了“情”、“志”的其他含义，成为情感、情绪的专属性名词术语。

“情志”一词形成较晚，有人考证在唐·孔颖达对《诗·周南关睢》“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的疏文“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中始见这一词汇［1］。此前的古代典籍包括中医古籍在内，其中尚未见情、志二字组合成词，直到明·张景岳在《类经》中“情志九气”的提出，“情志”一词才在中医学中广泛运用，且医论提及之处多引《内经》中五脏五志等内容。即《类经·疾病类》中云:“世有所谓七情者，即本经之五志也”［2］。中国古代在“情志”一词出现前，对情绪、情感大多以“情”字来表示，也可见以“志”来表示者。在中医学中，情志是怒、喜、思、忧、悲、恐、惊“七情”和怒、喜、思、忧、恐“五志”的统称，是指人类的情感过程。中医学的七情五志概括了人类情绪活动的基本状态，包括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喜怒哀惧人类情绪活动的四大基本形式，它们之间的复合则囊括了人类复杂多变的全部情感变化。当代学者分析古文献中有关情志的论述，认为《内经》的情志与现代心理学的情绪在内涵上基本相同，即是人对与己相关的外界事件进行评价后，根据事件与自身需要的复合程度而产生的内心体验，伴有内在的生理功能变化和外部表情、行为［3］。

2 情志的分类

人的情志活动十分复杂，可表现为多种多样的情绪状态。为了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方便，将复杂的情志活动进行分类归纳，这是至今仍采用的方法，如《医学心理学》即将快乐、悲哀、愤怒、恐惧作为4种最基本的情绪形式或原始情绪。中国古代对基本情绪的分类有二情、四情、五情、六情、七情、九情、十情之说。

2.1 二情说

这是我国古代先贤对复杂情志高度概括的“情二端”分类法。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认为在复杂的情感中，最基本的是“好”与“恶”二端，其余皆由此二者分化衍生出来。《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喜生于好，怒生于恶……好物乐也，恶物哀也”，肯定了“好”、“恶”是产生喜、怒、哀、乐等情感的基础。《礼记·礼运》:“欲恶者，心之大端也。”《礼记集解》诠释曰:“情虽有七，而喜也、爱也，皆欲之别也;怒也、哀也、惧也，皆恶之别也。故情七而欲、恶可以该之，故曰欲、恶者心之大端也。”这里的“欲”，即“好”或“爱”，也肯定了“好”、“恶”是人情感的两个“大端”。《内经》则用“阴阳喜怒”(《素问·调经论》)将情志划分为两大类，喜为阳，怒为阴，用喜概括了需要获得满足时所产生的积极、肯定的情绪，故为阳;用怒概括了需要未获得满足时所产生的消极、否定的情绪，故为阴。

2.2 四情说

《孟子·告子上》曰:“性感于物而动，则缘于情而为四端。”因此，将人的基本情绪分为4种分类法起之于孟子的“四端说”。《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明确将情志分类为“喜、怒、哀、乐”4种。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中说:“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将人的“喜怒哀乐”4种情志对应于一年的春夏秋冬。朱熹也主张将情志分为4种，但除了继承《中庸》的“喜、怒、哀、乐”之外，还有“喜、怒、忧、乐”、“好、乐、忧、惧”(《朱子语类》)的提法。

2.3 五情说

五情即五志，将人的情志划分为五。虽然《吕氏春秋·尽数》提到“喜、怒、忧、恐、哀”五情，但最具有代表性的还是《内经》的“五志”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内经》认为情志的产生与五脏气化功能密切相关，因此在五行学说影响下，将情志按五行归类而分属于五脏，称为“五脏情志”，简称“五志”。此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自此之后，“怒喜思忧恐”成为当今较为“规范”的“五志”概念，在中医学中一直沿用至今。

2.4 六情说

将情志分为六的提法，最早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左传》将情志概括为“好恶喜怒哀乐”6种，称为“六志”。《荀子·正名》则将其称为“六情”:“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之“六情”与《左传》之“六志”内容完全相同，且可两两相应组成3对。《庄子》的“六情”有“悲乐、喜怒、好恶”(《刻意》)及“恶欲、喜怒、哀乐”(《庚桑楚》)，也皆为3对组合。东汉《白虎通义·性情》说:“六情者何谓也?喜、怒、哀、乐、爱、恶谓六情。”由此可见，儒家、道家所言之“六情”内容基本相同，仅是文字上的一些差别，如“好”与“爱”、“欲”、“悲”与“哀”等。但三国时刘劭在其《人物志·八观》中说:“夫人之情有六机。”指出“六机”变化所产生的“六情”是“喜、怨、恶、悦、锢、妒”，这是前人所未提及的。此外，佛家“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也称“六情”，如《金光明经·空品》:“心处六情，如鸟投网。”这与儒道医所言“六情”名同而实异。

2.5 七情说

将情志分类为七，最早见于《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此即儒家所说“七情”。而道家与佛家所说“七情”与儒家稍有不同，分别为“喜、怒、忧、悲、好、憎、欲”及“喜、怒、忧、惧、爱、憎、欲”，但儒、道、释三家皆将“欲”列为“七情”之末。“欲”即是需要，虽然与“情”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并不是一种情感，因此后世多以中医学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为“七情”。中医学的七情说，是宋代医家陈无择在《内经》基础上归纳总结出的新说，见于《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三因论》:“七情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也。”这个新七情说比之前的七情说更合理，不仅被广泛采用，而且也完善了中医理论的情志学说。但也有对将“思”纳入“七情”持有异议者，对“思”的认识至今观点仍不统一。有学者［4］认为，“思”对七情起主导作用，对各种情绪都有评价决定的中心作用;也有学者［5］认为，“思”的实质等同抑郁情绪;笔者之师认为“思”为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的思维过程，是五志七情的中位情志。虽然各家对“思”的理解不同，但“思”对脏腑气血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

2.6 九情说

《荀子·正名》在提出“六情”说外，还提出“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有人据此认为这是荀子提出的“九情”，除“喜怒哀乐爱恶欲”外，增加了“说”与“故”。《说文解字》曰:“说，释也。”《辞海》曰:“说，通脱。”因此“说”是指开释、开脱后的愉快心情;“故”可读为“锢”，是指心中郁结不愉快的情绪。《素问·举痛论》以情志为主体，总结出“九气”病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其中寒、炅(热)、劳三者不属于情志内容，因此只是“喜、怒、悲、恐、惊、思”六情，因此《内经》的“九气说”不等于“九情说”。

2.7 十情说

将情志分类为十的观点，以吴澄、刘智为代表。吴澄在《宋元学案》中说:“约爱、恶、哀、乐、喜、怒、忧、惧、悲、欲十者之情，而归之于礼、义、仁、智四者之性(《草庐学案·草庐精语》)。”提出“爱恶哀乐喜怒忧惧悲欲”为“十情”。而清初刘智在其所著《天方性理·图传》中说:“心七层而其情有十，喜也、怒也、爱也、恶也、哀也、乐也、忧也、欲也、望也、惧也(《大成全品图说》)。”明确提出“喜怒爱恶哀乐忧欲望惧”为“十情”。二者所不同的是，刘智“十情”中无“悲”而增加了“望”(希望)。

以上各家对情志分类的方法虽有所不同，但都是对人的基本情绪的概括，其内容基本相似，只是繁简有别。其中以《内经》的“五志”和《三因方》根据《内经》而确立的“七情”最为后世推崇，在中医学中得到广泛运用，因此在中医心理学中所称之“情志”，实际就是此“七情”、“五志”的统称。其中“五志”是将“七情”中的“忧”合并于“悲”而归属于“肺之志”，“惊”合并于“恐”而归属于“肾之志”，因此“七情”包含了“五志”，而“五志”也概括了“七情”。怒、喜、思、忧、悲、恐、惊作为7种基本情绪，相互复合后则突破了七或五的具体数字局限，可概括人的心理活动中复杂的全部情志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对情志的“情二端”分类法所形成的“二情说”，与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情绪、情感变化具有两极性的观点颇有相似之处。这种两极性表现为肯定与否定的对立性质、积极的增力作用和消极的减力作用、强与弱、紧张与轻松、激动与平静的状态［6］。凡是需要得到满足时所产生的是一种肯定的情绪，一般都具有积极的增力作用，因此又称为积极情绪或正性情绪;凡是需要得不到满足时所产生的是一种否定的情绪，一般都具有消极的减力作用，因此又称为消极情绪或负性情绪。这样，把人的多种多样情感都可以按照对比的性质配合成对，凡是配合成对的两种情感，都在性质方面彼此相反，如欢-悲、乐-哀、喜-恶、爱-恨等。《内经》所说:“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素问·调经论》)、“肝气虚则恐，实则怒”(《灵枢·本神》)等，也都是情志活动两极性特征的表现。

3 结语

情志虽然是人对外界事物的反应，但外界事物对人是否起作用或起何作用，决定于它对人是否有意义及何种意义，而这是由心神认识与评价的，因而心神的特点和反应能力对个体情志的产生具有重要甚至是决定作用［7］。如《关尹子·五鉴》中“情生于心”、“心感物……生情”、“因识生情”。中医心理学认为，认知活动是在心神主导之下进行的，心神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个体需要的认知，才会产生不同的态度体验而表现出相应的情志，因此心神在情志活动中具有主导作用。情志活动是以五脏为生理基础的，情志与五脏之间虽然有着某种相互对应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是不同性质情感刺激直接作用于某脏的结果，而是首先作用于心，被心神认知后，通过心神的调节而使五脏分别产生不同的变动，形于外则表现为相应的情志变化。

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医“七情学说”的研究日渐深入，有人提出“中医情志学”的学科概念并出版了《中医情志学》［8］专著，构筑了中医情志学学科的理论框架。这些研究内容从核心概念到情志理论与假说，从情志表现到情志心理与生理，从情志病理到情志病证与防治，都对中医的七情学说从理论到临床进行了全面详细的阐述。中医学的这些情志理论，是中医心理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认知理论、意志理论、睡梦理论、人格理论等共同构成中医心理学对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的认识。中医情志学充实了中医心理学的基础理论，是对中医情志理论的深化，对中医心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中医养生保健及“治未病”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王力.古代汉语［M］.2版.北京:中华书局，1981:468.

［2］秦伯未.清代名医医案精华［M］.2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45.

［3］金光亮.情志源流与概念探讨［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30(8):515.

［4］汤朝晖，周志彬，严石林，等.论七情致病中“思所伤”的中心地位和作用［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6，15(15):9-10.

［5］杜文东.论“思”的实质及其临床意义［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2):100-102.

［6］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3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66-367.

［7］金光亮.论情志源流与情志病因［J］.中国中医药学报，1997，12(3):9-10.

［8］乔明琦，等.中医情志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