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芳藻

一、初识浦二姐

1946年4月，我进《联合晚报》工作不久，一天，总编辑陈翰伯约我们全体记者晚上去四马路酒家参加宴会，欢迎重庆来的客人，一共近十桌。场面不小，参加者许多都是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归来的新闻工作者。陈翰伯与《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还等在楼下大门口迎接客人。这使我感到这位客人一定很了不起，6时许客人来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客人与两位总编辑谈笑着走上楼来。原来是位女客。看她的年龄，大约30左右，还很年轻。虽不是大眼睛双眼皮，但双眸十分秀气，还有两只深深的酒窝，很是迷人。直直的头发，小方格的旗袍外面套一件深色的绒线衫，一双平底皮鞋，装束朴素大方。我问坐在我旁边的黄冰大姐：“她是谁？”黄冰抗战时也在重庆当记者，她一定认识她的。

“浦熙修，重庆《新民报》采访主任。现在南京《新民报》复刊，她调回南京来了。”

哦，浦熙修，我记住了她的名字。

五十年代，我的工作调入《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于是，我与浦熙修成了同事，她是办事处主任，我是记者。

大家都叫浦熙修为“浦二姐”，我也就跟着叫“浦二姐”。听办事处的老记者谢蔚明同我说，这“浦二姐”三个字，来历可不一般了。原来浦熙修在浦氏三姊妹中，排行第二，老大浦洁修是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德国留学生；老三浦安修是彭德怀元帅的夫人，因此抗战时期在重庆，周恩来总理一直称浦熙修为“二姨”。“二姨”、“二姨”传到进步文化人圈子里就变成“二姐”啦！所以，“浦二姐”还是周总理叫出来的呢，这来历有多大。而且浦二姐在抗战年代，已经是名记者啦，她是周恩来公馆的常客，与中共办事处的干部打成一片。更可贵的是，在党遇到困难的时候，她常常主动伸出援助的手。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党要疏散一些干部，秘密离开重庆，是她相帮介绍掩护关系，代买车票，找交通工具。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烽火燃起，南京梅园新邨中共代表团与中山北路《新华日报》办事处都被国民党特务封锁，谁可以为他们传递重要文件？只有浦熙修，她是党最忠实可靠的朋友，浦熙修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勇敢地摆脱特务的盯梢，完成党交给她的任务。她同中共代表团无论是领导还是一般干部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现在这些干部都身居要职，所以二姐在中央当然可以左右逢源了。

二、浦熙修与罗隆基：

从友情到爱情

那时浦二姐最要好的朋友应该是罗隆基了。罗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又是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对于他，我久闻大名了。10年前，正当解放战争烽火翻腾的时候，罗隆基，这位民盟宣传部长，作为共产党的诤友，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支持党的事业，义正词严地斥责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和谈的罪行。他在学生时代就曾以全省（江西省）总分第一名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先后留学美国和英国，是响当当的政治学博士，毫无疑问，他崇尚西方民主政治。回国后，在担任《益世报》主笔期间，不断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因此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曾派人暗杀，都被他死里逃生。上海解放前夕，他与民盟主席张澜两人被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如果不是杨虎将军相救，早被装在大麻袋里投入黄浦江了。

浦熙修初识罗隆基是在1945年底在重庆召开旧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罗是政协代表，她访问他，就被他出众的才华，敏锐的思维，不凡的风度所倾倒。她对报社编辑张林岚说，“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人，这人了不起。口才好，外语好，笔头也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听了他几次发言，觉得他观察敏锐，见解也高，我真是倾倒之至……哦，你不会认为好笑吧！”

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前夕，她依依不舍，一直耽到半夜二时，才与周恩来告别，她少了许多朋友，失去了帮助和依靠，精神十分苦闷，就在这个时候，罗隆基走进了她的生活，当时，中共代表团把梅园新邨房屋交给民盟托管，罗隆基就住在周恩来、邓颖超住的房间里。浦熙修天天到梅园新邨去，与罗隆基的感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罗隆基并不是轻易得到浦熙修的感情的，当时她更喜欢交往的是中共办事处发言人石西民，在重庆的时候，他们就是好朋友。那时，她是《新民报》采访主任，石西民是《新华日报》采访主任，在反蒋战线上两人亲密合作，并肩作战，她常常把自己的独得新闻提供给他。他也把《新华日报》不能发表的消息给她刊登，尤其在校场口国民党特务殴打郭沫若等民主人士事件中，中央社的报道颠倒黑白，就是他们两人发动一大批有正义感的记者，联名发表公开信，揭露事件真相。他们早在战斗中结成深厚的友谊，只是有一次却因为去郊游回来，南京城门紧闭，归不了家，两人只好在城外坐了一夜，这下就保不了密了，闹得满城风雨。周恩来立即把这位干部调走了，这样，罗隆基才取得了胜利。

罗隆基没有孩子，离婚已十几年，追求他的人不少，但他只瞩目于浦熙修，浦熙修才华洋溢，智勇过人，在反蒋斗争中，这对战友，从友谊而萌发了爱情。

三、无果的爱情

罗隆基有意求偶，尽管浦熙修在重庆时候就与丈夫袁子英有了分歧，但她毕竟有两个孩子，对离婚下不了决心。

1947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逼解散，罗隆基被严密监控着，连看病都没有自由，经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出面交涉，国民政府才允许罗隆基进医院看病，地点限于上海和杭州，医药费由国民党负责。

罗隆基就要离开南京了，11月19日他约浦熙修到梅园新邨话别。不料事情被袁子英获悉，他带着两个孩子赶了过去，他要两个孩子在妈妈面前跪下，孩子哭哭闹闹不肯跪，一场大吵大闹的结果促成浦熙修与袁子英离婚。

她自由了，她决定与罗隆基结婚。但彼时罗隆基已经去了上海。《新民报》被封，她接上了香港《文汇报》驻南京记者的工作，1948年11月16日，她正在写《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一文时，特务走了进来，把她逮捕了。

罗隆基闻讯，心急如焚，他设法营救，给许多显要写了信，最后由他留美时的好友，当时任南京总统府秘书长的邱昌渭把她从监狱中接了出来。一出狱，她就去上海，决定马上与罗结婚，但是不行啊，罗在虹桥疗养院不仅是被软禁着的，而且他还患着肺病，不能结婚。

解放了，罗隆基肺病也好了。他们双双来到北京，两人都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代表，都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观礼，总可以结婚了吧！然而，与罗隆基的关系成为她最头痛的问题，姊姊妹妹儿子女儿全家一致反对，反对的理由是，罗隆基是资产阶级政客，为她的政治前途考虑，必须与他分手，妹妹还劝她同共产党员结婚。浦二姐犹豫不决，思想斗争了好几年，她已经无心同他结婚了，他呢，也无意与她结婚，但为了多年的感情，他们依旧是朋友。

四、变幻莫测：

昔日爱侣成怨侣

1956-1957这两年，《文汇报》瞬息万变，一下上天，一下落地，真让人看不懂。最初是接到国务院命令改为《教师报》。于是4月底《文汇报》全班人马，生财机器，一古脑儿统统搬到北京，4月28日发表社论《终刊词》：“《文汇报》出版到这一期为止”，“《文汇报》的职工今后将在《教师报》努力工作”。可是《教师报》没出几期，忽然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召见《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和北办主任浦熙修，宣告“中央决定恢复《文汇报》，尽快拟订《文汇报》复刊计划与编辑方针，报中央审批。”徐铸成与浦熙修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商议，邓拓说：“中央希望《文汇报》及早复刊自然期望能大力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励知识分子大胆鸣放。这应该是《文汇报》复刊后的编辑方针。”于是《文汇报》又浩浩荡荡搬回上海，成为一张全国性的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宣传双百方针的报纸。

这下，北京办事处显得更为重要了，浦熙修立马提升为副总编辑，有机会可以大展拳脚。

1957年，“反右”的烈火已经燃起来了。

6月14日《人民日报》破天荒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一篇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对着我们当头一棒。看文章的文风，显然是毛主席的大手笔，吓得我们惊慌失措，自知大难临头。浦二姐急于摸清情况，到中宣部去拜访了部长陆定一。回来对我们传达，也去了上海对报社干部们传达：“中宣部还是爱护我们的，说是对我们的错误，还是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有错就改嘛，要我们不要被动，要经得起考验，我这次确实受到很大教育。”我们听了，也安心多了。

浦二姐又跑到彭德怀家里去。回来告诉我们说：“彭老总说我，你这个副总编是怎么当的：把《文汇报》搞成这个样子，你们报纸没人要看了，销路要大跌，最多二万份。”

浦二姐一面说一面笑，露出两个甜甜的酒窝，看起来她的自我感觉良好，可不，在毛主席所指的那段时间里，正值她出国访问期间（赴捷克斯洛伐克），对《文汇报》所犯的错误使报纸销路跌到二万份，她应该没有责任。而那些革命左派却指摘她是《文汇报》犯严重错误的罪魁祸首，说是她把罗隆基的政治思想引进了《文汇报》。

对此，浦二姐在6月24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划清界线，参加战斗》一文，表明自己态度，澄清事实，“有人说《文汇报》与罗隆基有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文汇报》完全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得到党无限的关怀与帮助，去年10月复刊以后的编辑方针也完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帮助下，征求各方面意见而制订的。至于我们报纸在最近一个短时期内走了资产阶级方向，我们报社内部正在深入检查中，并且已得到纠正，这是我要声明的”。

然而7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的一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看文风又是毛主席写的，偏偏给她当头一棒，社论写道：“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一位能干的女将。”

读到这儿，我们真是大吃一惊。毛主席应该是熟悉浦二姐的，我记得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把浦二姐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马上说：“你就是坐班房的记者。”不错，因为拥护共产党，反对蒋介石，当党危难时，她帮党做了许多事情，因而她被国民党打过，逮捕过，而现在毛泽东却在她身上划了一条粗粗的黑线：“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民盟右派系统。”于是罗隆基成了《文汇报》的黑后台，而章罗联盟正是这次反右斗争的重点。

浦二姐看着社论，脸一阵红一阵白，但见她手上的报纸微微抖动，她的心一定在颤抖，她气愤地说：“什么章罗同盟完全不存在，章伯钧与罗隆基私交极坏，怎能同盟，罗隆基虽是我的朋友，但他对《文汇报》及我个人的工作从未过问，他无权过问……”她马上给宣传部长陆定一打电话，回答是“不在”，又给好几个她熟悉的领导打电话回答都是“不在”。她终于意识到了，这些高官避而不见，不会再接待她了。她也就不再出去活动，静候政治风暴袭击吧。

从此，浦二姐不再来办事处了，我们只能在报上见到她的踪迹。她是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候补委员，民盟北京市委副秘书长，职务越多，批斗会也越多，不仅全国政协、民盟中央、民盟北京市委斗她，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妇联也不放过她，同她一起被斗的还有徐铸成。徐铸成是全国人大代表，当然被揪到北京来，全国人大、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民盟中央的批斗会少不了他。

五、一刀两断

人大、政协的批斗会还是温文尔雅的，而新闻工作者批斗会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我们办事处的两个记者曾被派去参加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召开的批斗会，他们回来唉声叹气连连摇头，说是参加会的全国各地来的记者有400多人。按理说，他们应该是有文化修养的一群人，但是在批斗会上，许多人拍案顿脚，指着徐铸成、浦熙修的鼻子痛骂，凶神恶煞，火力极猛，为了表现自己对党无比热爱，对右派无限痛恨，这些人表现得何等淋漓尽致！

他们两人不但天天被斗，而且有时一天数场，全国各大报纸铺天盖地都是批斗他们两人的消息，逼徐铸成、浦熙修交代的，当然是罗隆基怎样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的问题。

可是整个鸣放期间，徐铸成在苏联，5月中旬才回北京，浦熙修在东北，5月下旬才回北京，罗隆基6月3日又去斯里兰卡参加世界和平会议，三人碰不到一块，罗隆基即使想控制《文汇报》也无从控制。罗隆基从斯里兰卡回到云南，已是反右高潮，看到报上长篇累牍揭发批判他、浦熙修、徐铸成、章伯钧的文章和消息，大发雷霆，他给浦熙修打长途电话，说：“我和《文汇报》什么关系？你怎样把我的黑线引进《文汇报》的，你交代好了，我没什么可交代的，我烧成灰也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通长途电话又给革命左派添一只炮弹，“这是订攻守同盟”。而事实上，罗隆基与浦熙修的友谊已岌岌可危了。

可怜的浦二姐不仅在批斗会上，而且在自己家里也十分悲惨。她翻箱倒柜寻找自己的日记和罗隆基给她的信，她的姊姊和妹妹一边帮她寻找，一边责备：“早叫你分开了，却偏要黏在一起，讲什么多年的感情，如今呢……”她受尽屈辱，想自杀解脱，幸亏组织上已把她的女儿冬林调来，守在她身边，才没做出傻事来。

可怜的浦二姐，要她交代怎样把黑线牵进《文汇报》，实在难上加难。因为罗隆基没有指挥过北办，徐铸成又退过他的稿子，她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但这条黑线是伟大领袖赐给你的，你能不承认吗？浦熙修最后不得不登报表示：“感谢和承认《人民日报》社论提出的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个公式，确是一个事实。”“罗隆基是通过我来控制《文汇报》，改变了它的政治方向。但这种控制是无形的，我不知不觉在两帅之间挂了一帅。”总算被认为是一句实质性的话，才结束了批斗。

在政协和新闻工作者协会被批斗了一个半月，到8月份，她又被移到民盟中央去批斗罗隆基。

在民盟中央举行的清算罗隆基的大会上，尽管浦熙修一变而为批斗的主力军，但她的精神已经崩溃，低头坐在那儿，人像瘫痪了似的，眼睛不敢面对她那位深深爱过的男人。她有气无力地念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为了表示对他的无比痛恨，在他的名字前加上令人难堪的形容词。她的声音有点颤抖，额头不断冒出冷汗。她讲这些违心话，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是无以复加的，罗隆基能理解她原谅她吗？决不！罗隆基从此与她一刀两断。

六、浦二姐最后的日子

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和劳动改造一年以后，浦熙修摘去了右派帽子，周恩来安排她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教组副组长，参加《文史资料选辑》的创刊工作，她依旧是全国政协委员。

她一共编辑了55册《文史资料选辑》，其中有些文章，如乐松生的《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是她花了半年多时间写成的。还有上海锦江饭店女老板董竹君长达12万字的《我的回忆》，也是经过她改写的。她说：“不能做新闻记者，就做旧闻记者吧。”

离开《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后，她就在西城锦什坊街租了一套房，狭小，简陋，不过有个小独院，还是比较安静的。她打扫得干干净净，把一幅珍藏着的齐白石的画挂在墙上。这幅画是她几年前到齐白石家，是齐白石当场亲笔给她画的，画的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和蜻蜓点水，计20元一幅。齐白石说，如加一只蜻蜓，就得加3元，浦熙修买了一幅，一直珍藏着，搬新家才拿了出来。

1965年底，她不幸患了直肠癌，在医院动了手术。第二年复发了，她又住进了医院，而当时已是红卫兵的天下，红卫兵发现她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就组织大会批斗她，并把她驱逐出院，说医院不给右派看病。

她只能回家。但家决不是适合养病的地方，红卫兵抄家一次又一次，把她的银行存款、金银首饰，朋友们回国送来的珍贵礼品，还有那幅齐白石的画，都洗劫一空。这还是因为她坐过国民党的牢，对她还算客气的，对住在隔壁的房东太太呢，一下就乱棍打死了。于是她的房子一变而为红卫兵司令部。红卫兵进进出出十分忙碌。红司令每天吆五喝六，十分忙碌。更有那抄家物资，不断搬来，房东太太的屋里挤满了，就敲开浦二姐家的门，放到她的屋里来，如这等情况，她如何养病。

但她无处可逃。她的姊妹兄弟都被斗的死去活来。大姊夫已在牛棚里被迫害至死，姊姊被打得红一块紫一块的，妹妹一家就更不用说了。

她只能待在自己家里，被病折磨得苦不堪言，她已不便于行，身边却没有一个亲人，女儿和儿子都在单位参加运动。幸亏街坊邻居大妈中有一个善良的刘婶，日日夜夜侍候在浦二姐的身边，不仅为她洗衣烧饭，而且为她买药打针。原来医院中有一个徐医生，他对医院不给右派看病大有意见。因此他冒着被批斗的风险，亲自跑到浦二姐家中来，为她看病，开药方，告诉刘婶何处买药并教会刘婶怎样打针。

浦二姐身体越来越衰弱，身边只有刘婶一个人。她还怀念新中国成立时的情况，她告诉刘婶，要让她穿着参加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穿的那套西装走。她不再留恋这个世界，自己拔去医生为抢救而给她插上的管子，闭上双眼，安静地走了。那是1970年4月23日，享年60岁。

（作者为原《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记者，东方出版中心编审）

责任编辑 沈飞德 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