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农村教育与农村居民收入关系实证研究*

2014-01-14张无畏周明武王海燕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14年2期

张无畏，周明武，王海燕

(楚雄师范学院，云南楚雄 675000)

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赢得了政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改革开放，农村先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而“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稳定增长问题。党和政府历来非常重视民生问题，特别把“三农”问题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来抓，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亲民、惠民、富民的好政策，大大改善了农村面貌，提高了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深得民心。［1］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高度关注民生，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特别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必须固本强基，始终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统筹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着力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国的农民收入长期徘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43.4元和133.6元，而云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27.7元和130.6元，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4565元和7917元，而云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1075元和5417元，云南的农民收入处于较低水平的低层次，农民收入的增加与农民的素质有相当大的关系，农民素质的提高则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水平，而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源水平的主要方式。因此，研究云南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对农民收入增长有着重要意义。

一、相关的理论综述

(一)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

根据经济学的观点，决定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主要影响农业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水平，在土地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单位土地的产出量增加，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农民对新的生产要素的使用状况，而教育水平决定了农民使用新的生产要素的态度和能力。正如舒尔茨所说的那样，引进新生产要素，不仅要引进杂交种子、机械这些物质要素，还要引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人。［2］因此，提高农村教育水平，能够增加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这是农民增收的基本前提。

在针对教育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研究中，谢攀、李静［3］通过计量得出，在控制工业化进程后，教育支出对劳动收入占比有最大的促进作用;肖文、周明海［4］统计得出1988－2007年我国人力资本收入占比显著提升，原始劳动收入占比下降。Daudey和Decreuse［5］认为教育能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降低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力，从而提高劳动收入占比。Diwan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教育对劳动收入占比有不同的影响方式，富裕国家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劳动收入占比越高;而贫穷国家则出现相反的情形。［6］

(二)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可以加快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

近几年，一般性的农产品出现相对过剩、价格下滑和农业经营收入下降的趋势。农业结构的刚性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农业自身的特点造成的，其二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农民受教育水平不高，科学文化素质低，使其对市场的分析预测能力差，缺乏生产优质农产品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使农业结构调整十分艰难、缓慢。［1］随着中国农产品市场逐渐对外开放，这种情况将更加严峻。因此，必须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为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农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奠定基础。［7］尽管Diwan已经说明了教育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不同，但教育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机制仍没有得到清楚的阐释。Daudey和Decreuse［5］分析的是发达国家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影响机制，并认为是正向关系，但这并不完全适用于具有二元结构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如陈广汉和张光南［8］所证实的，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典型的二元结构，上述研究并不完全适用于具有双二元结构特征的中国。

(三)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可以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

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是实现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和企业等单位吸收劳动力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这种机制决定了农村劳动力无论是进城就业还是农业内部的非农就业都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据有关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素质越高，其转移倾向越高，找到工作的机会越大，收入水平越高。2010年，中国农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2431.05元，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已经达到41.1%，而云南农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930元，仅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已经达到23.5%。可见，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特别是工资收入，为农民进城就业和生活提供条件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重点工作。

(四)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可以加快农民向市民的转化

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先决件，农民能否转化为市民，其关键是非农就业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文化知识和能力的整体状况。［6］素质教育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个性，注重开发人的身心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农村素质教育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农民工的整体素质是取得市民资格的重要条件，决定着由农民向市民转化的成功率。研究表明，整体素质高的农民，进城后一方面容易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容易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人;另一方面又容易融入城市，培育市民观念，承担市民义务，得到市民认同。［6］因此，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必须强化素质教育，这是实现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条件。

然而，根据近年来相关研究的估计结果，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与以往相比虽有一定的增长，但增长较缓慢，多数收益率估计值仍在7%以下。一是技术性解释，认为以往研究所采用的估计方法存在诸多计量问题，使得教育收益率估计值偏估。由于不同计量问题所导致的估计偏差方向不同，在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进行纠偏后，教育收益率的估计结果可能会上升，也可能会下降，因此并不确定。二是从农民收入的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纯收入和转移性纯收入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不多。本文试图从农民收入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人均总收入、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家庭人均经营纯收入、家庭财产性纯收入和家庭人均转移性纯收入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从理论上阐释教育对农民家庭人均收入的纯收入、总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纯收入、财产性纯收入和转移性纯收入等方面的影响，用云南省农村的调查数据进一步说明影响的程度。

二、农村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理论分析

农村教育收益率有多种测算方法，本文采用最常用的明瑟收入方程法［9］，所构建的收入方程如下:

其中，因变量ln Y为农村平均收入的对数值。有研究指出测量个人收入最好采用小时收入，因为具有不同教育水平的个人在一年或一月中的劳动小时数不尽相同，年或月收入无法真实地反映出个人单位时间的收入水平，存在一定的测量误差。考虑到对个人劳动时间进行精确测量难度较大，且测量个人劳动时间本身亦存在发生较大测量误差的可能性，我们在此只能采用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或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纯收入和转移性纯收入等作为因变量。因为教育水平变化对个人劳动时间通常具有两种方向相反的影响:一是正影响，即个人教育水平越高，失业可能性越低，一年内处于就业状态的时间就会比低教育水平者多，此时采用月收入便会高估教育收益率;二是负影响，即个人教育水平越高，其就业岗位的劳动强度越弱，月平均劳动小时数要比低教育水平者少，此时采用月收入便会低估教育收益率。一正一负两种影响同时存在并相互抵消。有学者曾同时以月和小时收入为因变量对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进行过估计，其结果显示采用月收入会低估收益率，但程度较小，两种方法收益率估计值仅相差0.7%。［10］

X为个人受教育年限，其回归系数即为明瑟教育收益率，表示个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个人收入会变化百分之几。本文选取全省农村居民家庭整、半劳动力文化结构数据，在此基础上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 (人均受教育年限=文盲半文盲比重×2+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中专比重×12+大专及以上比重×16)，与劳动力数量的积反映农村教育水平。［11］

K为农村物质资本投入水平。

L为劳动力投入水平。

本文以计量经济软件Eviews为工具，采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对云南省农村教育水平与收入的关系进行考量，具体方程可分别为:

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

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人均总收入的影响:

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影响:

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影响:

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人均财产性纯收入的影响:

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人均转移性纯收入的影响:

根据数据的不同，我们可以对方程作适当的调整。.

三、农村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云南省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农民收入之间的长期关系，本文采用云南省农村调查队对云南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的时间序列数据，原始数据来自1994年～2010年《云南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等。

(1)农村教育水平 (X):用云南省农村整、半劳动力人数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反映。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借鉴李秀敏 (2007)算法，采用“六三”学制，教育等级分为不识字或很少识字 (或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与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五个层次，每个层次的教育年限分别为2年、6年、9年、12年、16年，计算公式:平均受教育年限Edu=不识字或很少识字比重×2+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及中专比重×12+大专及大专以上比重 × 16。［12］

(2)农民收入水平 (Y):用云南省农村居民住户人均纯收入 (y1)、人均总收入 (y2)、工资性收入 (y3)、家庭经营纯收入 (y4)、财产性纯收入 (y5)、转移性纯收入 (y6)分别表示。

(3)农村物质资本投入水平 (K):用云南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反映农村物质资本投入水平。

(4)农村劳动力数量 (L):用云南省农村整、半劳动力人数来反映。

将上述四项指标取对数进行相关分析和检验。

(二)相关性分析

lnX与lny1、lny2、lny3、lny4、lny5、lny6的相关程度分别为 0.9403、0.9409、0.9302、0.9433、0.7983、0.7669;lnK 与 lny1、lny2、lny3、lny4、lny5、lny6的相关程度分别为0.9360、0.9458、0.9099、0.9453、0.6479、0.8940;lnL 与 lny1、lny2、lny3、lny4、lny5、lny6的相关程度分别为0.6556、0.6425、0.6756、0.6470、0.6987、0.3614;见表1—表3。

表1 lnX与lny1、lny2、lny3、lny4、lny5、lny6的Granger相关程度检验

表2 lnK与lny1、lny2、lny3、lny4、lny5、lny6的Granger相关程度检验

表3 lnL与lny1、lny2、lny3、lny4、lny5、lny6的Granger相关程度检验

(三)平稳性检验

如果一个时间序列的均值或自协方差函数随时间而改变，那么这个序列就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一般地，如果非平稳时间序列经过d次差分达到平稳，则称其为d阶单整序列［1］。

经检验，lnX、lnL、lny2、lny3、lny5都是平稳的，lnK、lny1、lny4、lny6是一阶单整的。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用来确定经济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影响的方向。经检验:lnX是lny1、lny2、lny3、lny4、lny5、lny6的Granger原因，lnK是lny3、lny5、lny6的Granger原因，lnL是lny3、lny6的Granger原因，如表4—表6。

表4 lnX与lny1、lny2、lny3、lny4、lny5、lny6的Granger原因检验

表5 lnK与lny1、lny2、lny3、lny4、lny5、lny6的Granger原因检验

Null Hypothesis:Obs F－Statistic Probability LNY3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K 16 1.30403 0.27408 LNK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Y3 5.95044 0.02980 LNY4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K 16 4.65229 0.05032 LNK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Y4 5.18622 0.04032 LNY5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K 16 0.00410 0.94993 LNK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Y5 3.97865 0.06748 LNY6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K 16 0.09322 0.76495 LNK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Y6 7.60475 0.01630

表6 lnL与lny1、lny2、lny3、lny4、lny5、lny6的Granger原因检验

(五)回归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为工具，对云南省农村教育水平与收入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方程分别为:

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为:

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人均总收入的影响为:

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为:

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影响为:

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人均财产性纯收入的影响为:

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人均转移性纯收入的影响为:

四、结论

本文利用1994年—2010年云南农村教育水平和农民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二者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1)云南省农村教育水平和农民收入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农村教育水平是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但农民收入不是引起农村教育水平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二者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2)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不十分明显。

(3)劳动力投入的系数为负，表明农村劳动力过剩。

(4)长期而言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为4.59，即农村教育水平每增长1%，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长4.59%;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民人均总收入的弹性为4.70，即农村教育水平每增长1%，农民人均总收入将增长4.70%;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弹性为1.83，即农村教育水平每增长1%，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将增长1.83%;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弹性为4.34，即农村教育水平每增长1%，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将增长4.34%;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弹性为2.42，即农村教育水平每增长1%，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将增长2.42%;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的弹性为16.59，即农村教育水平每增长1%，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将增长16.59%。

(5)总体表明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

基于以上分析及结论，一方面，农民自身也要增强提高受教育水平的主动性、自觉性，摒弃守旧意识，树立终身学习观念;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高度重视农村教育事业，架构完整的农民教育体系，加大对农民教育的投入以不断提高农村教育水平，从而根本上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