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思成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41)

孔子军事体育思想研究

袁思成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41)

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中，蕴藏着丰富的军事体育文化元素，它是中华民族传统军事体育文化的重要源头。研究显示:孔子所倡导的“文武兼备”、“德技并重”、“崇尚武勇”的军事体育思想，及其丰富的军事体育实践，推动着当时军事体育文化的发展，仍对后世产生着深远影响。

孔子;射、御;军事体育

孔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军事体育理论家，提出了军事武艺学说。早在周代，官方教育体系中称“礼、乐、射、御、书、数”六门功课为“六艺”，后来孔子沿用“六艺”教授弟子，并以一个“求也艺”(《论语·雍也》［1］118来称道他多才多艺并擅长武艺的弟子冉求，这便是后来“武艺”一词的一个来源，而且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六艺”中的“射、御”就已经凸现出军事武艺的最初形态。因此我们在探讨中国古代军事体育思想史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孔子武艺 (民间武艺、宫廷武艺等诸般武艺)要进行客观公正的剖析、评判，继承与弘扬。

1 孔子军事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军事体育思想是人们对军事体育活动的社会价值和行为准则的基本看法，它影响人们对军事体育的认知程度，约束人们的军事体育行为。孔子提倡“文武兼备”、“仁义之勇”，其精髓在于将武技、武勇与仁义、信义结合起来，强调技能和武勇必须遵守礼乐，重视尚武崇德精神，注重仁义品德修养。

1.1 文武兼备

孔子主张“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2］1915，即以文治促进社会文明，以礼治增进社会和谐，以武备维系天下和平。文武兼备的主张是他创建理想社会的策略宗旨。在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中，目标就是培养有道德品质的“君子”， “文武兼备”的“仁”人，故《论语·宪问》云:“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1］319可见，他所谓的“君子”，就是要具有“知、仁、勇”品德的人。他所说的“知”是指智力的发展;“仁”是指道德; “勇”则指果敢、坚毅、勇敢、无畏等品质。孔门很多弟子不仅文学艺术造诣较高，也精于射、御等军事技能，如冉求、子路、子贡、子夏等一大批得意门生，都是文武兼备的名士。

1.2 德技并重

孔子一生中最重视的是道德教育，他认为:“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1］301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孔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1］384他把道德看作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孔子在御、射的施教过程中，不以追求武技为首要目标，而是将“礼”内化在武技之中。“射者，仁之道也!”(《礼记·射义》［3］839他使凡是习射、习御的人笃信，只有掌握各种礼仪并将其贯彻到练习中，才能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只有通过行为上的高度约束与身心的统一，才能心平气和进入“道”的境界。他将武艺教育同伦理、礼仪相结合，使他的武艺教育与当时片面追求武技的风气迥然有别。

孔子特别欣赏西周的“射礼”，要求将礼制教育贯穿于射箭的全过程中。他认为:“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1］47“何以射?何以听?循声而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将安能以中?”(《礼记·射义》)［3］840这种射礼教育是礼制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学生通过学习围绕射箭比赛而制定的一整套严格的礼仪制度，达到强化等级意识、掌握有关礼仪知识与规范的目的。这也就是说，君子的贤德，在于射必求中，争取胜利;而在求胜过程中，又必须恪守礼制，恭敬谦让，尊人自抑。这多么相似于当今奥运精神所提倡的运动员在运动中，既要力争比赛胜利，又要严守运动规则和运动道德的精神!

1.3 崇尚武勇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诸般武艺是培养人勇敢、无畏、坚毅等品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孔子曰:‘……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庄子·秋水》)［4］孔子把“勇”归在“达德”范围内:“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中庸》)［3］701。他既把“勇”与 “知、仁”相提并论，又认为“勇者”的核心素质是“无惧”，就足见“勇”的教育有别于“知、仁”教育，即有别于智育和德育。在这一点上，德育和武艺本身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在孔子看来，不仅从事身体锻炼在于修德，而且从事艺术、娱乐等活动也在于修德。因此说，“勇”的教育也自然是德的教育。不过，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其实在把“勇”的教育从德育中划分出来，因为“勇”气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具体的武艺活动来实现。

2 孔子的军事体育实践

2.1 青少年时期热衷于武艺活动

孔子出身于奴隶主贵族下层的武士家庭，武士是当时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装力量，他们非常重视军事体育训练，受这种环境熏陶，孔子从小就爱好武艺活动，他“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1］148;“劲木勺国门之关”，“足蹑郊菟，力招城关”(《淮南子》)［5］。为他后来推行“六艺”中的“御艺、射艺”打下身体基础。他力大无穷，俨然就像一位威武纠纠的勇士。

2.2 擅长御、射等技艺

在古代，御艺、射艺是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两项技艺。不论战争，或是田猎，御车技术之好坏直接影响射之得失。所以习射必习御。御、射是孔子武艺活动的内容，因而在孔子的学生中，有很多都会赶车，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常常是他们作车夫。这从《论语》中“子适卫，冉有仆” (《子路》)［1］287，“樊迟御”(《为政》)［1］25的记载和 《史记·孔子世家》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2］1919的记载而得知。

孔子御车的技艺相当高明。他对问他的学生说: “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1］17这是孔子说的客套话。因为御在“六艺”中是最容易学的技艺;当别人夸他博学多能，而惜不能成一名的时候，他承认自己只不过会赶赶车而已。这表面上乍看是谦言，而道“吾执御矣”，其实已经证明他御艺已相当精良了。

孔子射箭的技艺很高超，《礼记·射义》中记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焉。”［3］836由于精通射御，他还经常参加打猎比赛。《孟子》载孔子在鲁国做大官时，不但不违民俗，而且还投入争夺禽兽的活动中去: “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孟子·万章下》)［6］701这既表现了孔子从俗“与民同乐”，也反映出他爱好射箭打猎活动。弟子们都继承了他善射本领，《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讲乡饮大射于孔子冢。”［2］1919汉代的司马迁曾亲临考察，观孔子乡射遗风。

2.3 注重身体与智力锻炼

孔子乐于登山、钓鱼、围棋、打猎等娱乐活动。如:“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6］913有时也带着学生，如:“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韩诗外传·田过》)［7］;他的学生曾点曾对他说:“浴乎沂”，他即以赞同口吻回答:“吾与点也。”(《先进》)［1］257表示愿意同曾点一起去沂水游泳。由此看来，孔子不仅自己重视武艺活动，还带动了一群学生。另外，他认为棋艺娱乐是一种开发智力较好的技艺活动，因此《论语·阳货》载:“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1］383他主张空闲时间下下围棋，能益智，总比无所事事好得多。

3 孔子军事体育思想的地位与作用

3.1 继承传统的军事体育文化

纵观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射箭以西周为普及，已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夏、商、西周、春秋被史学家称之为奴隶社会，奴隶制在西周发展到了极点。夏朝奴隶主信奉“天命”，推崇“尊命文化”;殷商信鬼神，奴隶主推崇“尊神文化”，大凡遇事必求神占卜，但鬼神未能挽救商代的灭亡。殷鉴不远，所以周朝推崇“尊礼文化”，提倡“敬德敬礼”，以周公姬旦为首的贵族阶层制定了一整套繁琐的礼乐制度。这便是周代射箭文化畸形发展的社会背景。众所周知，西周的射箭不仅是作战必备的技能和学校体育的内容，而且是进行道德教育、维护奴隶制等级制度的常用手段，因此，当时人特别重视射箭。男孩一出生，就要“设弧于门左”，君王世子出生，乃要让“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礼记·内则》)［3］353。奴隶主子弟长大后要进学校，因此“成童，舞《象》，学射、御”(《礼记·内则》)［3］353，在学校要接受 “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7］。成人以后更要学会射箭。因为“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而且通过 “射礼” “可以观德行”［3］833－834。天子、诸侯要举行各种“射礼”活动，“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礼记·射义》)［3］834。当奴隶主子弟会因为不会射箭而被认为是一种耻辱，“不能，则辞以疾”，换句话说不能坦白“我不会射箭”，因为那是很丢脸的事。在射箭过程中有着太多的繁文缛节，射不中或穿不透皮靶不要紧，但礼节却一点也不能少［8］。

孔子很重视推崇西周文化，而自道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和“吾从周”的教育者。故尔，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主要还是对西周教育的继承。西周的统治阶级为了把本阶层年轻的一代培养成为有文化、有威仪、具有军事体育知识及技能的上层统治者，所经办的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 (六艺)。其中，射、御属于武艺课程，因为它们具有武艺的功能: “强意志”，“调感情”，“强筋骨”，“增知识”［9］。作为西周“六艺”体系中的“射”，对于培养古代文武兼备的人才曾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早熟”，致使古代中国在进入文明社会时不可避免地保留原始社会氏族制度的脐带。周王朝形成的宗法制度为核心:“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伦理框架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遵礼”就成为一切道德规范则的核心，所有教化先民的一切手段也就融入到礼教的思想当中，由于射箭技艺、御车技艺等在“六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以射扬礼、以射选士等功能被赋予了道德的内涵，使得射箭——这一原本简单的军事武艺活动，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论语》所载孔子学生，多半已是学过射艺、御艺的成人学生，他们受孔子的教育，主要是在道德方面;学习的东西如前所述，是诗、书、礼、乐之类。所以，在孔子的学生所编篡的《论语》一书中，就很少提到射艺、御艺等武艺活动之事。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教育中就没有军事体育 (如射、御)内容，“虽然未标体育之名，其实已彰彰显著矣。”［10］对于那些成人学生来说，虽不必是专门课程，但却是他们必修的武技与才艺，这是由孔子的培养目标所决定了的。在《论语》中，依旧直接或间接地可以找到一些有关射艺、御艺的言论。射艺、御艺即便不是成人弟子们的专门课程，也是其课余时间经常从事的一种礼仪或健身的活动。

3.2 首次从武艺当中剥离出军事教育色彩

孔子武艺的价值取向不着眼于军事斗争，他眼中的御、射属于一般武艺，这因为他本人及其学生主要都是一些“文士”，他们从事御、射的直接目的是强身、修德，而不是作战;另一方面，在御艺、射艺本身的若干练习(“五御”、“五射”)中，直接用于作战的练习极少，更多的却是作为修德修身的手段。所以说，御艺、射艺实际上是孔子武艺教学的主要内容，但其价值取向实现了从军事技能向道德完善的转化。这是中国传统体育发展过程中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历史上孔子最早努力使一项运动和修养道德品质紧密联系在一起，且十分有效。他采用的是一种整体性的教育模式，它鲜明地体现出“德技兼备”的教育原则，而这种思想理念促进了武“艺”与文“化”的结合，推动了从用武力征服的“野蛮文明”向以文治文明转化的进程;奠定了中华武艺的外练武技、内修武德的“内外双修”的军事体育教育思想基础，对日后武艺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3.3 将武艺教育推广到平民阶层

孔子提倡不分亲疏、贵贱、贫富、国别，“有教无类”，将武艺教育由贵族推广到平民阶层。如在孔门弟子中:颜回，鲁国人，生活贫寒;子张，晋国人， 《艺文类聚》引《庄子》曰子张是个武人;漆雕开，蔡国人， “形残”，因其曾坐过牢;《韩非子·显学篇》曰:“漆雕之仪，不色挠，行曲则违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这把漆雕开那副矜气尚勇的形象刻画得相当明晰;仲弓，鲁国人，出身卑微，《论语·雍也》:“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馬辛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这里把仲弓当作犁牛之子，也就是说他父亲是“贱人”，那么他便是“贱人”家庭出身了;曾折曰，鲁国人，生活清贫，“曾子衣弊衣以耕”;及商泽 (吴国人)、子夏 (卫国人)等等［11］，这些都是来自不同阶层、国别的学生，孔子都纳入门下，悉心教诲。

4 结语

孔子作为中国的一位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在他的教育体系中，军事体育占有显著的地位。他的军事体育思想以“仁爱”与“礼义”为基础，射、御是他军事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总而言之，孔子的军事体育思想，并非游离于传统文化之外的独立表现形式，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发端于狩猎、游戏和战争的田猎、武舞、射箭、御车、奔跑、跳跃、投掷、攀登等等，本属于极富张扬和竞争的形式，其中所包含的体育文化意蕴竟是如此厚重。另外，他将竞争与揖让、勇猛与雅致、体行与变思巧妙地揉合在一起，既发挥了人的伦理道德功能，又造就了人的尚武精神，更发挥着伦常规范、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还奠定了中国传统军事体育日后发展的路径。

［1］刘宝楠.诸子集成·论语正义［M］.上海:世界书局，1935.

［2］［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清］郭庆藩.庄子集释 ［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596.

［5］张双棣.淮南子校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220，1009.

［6］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清］周廷宀采.韩诗外传校注附拾遗 ［M］.上海:安徽丛书编印处 (影印本)，1932.

［8］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史学会.中国古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0:40－62.

［9］毛泽东.体育之研究［M］.//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67－68.

［10］郭希汾.中国体育史［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1.

［11］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 ［M］.济南:齐鲁出版社，1987:237－267.

Research on Confucian Thoughts of Military Sports

YUAN Si-cheng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ports History，Chengdu 610041，China)

Confucian broad and profound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system riches in military sports culture，which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ilitary sports culture.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ideas he advocated—— “being well versed in polite letters and martial arts”and“having both ability and integrity”——were well put into practice，which had then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ports greatly and had a far－ reaching influence for later generations.

Confucius;archery and driving;military sports

G812.9

A

1671-1300(2014)02-0081-04

2014-01-13

袁思成 (1954-)，男，四川成都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体育历史文化、武术、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