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萃

中国如能减少抑制消费的市场扭曲现象，国内消费自然会提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门地区主管史蒂文·巴尼特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中国政府表示今年要增强内需拉动经济的主引擎作用，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这实际上指的是实现经济再平衡的问题。外部平衡主要是摆脱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内部平衡主要是促进内需和消费。中国在减少外部失衡上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重已从2007年约10%的峰值降至目前的2%左右。这是实质性的改善。当然，不一定每项改革都要直接瞄准刺激消费这一目标，只要能促使资源合理配置，并减少抑制消费的市场扭曲现象，国内消费自然会提升。中国是全球消费和需求的最大贡献者，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将朝着全球产业链的更高端迈进，这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经济最大不确定性来自房地产及相关金融

——经济学家李稻葵3月15日在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第19次季度论坛“两会解读”上表示

预计，中国经济2014年最有可能将走出一条与2013年基本相同的轨迹，从现在到年中，宏观经济将低位运行，表现为新增贷款、社会融资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社会零售总额、房地产开发增速等宏观 数据与去年下半年相比将出现一定的下滑。2014年最大的不确定性将是房地产市场及与此相关的金融领域。2013年房地产销售额创下了历史新高，2014年要保证经济企稳回升，房地产稳定将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各级政府有可能落实差异化的调控政策，不少地区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将由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转变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新型城镇化重点是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3月8日做客央广网财经两会特别节目时表示

城市化伴随着农业人口的转移，其中有两个转变。一个是就业的转变，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剩余人口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另外一个是身份的转变，由农村居民变成城市居民。农民工在城市里有了相对稳定的职业，适应了城市的生活，甚至第二代也在城市出生了。如果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是为了打工挣钱，那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的目的是要留在城市，或者从小就在城市长大，农村没有地了，也不会农业生产，根本没有想过要回去。如果这一部分人的身份问题不能得到尽快解决，他们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没有归宿感，某种程度上也会形成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

民营银行贵在“错位竞争”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3月9日在接受央视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

我们的设计是民营银行应该是社区银行的定位，然而民营资本不是这么想的，它就想做大银行，现在的市场环境很残酷，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将会面临激烈竞争，如果没有错位经营，民营银行并不好做，我觉得具有互联网基因的民营银行是值得支持和鼓励的。因此“错位竞争”应该是民营银行首要考虑的竞争策略。

全面征收房产税目前不存在可行性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3月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推进房产税的最大的阻碍就是意见不一致，而且体制内明显意见不一致。对于破解目前的困局，应该加快房地产税立法，但全面征收房产税目前不存在可行性，应该回到中国现实，先从高端物业开始征收房产税。此外，不动产登记相关法规的推出，将对房地产税制度的推广有一定的技术支撑作用。近期出现的长三角楼市的分化可能就与此有关，真正在地产投资的聪明人早有布局，会按照时间表部署出货。

改革要啃两大“硬骨头”

——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3月6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记者会上回答记者问

今天改革的形势和30多年前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些比较容易改革的都已经改了，剩下是一些难题，就是所谓的“硬骨头”，这实际上就是两大问题。第一个，利益集团。利益集团认为改革有损他们的利益，因此有各种不同的反映。第二个，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有制度惯性，也叫路径依赖。老路走惯了，走新路总是这儿也不合适，那儿也不合适，走老路总是最保险的。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在改革中解决。不要因为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或者阻挠就让改革出现障碍，这就需要有决心。路径依赖问题同样需要一种勇气来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手段跟决心。

如何理解“法律特区”的概念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3月8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虽然必须突破现有的条条框框，但基本宗旨还是要通过设计方案的比较和实践摸索出一套能在全国复制、推广的制度。为了以空间换时间，加快制度变迁进度，推进全面的、根本性改革，还是需要某种一揽子授权，允许自由贸易试验区在特定条件下不受既有体制的束缚，在对接国际秩序方面享有酌情行事的特权。其目的不是要破坏法律体系，恰恰相反，是要树立一个更好的法律体系。要让具有明显优越性的法律秩序首先在局部形成、稳定以及发展，然后再辐射全国。这就是所谓“法律特区”的主要涵义，最本质的构成因素是“立法特别权”和“行政自治权”。

余额宝不会威胁中国经济稳定

——意大利经济学家洛蕾塔·纳波莱奥尼3月18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由于中国在线系统非常发达，货币市场基金被视为比银行储蓄收益更高的金融工具。中国的储户有利用“非正式银行”的传统，就像互相借钱，所以余额宝是一种自然的延续。中国人具有冒险精神，而且又生活在一个能够提供巨大机会的国家，这是西方经济体不具备的特性。此外，相对于中国经济庞大的规模和巨大潜力，余额宝的吸储量“微乎其微”。中国应主动规避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的风险，例如恶性通货膨胀和巨大的金融泡沫。所以，加强金融监管以避免对总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十分必要。

污染问题难以避免 治理环境需全民买单

——达沃斯能源合作顾问委员会委员林伯强3月14日“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中发言时表示

国务院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办法表面上是一个环境文件，实际上是个政策文件，也是一个能源措施，治理的角度也是从能源出发。对今后中国能源的发展会产生一些影响：第一，能源的消费增长肯定要减下来，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实际上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中国的能源消费中心，占GDP大概45%左右，能源消费在40%左右，这对能源的消费有一定的抑制的作用，对GDP也有一定的打击作用；第二，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替代的过程中也要兼顾中国的能源安全；第三是能源价格的改革，这取决于两个点，一个是政府的决心，一个是公众的支持，而所谓“公众的支持”就是替代能源改革的成本需要百姓买单。

调整统计方法可使我国消费占GDP比重提高10%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3月18日在“两会后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会”上表示

中国的消费被严重低估，就住房消费这一项如果按国际同口径计算的话，至少是低估了5%的GDP，甚至不止。政府和国有企业很多服务消费没有被统计成消费，统计成运营成本，在私营企业中间普遍存在为了税收的原因，把企业家个人消费的车、司机诸如此类当作了企业的支出成本。而在投资的统计中存在大量的重复计算，折旧和价格缩减指数被低估，也导致投资被高估。如果调整这些统计方法，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可以提高至少10%，而投资占GDP的比重应当减少10%左右。